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书信选集》介绍

在纪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90诞辰的时候，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毛泽东书信选集》同广大读者见面了。

毛泽东一生写了大量的书信，这些书信是毛泽东著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书信一般比较简短，不能像论著那样系统完整地阐述问题，但是他的许多观点和想法，没有在论著中得到论述，只在书信中记载下来了；一些方针政策、理论观点的酝酿过程，在论著中往往不易见到，在书信中却反映出来了。毛泽东生平的某些方面，如学习生活、个人交往，以及他作为党的领导人的某些活动，在论著中没有涉及或很少涉及，在书信中却有较多的反映。因此，毛泽东的书信，是了解和研究他的思想和生平的重要文献。

编入《毛泽东书信选集》的372封书信，是从现已收集到的毛泽东的1500多封书信与约200件具有书信性质和形式的电报和批示（毛泽东有时称之为“短信”）中挑选出来的。主要是选那些有一定思想理论内容，论及重要的政治原则和方针政策的书信；同时也选了一些同党内同志、党外朋友、亲属、故旧等个人交往的书信。纯属具体工作布置、作战部署等方面的书信，一般都不选入。

已收集到的毛泽东书信，最早是1913年的，最晚是1976年的。《毛泽东书信选集》以1920年12月1日《致蔡和森等》为开卷篇，1965年9月25日《致邓颖超》为终卷篇。开卷篇以前的书信数量不少，有内容的也较多，将来准备编入毛泽东早期著作的集子。“文革”期间的书信很少，这次都没有选入。

由于过去长期处于革命斗争的艰苦环境，毛泽东的不少书信已经散失，特别是1921年至1935年间的书信，现在收集到的很少。在《毛泽东书信选集》中，1924—1928年和1930—1935年这两段时间的书信竟付阙如。继续收集毛泽东的书信，是今后仍要努力去做的工作。

毛泽东的书信，近年来陆续发表了一些，但编成专集出版，这是第一次。集子中的大多数书信也是第一次公开发表。《毛泽东书信选集》的出版，对于学习和研究毛泽东思想，学习和研究党的历史，保持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都有重要的意义。

《毛泽东书信选集》的内容很丰富，涉及的方面很广泛，在一篇文章中把它的全部重要内容都加以介绍是不可能的，下面分三段时间就几个方面作一些介绍。

一

1920—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前，选入书信42封。

开卷篇《致蔡和森等》和第二篇《致蔡和森》，是标志毛泽东已经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最重要文献。这两封信，表明毛泽东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历程中，这时作出了决定性的选择。他否定了当时在中国进步青年中有比较广泛影响的，也曾经影响过他自己的无政府主义，否定了用和平的方法改造中国与世界等主张，认定中国应当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明确表示唯物史观是正在组建中的中国共产党的哲学根据。当然，这两封信对某些问题的论述还有不成熟的地方，这是不可避免的。重要的是，他一旦确定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他就为不断地加深对这个唯一科学的革命理论的理解，并把它创造性地运用于中国革命而不折不挠地奋斗。

1921—1935年间的书信，选入的只有几封，其中有的表达了重要的思想。例如，1929年11月28日给中共中央的信，提出“惟党员理论常识太低，须赶急进行教育”，并要求中央寄给党内出版物和代购一批理论书籍。在当时戎马倥偬的艰苦战争环境中，这样急迫地提出提高党员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的问题，是很有见地的。

这段时间里，1936年的书信最多。这一年，是全党为实现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确定的新的政治策略——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奋斗的关键一年。面对着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的侵略威胁，毛泽东代表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也以他个人的影响，给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人士写了大量的书信，呼吁他们赞同中国共产党的合作抗日主张，以挽救中华民族于危亡。选入《毛泽东书信选集》中的20多封信，仅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一部分。

从收信人来说，有宋庆龄这样的孙中山三大政策的继承者，有在国民党内和在社会上有影响的文化教育界著名人士，有进步的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有国民党爱国将领和地方实力派，有在十年内战中多次交锋的作战对手，还有国民党中枢当权派。从这里，可以看出我们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所争取和团结对象的广泛性。

