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太原锣鼓:社火锣鼓的城镇存续
山西锣鼓种类丰富、演艺精湛、影响广泛,太原锣鼓是山西锣鼓的重要代表。太原锣鼓可追溯至上古晋阳的击鼓活动,与唐宋以来的击鼓锣钹关系密切。明清时期的太原锣鼓以社家鼓为代表,不仅盛行于太原,而且流行于广义的晋中地区(包括太原、晋中和吕梁的部分县市区)。太原锣鼓现在依然盛行于上述地区。太原锣鼓由大家具和小家具构成,大家具包括大鼓、大铙、大钹等,小家具包括马锣、铰子、二钹、手锣、战鼓等。太原锣鼓常用的曲牌有两种,一种是传统锣鼓曲牌,如《社家鼓》《单一二五》《双一二五》《农村一二五》《狗相咬》《滚绣球》等;另一种是新编锣鼓曲牌,如《迎宾鼓》《双五二一》《欢庆锣鼓》《亚运战鼓》《龙城天鼓》《十大欢》等。太原锣鼓兼有舞蹈、杂技、武术、体育的成分,艺术风格恢弘豪放、感情浓烈,极富感染力。2008年太原锣鼓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传统音乐类。
太原锣鼓由太原地区的乡村社火锣鼓发展而来,在太原乡村地区至今盛行着传统的锣鼓乐,在城市中也不乏社区社火锣鼓的风采。城镇厂矿锣鼓是太原锣鼓在城镇存续的主要形态,代表了其在城镇的传承发展。目前关于太原锣鼓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维度上,一个维度是对外介绍太原锣鼓的基本样貌,属于宣传性质;另一个维度是太原锣鼓的艺术特点分析,兼及历史溯源、传承保护、价值功能的探讨。从社火锣鼓转变为城镇锣鼓,并且形成城镇锣鼓的形态,太原锣鼓不仅具有个案意义,也代表了鼓乐在城镇存续发展问题的普遍性。
一、社家鼓与迎宾鼓:太原锣鼓的两种形态
《社家鼓》和《迎宾鼓》是太原锣鼓有代表性的两种曲牌,前者代表了太原锣鼓的传统曲牌,后者代表了太原锣鼓的新编曲牌,它们分别指向了太原锣鼓的两种形态:乡村社火锣鼓和城镇厂矿锣鼓。尽管在实际的演奏场景中并无严格区分,但就来源和用途来讲,乡村社火锣鼓主要用于迎神赛社、社火活动中,城镇厂矿锣鼓主要用于文化庆典、锣鼓展演中。在太原锣鼓的传承变迁过程中,乡村社火锣鼓曾经是传承的主体,随着时代变迁,城镇厂矿锣鼓逐渐成为太原锣鼓的代表形态。在城乡二元结构的语境下,社火锣鼓和厂矿锣鼓是基于地理空间的类型划分,而就太原锣鼓整体而言,两种形态交融并存。
(一)乡村社火锣鼓
太原锣鼓历史悠久,逮至明清时期,民间社火炽盛,锣鼓在社火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无论是为其他社火节目伴奏,还是单独的锣鼓合奏,各社火班社无不以锣鼓为本社核心所在。
“在太原郊甸某些乡间,至今还流传着一种古老的社火锣鼓,当地人称之社鼓……社鼓,形成于古时的迎神赛社,根植于乡间社火,经历代不断发展演变而流传下来。据当地老人们讲述,明清时期太原地区的乡村结社较多,迎神赛社活动频繁,社鼓在各家结社里频频而起,故其又称社家鼓。在那时,好些村社的社火时常会集一处,通宵达旦,竞技赛艺,以争各社家舆论上的优胜。” “社家鼓”被视为太原锣鼓最为传统、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锣鼓种类。可以说,社家鼓是太原锣鼓延续传承的主干,也是现代形态的基础。
“太原锣鼓”在当地群众的认知中,依然与社火锣鼓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尽管太原的锣鼓历史上品类众杂,曲目浩繁,分有宫廷鼓乐、吹打锣鼓、乐舞锣鼓、庙堂锣鼓、宗教锣鼓、戏曲锣鼓、说唱鼓书及唤头报讯锣鼓等,但太原人今天谈及的太原锣鼓一词,通常是指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传统的社火锣鼓。”“‘太原锣鼓’一词即指太原地区所流传的历史悠久的传统民间锣鼓,它是以太原地区从历史上传承下来的社火锣鼓为其主体的。” 乡村社火锣鼓奠定了今天太原锣鼓的基本艺术风格,培育了基本的受众市场,培养了锣鼓艺术的人才,为进一步发展准备了条件。
