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卫生事业走向国际化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对外开放的重要政策，我国卫生事业随即开始走向世界舞台，以积极姿态参与国际事务。我国与世界各国、国际卫生组织在医疗卫生领域建立了多渠道、广范围的联系与合作，引进大量现代医学科学技术和先进管理理念，吸引各国留学生来华学习，输送大批医学技术人才赴海外深造，有力推动我国卫生事业的快速发展，为国家改革开放战略的实施以及对外交往工作做出了贡献。
创建于1948年的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是一特殊的独立机构，总部设在日内瓦，是世界最大的卫生专门组织。我国是世界卫生组织的创始国，1972年随着我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也恢复在该组织的席位。1978年，卫生部与世界卫生组织在北京签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与世界卫生组织卫生技术合作备忘录》，为开展和加强同世界卫生组织的合作奠定了坚实基础。1982年和1983年，卫生部又同世界卫生组织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和世界卫生组织基本协定》和新的技术合作备忘录，使双方的合作不断深化，形式也逐渐多元化。我国政府组团出席了历届世界卫生大会、世界卫生组织执委会会议、西太区委员会会议以及世界卫生组织专业技术大会，并多次当选世界卫生组织执委会委员，成为第96、97届执委会主席国。我国在卫生工作中也多次荣获世界卫生组织的各种奖章。著名寄生虫病专家毛守白教授于1984年5月在第36届世界卫生大会上荣获里昂·伯尔纳奖，山西省运城市口腔医院牛东平医生于1989年5月在第42届世界卫生大会上荣获 笹川奖。 此外，我国积极争取世界卫生组织合作项目，以推动卫生事业发展。从1982年开始，我国开始获得世界卫生组织的正规预算拨款，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疾病预防控制、健康促进保护等领域。与此同时，我国与世界银行合作在卫生领域的第一个贷款项目也开始实施，用于在除西藏、香港、澳门和台湾以外的所有省份建立大量医疗卫生机构，适时地弥补了我国卫生领域经费投入不足的局面。
1969年，第22届世界卫生大会对原来的《国际公共卫生条例》修改、补充后，形成《国际卫生条例》（International Health Regulation，IHR）。这是一份在国际上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卫生领域文件，旨在加强国家间传染病的监测，改善港口、机场、边境等地的环境卫生，防止传染病跨国传播与扩散，并鼓励各国卫生部门重视流行病学调查，降低疾病入侵的风险。1979年6月，我国政府致函世界卫生组织，正式承认并遵守《国际卫生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在此之后，随着各类疾病疫情的暴发，修改《条例》的紧迫性凸显。我国积极参与了《条例》的修订工作，出席历次磋商会议，对相关文案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并与多数国家建立了共同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合作机制。在与世界卫生组织密切联系的同时，我国通过开展卫生合作项目、建立定期对话机制、实现高层定期互访等方式，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建立了卫生合作与交流的关系，在疾病预防控制、人力资源培训、医疗技术研发等诸多领域的合作成果显著。与世界各国开展卫生外交，有助于提升我国“软实力”，促进全球卫生事业共同前进，推动我国与其他国家外交关系持久稳定健康发展。
来华留学事业是我国医学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卫生事业对外开放和对外形象的窗口。新中国成立初期，同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和发展关系成为中国外交的首要任务。因此，我国招收来华留学生首先从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和对华友好的东欧国家开始，逐步扩大到亚非拉友好国家。万隆会议后，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得到发展，越南、朝鲜、蒙古、老挝等国家的留学生相继来华，推进和稳定了周边外交。20世纪60年代初，我国开始接受少数来自西欧、北美和日本的留学生，主要是由友好团体推荐来华学习。“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这项工作被迫停了下来。直到1971年医学院校恢复招生后，我国才又开始接收外国来华留学生。1971年至1982年，在华医学专业留学生累计达414人，主要来自日本、朝鲜以及西亚、非洲等地区，也有少数留学生来自美国、瑞典、加拿大、墨西哥等。从1975年起，在北京、上海、南京3所中医学院举办了国际针灸学习班。至1982年成功举办27期，为90多个国家培养了5000多名针灸医生。
启动于1970年代末期，兴盛于1980年代的出国热，汇集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出国潮，规模可谓波澜壮阔。在医疗卫生领域，一大批英语能力强、专业素质高的医务人员相继赴海外进修，学成归来后大都成为业界翘楚。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呼吸病学专家钟南山1960年毕业于北京医学院，1979年至1981年在 英国爱丁堡大学 附属皇家医院、伦敦大学圣巴费勒姆医学院学习。留英期间，钟南山拼命工作，取得了6项重要成果，完成了7篇 学术论文 ，其中有4篇分别在英国医学研究学会、麻醉学会和糖尿病学会上发表。完成2年学业之后，爱丁堡大学一再挽留钟南山，但遭婉拒，他说：“是祖国送我来的，祖国正需要我，我的事业在中国！”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主任郎景1964年毕业于 白求恩医科大学 ，1985年到 挪威 研修妇科肿瘤，1986年到加拿大研修妇科肿瘤。回国后历任北京协和医院副院长、妇产科主任等职务，为中国的妇科肿瘤医疗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著名微循环专家修瑞娟1961年毕业于莫斯科第二医学院，1983年在美国进修期间提出微循环对组织细胞的海涛式灌注新理论，否定了当时世界上流行的田园式灌注的推论，被誉为“修氏理论”。修瑞娟在美国取得微循环研究重大突破后，毅然辞去当地企业的高薪职位，回国建立了微循环研究中心。改革开放初期走出国门的医务人员所表现出的精益求精和报效祖国的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医务工作者自强不息、锐意进取，勇攀医学高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