毛泽东在信中慷慨陈词，晓以民族大义，竭诚呼吁团结抗日。例如，在给傅作义的信中说：“今之大计，退则亡，抗则存；自相煎艾则亡，举国奋战则存。”在给冯玉祥的信中说：“在亡国惨祸面前，不分党派信仰将同遭浩劫，因此合作救亡是天经地义。”

毛泽东在信中表现了无产阶级政党和政治家以国家民族利益的大局为重，不计前嫌旧恶的宽广胸怀和至诚恳切之心。例如，在给高桂滋的信中说：“转旆击贼，则前事消忘”，“当此国亡无日关头，鄙人等决不因小节而忘大难。区区救国之诚，谅蒙贤者深察”。西安事变发生后，在给阎锡山的信中说：“陕变突起，事出非常……敝方为大局计，不主决裂，亦丝毫不求报复南京，愿与我公及全国各方调停于宁陕之间，诚以非如此则损失尽属国家，而所得则尽在日本。”

这些书信，团结抗日是共同的主题，但在写法上各具特色。根据收信人的不同情况，从民族大义谈到私人交往，从一些人的现实态度谈到他们过去的历史，既有对一些人的支持和期待，也有对一些人的规劝和批评，信中倾注了极大的爱国热情，表现了为实现合作抗日的真诚努力。对蔡元培，毛泽东在信中首先追述了“五四运动时期北大课堂，旧京集会，湘城讲座，数聆先生之崇论宏议”的往事，希望他积极支持团结抗日的主张，“持此大义，起而率先，以光复会同盟会之民族伟人，北京大学中央研究院之学术领袖，当民族危亡之顷，作狂澜逆挽之谋，不但坐言，而且起行，不但同情，而且倡导”。对过去曾经参与革命活动而此时尚无团结抗日觉悟的邵力子，毛泽东在信中对他既有中肯的批评，又有热诚的期望。信中说：“阅报知尚斤斤于‘剿匪’，无一言及于御寇，何贤者所见不广也！”“弟与先生分十年矣，今又有合的机会，先生其有意乎？”对曾经进攻过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当时又在西北参加“剿共”战争的王均，信中开头一句话就是：“从井冈山就同先生打起，打了十年，也可以休息了！”对坚持“攘外必先安内”反动政策的蒋介石，信中说：“今日之事，抗日降日，二者择一。徘徊歧途，将国为之毁，身为之奴，失通国之人心，遭千秋之辱骂。”“何去何从，愿先生熟察之。”

毛泽东为争取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共同抗日所写的这些书信，以理服人，以情感人，语言生动，文字优美，堪称文情并茂之佳作。有的甚至可以作为范文，选入语文课本。

二

1937年7月至1949年9月，即全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所写的书信比较多，共选入135封。

在这一时段中，毛泽东同党内领导同志和一些部门的负责同志有不少的通信，同志式地讨论和研究问题，论及一些重要的方针政策、理论观点、政治原则和党性修养等。例如：

1937年10月10日给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院长雷经天的信，就宣判一个犯了重罪的老红军一事，严肃地指出：“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较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

1940年给萧向荣的信，说明了在抗日统一战线中，将大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亲日派大资产阶级与英美派大资产阶级、大地主与中小地主及开明绅士加以区别的策略思想的形成过程。信中说，“在去年十二月写《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第二章时，正在第一次反共高潮的头几个月，民族资产阶级与开明绅士的态度是否与大资产阶级大地主有区别，还不能明显地看出来，到今年三月就可以看出来了，请参看三月十一日我的那个《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宣传部正在付印的一本书中，我已将《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第二章关于这一部分加了修改”。

1941年8月6日和22日给谢觉哉的两封信，指出了陕甘宁边区财经问题的规律性或决定点在两点，“即（一）发展经济，（二）平衡出入口”。并指出在不发生大的突变的情况下，经济建设是边区各项工作的中心，“有了穿吃住用，什么都活跃了，都好办了”，而不要提其他什么为中心工作。毛泽东在1942年提出的“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财经工作总方针，是这些重要思想的进一步发展。

1941年9月29日给中央研究组及高级研究组的信，强调学习方针是“理论与实际联系”，理论以“研究思想方法论为主”，实际是“看六大以来的文件”。这封信是在中央政治局9月扩大会议期间写的，要求党的高级干部，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学习和研究党的历史，为全党的普遍整风作重要的准备。

