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海城水患与台州府城墙防洪功能关系之探讨
摘 要:台州府城墙具有极其明显的自身特色和不同寻常的历史价值。它不但具有一般古城墙普遍的军事防御功能,同时又兼具城市防洪功能。本文从历史长时段中考察台州府城墙的防洪功能。
关键词:台州府城墙;水患;防洪功能;文化遗产
中国是一个“城墙文化”充分发展的国家,“城墙文化”从古代起就规范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行为观念。 “城墙文化”,不仅包含着看得见的物质与技术部分,如城墙规模、筑城技术、城墙与城市建设以及后来的维修与保护手段等等,还包括城墙美学与风水堪舆、城墙与人类的活动关系以及现代环境下城墙赋予我们的或者我们将赋予城墙何种意义等一些精神文化问题。
2012年11月17日,在北京召开的全国世界文化遗产工作会议公布了更新的《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45项,台州府城墙(图3-1)作为“中国明清城墙”组成之一,榜上有名。台州府城,即今日临海市城区所在,这里际江环山,形势险峻,旧志称“周围一十八里”。台州府城墙始建于东晋末年,扩建于唐武德四年(621),至今达1600年之久。台州府城墙规模不算太大,但却具有极其明显的自身特色和不同寻常的历史价值。主要而言:它既具有一般古城墙普遍的军事防御功能,同时又肩负着比军事防御更为重要的城市防洪功能。
图3-1 临江段台州府城墙
临海,地处浙江中部沿海地区,水域通达。一方面,它东临东海;另一方面,浙江第三大河流—灵江在县境内由西北斜贯东南。台州府城墙西、南两面临江(灵江),东面临湖(东湖),巧妙利用自然河湖水系作为护城河,北面背山(北固山),总体呈后沿北固、前际灵江的格局。而处于这样水陆生态系统交接良好环境中的台州府城,交通与排水都很便利。但史料显示,作为台州府治千年之久的临海城区,历史上水患频繁,尤其宋明时期的几次大水,几乎使全城遭遇灭顶之灾,城墙也在水灾中屡冲屡毁,再屡建。也正因为此,台州府城墙才有了后来的几个特殊的防水建构特色:诸如“马面”的形制,城门门台的“天窗”,以及加筑捍城、护城和瓮城等。
本文即以水患为先导条件,从历史长时段中主要考察台州府城墙作为防洪的、寻常但不可埋没的功能。在基于世界文化遗产突出普遍价值声明的基础上,笔者希冀将台州府城墙以及相关城墙的功能性研究推向细致与深入的阶段。
一、历史时期临海城水患频发的情况
关于临海城水患的记载最早可溯至汉元和二年(85),云“久雨害稼”;东晋太和三年(368)有“临海郡大水”;太和六年(371),亦有“六月大水,饥馑”之说;唐元和十二年(817)与后唐天成四年(929)均有七月大水之记载 ,但以上所载均不详。宋以来,临海水患灾情所记逐渐细致。《台州府志》所载时间、地点、受灾情形等信息均翔实缜密,本文略举一二。
宋代有明确记载的水患次数达32次之多,其中因水患冲坏城墙的5次,造成人员死亡的7次。死亡的人数应解读为既包含有城内的,也包含有城外的。 如北宋庆历五年(1045)六月,“大水坏郛郭,杀人数千(一说“杀人万余”)”;北宋至和元年(1054),“大水坏城,城不没者数尺”;南宋绍定二年(1229)九月,“天台、仙居水自西来,海自南溢,俱会于城下,防者不戒,袭朝天门,大翻括苍门城以入,决崇和门,平地高丈有七尺,死人民逾二万,凡物之蔽江塞港入于海者三日”。
元代所存资料记载水患4次。
明代有确切水患记载达27次,其中,造成城内、城外多人死亡的水灾有4次,造成城墙损坏或下陷的3次。而明隆庆二年(1568)七月的水灾可能是有史以来最惨烈的一次。隆庆二年七月,大水“入城三日,溺死三万余人,坏室庐五万区” 。此次洪水,冲毁西、南二门,“民各上屋脊,敲椽拆瓦,号泣之声彻城,死者无算,旧传仅留十八家” 。
