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的繁华与第二帝国的灾难
奥斯曼(Haussmann),一个与法国历史无法割裂的人物。巴黎的大街小巷、林荫步道,处处烙下了这位传奇人物的印记。有人说他是巴黎城市的毁灭者,也有人说他是巴黎城市的缔造者,一生毁誉参半。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缔造的巴黎之城一砖一瓦都被今天的法国政府永久性保护。正是因为奥斯曼对现代巴黎的缔造,才使后来的巴黎成为文化与艺术的聚集地,成为充满现代都市魅力的浪漫之都。
中国人宣称黄山归来不看山,法国人则宣称巴黎归来不看街。巴黎为什么会有如此底气呢?打开地图就会明白,卢浮宫、凯旋门、埃菲尔铁塔等壮丽的建筑彰显了这座城市的优雅气质;奥斯曼大道、香榭丽舍大道、圣日耳曼大道,以及雨果经常打发时光的咖啡馆或巴尔扎克曾经躲避债主的小巷构成了这座城市的骨架与血脉。秩序与和谐是整个巴黎的基调,是优雅和浪漫之都的底色。巴黎分为大大小小的20个区,约有5500条街道,石材砌造的房屋呈现统一的灰色情调。巴黎的建筑沿着街道整齐划一,对建筑功能、建筑高度、建筑体量、建筑退线以及建筑风格、材料、颜色、开窗形式等都有严格限定。可以说,建筑界定了街道,划分了空间,满足了现代城市的发展需求。
这座浪漫与古典相结合的城市正是一个半世纪前来自奥斯曼的杰作。然而美好的东西总给人带来好处,痛苦的记忆却能演变成灾难。1870年,历经十七年巴黎大改造的奥斯曼遭到免职。
拿破仑三世是一位野心勃勃的皇帝,他是给卢浮宫投资最多的“建筑人”,5年内兴建的建筑比他的前辈们在700年内修建的还要多。但拿破仑三世没有想到,他找来的这位奥斯曼男爵比他野心更大。据说,当时设计师把巴黎道路设计图交给奥斯曼的时候,他不屑一顾地说:“还不够,怎么只有40米宽,我要的是120米,把道路两边的绿化带和人行道也设计进去。”巴黎在拿破仑三世的雄心与奥斯曼一流的执行力下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城市大改造。
拿破仑三世拿起一张巴黎地图,画了几条线,然后交给了奥斯曼让他放手去做,这些线条后来被称为“巴黎大十字”。在密集的旧市区,有2万多栋中世纪建筑被拆毁,与此同时有3万多座新建筑拔地而起。巴黎的改造可以说是史上最奢侈的一次“形象工程”,一系列的工程花费了大约25亿法郎。后来有史学家把这个数字转换成纽约的财政支出,相当于纽约市1955年到1966年财政支出的44倍。奥斯曼不仅是城市建设的高手,更是城市运营与金融运作的高手,25亿法郎的支出中,政府只支出了1亿法郎,其余都是通过土地运作与私人基金贷款获得。但是事情总是两面性的,政府支出少意味着转移了支付,一部分是通过房地产价格上涨让中产阶级与贵族买单;另一部分是通过负债来实现。当时巴黎的老百姓无力承担暴涨的房价,纷纷转移到城市的郊区生活,而大量富人与贵族纷纷迁入巴黎成为城市的新主人。即便如此,随着工程支出与城市维护成本开销越来越大,奥斯曼与拿破仑三世再也没办法筹集到资金了,法国的经济由于产业结构性失衡而日渐衰退。
