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乡村医生取代赤脚医生
赤脚医生是我国农村人民公社生产大队中不脱产的初级卫生人员，他们是由贫下中农推荐，经过一定时期培训的具有初级医疗卫生知识和技能的农村卫生人员
。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赤脚医生起源于20世纪50年代，正式形成于60年代末期，是我国农村基层卫生工作的主力军，甚至成了计划经济时期医务人员的代名词，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医疗卫生史上发挥过重要作用。
新中国成立之初，全国人口数量已超过5亿，但卫生机构和设施却相当匮乏，卫生技术人员也极为短缺。天花、霍乱、鼠疫、血吸虫等各种传染病和地方病肆虐，严重威胁着人民生命安全。人民健康素质孱弱，人均寿命不足40岁，有些边疆地区甚至不足20岁。针对严峻的卫生形势，毛泽东曾做出“决不应该轻视卫生工作”的批示，显示他对人民健康事业的重视与关注。中央政府制定了“卫生工作四大方针”——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根据方针，全国上下迅速在农村地区掀起建立专业机构，组织技术队伍，开展除病灭灾运动的高潮。到了50年代中期，农业合作化进程加速，全国各地农村通过互助合作的形式，把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主的个体农业经济改造为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的农业合作经济，进而产生人民公社。伴随着农业合作化的推进，从1955年起，我国农村正式出现具有保险性质的合作医疗保健制度。1959年11月，卫生部在山西省稷山县召开全国农村卫生工作现场会，肯定了具有公益性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此后，这一制度开始在各地农村快速推广，而与之相对应的就是打造一支能够深入基层与农民打成一片的农村医生队伍。这样的医生亦农亦医，一般来自贫下中农，平时参加劳动生产；要具备一定的医学常识，有深厚的群众基础，在最基层的农村处理常见病和多发病；按工分得到报酬，分享集体经济的收入。同时，政府为卫生机构的建立和运转提供资金，农民则在参加合作医疗时得到集体经济补贴。
农村医生队伍在50年代末期就已出现，但却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才在全国得以普及。1965年1月，毛泽东和中央批转了卫生部《关于组织巡回医疗队下农村问题的报告》，各地开始分期分批组织医疗专家到农村开展医疗服务，同时为农村培训了一批医务人员。毛泽东还主张缩短医学专业学习期限，提出办学途径多样化，可办二年制、三年制，也可办短期培训班，在实践中提高诊疗技术。1965年6月26日，毛泽东指示 卫生部 “把 医疗卫生 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解决长期以来农村缺医少药的困境，为广大农民身体健康服务。这一指示被称为“六二六”指示，客观指出了我国农村医疗卫生工作长期存在的问题和弊病，对以后农村卫生乃至全国卫生工作都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各地把落实“六二六”指示当作一项重大任务来抓，迅速组织医疗队伍去农村、牧区、林区进行巡回医疗，在“文化大革命”中形成一股声势浩大的“卫生下乡”运动。1968年夏，上海《文汇报》发表了一篇调查报告，首次提到“赤脚医生”这个名词，并定义其为“不拿工资，帮助种地，亦工亦农，赤脚行医”。同年在第3期《红旗》杂志和9月14日出版的《人民日报》上全文转载，毛泽东在《人民日报》上批示“赤脚医生就是好”。自此，“赤脚医生”开始成为对农村医生的正式称呼，并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在全国各地。
