三、中国只有通过改革才能解决经济发展中积累的矛盾与问题

推进改革主要要从下面几个方面进行努力。

第一是需要破除垄断，降低一些行业的进入壁垒，把一些原本不开放的垄断性行业变成开放的行业。尤其是很多服务性行业，如医疗、教育、通信、能源和金融，这些行业直接和居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垄断使得居民受到的利益损失最直接，比如破除通讯市场的垄断无疑会降低通讯费用，提高通讯质量，从而改善居民福利。开放这些服务业可以引导非公有制经济进入，民营企业和外资的进入会增加这些领域的投资和供给，使居民获得质量更好价格更低的优质服务，不仅可以调整服务业在经济中占比过低的结构性失衡，还可以进一步启动内需，调整消费不足而投资过剩的局面。另一个需要破除的是上游产业的垄断，因为如果上游产业垄断并且涨价就相当于对所有下游产业的产品一次性地征收了一笔固定数额的“隐形税收”，这种“税收”没有成为国家的收益却被这些垄断性企业所占有，最后只能是全国人民为这种垄断产生的“税收”买单。打破这些产业的垄断地位短期而言可以增加就业，长期而言通过引入竞争机制可以增加行业内企业进行技术进步的压力和动力，继而在长期推动这些行业的技术进步。

第二是要消除一些要素市场普遍存在的价格扭曲，长期以来我国为了推动工业化进程，人为地压低了很多生产要素的价格。比如压低银行利率，使得银行利率长期低于均衡水平，无法发挥利率作为资金价格调整社会生产的作用，甚至低成本的资金使得一些低效益的项目得以上马，阻碍了产业升级。同时居民在低利率的情况下事实上饱受负利率的侵害，实际利率为负的现象侵蚀了居民的财富，削弱了居民的消费能力，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消费不足。又比如压低自然资源价格和环境成本价格，会造成工业生产对环境的肆意破坏和对自然资源的大量惊人浪费。因此让这些要素价格回归正常就成为了当务之急，价格指挥经济活动，但是如果要素价格不能真实反映经济的正常情况，那么价格对经济活动的调节可能就会成为“瞎指挥”甚至“乱指挥”。

第三是调整政府支出结构，既要减少生产建设性的支出，更要增加民生性服务的支出。长期以来我国政府都是一个生产建设型政府，而非民生服务型政府，政府长期使用政府的公共资源尤其是经济资源去参与到具体的微观经济活动中去，各级政府重视GDP增长而忽略了政府本来的职能——保障民生提高居民福利。因此政府支出的结构必须改变，一方面应该减少出口退税和基础设施建设支出，因为过多的出口退税事实上是在用中国居民的钱补贴外国消费者，是在用中国居民的福利补贴外国居民的福利，过多的基础设施建设无助于社会福利的提高。况且中国出口的价格优势来源于中国人的勤奋和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并不完全依靠出口退税，过多的出口退税也会使得出口部门的企业缺乏生存压力不利于其长远发展。过多的基础设施投资不仅会出现很多重复建设和形象工程，更重要的是会挤占掉很多本应用于公共服务的政府公共资源。而且中国长期的基础设施建设已经很大程度上出现了社会对基础设施需求的饱和，很多地方的基础设施已经足以服务当地的经济社会运行，更多无益的基础设施建设只能是带来惊人的腐败和浪费。另一方面应该增加对民生领域的政府支出，建立健全一个覆盖面更广覆盖更深的社会保障体系。中国城市化进程长期落后于工业化进程的主要原因就是户籍制度，城市化本应是进城农民的市民化，即给在城里工作的农民以平等的市民待遇。但是因为缺乏资金，这些人的市民化过程迟迟无法完成，以至于制造业和服务业在GDP中占比高达近90%时，城市人口仅占了总人口的48%，很多人因为无法获得城市市民的待遇而选择回到农村，即便留在城市的人也不敢在城市大量消费而是增加了大量的预防性储蓄来防范风险。因此给予这些人平等的市民待遇推动城市化进程就显得非常重要，这显然需要大量的政府开支，增加的福利性政府开支就是这种开支的一个重要来源。同时针对资源价格长期偏低的局面，可以考虑开征资源税或提高原有资源税税率的方法来筹集资金，不仅可以解决资源价格长期偏低的问题，还可以为民生服务开创一个稳定税源，过去常见的通过低价资源致富的“煤老板”将会少很多。当然推进城市化建设民生服务型政府需要的资金可能是开始很大，等到步入正轨后逐步减少并趋于稳定，那么这就需要一开始就获得一笔巨大的启动资金，万事开头难，对于这个问题可以考虑通过政府减持国有企业股份，即一次性出售一部分政府持有的国企股份的方式来筹集，可以在短期内筹集到一笔非常可观的资金，同时也可以考虑利用国债市场通过发行特别国债来筹集。对于那些因为国家的战略需要和战略安全仍然保持政府高比例控股的国有企业可以提高他们的利润上缴比例。因为中国现在处于劳动力相对充裕而资本相对不足的资源禀赋之中，所以总财富中被资本拿走的比例会非常高，劳动分得的比例会比较低，此时对于过高的资本利得也可以进行征税，这样长期而言即便福利性开支随着城市化率的提高而大幅增加，政府的财力也应该可以应付。