清代大水记载有48次之多,其中造成多人死亡的8次,损坏城墙的只有康熙年间(1662—1722)的2次。清代水灾次数多,但死亡人数不多,而且死人事故多发生在城外。
民国时期,水灾记载较为周详,日期、水位、灾情更为确切,有大小水灾21次,其中大水入城13次。但无毁城、坏城和城内淹死人的记载。
二、历史时期临海城水患的基本特征
据前文所记述的临海城历史时期水患发生情况来看,除元代史略不详之外,余者如宋、明、清时期皆纪年较详。尽管并无确定数据可考,但水患严重与否程度仍然清晰可见。地处东海岸与灵江溪流交汇点的临海城,境内水资源丰富,常遭受台风袭击,是一个典型的水患多发城市。从上面所列举的历史时期水患基本情况分析,临海城水灾基本特征和规律十分明显。
(一)频率高,破坏性强
据不完全统计,自汉代至1948年,临海地域范围内有记载的大小水灾共达136次。其中,造成城墙损坏与房屋倒塌或多人死亡的有56次;宋庆历、绍定,明隆庆,清康熙年间,均有重大水患,甚至倾城水灾。数据显示,基本上约百年,临海必遇极具破坏性的大水灾。
频繁的水患在几年甚至一两年间就发生一次,有些一年之内发生数次。这导致了大量的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给城市的社会经济文化生活带来了极大的破坏。因此,主张台州府城迁移的声音不断。而历史上也有许多因不堪洪水侵扰不得不搬迁的城市,仅《古今图书集成·考工典·城池》上就记载约20例; 商汤至盘庚数次迁都,据说就是为避黄河水患; 江西赣县古城在晋太康末(约289)也因洪水泛滥而被迫迁移; 处于长江口岸的崇明县城,也因不堪海潮侵扰而五度迁徙。 在绍定二年(1229)九月大水之后的次年,台州通判陈观不忍民众屡被台州府城水患所扰,又认为“此城再筑也,举万民葬之鱼腹未恹,又聚鱼腹之遗子以传孙,坐待今日之祸” ,遂主张他迁造福当地百姓,并上书《筑城议》于朝廷;而邑人陈耆卿则力议不宜轻易迁城,唯有全力修筑,方能上承宗祠,下安百姓,乃作《上丞相论台州城筑事》 以针锋相对,并得朝廷与当地众人支持。自此之后台州府城人心稳定,不作他想,一力抗洪。
(二)季节性强,阶段性特征明显
临海城水灾的季节性表现在水灾大多由台风带来强风暴雨、上游河流洪水泛滥、海潮涨潮与海水倒灌等多种因素相凑引起,因而大多集中在夏秋两季。其中,6月、7月和8月为台风多发季节,水灾的频率最高,占到水灾总次数的90%以上。
水灾的阶段性主要表现在重大灾情的出现上,从历史长时段来看,宋、明、清各朝代水灾发生情形相仿,但重大水患尤其是毁灭性的水患在宋、明尤甚;清代情形似乎较轻,虽有混合城外、城内的“溺死无数”的记载,但没有倾城覆灭之说。
民国之后,特别是20世纪30年代在朝天门外灵江畔设立水文观察站后,水文数据记录日益详细准确,虽然仍常出现大水入城、漫城,城内水深数尺、丈余的状况,但已经不再有坏城、死人的记载。城墙防洪功能逐步加强,减灾避灾水平逐步提高,灾情祸患逐步降低。
(三)防洪减灾,城墙与城市密切相联
针对频仍的水灾,临海先民们总是把目光投向城墙,依赖城墙保护生命财产安全。重大水患灾害有时直达天听,引起朝廷的重视。历朝府官县令,也把筑城、修城,防治水患作为重要的政绩。城墙在历史上曾因人为的、政治的原因一度被拆毁。民国《临海县志》载,“太平兴国三年,吴越归版图,堕其城示不设备”,但因防洪需要,“后再筑”。 元代初年,在全国性的拆城行动中,台州府城墙因防水抗洪作用得以保留,避免了被人为拆毁的“厄运”。元周润祖《重修捍城江岸记》载:“皇元大一统,尽堕天下城郭,以示无外。独台城不堕,备水患也。” 以上两例,说明城墙因防洪功能与城市的安危及百姓的生存密切维系在一起。