更为重要的是,乡村社火锣鼓并没有随着城镇化的推进而彻底消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太原的乡村社火锣鼓依然兴盛,在太原市原南郊区,“太原民间锣鼓班建国前村村都有,称为社家鼓。主要是民间锣鼓爱好者逢年过节时敲打自娱,也在元宵节闹社火时为龙灯、狮子舞等伴奏……建国后,太原锣鼓作为一种独特的民间艺术形式,经常参加节日大庆和广场的单项表演比赛。1990年,全区220多个行政村都有锣鼓队,其中由50—200人组成的大型锣鼓队有23个。最有名的是金胜乡武家庄村锣鼓队,晋源镇山区锣鼓队,西温庄乡南王名村锣鼓队,姚村乡女子锣鼓队等” 。
及至今日,太原的乡村社火锣鼓依然活跃在乡村社火中,而且有较为成熟的社火锣鼓班社,如清徐锣鼓团、古寨社火锣鼓队、太原南上庄锣鼓队、庙前街高跷锣鼓队、铁匠巷高跷锣鼓队、西华门高跷锣鼓队等。随着城镇化的步伐,一旦所在乡村划入城镇,社火形式有所转变,社火锣鼓转变为城镇锣鼓就有着天然的便利。
(二)城镇厂矿锣鼓
一些乡村地区的社火活动在延续,另一部分乡村转为城镇后,社火所依赖的乡土环境发生变化,部分社火形式并没有完全消亡,而逐渐转变为城镇式的社火类型。而且,就各地社火的发展来看,乡村社火也受到当地各类企事业单位的支持。很多社火班社受到当地企业的资助,而且驻地单位也乐于通过社火活动提升影响力。在很多地方,企业雇佣或赞助的社火班社与当地村落社火班社共同献艺的情况十分常见。
原先盛行于乡村的民间舞蹈、民间小戏、锣鼓杂耍等社火形式,转变为城镇式的文艺体育活动,屡见不鲜。在太原、晋中一带,无论乡间庙会,还是城市广场,敲锣打鼓的日常娱乐几乎处处可见。除了群众自发的锣鼓娱乐以外,太原厂矿企业的锣鼓队代表了与乡村社火锣鼓差异明显的形态。“早在建国初,太原城内就有过以铁匠巷、庙前街和三桥街为营垒的三大家争鸣,锣鼓已能摆脱历史上只为社火服务的单一化,开始为庆典、贺功、报喜、联欢、游艺等声张助兴。1950年,太原矿山机器厂(简称矿机)成立了太原第一家厂矿锣鼓队。锣鼓演奏由过去民间社班自筹演化出大厂矿有组织地开展。”
太原锣鼓的城镇厂矿锣鼓的代表有太重锣鼓艺术团、太钢职工锣鼓表演团、太原市公交控股集团公司锣鼓团、太原西山锣鼓团、山西纺织厂锣鼓团、太原化工集团锣鼓团、太原三机床锣鼓队、太原新凯纺织印染厂女子锣鼓队等。其中尤以太钢和太重两家锣鼓团最有影响力,太钢职工锣鼓队的一百余名锣鼓手参加了1990年北京第十一届亚运会开幕式的锣鼓表演,名噪一时;太重锣鼓艺术团近几年发展迅速,被确定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太原锣鼓传承培训基地”。
在企业宣传、商业推广上取得成功,城镇厂矿锣鼓在不断吸收乡村社火锣鼓精华的基础上,也受到民间锣鼓团的竞相效仿。介于乡村社火锣鼓和城镇厂矿锣鼓之间,还有大量的民间锣鼓团体,如山西民间锣鼓团、大众锣鼓队、黄河锣鼓艺术团、太原锣鼓老艺人艺术团、太原贺贺锣鼓团等,以及不可胜数的民间小型锣鼓班。这些民间锣鼓团队虽然没有大型厂矿的依托,但借鉴厂矿锣鼓的表演形式、组织架构、推广方法,活跃在城乡各类活动中,实现了商业运作。因此,民间松散的锣鼓团队可以看作是城镇厂矿锣鼓的一种简化形式,也属太原锣鼓的城镇形态。
(三)两者的差异
乡村社火锣鼓和城镇厂矿锣鼓作为太原锣鼓的两种形态,内在具有统一性,共同作为太原锣鼓的代表活跃在太原城乡。目前太原锣鼓的城镇存续形态主要是厂矿锣鼓,它的发展成熟离不开乡村社火锣鼓,同时也形成了一定的个性。太原锣鼓的两种形态在人员构成、组织形式、功能作用、资金来源、艺术风格等方面具有差异。
