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的崩塌
大业十四年(618年)春,隋炀帝杨广在江都被杀。随后隋朝灭亡,李渊登基称帝。一个历史上无论从军事力量还是经济力量都足以碾压当时罗马帝国的“大隋帝国”却在隋炀帝即位后的短短十余年时间走向了终结。史书《贞观政要卷八·辩兴亡》记载“计天下储积,得供五六十年”。可见当时隋朝有多么强盛,遗憾的是杨广却在巨大的权力与虚荣心下违背人民意愿,滥用民力,穷奢极欲,最终导致隋朝崩溃覆灭。
如果说大业五年(609年)隋炀帝不惜代价利诱曲伯雅、吐屯设以及西域二十七国来朝、举行“万国博览会”是地缘政治的需要,那么在此前后一场比一场浩大的形象工程无疑充斥着个人对功利的贪慕。建东都、凿运河、筑长城、开驰道,在形象工程建设方面不惜下血本。虽然这些形象工程都与利民有一定的关系,但不自量力、好大喜功的激进行为给国家与百姓造成了无可挽回的损失。
史学家胡如雷先生曾经做过一项估算,从仁寿四年(604年)隋炀帝即位,到大业八年(612年)第一次东征高句丽,在这八年的时间里,隋王朝一共启动了22项重大工程,总共动用人力达3000多万人次。 请注意,当时隋朝的全国人口规模不到5000万人。也就是说,仅八年时间隋炀帝就征用了3000多万人口参与“国家工程”的建设,平均每年征用400万劳动力,约占总人口的十分之一。转换到有效劳动力的比例,这个数字几乎是全国男性劳动力的总数。
可想而知,当时的华夏大地就是一个巨大的工地与残酷的战场。强者征战,弱者刨土,贵族们站在高处静观云起云落。东征高句丽的挫败与军事力量的转移,加速了国内矛盾的蔓延。当孤独的隋炀帝与痛苦的百姓之间形成了不可逆转的矛盾后,贵族们摇身一变成为“救世主”。腹背受敌的隋炀帝在第三次东征后的短短四年内就丢了他那颗高贵的头颅。
纵观历史长河,从古至今,国家层面的公共政策出发点多数是为了国家社会的公共利益,但是由于制度的缺陷与集权者个人意识形态的变化,往往会导致政策偏移原定目标而走向反面。隋炀帝人生的前半段,继承了其父亲隋文帝杨坚的“开皇之治”;可后半生却因急于成就自己的“圣王之业”,而不切合实际地大兴土木,挥霍国力,最终导致不可逆转的灭亡境地。
当然,早在隋炀帝之前,秦始皇也是个形象工程“操盘手”,他晚年主持修建规模空前的阿房宫便是一个案例。据史料记载,阿房宫前殿修建于阿房村,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即可坐万人。经考古人员的研究发现,这座宫殿实际并没有完工,声名赫赫的阿房宫不过是个“烂尾楼”。在“形象工程”的蔓延下,大秦帝国国力日渐衰退,民怨剧增,公元前207年,大秦帝国灭亡。
无论是大秦帝国还是大隋帝国,都因为透支国力与社会资源而导致民怨剧增。隋炀帝把国家资源全部投入周期漫长的“形象工程”中,这种超量的劳动力与财力供给,严重破坏了社会生产结构,使国家在资源配置方面的社会成本与管理成本大幅提高,以至于失控。同时,浮夸之风扭曲了贵族阶层的价值观念,给老百姓带来了巨大的损失,导致公信力丧失与社会情感的分化。最终在权力部门各自为政的助推下,一个帝国就这样轰然坍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