在国内矛盾日益加剧、谴责日益激烈的情况下,拿破仑三世做出了丢车保帅的决定,以巴黎城市改造超预算的名义免掉了奥斯曼的省长职务。为了转移国内矛盾与经济危机,他在几个月后错误地发动了“普法战争”。史学家们对于拿破仑三世发动“普法战争”的动机各有说法,但不可否认转移国内高负债带来的各种矛盾这一动机依然是主要因素。“普法战争”最终以普鲁士大获全胜,拿破仑三世被俘告终。1871年1月18日,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在法国凡尔赛宫加冕为皇帝,成立了德意志帝国。这次战争使普鲁士王国完成了德意志统一,取代了法国在欧洲大陆的霸主地位。而那些被拿破仑三世迎进巴黎的贵族及资产阶级们为了保全自己的利益,纷纷向德意志帝国屈服,并签署了停战合约。一年后拿破仑三世病逝,拿破仑帝国从此退出了历史舞台。
奥斯曼的巴黎大改造已经过去一个半世纪,尽管一百多年来争议不止,但巴黎还是那个巴黎,一个让无数人向往的城市,城市建设的典范。那么,为什么拿破仑三世与奥斯曼为巴黎做出如此贡献却遭受世人的攻讦和批评呢?德国学者本雅明把巴黎改造视为“一场巨大的投机繁荣”;雨果对拿破仑三世的攻击更是尖刻,在他的笔下拿破仑三世是“暴君”“骗子”“土匪”或“披着虎皮的猴子”;勒德律·罗兰给予的评价是“低能儿”;俾斯麦认为他是“枭雄”;苏联史学界称拿破仑三世是“政治冒险家”“暴发户”或“一小撮政治冒险者的头目”。这些评价多是基于特定历史背景与社会阶层角度而提出。毫无疑问,从今天的巴黎城市来看,拿破仑三世的魄力与奥斯曼的才华应该被世人称赞。那么在150多年前的法国究竟发生了什么?当时的时代背景与巴黎大改造之间的逻辑究竟隐藏了什么?这是值得人深思与探讨的。
拿破仑下定决心对巴黎城市改造的理由表面上看是因为大量人口涌入巴黎城,导致城市拥挤不堪。另外,脏乱的环境以及流行病让巴黎陷入了治理的困境,所以必须对巴黎要进行一场彻底的改造与扩建。事实上,拿破仑三世与奥斯曼忽略了三个重要问题:
其一,法国人爆发式地涌入巴黎的深层原因。19世纪中叶,法国进城农民越来越多,而且在城镇长期定居下来,如1851—1856年每年离开农村迁到城镇的居民数量被估算为13.5万人,而巴黎地区更是吸收了全部迁入城镇人口数量的45% 。这种现象一方面是区域发展不平衡导致的,另一方是产业结构失衡导致的。19世纪的法国就像一辆飞驰的列车,工业革命的浪潮培育一批又一批的资本家,城市成为无数农村人的创富基地。加上法国的铁路网络是以巴黎为中心的“米”字形设计,导致人口与产业随着铁路的导向而流入巴黎。在这一点上德国更为明智,德国铁路网络布局是“蜘蛛网”型设计,纵横交错有序分布,合理平衡了区域交通要素,化解了中心化发展的压力。另外从产业结构来看,工业至上的理念导致农业生产部门严重向工业部门倾斜,再加上高速的城市化发展让大批农民失去了在农村生活的来源,被迫涌向城市谋求生存与发展。“19世纪前50年,法国城市人口增加了350万……但从19世纪50年代开始,乡村人口的城迁突然加速……于1860年左右达到高潮。” 事实上,即便巴黎城市规模扩大数倍也难以满足整个法国农村人口的进城需求。只有在产业结构与空间布局上作合理的调整才能避免极端化的“马太效应”。后来事实证明,法国工业部门过于依赖基础建设,导致农业产品与工业产品严重不足。同时资本投入无限制的基础建设中,导致回报率过低,因此出现严重的资本外流现象。拿破仑三世在位期间通过房地产扩张与铁路建设促进了经济的繁荣。据统计房地产占全部固定资产投资的比例达71%,由于前期的存量叠加,到了1883年,巴黎每年出现了7万—9万套闲置房屋,占总数的10%。到了第三共和国时期,建筑行业的投资回报率不足1%,租金下降了30%以上,法国出现了经济长期停滞,直到1913年之后房屋的存量才逐步释放。然而,此时法国经济与德国经济相比已经是一落千丈。