为安境保民,防治自然界的台风、洪水,历朝历代政府总在修筑、加固城墙,探索、改善城墙防洪功能。北宋庆历五年(1045)大水后,朝廷派出官员,从钱塘、严州等地抽调监军、从事、通判等负责城墙设计与施工。城墙的修筑,往往调集台属各县力量。北宋至和元年(1054),朝廷调动台属各县上、中产家庭2万余工,令其分工包干、采石砌城。分散在典籍中的碑记、杂记、史志和人物传记等资料显示,筑城的工艺、技术、材料、设施、构件以及城市综合的防洪思考与实践,在吸取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逐渐改进提高。如史料所载宋代各郡守的修城业绩有:元绛主持修城时的墙体“砖石包砌”法;徐忆总结出检验城墙内芯夯土密实程度的“凿穴受水”检测法;钱暄在任期内采取浚湖筑城的办法,内迁东城墙,改善城内排涝,还利用淤泥筑城,省工省料。元代台州府城墙被纳入浙东海塘培修范围内,城墙西南堤外以大木联接排桩,堤内埋以巨石巩固墙基。其后经明清两代的创造发明与技术革新,又因城市防洪功能,城墙许多特殊的建筑形制与设施得以建立,而这些也成为了现今台州府城墙独特的构造与突出的遗产价值。
洪水来临之际,城墙犹如一道防洪大堤,发挥着防洪减灾的作用。它既可以阻挡大水的冲击之力使城内房屋免受直接袭击,又可以降低城内水位,提高城内民众的安居指数。所以,从古至今乃至将来,临海的民众都始终会视城墙为城市的生命线和保护神。
三、临海城水灾发生的原因
尽管我国人文地理学之鼻祖、明临海人王士性盛赞临海城的地势为“(两浙)十一郡城池,唯吾台最据险,西南二面临大江,西北巉岩插天,虽鸟道亦无” ,然而这种地形地貌却使临海城处于容易受台风、暴雨、溪流涨潮的威胁,遭遇内涝泄洪困扰的艰难境地。
(一)地形地貌的影响
临海境内,湖泊河流众多,其中灵江由西北斜贯东南直通东海。灵江上游有二源,汇合于临海城西北6.7公里处的三江村:西源永安溪,发源于仙居与缙云交界的水湖岗西北麓底寮坑上游,海拔950米,流经仙居县,全长144公里;北源始丰溪,发源于盘安大盘山主峰南麓,海拔1130米,流经天台县,全长128.9公里。两溪在三江村汇合后,势头指向临海城西门,然后蜿蜒绕城往东南流去。灵江水流至城东南约3公里处,接纳东南大田港(俗称“百廿里倒流水”)、西南义城港二水相向注入。上述两溪两港集雨面积大,若遇大暴雨,因两溪主流长度相仿,洪峰几乎会同时到达三江村,灵江水位即会猛增,洪峰流量同时骤高,加之下游庙龙港峡谷阻水,排水不畅,此时若恰逢海潮顶托,便出现洪水泛滥、漫城漂屋。人们称这种现象为“天仙配、大田会”,历代将其视为难防之洪、难治之水。
临海城的背面紧靠大固山(又称北固山,古称龙顾山),大固山后众山横贯;临海城的前面—灵江以南同样诸山环绕,连绵相续。临海城几乎处在南北众山的夹缝之中,没有多少开阔地带。四面诸水,汇聚于此。若时逢大雨,外围水涨,内水无法排除,一旦城破,便成“水国” (图3-2)。
图3-2 清台州府城地形图(摹自《乾隆浙江通志》)
(二)海潮河流的因素
南方春夏多雨,有时连绵几月,外潮内涝的情形多有发生。一是内部水流的原因,多水流汇聚时水量会一时激增。二是外部海潮的影响,灵江向东直通东海,为感潮河,洪水受潮汐影响较大。潮汐每天昼夜两次涨落,出现潮起潮落的时间差。受灵江入海口喇叭形约束,潮差增大,海潮绕过城墙西南,上游到达三江村。如果上游洪峰在退潮时过来,灵江水流较畅通,水患往往减轻。反之,洪峰若与高潮位相遇,则往往水患加重。一旦夏秋季节天台、仙居、临海三地出现暴雨,同时东海大潮往回倒灌,上下水流一旦交汇,又无法泄洪,在这样的形势下,临海城往往就成了一片汪洋。
(三)热带风暴的影响
临海水灾出现的主要原因在于其地处亚热带季风区,易受热带风暴(或称飓风、台风)影响,发生时间也主要集中在夏秋两季的台风季节。热带风暴多带来强降雨,形成大的水患。它对临海的影响不一,有正面袭击、登陆成灾,也有过境临海造成大风暴雨,还有倒漕影响产生强降雨。其共同特征是短时间内暴风骤雨,席卷树木和房屋,江河暴涨,洪峰出现。