以上三个方面的改革最重要的无疑是第三个方面，因为只有实现了政府支出结构的调整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经济的失衡问题，才能解决城市化落后于工业化的问题，也才能把政府真正建设成一个服务于全体民众的民生主义政府。同时这三方面的改革彼此之间存在着非常严密的内在联系，因为只有尽可能多地破除垄断和纠正要素价格扭曲才能使政府从繁杂的经济投资中抽身而出，淡化政府的泛营利性色彩，回归到服务民生的本位上来。因此第一个方面和第二个方面的改革是第三个方面改革的前提和基础，如果不能弄好前两个方面的改革，那么改变政府支出结构就会成为一句毫无意义的空谈。同时第三方面的改革是前两方面改革的目标、追求和落脚点，必须明确前两个方面的改革是为着第三个方面的改革服务的，改革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改变和优化政府的支出结构，并通过改变政府支出结构来转变政府职能，通过改变政府支出结构来实现产业升级，通过改变政府支出结构来改善民生，通过改变政府支出结构来解决经济失衡问题，解决中国经济和社会中存在的矛盾和隐患。

最后，伴随着利益重新分配的经济改革必定不会像四万亿等短期经济刺激计划一样赢得太多的掌声，改革者必须耐得住寂寞，同时现阶段的经济改革往往伴随着责难，改革者必须有清醒的思想准备。因为经济刺激计划使得大部分企业和大部分工人短期内都有工作可干有收入可拿了，但是新常态下伴随着经济结构调整的经济改革会使得利益出现重新分配，一些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会不可避免地受到损害。一些企业会衰落，一些企业会繁荣，下去的企业一定会抱怨改革，因为是改革动了他们的奶酪，而上来的企业未必会为改革欢呼。似乎人的本性往往缺乏感恩而易于抱怨——对改革给予他的利益似乎认为理所当然，但对拿走他利益的改革又可能充满责难。一些企业破产会使一部分人暂时失业并走上比较痛苦的再就业之路，这些人一定会指责改革抱怨改革影响了他们的生活；而那些上去的企业里面的人则未必会说太多改革的好话也未必会对改革怀抱感恩——他们把成功视作自己努力理所当然的回报。甚至在改革过程中政府的一些部门也会出现一些非常不赞同改革的声音，因为改革减少了他们的权限和寻租的空间，一些政府部门不得不在改革的过程中放弃掉原来一些自己长期享有的特权和因此带来的利益，比如简政放权减少审批环节使很多靠审批获得灰色收入的人收入大减，生活质量的下降使他们对改革充满抱怨，这也许是改革一个最大的阻力。可以说现阶段的改革已经进入了深水区，不再像以前的改革一样具有帕累托改进的性质——在不损害任何人利益的情况下严格改善一部分人的利益，现阶段的改革只能是利益的重分配——损害一部分入短期的利益来改善所有人长期的利益。