1942年9月15日给何凯丰的信，强调大批翻译马恩列斯著作的重要性。信中说：“整风完后，中央须设一个大的编译部，把军委编译局并入，有二三十人工作，大批翻译马恩列斯及苏联书籍，如再有力，则翻译英法德古典书籍。我想亮平在翻译方面曾有功绩，最好还是他主持编译部，不知你意如何？不知他自己愿干否？为全党着想，与其做地方工作，不如做翻译工作，学个唐三藏及鲁迅，实是功德无量的。”

1944年8月31日给秦邦宪的信，阐述了一些重要理论观点。信中指出家庭的改造应当与革命群众运动联系起来，“我们是提倡‘走出家庭’与‘巩固家庭’的两重政策”。指出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工厂和农业、手工业合作社，不是分散的个体经济。分散的个体经济是封建社会的基础，不是民主社会的基础，“这是马克思主义区别于民粹主义的地方”。还提出“被束缚的个性如不得解放，就没有民主主义，也没有社会主义”这一重要论点。

1948年3月6日给刘少奇的信，将经验与政策的关系从认识论的角度进行分析。信中说：“凡政策之正确与否及正确之程度，均待经验去考证；任何经验（实践），均是从实行某种政策的过程中得来的，错误的经验是实行了错误政策的结果，正确的经验是实行了正确政策的结果。”信中还总结了1947年某些地方在土改工作中所犯政策性错误的经验，强调指出必须制定界限分明的正确政策、对政策作系统的说明和实行正确的领导方法，只有这样，才有可能防止发生错误和及时地纠正错误。

1948年8月15日给吴玉章的信，不同意提“毛泽东主义”，强调应当“学习马恩列斯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经验”。信中对“中国革命的经验”的说明，包含着毛泽东思想是集体智慧的结晶这一思想。

1948年10月26日给刘少奇的信，对限制私人资本主义的政策问题作了重要说明。信中说：“就我们的整个经济政策说来，是限制私人资本的，只是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才不在限制之列。而‘有益于国计民生’，这就是一条极大的限制，即引导私人资本纳入‘国计民生’的轨道之上。”并指出这种“限制的斗争将是经常不断的”。这是七届二中全会决议关于限制与反限制斗争的论述的先声。

在这一时期中，毛泽东同党内外一些学术界、文艺界的知识分子和著名人士也有许多通信，真诚地同他们交朋友，平等地谈心和交换意见，热情地支持他们的工作，鼓励他们多接触群众，接触实际，帮助他们思想上的进步，并对学术、文艺工作提出一些指导性的意见。在哲学方面，从对艾思奇著作的评价，谈到自己当时“工具不够”，“还只能作工具的研究，即研究哲学，经济学，列宁主义，而以哲学为主”，并对研究孔子、墨子、老子的哲学文章详尽地提出意见。在历史学方面，从何干之对民族史的研究谈到范文澜对经学的批判，从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谈到吴晗的《朱元璋传》。在文学艺术方面，谈到了反映敌后斗争生活的现代话剧，郭沫若的历史话剧，开创旧剧革命新局面的《逼上梁山》，艾青论秧歌剧的小册子，还谈到丁玲的特写，萧三的诗歌，等等。毛泽东强调不论是学术研究还是文艺创作，都应当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应当同现实斗争相结合。例如，他推崇范文澜关于中国经学简史的讲演提纲是“用马克思主义清算经学”的“头一次”，认为这种清算“必有大益”，“因为目前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复古反动十分猖獗，目前思想斗争的第一任务就是反对这种反动”；他建议一位文学工作者“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将自己的作品检查一番”；他希望研究民族史要注意“证明民族抵抗与民族投降两条路线的谁对谁错，而把南北朝、南宋、明末、清末一班民族投降主义者痛斥一番，把那些民族抵抗主义者赞扬一番”，这“对于当前抗日战争是有帮助的”；他对郭沫若说“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倘能经过大手笔写一篇太平军经验，会是很有益的”。毛泽东同学术界、文艺界人士的这些通信，表明他对知识分子和学术、文艺等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给予很大的注意，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作为一个革命家和思想家的面貌。