史料记载中的大风雨、水冒城郭、决城漂庐现象,多为热带风暴所致。如“忽风雨大作,发屋拔木”“崩山拔木,城垣坍坏”“海潮怒激,人畜死亡” 。现今,随着抗灾救灾能力的加强和气象科学技术的发展,热带风暴的预报预警已经基本准确,临海民众能在及时掌握风情、雨情和水情的基础上,心存戒备,综合治理,做到有效预防和减轻灾难。
四、水灾的影响与台州府城墙的防洪措施
大毁必有大修,水患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人们的忧患意识和防灾意识,最直接的表现就是政府修筑和加固防御工程—城墙。城墙是台州府城居民对抗洪水猛兽的第一道安全屏障,而元代周润祖在《重修捍城江岸记》中也曾明确地告诫人们:“台固水国,倚城以为命。” 是以,各地纷纷拆墙的时候,台州府城临江段城墙一直得以保存。笔者相信每一次的灾难都会使台州临海官民苦苦思考:怎样改进、怎样预防下一次更猛的洪水袭击。而历朝历代政府也确实在不断改进与完善城墙的防洪功能。
(一)宋代采取的措施:砖石包砌、捍城护城、护城河
1.全面砖石包砌
北宋庆历五年(1045),台州暴雨成灾,洪水冲毁城郭,朝廷遂遣太常博士彭思永至台州督修城墙。在台州各邑的合力下,修建工程历经三旬完成。之后,有官员担忧“万分之一复罹水灾,而激突差久,则惧其或有颓者,不若周之以陶甓,则庶几常无害欤”,又有建议“陶甓虽固,犹未如石之确也” 。因此,城墙在此基础上复砌以砖石。庆历六年(1046),台州郡守元绛,“乃因新城增甓之,作九门捍外水之怒,十窦窗疏内水之壅,又凿梁贯城,厮为三支,阅岁讫工” 。这是台州府城墙修筑史上的重大革新。临海学者徐三见先生称:“这一次修城,不惟工程巨大,且一改以往的泥土夯筑为砖石包砌,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图3-3)
图3-3 城墙剖面图(2011年5月,靖越门附近的考古发掘,获取了东侧城墙清晰的剖面分析)
2.捍城、护城
捍城和护城是台州府城墙独特的辅助性建筑,位于城墙底部,外称捍城,内称护城。捍城和护城始筑于南宋绍定二年(1229)。是年,灵江上游天台、仙居大水汇于城下,袭朝天门,翻城以入,决崇和门,造成了重大损失和人员伤亡。为加固城墙基础,提高墙体抗力,强化城墙的防洪功能,这次城墙修复时,“外为长堤,以护城足”,“内为高台,以助城力”。从此,被现代学者称为“当地人民在抵御自然灾害中实践智慧的结晶”的捍城和护城便产生了。
3.护城河
熙宁四年(1071),当时的郡守钱暄将东城墙的位置由东湖外迁至湖内侧。内迁东城墙主要是从城市水患治理的整体考虑,目的是为了排涝。因春夏之际,大水暴涨,东北诸山之水都汇集到城内的湖中,临海遂成为“水城”。钱暄因而采取浚湖筑城的办法,即取东湖(此前为船场水军营)淤积之土迁筑东面城墙。
同时,钱暄又对东湖通向灵江的渠道进行了整治,把它改造成一条护城河。这不仅减轻了城内排水压力,还大大增强了台州城的军事防御功能,可谓一举两得。
(二)明清时期采取的措施:马面、天窗、瓮城
1.马面
马面,又称为筑丁坝、石柜,《墨子》一书称“台城”,亦有称墙垛或墩台。它是突出在城垣外侧的一种台状的附属设施,既可以加固城体,又利于观察和防御。关于中国历代,尤其是宋之前的马面使用情况,文献记载很少。然而考古发掘显示,中国早期马面在夏代已经初露端倪,自宋至明清,是中国马面的昌盛期。其早期形态为半圆形,多发展为方形或长方形,北宋至明清,在材质上多流行砖筑。
台州府城墙的马面始建于何时,史料无载。滨江6个马面的形制与其他城市颇为不同,靠江的上游方向—即迎水面或呈弧面,或呈斜面。这种半方半弧或半方半斜的马面形制,是为了大幅度减轻江水的冲力而设置。“为了防洪,特意把墙台的迎水一面修筑成半圆弧形,以利水流通顺,保护城墙的安全,可称得上是一个伟大的创举,全国罕见” ,这是罗哲文先生的高度评价(图3-4)。
图3-4 台州府沿江城墙马面平面与城墙断面图
2.天窗