在人员构成方面,乡村社火锣鼓的主力是普通村民,尤其是村落中对锣鼓充满热情的班社成员,他们是社火班社的主心骨,也为社火锣鼓的传承作出了重要贡献;城镇厂矿锣鼓的主力是企业职工,这些职工不排除来自于社火鼓手,也不排除从乡村社火锣鼓磨砺而来,但他们的身份是企业职工,在劳资关系上与普通村民存在显著差异。
在传承方式方面,乡村社火锣鼓主要是直接习得,城镇厂矿锣鼓为间接习得。“所谓‘直接习得’,是让承传者以亲历、体验、参与的方式,在具体、真实的民俗情境中通过观察、跟随、操作而接受民俗熏陶,在不知不觉中掌握各种民间知识,把上辈的群体的文化传统转化为个人的习惯。‘直接习得’是乡村民俗传承的主要手段……所谓‘间接习得’,指承传者不必亲身参与各类具体的民俗活动,不必处处置身真实的民俗环境之中,而是通过事象见闻、空间模拟等方式感知民俗规律,掌握相关知识,并能传感他人。‘间接习得’是当代都市民俗传承的重要手段。” 乡村社火锣鼓主要是通过口传心授传承,新的鼓手往往在耳濡目染中成长起来,多是没有专门的教学过程,对乡村民俗环境的依赖性强。城镇厂矿锣鼓更倾向于教学式的培训,编写培训教材、组织培训班,甚至赴外培训,对社火环境的依赖性弱。
在功能作用方面,乡村社火锣鼓主要用于迎神赛社、庙会祭祀、社火活动中,平时庆典、红白喜事等活动的锣鼓也主要侧重于自娱,商业性较弱;城镇厂矿锣鼓也常见于大型庆典、文艺活动、红白喜事中,但主要出于商业表演、企业宣传的目的,商业性较强。
在资金来源方面,乡村社火锣鼓主要依赖班社的募集,村民自愿捐助,资金主要用于道具、服饰购置,参与者常常没有酬劳,或酬劳只是象征性的;城镇厂矿锣鼓以企业厂矿资助为主,参与者有一定的酬劳,商业性的团队以酬金为生。
在艺术风格方面,乡村社火锣鼓简快朴质,城镇厂矿锣鼓隆重热烈。相较于道具简单、人员少、曲子短的乡村社火锣鼓,城镇厂矿锣鼓阵容扩大,人员多,道具多,讲究大场面,因此增加了指挥的角色。社火锣鼓常受资金掣肘,道具简陋、服装杂乱,而厂矿锣鼓一般道具配备齐全,服装统一。社火锣鼓多演奏社火鼓点,曲谱相对固定,随演随走;厂矿锣鼓多使用新编曲谱,波澜起伏,演出地点相对固定。
综上比较,列表如下:
表3-1-1 乡村社火锣鼓与城镇厂矿锣鼓的差异
二、太原锣鼓城镇存续形态的成因
在太原锣鼓传承发展过程中,很长一段时间都是以乡村社火锣鼓为主体的,太原城内的锣鼓也主要以社火伴奏锣鼓的形态存在,一度形成了铁匠巷、庙前街、三桥街三家锣鼓争鸣的态势。太原的城镇社火锣鼓与乡村社火锣鼓一脉相承,20世纪中叶之后城镇厂矿锣鼓在相互融合上逐渐形成规模,并且对社火锣鼓进行了大胆的改革创新。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城镇厂矿锣鼓成为太原锣鼓的主体发展形态。
这种形态转变,也反映在太原锣鼓代表性传承人的构成上。在1949年前后,太原锣鼓的代表性传承人主要来自城乡的社火锣鼓,如乡村的郑润寿、武春玉、边二元和城区的刘贵、毛牛、赵根杰等人。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代表性传承人主要有城区的裴广明、王平华、刘耀文等人,他们主要是城区的高跷会等社火班社的成员;此外还有郊区乡村社火锣鼓的代表潘献瑛、康守礼等人。改革开放以来,太原锣鼓的代表性传承人主要来自城镇厂矿锣鼓,如太原化工厂的尹勤选、太原客车修造厂的韩起祥、太原线材厂的康宝堂、太原重型机器厂的高春明、太重鼓乐团的李乃忠和张爱仙、太原公交锣鼓团的王爱忠、太原化工厂的孙红兵等。而作为国家级和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太原锣鼓,其代表性传承人刘耀文、裴广明、王平华都有由社火锣鼓转向城镇厂矿锣鼓的从艺轨迹。
城镇厂矿锣鼓成为太原锣鼓的主体形态是多重原因综合作用而成,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即城镇化的进程、工矿企业发展的契合、锣鼓文化的深厚土壤。