毛泽东给青年、包括他自己的孩子的几封书信中，向他们指出学习和工作的努力方向，期望他们健康地成长。1941年1月31日给毛岸英、毛岸青的信，强调青年学习科学的重要性，要求他们努力学习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只有科学是真学问，将来用处无穷”。1946年1月8日给在苏联学习的五位青年的信，指出新中国需要很多的学者及技术人员，鼓励他们向这方面努力。

毛泽东还有几封书信（如1938年10月30日《致柳夷》、1946年3月12日《致洪禹》等），对一些党员和干部反映的个人问题，如在入党问题上遇到的困难，在审干中受到错误的对待等，采取热情而严肃的态度，认真负责地帮助他们解决问题，体现出党的领导人对人的关心，待人的真挚，读来十分感人。

这个时期的最后一组书信，是中共中央1948年5月提出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的号召以后，毛泽东写给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和其他著名人士的。其中有当时在香港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负责人李济深和中国民主同盟负责人沈钧儒，有受到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敬重的宋庆龄，有远在海外、同情和支持中国革命事业的华侨领袖陈嘉庚、司徒美堂，等等。中共中央的号召和毛泽东写的有关的书信，得到了广泛的热烈的响应。1949年2月2日毛泽东写给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郭沫若等56人的复信，反映了在人民解放战争胜利发展的形势下，全国人民团结一致的空前盛况。在这个基础上，召开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的书信保存下来的比较多，《毛泽东书信选集》中选入了195封。

中国革命取得全国胜利后，毛泽东的一些亲朋故旧纷纷写信给他。有他的近亲毛家、文家、杨家的人，有他少年时代的同学、朋友、乡邻，有辛亥革命后他在湖南新军中的同事，有他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同学、新民学会的会友，有他的老师，有烈士的遗属，还有湖南的社会名流，等等。他们在信中追叙旧谊，表示怀念和敬意，一些人也提出某些个人要求。国家初建，百废待兴，毛泽东担负着党和国家的繁重的领导工作，但是对于亲朋故旧的来信，他都亲自作复。他对他们怀着真挚的感情，在一些信中缅怀先烈，关心遗属；对生活确有困难的，常常用自己的稿费给以经济上的帮助；对群众日常生活中的一些问题，常常在信中关切地问及。他把同他们的通信和交往，作为联系群众、了解下情的一种方式。

对亲朋故旧提出的一些个人要求，毛泽东从不利用他享有的权力给以特殊的照顾。例如，对要求他帮助介绍工作的老同学，他说：“吾兄出任工作极为赞成，其步骤似宜就群众利益方面有所赞助表现，为人所重，自然而然参加进去，不宜由弟推荐，反而有累清德。”对要求他帮助解决入党问题的旧友，他说，“入党事要在当地经过一定规章办理”，“未便率尔绍介”。对曾经照顾过杨开慧烈士的陈玉英的女儿的升学问题，他说：“升学的事，我不宜于向学校写信。能否考取，听凭学校。”他对自己的近亲要求特别严格。1949年10月给杨开智的信中说：“湖南省委派你什么工作就做什么工作，一切按正常规矩办理，不要使政府为难。”他的近亲文家的人做了错事，他不但亲自对他们进行教育，还写信给当地的组织，请他们帮助进行教育。1954年4月给湖南湘乡石城乡党支部、乡政府的信就是很有代表性的一封。信中说：“文家任何人，都要同乡里众人一样，服从党与政府的领导，勤耕守法，不应特殊。请你们不要因为文家是我的亲戚，觉得不好放手管理。”在处理亲朋故旧反映的地方上的一些事情时，他严格遵照这样的原则：“地方事，我只愿收集材料以供参考，不愿也不应当直接处理一般地方性的问题，使地方党政不好办事。”

在同旧友的通信中，给周世钊的信最多，共选入了10封，从谈诗论词、酬唱奉和到研究历史唯物主义、探讨对受任新职的态度，既有对他从事教育工作的鼓励，也有对他接触实际的督促。这些书信，情意拳拳，不拘形迹，亲切感人。