台州府城墙靖越、兴善、镇宁、朝天4个滨江城门门台的中间都有一个透天的长方形空洞,后人称之为“天窗”。
台州府城墙的天窗在御敌方面发挥了诱敌深入的重要作用,同时在防洪方面也发挥着极其重要的功能。为防洪水从城门洞上部溢入城内,城门须超出门洞的券顶,这就需要门洞的顶部空出位置,解决城门的启闭问题,空洞因此产生。“天窗”尤其起到了疏导、泄洪的重要作用。一般退潮时,外面的潮水走得快,而城里的水流则因为壅塞,往往排不掉,这不仅不便于民众生活,还容易发生疫情。这时,沿江各城门会开启闸门泄洪,洪灾中淹没在水里的各种漂浮物随着水流至城门处,淤塞在此处,这时人们站在天窗上,通过长钩等工具将漂浮物打捞起或疏散开,使水流通畅 (图3-5)。
图3-5 城门与天窗关系示意图
3.瓮城
为防水患而增设瓮城的例子在其他古城也有不少,如“鸡泽县城池:……明成化十八年知县谭肃增瓮城以御水” 。有的城市是增设月城、外城 。
台州府城墙的瓮城,早在北宋熙宁四年(1071)郡守钱暄内迁东城墙之后,又在东门加筑了瓮城,“其门南向,以受山水趋朝之势” ,用吊桥启闭。当时增设的瓮城可以说大大增强了台州城的军事防御功能,北以大固山为屏障,西南借灵江为天堑,东则以湖、河分隔,遇敌无直冲之患,同时对防洪也大有益处。而专为防水患增设瓮城是在清康熙五十一年(1712),因城“为飓风所坏”,台州知府张联元修复,并筑沿江镇宁门、兴善门、靖越门、朝天门4个瓮城(图3-6)。
图3-6 临江段4个瓮城
五、现代临海水利状况与台州府城墙历史角色的转变
至近现代,由于气候与海潮等不可逆的原因,水患仍会发生。自1949年以来,临海城亦遭遇多次水患,水位最高、受灾最惨重的当是1962年。8月份灵江遭遇最高水位为12.1米(这一纪录,已保持了半个多世纪),洪水入城,深齐人胸,但没有城内人员溺水死亡的记载。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临海大力发展水利建设,兴建了大量的农村水电站,尤其是库容10万立方米以上的水库 ,大大降低了水旱灾的发生率。灵江上游的各溪流和港湾也分别建成大库容水库,分流了海潮与三水汇合的水量。特别是21世纪初,汛桥分洪隧道的贯通,避开了庙龙港峡谷泄洪工程,极大减轻了洪水、海潮对城墙的压力。多年来,临江段的城墙在春夏雨季平静地面对奔流的灵江,在今天,它除了继续担当着防水的卫士之外,更多时候,它悄悄转变着它的历史角色,成为历史的见证者,横亘在过去与现在的岁月交叉处。
如今,我们已经了解台州府城墙因为军事防御价值而成为北方长城的“师范与蓝本” ,同样也了解台州府城墙因为防洪功能而一直坚守在灵江江畔。然而,到了21世纪,我们更希望台州府城墙作为中国明清城墙的代表能站在世界文化遗产的行列里。
在中国古代传统的文化观念中,人需要与大自然进行相互感应并彼此相通。《周易》中将天、地、人这三大系统并称为“三才”,共同组成一个统一的机体—“三才之道”,即人与天地自然和谐平衡的境界。城市的选址与规划布局不仅要与周遭的地理环境相协调,还要与当地的天文、气象相联系,以期组成一个有机、动态的景观生态系统和流动、生生不息的生态环境,这是中国古代文化最崇尚的原则。在经历了由古代实用的城防设施向当代公共文化遗产的功能上的转变之后,台州府古城墙所具有的历史、科学、艺术和文化传承的价值需要我们更深入的研究与探讨,而它们作为历史文化遗产所具有的独特的公益性和教育性功能也将得以展现。
后记:本文完成于2013年,是台州府城墙作为中国明清城墙代表之一进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之后所做的相关研究。2019年8月10日,超强台风“利奇马”登陆台州,致使灵江水位高达10.98米,仅次于1962年。城墙又一次经受严峻考验,缓冲了洪水进城的势头,再次发挥了“保护神”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