(一)城镇化的进程,推动了社火锣鼓的转向
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说,“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 ,这种“乡土性”不仅体现在经济层面,还涵盖文化、社会、心理等诸多方面。在《乡土重建》中,费先生认为:“中国社会变迁的过程最简单的说法是农业文化和工业文化的替易。这个说法固然需要更精细的解释,不能单从字面上做文章,但是大体上指出了中国是在逐渐脱离原有位育于农业处境的生活方式,进入自从工业革命之后在西洋所发生的那一种方式。” 在工业化、现代化、都市化等浪潮的推动下,改变传统乡村的社会结构成为主动或被动的趋势。“传统社会进入现代社会的动力是工业化……在西方,都市化的脚步是紧跟着工业化而来的。的确,现代都市是工业主义的一个‘函数’,而都市无疑是现代社会生活的主要形态。反之,传统社会以村落为社会生活的主要单元。我们可以看出,由于都市化的趋势,逐渐把许多传统的‘生活模式’摧毁了。” 依托传统乡土社会的文化样式在城镇化的进程中如何变迁,这带来了极大的关注,也引起了某些焦虑。
社火锣鼓与城镇锣鼓虽然在道具、曲谱等个别层面较为一致,但实质上已经有了较为明显的差别。社火是乡土社会的产物,必须依赖特定的信仰对象,形成较为完整的时间空间展演规制,由夹杂着血缘、地缘、神缘等多重因素的民间结社组织实施,并且有来自本社群的继承者不断补充到班社中。随着城镇化的进程,社会结构和生活方式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原先按照农业生产规律形成的生活节奏、年度轮转被彻底打乱,迎神赛社、庙会等活动所依赖的信仰对象逐渐弱化,宗族式、村落式、香会式等各类结社被打破,社火传承在传统社会变迁中无法维持基本的新旧交替。在城镇化进程中,有些乡村民俗逐渐消失了,“有些风俗虽然来源于农事……也都带上了城市化的特点,与城市条件结合起来” ,成为新的城市民俗。
在城镇化过程中,乡村的社火活动一定程度上可能在半城镇半乡村的社区中延续,在当前的城镇条件下,无法也没有必要完完全全复现社火锣鼓。太原锣鼓作为社火锣鼓还存续于广大农村地区,在城区也常看到类似社火伴奏的锣鼓,但很大程度上其在城市里已经从乡村民俗演变为城镇民俗。
(二)与工矿企业的发展契合,促成了厂矿锣鼓的兴盛
太原锣鼓的发展与经济发展紧密相关。明清时期,在晋商的支持下,社火锣鼓兴盛一时。太原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重要的工业基地之一,尤以能源、冶金、机械、化工为特色,大型工矿在企业文化建设中,尤其注重职工文体活动的扶持,各类以工矿企业职工名义组织的文体团队不胜枚举。太原锣鼓作为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得到工矿企业的青睐。20世纪50年代初太原第一家厂矿锣鼓成立,随后各大工矿企业纷纷成立职工锣鼓协会,组建锣鼓队。这些厂矿锣鼓队活跃于国内国际舞台上,被视为宣传企业文化的名片。在亚运会、奥运会、世博会等重要舞台展示太原锣鼓的均是城镇厂矿锣鼓团队。
以太钢职工锣鼓团为例,1990年在亚运会开幕式上的锣鼓表演可以看作太原锣鼓和厂矿锣鼓的标志性事件。“1990年,太原钢铁公司组织了一百多名鼓手,参加了第十一届亚运会开幕式表演,奏响了《丰收锣鼓》的第一声,风靡全国、驰誉中外,把太原锣鼓的发展推向一个新的高峰。” 可以说,此次表演让人们领略了太原锣鼓的壮美,同时也让所属企业获得了巨大的声誉。“代表全国工人阶级擂响了亚运会第一声锣鼓,打出了太钢职工的气派和工人阶级的威风,为太钢争了光。” 基于这样的考虑,企业厂矿在扶植太原锣鼓上不遗余力,并以此作为展现企业风貌、宣传品牌的重要推手。“太钢职工锣鼓队多次参加国际国内重要活动……充分展示了太钢人的精神风貌。”
