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墙”在中国的文化语境和国家文明符号体系中，占据着崇高的地位。

以文献资料为例，《世本》《史记》《汉书》等都把筑“城”指向建造城墙，或也包括城濠。当一座城市有内、外两道城墙时，则说内城墙谓之“城”，外城墙谓之“郭”，并且是“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这些定义直到明清时代仍在沿用。也可以说，没有城墙及城濠，就没有中国古代的“城市”概念。正如《说文解字注》引《周礼》而言：“古者城郭所在曰国曰邑，而不曰邦，邦之言封也。”《左传•庄公二十八年》载“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无曰邑”。就是说，古代的国都，必须要有“城墙”和“宗庙”两大要素，“城墙”成为中国早期文明的重要物质保证和象征。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也讲过：“在新的设防城市的周围屹立着高峻的城墙并非无故：它们的濠沟深陷为氏族制度的墓穴，而它们的城楼已经耸入文明时代了。”

中国考古学以大量的资料证明，作为5000年前左右的一批文明古国，它们都拥有筑有城墙的中心聚落。如浙江良渚古城、山西陶寺古城、河南王城岗古城、湖北石家河古城、陕西石峁古城等遗址无不如此。也可以认为，中国古代国家文明中心有城墙是常例，无城墙是特例，这一特征在中国从5000年前左右一直保持到明清时代。同时，中国还以都城城墙为标准，构建了以“礼”为核心内容的带有规模差序格局的封建城墙制度，此即《左传•隐公元年》载郑大夫祭仲所说的“先王之制：大都不过参（叁）国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我们在参与中国明清城墙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调研中发现，这种先秦时代出现的城墙礼制居然到明清时代大体还有延用。因此，城墙是理解中国古代国家文明及文明治理体系的重要视角。

当然，“城墙”对古代城市而言，绝不是简单的一道墙体或一种线状文物，它关系到城市选址、城市规模、城市布局规划、城门与城市内外交通（含陆、水交通）、城濠与城市给排水、城市防洪、城区与郊野分界、城墙与城市军事攻防技术等许多方面；至于城墙本身，包括墙体、城濠、马面、城门、城楼、角楼等结构，则涉及工程技术、材料、形态、结构、工艺、制度、设计、相关历史人物和事件、现代保护与利用、中外城墙比较等问题。故此，城墙作为中国古代城市最重要的遗产形态之一，值得展开专门的调查研究，才能够揭示它的历史、科学、艺术、文化、文明、社会、环境、经济、情感等各种价值；才能明确当今保护与利用的原理、要求、方向、技术、内容等；才能真正讲好和传播城墙故事，让城墙遗产为人民所享用，与现代城市文明所交融，从而平安地走向未来，传承永续。

以上，就是我们创办《中国城墙》学术集刊的主要原因。我们盼望国内外同行给予支持，惠赐大作，共同耕耘中国古代城墙研究这块学术沃土！

贺云翱 郑孝清
2019年3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