其二,城市改造规模与政府财力的匹配性问题。用超前的眼光、思维看待问题没有毛病,但是须结合自身的实力与发展禀赋综合考量,否则将导致资源的巨大浪费与社会阶层分配不公。一座城市的集聚能力一般由空间、人口、经济等要素构成。各要素相辅相成,失去任何一个要素都将失去平衡,从而给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埋下潜在危机。
奥斯曼的城市改造主要可分为道路修建和房屋建设两个方面,而首要的就是道路修建,这是巴黎改造中的重头戏。奥斯曼在修路方面不遗余力,巴黎的各种道路总长度在1852年是239英里,到1860年增至261英里,奥斯曼离任时则达到525英里。到1870年,巴黎每五条道路便有一条是奥斯曼修建的;道路也比以前拓宽了许多,从39英尺增至79英尺,扩展了一倍之多。 奥斯曼在主干道之外增加了人行道和林荫大道。1859年巴黎的人行道总共只有263英里长,10年以后则增至676英里。在道路两旁种植树木是奥斯曼改善城市环境的重要成果,树木总量从1852年的5万棵增至1869年的9.5万棵。这一举措虽曾被多方指责,据说连拿破仑三世本人也不支持,但奥斯曼坚持了下来,到其离任时巴黎的树木覆盖面积已达到200多英亩。 此外,奥斯曼还修建了60万米下水道,修建了27座公共广场和城市公园,还有歌剧院、火车站、政府大楼等建筑,这些建筑都融合了奥斯曼所钟爱的新古典主义风格,被称为奥斯曼式建筑。
但是庞大的工程建设让政府为此花费了25亿法郎。政府虽然通过出让土地获得一些收入,但那些收入相对于庞大的支出是远远不够的。另外受房地产供需市场周期性影响,房价出现了滞涨,租金下跌,因此土地价格也随之下降。而政府债务却不断递增,到了1870年拿破仑三世政府赤字超过1亿法郎,负债超过了10亿法郎。由于政府国债回报率低于3%,国内大量资金从基础建设撤出流向了国外。普法战争失败后,法国又向德国赔款50亿法郎,这金额相当于4倍以上的马关条约赔款。可怜的法国第三共和国政府几乎在一战前都在给拿破仑三世政府还债。假设拿破仑三世在巴黎城市改造中与现实经济结合,不过于放大经济杠杆,就不会把国库挥霍一空,普法战争也许就可以避免了。假如奥斯曼能放眼全国、敬畏历史,就不会局限于个人的新古典主义偏好,也许就能看到国家经济运行的深层问题。其实,巴黎没有超前一百多年的建设依然是巴黎,或许还能给后世保留更大的改造空间。新巴黎城虽好,但用一个政权的覆灭和民族的衰败为代价,实在太不值当。
其三,城市霸权主义对社会的影响。一个城市的繁荣本来是由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协同发展成就的。但巴黎城市改造的问题是推倒重来,大量的中世纪建筑与文化被毁于一旦。虽然奥斯曼的新古典建筑风格与科学的城市设计方案弥补了一些精神上的缺失,但失去的中世纪文化再也回不来了。奥斯曼对巴黎的改造并没有尊重城市的非物质价值,如果在改造过程中,尽可能保留旧有建筑,不但可以延续历史文脉,还能避免资源浪费。遗憾的是他大规模拆除城市的古老建筑,民居、教堂及文化场所等都在他大刀阔斧改造运动中被夷为平地,其结果便是巴黎城市文脉的断层,大量巴黎原住民被迫迁移城外。一百多年过去了,虽然经奥斯曼改造的巴黎也成为新的城市遗产,然而旧有街区的覆灭仍是一种文化和历史上的缺憾。