锣鼓合奏,气势磅礴宏大,气氛喜庆热烈,契合工矿企业宣传推广的要求,在工业为主的太原受到特别的青睐,也带来了厂矿锣鼓的兴盛。
(三)锣鼓文化的深厚土壤,保证了太原锣鼓的基本形态
山西锣鼓乐历史悠久,陶寺出土鼍鼓素有“中国第一鼓”之称 。山西保存最为丰富的戏曲文物,又是华北社火最为炽盛之地,戏曲和社火均离不开锣鼓。山西全省鼓乐品种众多,精彩纷呈,太原锣鼓是山西锣鼓文化中的产物。除了各类锣鼓文物遗迹之外,太原为代表的晋中地区还保留大量关于鼓乐的传说,如鼓乐祭汾水神、鼓乐迎送刘皇姑,等等。
清末民国太原人刘大鹏的《退想斋日记》记录了多处乡间锣鼓的情形,从中可以看到彼时太原锣鼓的盛行:“王郭村一乡,共有五六百人家,分为十社,每年今日各社农家鸣锣击鼓,执伞竖旗,共去牛家口迎神。辰、巳时去,未、申时归,锣鼓喧天,旌旗蔽日,儿童踊跃前呵,丁男欣喜后拥,妇女左右旁观,执事者衣冠整肃。”“吾乡每年更换乡约,今日众邻里皆去县递保状,晚间鼓乐而归,阖里之人到里门迎接。”“今日为灯节起首,千村万井皆张灯纳火以贺世之升平。古人遗俗后人遵而行之,是以各村各庄人皆鼚乎鼓之,轩乎舞之。”“村社人民击鼓鸣锣以庆升平,无不举手加额曰盛哉乎斯世。午后,里中人扮一社火,名‘钟馗送妹’,前有鼓吹,冒雪歌舞,穿街过巷以取快乐。”
及至今日,无论是乡间里社,还是城镇社区,太原锣鼓依然风行。“目前在太原地区及其周边一带非常普及,各城区街道及各乡镇村寨几乎都有自己的锣鼓队,锣鼓演奏频频而起,随处可见;各区锣鼓大赛此起彼伏,蔚然成风。据不完全统计,太原地区能敲锣打鼓的人有数万,规模大小不等的锣鼓队有几百支。” 在这样的锣鼓文化土壤中,锣鼓乐融入太原城乡群众的血液中,即便有城镇化的进程,太原锣鼓依然在城镇生活中保有了旺盛的生命力。
三、太原锣鼓城镇存续的内在动力
为了传承和保护民俗事象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常常采取政治、经济、文化多种措施,在政策上予以保障,在经济上予以扶持,在文化上予以关注。在这些外部措施之外,民俗事象和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有着自身的发展规律,其内在的动力实质上决定了其发展的趋势和形态。太原锣鼓作为乡村社火锣鼓,在城镇演变为社区锣鼓,又在厂矿企业的支持下衍生出厂矿锣鼓,不但没有随着时代的变迁逐渐消亡,反而呈现出在城镇中存续的强大能力。不可否认,政策保障、经济支持都对太原锣鼓的城镇存续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其发展的内在动力仍具有根本性和基础性。
(一)人的互动
太原锣鼓在城镇的存续和发展,归根结底是人的问题。有没有人打鼓,有没有人听打鼓,从业者市场有没有,受众市场有没有,实际上决定了存续的可能。在城市发展过程中,乡村与社区常常并非一日巨变,城镇化的过程也并没有把原先的村落彻底撕裂,更为主要的是,多种多样的“城镇化”仅停留在形式上,基本的社会结构依然延续着。同时也需要看到,在乡村村落和城市社区间存在着直接转变的关系,大量的人口并没有因为城乡身份的转变而彻底改变生活方式。
民俗学家多尔逊认为:“Folk不必仅指乡下人(Countryfolk),最好意味着趋向传统的匿名群众(anonymousmasses)。即使乡下人搬进城里(在过去几十年里,乡土人口的流入使世界大都市人口骤增),民俗学家并不丧失对他们的兴趣。出生在城市里的后代也并不必然失去作为民间群体(folkgroups)的属性,因为他们的生活,他们的行为、服饰、烹调、语汇和世界观也可能由传统力量来定型。” 城市民俗学的兴起,让民俗之“民”的反思更加激烈,实际上指向了民俗的承载者——人的问题。
