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外新型城镇化相关理论研究现状

历史上与城镇化和工业化两者相关的著名理论主要包括钱纳里的发展模型理论、巴顿的聚集经济理论、托达罗的人口流动模型 ^［1］ 以及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 ^［2］ 。钱纳里的发展模型理论肯定了工业化发展对城市群产业结构的改善和推动，但是没有分析城市化如何反作用于工业化发展 ^［3］ ；巴顿的聚集经济理论对其进行了补充，认为城市化发展可以反作用于工业化，两者呈现出相辅相成、相互推动的状态 ^［4］ ；托达罗的人口流动模型以及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均赞同城市化和工业化同步发展、不分先后这一观点。

总结上述理论可知，城镇化和工业化具有以下三种发展关系：过度城市化、同步城市化和滞后城市化。拉丁美洲区域的发展属于过度城市化，该地区于二战后执行“进口替代”策略，在较短时间内，地区政府推动资本密集型企业快速增长，农村人口也向城市大规模迁移，导致其城市化水平快速提升；同步城市化主要发生于欧美发达国家和地区，沃尔特·W.威尔科克斯分析了美国1870—1940年工业化率和城镇化率的变化趋势，发现两者几乎保持着同步上升的速度 ^［5］ 。少数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属于滞后城市化，其城市化程度要低于工业化程度和经济发展水平。

在文化产业、旅游产业同新型城镇化之间的关系的研究中，对近几年新兴的乡村文化旅游和新型城镇化的分析较多。Mullins（1991）首次提出的乡村旅游城镇化的观念至今依旧在城市旅游研究中广泛应用；Gunjan Saxena等（2008）基于英国威尔士边境地区乡村发展背景，结合定性研究方法，得出根植于内生性的参与和创新是乡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这一结论 ^［6］ 。

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由此成为全球经济学者关注的焦点。对于中国城市化的研究，国外学者涉及较早，在20世纪初便有学者对我国城镇化制度变迁进行了探讨。国外学者的研究涉及以下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20世纪70年代之前。由于中国是五大文明发源地之一，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文化传统，它也在历史上多次创造辉煌，因此国外研究者对于为何这样的一个国家并没有出现资本主义以及西式城市化，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和根源寻找。在韦伯和格特看来，儒家思想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这导致资本主义和城市化的可行性受到限制，故延续了儒家思想的农耕主义获得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7］ 。Levenson（1959）在传统模型方法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得出中国城市化只有在强烈的外部打击下才能产生根本变化这一结论。第二个时期是我国改革开放以后，国外学者不再仅仅从社会学和历史学的层面对中国的城市化进行研究，更多学科领域转变为关注和深入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城镇化道路。Kirkby（1985）提出对工业化的追求阻碍了中国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在他看来，中国将生产投资大量用于发展重工业以满足工业化的需求，从而导致其城市基础设施匮乏落后和农业经济再生产难以拓展，使得城镇化内部发展动力不足。第三个时期为2000年以后，Fan（2002）分析了中国城市地区的人口增长趋势，得出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紧密联系的结论 ^［8］ 。在2013年举行的中国城镇化高级别国际论坛上，Alex Wong提出，在中国城镇化推进过程中，必须引进国内外私人资本，才能够最大限度防范城市建设的投融资难这一隐患。

国外研究者的集中研究领域是新型城镇化不同指标作用下文化消费的个别具体方面所产生的变化趋势。例如，Manas经实证分析认为，城乡之间的文化消费存在显著差异，城市居民的文化消费水平大大高于农村居民 ^［9］ 。同时Diniz基于系统分析认为，城市居民的购书量远远高于农村居民 ^［10］ 。国外学者的研究证实，教育水平的改善作为新型城镇化进程的卓越成果之一，尤其积极作用于文化消费中的表演艺术消费进而产生强大影响。

此后O’Hagan、Van Eijck、Coulangeon、Favaro和Frateschi分别对各自国家的音乐消费进行了分析。经过实际数据研究，他们所得结论为，居民文化程度和音乐消费水平呈正比 ^［11］ 。Colbert探索了蒙特利尔电影消费和居民教育水平的关系 ^［12］ 。Luksetich分析了给定文化消费环境下博物馆参观者的文化水平 ^［13］ 。弗朗西斯卡将消费行为艺术与教育水平结合起来进行相关研究分析等 ^［14］ 。

国外对城市化发展过程的研究早于国内。工业革命时期，由于生产力的蓬勃发展和社会关系的变化，西方国家的工业化引起了城市化，并使其逐步发展。城市建设规模不断扩大，全球五大城市群和城市圈形成，因此“城镇化发展”成为国外学术界研究的热点，并逐步产生了一套完备的城镇化理论机制以及影响长远的代表性观念。发达国家城镇化程度较高，城镇化进程基本完成。国外学者评价城市化水平的指标体系多为社会理论、规划理论和经济发展理论，城镇化水平评价指标体系的设立采用单一指标和复合指标相结合的方法，其中比较成熟的城镇化水平研究方法包括：联合国使用19个指标构建的指标评价方法来研究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人口、经济和社会之间的联系 ^［15］ ；英国地理学家克罗克试图构建的城市化指标体系，选取了16个指标，主要与人口、职业、居住、中心区长度等有关 ^［16］ ；日本东洋经济报刊的一些学者提出了反映城市化进程的城市增长力系数法，该方法建立的指标重点包含基础设施、收入水平、人口、经济等有关层面 ^［17］ 。例如，日本城市地理学家稻永幸男的研究尤其具有代表性，得到了国内外学术界的一致认同，其所建立的城镇化水平综合指标体系涉及静态人口、动态人口、区域规模、经济活动和区位5个指标，作者提议利用这5个指标来分析城镇化发展过程 ^［18］ 。

许多国家和地区在城市化的推进过程中，产生了严重的生态环境及资源问题，因此国外学者界定了生态城市和可持续发展城市的概念，目的是提高城市化质量，并使经济、生态和社会效益得以有机结合，城市取得协调和均衡发展。1898年，英国学者Howard在《明日——一条通向真正改革的和平之路》中第一次提出了“乡村城市”的概念 ^［19］ ，在他看来农村城市是一种理想的城乡结合体设计，该理论为现代城市规划和城乡一体化奠定了理论基础。20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为了控制城市环境污染，定义了城市环境规划的内涵。197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了人与生物圈计划，揭示了人类行为与自然环境的联系，引起了人们对“生态城市”研究的热烈关注 ^［20］ 。美国学者理查德·里吉斯特提出了“生态城市”的概念，并出版了一系列关于生态城市的著作。他认为，未来的城市发展应该以生态城市建设的原则为基础，保证城市繁荣与自然的和谐 ^［21］ 。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通过了《我们共同的未来》并敲定了“可持续发展”的内涵，为各国政府政策及规章制度的拟定提供了借鉴意义，提出了对于人类发展有益的一种崭新的思路。T.A.Onishi认为具有可持续性的城市发展首先必须维系经济发展、社会、生态三者的和谐共生，然后提升城市居民的生活满意水平，引导人同城市的关系得以健康发展 ^［22］ 。1997年，Mark Roseland研究了生态城市的演变，他将生态城市同城市规划、社会经济发展等问题相结合，提出在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下力求改善民生，增强民生经济投入来提升居民生活质量 ^［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