因此，改革是一个费力不讨好甚至费力还要挨骂的事情，改革者是寂寞甚至落寞的，一方面鲜有掌声，一方面非议责难不断，改革者要有这个清醒的认识和充分的思想准备——改革不是为了赢得掌声也不是为了回避责难，而是用短期的阵痛换取长期的健康，是一个非常痛苦但又不得不做的手术。改革的过程中政府要转变职能，政府公务人员要重新定位，企业要产业升级，全社会成员必须要转变观念，放弃一些短期利益来确保长期的利益。政府公务人员要从微观经济活动的具体参与者变为经济活动的监督者，政府要从生产建设型政府变为民生服务型政府，从运动员变成裁判员。以前靠行贿和搞政府关系来获利的企业必须把观念从老路上转过来，通过为社会创造服务、为社会生产产品来获取利润。如果每个个人和每个政府部门都仅仅从自己的角度来考虑，不考虑经济社会的长期利益，也不考虑自己的长期利益，那么改革便很难进行下去了。因此回归新常态，积极推动改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不仅需要进行顶层设计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艰辛努力和付出，更需要社会每一个成员的理解和适度的牺牲，只有全社会同心同德，为了长期利益而支持改革，才能保证改革的进行和成功。

美国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也和中国现在非常类似，GDP总量很高但是工人的生活条件和劳动条件很差，社会贫富分化非常严重，社会问题突出，贸易顺差巨大。很多行业垄断在一些大家族手中，金融业的摩根家族、钢铁业的卡耐基家族、石化行业的洛克菲勒家族等控制着美国的很多经济资源。与垄断伴随的腐败也经常发生，垄断家族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使用各种手段维护自己的垄断地位。但是随着政府拆分垄断企业和打击垄断势力的一系列法案的出台，垄断得以在很大程度上破除，随着加强社会保障和增加居民收入的一系列民生主义政策的出台，社会的贫富差距得以缓解，广大民众的财富增加带来了国内旺盛的需求，国内需求逐步取代外需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力。虽然社会利益重新划分带来了短期的阵痛，一些利益集团失去了原有的既得利益，一些垄断家族丧失了垄断地位，但是美国不仅没有失去竞争力还取得了长期持续的经济增长，这种长期的繁荣事实上维护了美国社会每一个人的长远利益。在一个繁荣的美国社会，企业家不需要冥思苦想考虑怎样把企业撤到海外，居民不需要担心有社会混乱危害到自己的人身安全，资本的拥有者可以通过资本获得稳定的回报，而不用担心一次社会动乱把自己的资本都毁掉。稳定而持续增长的内需奠定了美国长期发展牢固的经济基础，没有持续动荡的社会奠定了美国长期发展的社会基础，民主的政府和社会各阶层广泛参与的民主政治奠定了美国长期发展的政治基础。在这三大基础之上美国成为了一个强大的国家，然而经济问题绝不仅仅是单纯的经济问题，而往往又是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分析经济基础、社会基础、政治基础这三大基础之间的关系，可以发现有着广泛参与度的民主政治即政治基础是另两大基础的前提。因为只有一个民主的政治制度才能为社会提供解决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的空间和途径，成为解决社会问题的重要手段，相反，不让各阶层的民众广泛参与的政治即被少数人把持的政治仅仅是掩盖社会问题并使之不断恶化的遮羞布。最大限度地扩大民主的深度和广度，让社会各阶层都积极参与到民主政治中来，建立一套解决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的政治机制，“把权利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无疑是所有改革中最困难和最具有挑战性的一个环节，当然也是最重要和最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短期的阵痛无疑是医治长期经济失衡的良药，也是维护每一个社会成员长远利益的唯一正确选择，相信经历改革之后中国会迎来更美好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