与文化层面的损失相比,奥斯曼的改造带来了另一个引人关注的问题—城市霸权主义。城市的霸权主义让政府与利益集团的权力发挥到最大,在实现政府意志力的同时打破了社会阶层的均衡,让城市精英获得了广阔的平台,从而迫使弱势群体牺牲自身的利益而实现强者的意图。另一方面,城市霸权主义往往会以城市的名义去剥削乡村的资源。城市凭借其权力优势、政策优势、资源优势和话语权优势不断扩展其边界范围、挤占农村生存空间、强行改变乡村的生活生产方式、消解乡村传统文化,忽略乡村的意愿及权利,强行将农村纳入城市化进程。 奥斯曼的巴黎大改造更多考虑的是城市的美观与未来的适应性,忽略了19世纪巴黎城市的实际情况,没有顾及建筑物与人的情感关系。他在公共建筑形态上严格按照自己的审美标准设计,其建筑形态大略分为V形和L形两种类型,通过大组团形成U形和T形等空间。有些区域由于缺少居住区导致人气不足,与其配套的道路与广场资源也出现了极大的浪费。
在解决城市改造资金的问题上,奥斯曼采用21世纪惯用的办法,即发展房地产,政府通过炒地皮来实现改造的资金平衡。1851—1856年巴黎政府强制使土地再出售,推动了房地产投资。开发商为了实现滚动开发,通过购房抵押形式获得资本来源。到1852年,在塞纳省这种抵押债务就达到8亿法郎。拿破仑三世为了刺激房地产,在1852年成立了土地信贷银行,为房地产开发商提供源源不断的贷款。高利润的房地产投资回报让资本市场产生了绝对性的倾斜,银行、保险公司也都开始疯狂投资房地产。巴黎的人口急剧增长,约从1851年的95万人增加到了1856年的113万人,1870年则达到了200万人。这极大地推动了房地产投资。房租也不断攀升,在整个第二帝国时期达到了300%的涨幅。而此时工资水平却基本未变,因而巴黎市民的居住问题大大恶化,房东和房客的关系紧张,穷人住房难更是成为头痛的大事。 奥斯曼是一位坚定的波拿巴主义者,他支持总统及其帝国幻想,巴黎城市改造充斥着众多的目的,比如疏散社会底层的工人阶级,把他们挤出巴黎市区,防止他们抗议或暴动。奥斯曼坚信法兰西需要一个兼具民主与强权的皇帝来维持社会秩序与经济运行,所以他改造巴黎是“按照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制度化空间来组织,改造创造出一种特定的城市类型,一个依据中产阶级(从此成为统治阶级)逻辑的空间构型。它提出了一种特殊的空间模式,在奥斯曼离任和帝国衰亡后仍旧保持活力,并影响了第三共和国开始时期的城市规划” 。
因此,对于中国而言,奥斯曼的城市改造理念并不能照搬,因为中国的工业化程度以及文化、制度背景等与西方国家都有着较大的差异。如果以现有的制度去实现资产阶级社会理念,必然会加剧社会阶层分化,导致社会结构的不稳定。中国要根据改造城市的实际情况,从社会整体的角度来分析城市的结构体系,寻找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改造模式及规划理念。
经济数据表明,法国在1850—1870年间过度扩张的经济政策和超前的基础设施建设,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1870—1913年法国的经济停滞。一项超前百年的“形象工程”让国家政权彻底覆灭,让法兰西民族走向了衰弱。当然,令人欣慰的是今天的巴黎成为新的历史文化名城,拿破仑三世与奥斯曼也得到了世人客观的评价。这说明他们追求“形象工程”与政治利益的同时,并没有丢失理性的科学态度。他们所实行的城市霸权主义虽然褒贬不一,但没有为自己寻求私利,而是转化为严格的法律,为城市的建设制定标准与规则,最终使得巴黎的建筑完全实现了设计的构想。奥斯曼偏执与严谨的态度让巴黎古典文化通过极致的细节展现了地域特色,随着历史的沉淀,这种鲜明的建筑群形成高贵又优雅的城市意象,塑造了具有浓厚文化底蕴的大都会巴黎。反观中国的城市改造,一些城市是否在一百多年后还能经得住考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