新中国成立以后，给党外民主人士的书信也很多，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党同党外人士长期合作的政策。这些书信有谈国家大事、方针政策的，有谈理论观点、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还有关心他们身体、关心他们学习的。毛泽东注意将一些重要情况及时向他们通报，使他们了解和支持党的政策，以增强党同他们合作共事的基础。例如，当黄炎培收到江苏许多地主向他告状的信后，毛泽东立即给他送去华东局关于镇反工作和土改工作的两个指示，并于1951年1月10日写信给当时的华东局负责人和苏南区党委负责人，让他们准备向将去苏南巡视的黄炎培介绍全面情况。他积极支持和鼓励党外民主人士多到基层参观，通过接触群众、接触实际提高认识。1951年3月18日，他在给几个中央局负责人的信中说：“民主人士及大学教授愿意去看土改的，应放手让他们去看，不要事先布置，让他们随意去看，不要只让他们看好的，也要让他们看些坏的，这样来教育他们。”1950年和1951年，他两次写信给当时的教育部长马叙伦，关心学生的健康问题，提出“健康第一，学习第二”的方针。1951年2月17日给黄炎培的信，强调“对匪首，恶霸，特务（重要的）必须采取坚决镇压的政策，群众才能翻身，人民政权才能巩固”；同时全面地论述了宽大与镇压的问题，提出“如同宽大应有边，镇压也应有边，无边是不对的”这一重要论点。特别是1956年12月4日给黄炎培的信，根据党的八大的决议，指出我们国家内部的阶级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了，并在这个估计的基础上从全社会范围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两类矛盾的重要思想。这些思想，后来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作了进一步的阐述。

这一时期中，毛泽东在同党内负责同志的通信中，谈到各项重大方针政策的信件更多。例如，1949年11月14日给彭德怀和西北局的信，提出“要彻底解决民族问题，完全孤立民族反动派，没有大批从少数民族出身的共产主义干部，是不可能的”；1952年6月14日给周恩来的信，提出反对干部子弟学校待遇的特殊化，要求“干部子弟学校，第一步应划一待遇，不得再分等级；第二步，废除这种贵族学校，与人民子弟合一”；1952年10月15日给谭震林的信，指出“今年征粮必须不超过中央规定的比率，大大减轻民负”；1958年1月12日给刘建勋、韦国清的信，指出“一张省报，对于全省工作，全体人民，有极大的组织、鼓舞、激励、批判、推动的作用”，要求省委领导同志亲自过问省报工作；同年10月11日给杨尚昆的信，肯定关于西医学习中医的建议，指出“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同年11月9日（第一次郑州会议期间）给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县四级党委委员的信，建议他们“联系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革命和经济建设”来读马克思主义理论书，“使自己获得一个清醒的头脑，以利指导我们伟大的经济工作”；同年12月22日给陆定一的信，针对当时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左”倾错误，提出要“端正方向，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教授、讲师、助教、研究人员为无产阶级的教育事业和文化科学事业服务”；1959年8月3日给刘少奇、周恩来等的信，建议在党内一律称同志；1964年9月27日给陆定一的信，提出艺术上“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1964年12月14日给薄一波的信，赞成他关于川汉线的三条选线都要同时同样进行实地勘察的建议，指出“资源、线路都要用两三年时间认真调查，确有根据，才能比选。不可草率从事。也不可拖拖延延，不认真紧张地从事调查”；1965年7月18日给陆定一等的信，指出画模特儿是绘画和雕塑的基本功，加以禁止是不妥当的，等等。这些信件，对于指导实际工作起了很好的作用。

这一时期中，反映毛泽东调查研究的思想和活动的书信，比较集中在1961年。这一年1月，他在中央工作会议的讲话中重新提倡调查研究，这对于初步纠正1958年以来工作中的错误，使国民经济得到较快的恢复和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他曾亲自组织和领导三个调查组，分别到浙江、湖南、广东的农村进行调查，1月20日给田家英的信，反映了这次调查活动的情况。4月25日给邓小平的信，要求中央和各地领导同志，对农村中的若干关键问题（食堂问题、粮食问题、供给制问题等）进行重点调查，“下十天至十五天苦工夫，向群众寻求真理”。5月6日给李井泉、陈正人的信，要求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在这半个月内，“下苦功去农村认真做一回调查研究工作，并和我随时通信。信随便写，不拘形迹”。5月14日给张平化的信中说：“一切问题都要和群众商量，然后共同决定，作为政策贯彻执行。各级党委，不许不作调查研究工作。绝对禁止党委少数人不作调查，不同群众商量，关在房子里，作出害死人的主观主义的所谓政策。”

