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国外经济高质量发展相关理论研究现状

经济发展与经济增长的概念对于国外大多数学者而言，尚未进行严格的区分，在不断深入研究之下，经济增长质量的内涵和外延得以不断拓展。经济增长质量的概念最早是由美国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在1971年提出的，他认为，经济增长质量的范围必须包括四个要素：公平和公平的市场经济竞争环境、改善的环境质量、良好的财政条件、公民受教育的平等权利 ^［24］ 。根据苏联学者B.A.KaMae（1983）的理解，社会主义经济增长主要分为速度和质量两个层面，速度是指产品数量持续性的快速增加，质量是指各种生产要素的产出效率的提高 ^［25］ 。维诺德·托马斯等（2001）不仅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内涵进行了补充，还加入了经济增长质量，机会分配，资源和环境的可持续性，全球风险管理和治理结构等内容；同时对不同国家的经济增长质量进行比较，发现发展中国家的资源和环境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遭遇损坏，其原因在于质量增长缓慢 ^［26］ 。

罗伯特·J.巴罗（2002）认为人均GDP（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和投资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决定了经济增长的数量，但是，经济增长的质量主要受居民的收入分配、教育水平、秩序、法律和国民健康等方面的影响 ^［27］ 。Pasquale Tridico（2010）指出，人类的发展通常会被经济增长所限制，而质量的提高就是为了减少贫困。为了对经济增长质量进行分析，他首先利用OLS跨国回归模型，其次结合1995—2006年50个新兴经济体的实际数据进行研究，结果发现经济增长拉大了收入水平的差距，致使贫困问题愈发严重 ^［28］ 。Hae S.Kim（2017）分析了世界上222个国家和地区的不同经济增长模式，结果表明，广义经济增长模式有4种：知识经济、贸易经济、储蓄经济和民族宗教经济。其中最主要的是知识经济，其次是贸易经济。经济增长质量能依靠上述两种方式得到有效的提高，由此可以明确知识和贸易是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关键因素 ^［29］ 。

针对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概念，有一部分学者也在尽力去区分。梅多斯等（1972）试图区分经济增长和发展的概念，通过对传统经济增长的逻辑进行分析，提出经济发展不仅需要考虑经济增长，更要综合考虑资源、经济、环境三者之间的关系，为高速增长模式增加净化增长、品质增长、适度增长等方向 ^［30］ 。Francois Peru（1987）认为是多个相关子系统之间相互协调运作，共同组成了人类社会这一有机整体，它主要包含环境、经济、人口、政治、科学技术等，而不单单是各子系统的简单集合。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高目标是实现人类价值以及满足人类基本需求，在挖掘人类发展潜力的基础上提高人的生活品质 ^［31］ 。Fabio Sabatini（2005）认为能够依靠城市生态系统健康情况、人类发展指数、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等综合指标，来考量区域经济的发展质量 ^［32］ 。Fabio Sabatini（2008）提出经济发展质量涉及三个领域，包括人、自然和社会，同时提出利用生态健康指数、社会和谐指数与人类发展指数来分析经济发展质量 ^［33］ 。

Elena Gennadjenva Popkova（2010）认为经济增长是一个数量积累和变化的运动，其运行效果是质量的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分析应包括时间、空间两个维度，并结合运用多个指标进行分析，主要包括收入不平等、环境条件、政治制度完善度、预期寿命、宗教及犯罪率、生育率等 ^［34］ 。Mark Deakin和Alasdair Reid（2014）指出，对城市经济发展质量进行评估，其重要元素包括城市发展的生态完整性、规划和发展办法、设计和建设基础设施项目、维护未来城市所需的环境容量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35］ 。Martin Fritz和Max Koch（2016）从三个角度对经济发展质量进行分析，包括生活质量、生态可持续性和社会包容性，并且“繁荣”成为经济发展质量的定义词 ^［36］ 。