“文化大革命”时期反映赤脚医生工作和生活的电影《春苗》，取材于上海市川沙县江镇人民公社一名农村医务工作者的先进事迹，1970年以《赤脚医生》为名搬上了话剧舞台。电影《红雨》中的主题曲《赤脚医生向阳花》这样唱道：“赤脚医生向阳花，贫下中农人人夸，一根银针治百病，一颗红心暖千家。”生动地描绘了赤脚医生一把草、一根针为基层群众防治疾病的画面。而现实生活中的赤脚医生被农民看作自家人，经常背着药箱活跃在田间地头，里面装有消炎药、止痛药、止泻药、酒精、红药水、紫药水等常见药品，还有听诊器、注射器等简单设备，及时救治农民患上的各种突发病和常见病。而当遇见疑难杂症无法医治时，他们便亲自陪同将患者送往上级医院就诊。由于广大农村尤其是山区拥有大量中草药资源，常用草药的名称形状易于掌握，种植成本低廉，在群众中有良好的口碑，赤脚医生们便经常运用针灸、中草药、土方、偏方等传统方式为群众诊疗疾病，而这些方法经检验后也有不少传入医院，丰富了现代医学的治疗手段。除了治疗工作以外，赤脚医生还承担着疾病预防任务：向农民宣讲各种卫生常识，纠正错误的健康观念和生活习惯；带领农民改建厕所、水井、炉灶、畜圈等设施，以改善农村卫生条件，降低疾病发生；进行预防接种、传染病管理和疫情报告，对急病患者做简单处理抢救等。
1979年后，随着家庭联产承包制在农村的推行，村级卫生组织改变了所有制形式，在管理和经营上有了较大自主权，合作医疗制度随之解体，赤脚医生逐渐丧失赖以生存的土壤。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赤脚医生制度本身存在的缺陷和弊端也日益暴露出来。其一，经费筹措难以为继。合作医疗所需的资金，主要源于集体经济的收入。20世纪80年代初期，家庭联产责任制在农村的大力推广使集体经济的规模缩小至家庭单位，合作医疗站也就丧失了其存在必要性，而工分计酬方式的终结也使得赤脚医生这个群体无法再生存下去。其二，管理机制混乱，责权利不明确。赤脚医生的称呼就决定了这个群体亦农亦医的身份，农忙季节劳动，闲暇时光行医。但究其本质而言赤脚医生还是农民，没有正式医生编制。这种情况导致赤脚医生这支队伍的医疗技术水平总体偏低，大多数赤脚医生仅仅只能对农民的常见病和多发病做简单的处理，面对急性传染病时往往束手无策，应对大病和重病时误诊率也会偏高。其三，农村干部在任用赤脚医生上有较大权限，为滋生腐败提供了空间。20世纪70年代末期，由于农村干部在赤脚医生选拔上有决定权限，再加上裙带关系、任人唯亲等不良风气的盛行，一些医术低、医德差的人挤进这支队伍，致使农民无法享受正常的医疗服务。1981年2月27日，国务院批转了《卫生部关于合理解决赤脚医生补助问题的报告》，提出：“凡经考核合格、相当于中专水平的赤脚医生，发给‘乡村医生’证书。”从此，“乡村医生”代替“赤脚医生”。
赤脚医生虽然退出了历史舞台，但并不意味着他们的历史功绩被抹杀，更不意味着农村一级卫生预防保健网被削弱。1949年，我国居民平均寿命仅有35岁，到1976年达到68岁，增长近一倍。同时，疟疾、血吸虫等传染病得到了有效控制，而流脑、白喉、天花等流行病几乎被消灭。赤脚医生队伍在提高我国居民健康水平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受到国内和国际广泛认可和好评。我国卫生部部长崔月犁曾评价赤脚医生：“在农村尚未解决温饱的条件下，能解决看病吃药的难题，这在古今中外前所未有，是伟大的创举。”1972年，美国斯坦福大学的学者拍摄了一部52分钟的纪录片——《中国农村的赤脚医生》，真实记录了赤脚医生就地取材、土法炮制针对农村常见病的药物以及用小银针治大病的情形。这部纪录片把中国的赤脚医生首次推向了世界，在国际社会引发强烈震撼。世界银行的调查显示，仅设置“赤脚医生”一项，就将中国的医护人员比率提高了一倍；人民公社晚期每个农村居民享受到的医疗护理水平，在其他国家需花费数百美元才能达到，而实际上公社社员的医疗开支人均只有7美元。上海医学院、浙江中医院编著《“赤脚医生”手册》，以医治农民日常病为主，简单实用、清晰明确，成了赤脚医生的培训教材，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它翻译成50多种文字，在全世界范围内发行。赤脚医生所依托的农村合作医疗，得到菲律宾总统马科斯的夫人伊梅尔达的赞赏，并在 菲律宾 落地生根，结出“菲式合作医疗”之果；印度政府也曾尝试着引入赤脚医生制度，培养乡村医生。
1985年，卫生部宣布废除赤脚医生称号，全国近150万赤脚医生或退休，或开办诊所，或转为乡村医生和卫生员，当年他们一手拿药箱、一手拿锄头奔波在田间地头的景象已一去不复返。“赤脚医生”这个带有天使般意味的名词，已成为中国广大农民记忆中美好的回忆。其实，赤脚医生之所以在国内外享有如此崇高的声誉，除了履行本职工作职责之外，更重要的是因为一种无私奉献的精神。时至今日，赤脚医生为人民服务的奉献精神和精益求精的学习态度，仍值得每一位医务人员学习和借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