这一时期中，毛泽东有一些同学术、文化界著名人士和负责这方面工作的同志的通信，谈到了他对学术、文化方面一些问题的看法。例如，1951年至1954年间给李达的三封信，就李达写的《〈实践论〉解说》《〈矛盾论〉解说》和两篇批判胡适的文章，特别指出，“关于辩证唯物论的通俗宣传，过去做得太少，而这是广大工作干部和青年学生的迫切需要”，应加强这方面的工作，“使成百万的不懂哲学的党内外干部懂得一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有几封信是谈学术上的百家争鸣方针的。1956年2月19日给刘少奇等的信，针对一位苏联学者对《新民主主义论》中关于孙中山世界观的论点提出了不同看法一事，指出“对学术思想的不同意见，什么人都可以谈论，无所谓损害威信”，“对此类学术问题和任何领导人有不同意见，也不应加以禁止”。1957年4月30日给胡乔木的信，建议《人民日报》转载李汝祺的《从遗传学谈百家争鸣》一文。他给李汝祺的文章换了一个肯定的题目《发展科学的必由之路》，并为《人民日报》代拟了转载此文的编者按语。1958年7月28日给周谷城的信，对周谷城请他为《形式逻辑与辩证法问题》一书作序的事，说：“我对逻辑无多研究，不敢有所论列；问题还在争论中，由我插入一手，似乎也不适宜。作序的事，不拟应命，可获谅解否？”在章士钊的旧著《逻辑指要》编入“逻辑丛书”出版时，毛泽东在1959年6月7日给他的信中，代他拟了一篇“再版说明”，说“近年以来，逻辑一学引起了学术界的极大兴趣，于逻辑学的范围及其与唯物辩证法的关系，争论繁兴，甚盛事也”，并欢迎在学术问题上“保卫正确论点，指出纰谬地方，导致真理之日益明白”。1965年关于《兰亭序》真伪的辩论中，他亲自写信给作为辩论一方的郭沫若，说“笔墨官司，有比无好”，支持发表高二适的驳议文章。毛泽东一方面坚持主张在学术研究中必须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批判资产阶级的思想和方法，例如1950年8月29日给陈寄生的信中说“中国的历史学，若不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去研究，势将徒费精力，不能有良好结果”；另一方面他主张在具体的学术争论中，应当坚持百家争鸣的方针。这些思想，在今天仍然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最后，谈一谈《毛泽东书信选集》注释的情况。全书注释共900余条。为写这些注释，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和访问。注释大多比较简要，但有一部分注释有较重要的内容。例如，1944年1月14日《致彭德怀》的注，介绍了毛泽东在彭德怀一次讲话的记录稿上写的关于党史和党的建设问题的一些重要观点；1950年6月4日《致刘少奇》的注，介绍了毛泽东在刘少奇《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草稿上加写的关于1946年以后一个时期土地改革工作经验的一段话；1951年3月27日《致李达》的注，介绍了毛泽东对李达《〈实践论〉解说》一稿的几处重要修改；1951年12月15日《致刘少奇》的注，介绍了党的历史文献中关于半工人阶级也是领导阶级这一提法的使用和修正的情况；1952年9月5日《致黄炎培》的注，介绍了毛泽东修改黄炎培一个讲话稿时阐述的对资本家进行教育和改造的一些重要思想；1959年6月7日《致章士钊》的注，介绍了章士钊记述的毛泽东关于把学术问题同政治问题相区别的一段谈话；1965年7月18日《致章士钊》的注，介绍了毛泽东在另一封信中对章士钊《柳文指要》的评价。这些注释，介绍了为了解和研究有关书信的内容所需要的、过去没有公开发表过的一些历史文献，这对于广大读者，特别是理论工作者和党史工作者，是会有帮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