为了对经济发展质量（增长）进行客观评价，研究者们从不同的方面衡量经济发展质量的增长，甚至一部分学者衡量经济增长质量的发展，他们通过利用单个指标来实现研究目的。Gary Jefferson等（2003）通过全要素生产率来衡量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研究成果显示，从1978年开始，我国全要素生产率整体呈增长趋势 ^［37］ 。Hummera Saleem等（2019）估算了全要素生产率，并发现经济增长真正的驱动因素是全要素生产率（TFP），是通过利用CobbDouglas生产函数中总生产函数来实现的 ^［38］ 。越来越多的学者通过建立指标体系来评价经济增长质量。B.A.KaeMa（1983）构建了经济增长评价指标模型，该模型建立在优质产品比重、工农业生产资料和消费品比重、新产品比重（包括最终产品、产品总量、采掘行业和加工行业）、国民收入等指标基础之上 ^［39］ 。Vinod Thomas等（2001）建立了经济增长质量评价指标模型，其中包含人的发展、收入增长和环境可持续性评价三个方面 ^［40］ 。Robert J. Barro（2002）依照因子分析法分析经济增长质量，所得结论为经济增长质量与经济增长数量的趋势各不相同 ^［41］ 。

Alexander Cotte Poveda（2011）基于DEA模型，立足于平等、安全和贫困三个层面，利用人类发展指数体系对哥伦比亚1993—2007年的经济增长进行了衡量和排名 ^［42］ 。Ho Kim等（2014）按照经合组织提供的分析框架建立了一个绿色发展指标系统，其中包括资源能源消耗、经济行为等12个指标，他们同时搜集了2013年包括韩国和中国在内的30个国家的经济数据，对其绿色增长进行了跨国比较评价 ^［43］ 。M.N.Chuvashova等（2015）建立了资源型区域经济空间定性评价指标模型，其中包含交通信息基础设施发展、经济部门技术条件、集聚与资源分布密度等16个二级指标评价指标，利用该模型评估了俄罗斯采矿业的经济发展质量 ^［44］ 。Joanie Caron等（2016）为矿产勘查行业提供了包含8大原则（透明度和报告、创新、工作环境、经济效率、商业道德、环境质量、生活质量、当地投资）和27项标准的可持续发展准则 ^［45］ 。Rofikoh Rokhim等（2017）通过定量分析法，对印度尼西亚偏远地区的经济区域发展（economic regional development）项目进行深入分析，并得出相关结论，即影响经济区域发展质量的主要原因是：资源禀赋、政府支持和社会资本 ^［46］ 。Mohamed Abdouli和Sami Hammami（2017）利用1990—2012年中东和北非（MENA）17个国家的实际数据，结合资本存量、FDI流入和环境质量三个角度开展实证研究，指出资本存量的增加以及FDI的流入推动了中东和北非国家的经济增长，但中东和北非国家的经济增长加剧了环境破坏 ^［47］ 。

经济发展质量的评估方法是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其他部门探索提出的。1970年，联合国社会发展研究所将七个经济指标和九个社会指标联系在一起，构建了经济社会发展评价指标体系。但是，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要素在指标体系建立过程中被忽略了，如生态污染、资源紧缺等。然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评价体系中加入了国民幸福总值、国家生产总值、财政收入等指标，但是这些宏观经济指标并不适用于所有区域的经济发展，因而难以普及。1990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颁布了《人类发展报告》，明确了人类发展指数（human development index，HDI）的内涵，其中含有三个指标：实际人均GDP、预期寿命和成人识字率。人类发展指数综合了经济增长程度及人类发展程度以衡量各个成员国的经济发展程度 ^［48］ 。1991年，人类发展指数进一步发展健全，新添加了环境破坏和居民自由水平两大元素。1996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建立了四大体系和概念模型，其中四大体系包含“环境、社会、经济、制度”，概念模型包含“驱动力、状态、反应”。建立的指标模型以可持续发展为核心，并且其中含有22项环境指标，以凸显环境问题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49］ 。首次将科技指标纳入指标体系的是2000年的《人文发展报告》，该报告对评价指标体系进行了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