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众性的抢劫问题

另一件大事：云浮县北境处于西江之南，西江水深流缓，是广东境内的第一条大江，上下水大运输木船相当繁多，水运十分发达。而云浮县北境为山区，非常贫困。因此沿岸一些村庄，多有集体抢劫上下来往船只之事。一般是两三条小划子带上各种武器，把客货船强迫押运到南岸江边，做集体性抢劫，有的妇女、小孩也参加了。只限抢钱抢物，一般不伤人杀人。这是集体性行动，我在河北、山东两省土改时，也听说过这种现象。有的村冬天农闲时，就有人三五成群地外出几百里抢劫，不杀人，留路费，被劫者保存了性命，谁也不去告官，这些人还大力保护本村。因此，他们的行动也就是半公开的。我说，这种现象，怕全国都有，官方怕惹麻烦，素来不理。讨论来讨论去，也是一般不清理旧案，有命案者要清查，无命案者，工作队公开讲明此事，要有关者在小会上作些检讨，特别注意发动妇女去劝导丈夫、儿子检讨。所谓“检讨”，也是点到为止，不要求深刻。太具体了，太深刻了，就牵涉犯罪问题，我们临时县人民法庭庭长关山月就要到处去开庭了。

以上问题，我说事关重大，要到肇庆地委请示才能决定。我去了，向地委书记梁嘉报告情况，请示我们草拟的办法能否施行。梁嘉同志很客气，说：老曾同志，你说的这些情况，我们早就知道了，打游击时就知道了，这是解放前留下的老问题，我们不敢提出解决办法，怕说我们右倾、地方主义，你这来好了，除了照你们的办，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我们并商定，不再请示陶铸了（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四书记，实际的负责人，因第一、第二、第三书记均已不在广州）。这对他们也是个大难题，将来如果说是错了我们顶着不要紧，反正我们是小干部无关紧要，一扯上陶铸，就是路线问题了。

就是这样，我们在梁嘉同志批准之下，就自行解决了一些这一类奇奇怪怪的问题。

这些都定出了大致方针以后，我们就决定召开一次土改队员大会，四分之三以上的队员都进城来了，对以上诸问题，由我作了一次报告。

此后不久，忽接肇庆地委通知，分局来电，要我立即回广州。我只得照办，我在云浮的工作，只能由副领队王同志代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