民俗学家邓迪斯认为:“还有一些民俗学者,将‘民众’错误地定义为农民社会或乡村群体。如果有人接受了这个狭隘观念,那么在定义上,就会得出城市居民不算民众,因而城市居民也不可能有民俗的推论。” 城市民俗得到普遍关注的情况下,简单地以城乡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把城乡民俗对立起来,并不符合基本的学术逻辑。在中国的文化语境中,城乡民俗的交融关系更加复杂。
太原锣鼓所依赖的城镇背景,并没有严格和乡村民俗隔离开来,乡村社火锣鼓、城镇社区锣鼓、城镇厂矿锣鼓背后指向的鼓人几乎出自同一种生活场景。更为关键的是,太原锣鼓的普及程度形成了“有人打,有人听”的良性互动,在这样的文化根基上,太原锣鼓并没有因为人的流动而逐渐式微,却因为人的互动保证了存续能力。
(二)技艺的互动
无论是乡村社火锣鼓,还是城镇厂矿锣鼓,都呈现技艺的开放式、互动式提升。社火环境中,鼓手的竞技争胜意识明显,培养了无以计数的优秀鼓手。太原锣鼓的城镇存续也延续了技艺互动的传统,适应了新的发展要求。
“现代化是一个全方位的社会变迁过程,中国的乡村以及中国乡村的民众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构成了剧烈社会变迁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此同时,中国乡村也在恢复其自生性与活力的同时,在日常生活实践中不同侧面地展示了其内在的力量:中国乡村的经济合作组织(传统的与现代的)、民间信仰组织、乡村的社会网络(婚姻、宗族)、信任与关系、传统价值的实践、地方领袖以及仍与乡村保持桑梓之情的走出乡土的学者、官员、商人等,这一切都融入了中国整个现代化的潮流中。” 显然,从乡村转为城镇的社区,从乡村社火锣鼓走出的优秀鼓手,从乡村社火锣鼓传承而来的鼓谱都在城镇锣鼓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城镇厂矿锣鼓在乡村社火锣鼓鼓谱的基础上,编创了众多优秀的新曲谱。如对传统的“一二五”鼓点改编新创,演变为对打的演奏模式,增加了锣鼓演奏的气势。“双一二五”改编为“双胜利”,“农村一二五”改编为“庆丰收”,“狗相咬”充实为“大联欢”,新创“倒五二一”“双五二一”。在厂矿锣鼓众多优秀鼓手的努力下,新编“迎宾鼓”“欢庆锣鼓”“龙城天鼓”“十大欢”等鼓点,进一步提升了传统锣鼓,符合城镇经济社会发展的审美需求。
太原锣鼓通过锣鼓集会、职工锣鼓大赛、民间锣鼓大赛、锣鼓节等形式实现了各厂矿锣鼓的技艺互动。各锣鼓队互相借鉴、互相吸收,形成了较为稳定的厂矿锣鼓互动机制。并且,在实际的商业推广演出中,各厂矿锣鼓队走向市场,不得不在展演中提高艺术品格。在不断的技艺互动中,服装更加精致、乐器更加完备、曲谱不断提升、阵容不断扩大、演奏方式不断改革,形成了较为稳定的厂矿锣鼓特征。
总之,“鼓舞人心”,人的互动、鼓技鼓艺的互动在文化心理、经济基础、艺术提升等层面构成了太原锣鼓城镇存续的内在动力。
结 语
太原锣鼓主要有两种形态:乡村社火锣鼓和城镇厂矿锣鼓,分别代表了不同历史阶段和地理空间中的形态。乡村社火锣鼓曾是太原锣鼓的主体,奠定了今天太原锣鼓的基本艺术风格。随着时代的发展,城镇厂矿锣鼓成为太原锣鼓的主体形态。太原锣鼓的两种形态交融并存,既有关联,也有区别。两者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人员构成、组织形式、功能作用、资金来源、艺术风格等方面。城镇厂矿锣鼓成为太原锣鼓的主体形态是多重原因综合作用而成,主要有城镇化的进程、与工矿企业的发展契合、锣鼓文化的深厚土壤等三个方面的原因。城镇化的进程,推动了社火锣鼓的转向,从乡村民俗演变为城镇民俗;与工矿企业的发展契合,促成了厂矿锣鼓的兴盛,太原锣鼓作为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得到工矿企业的青睐;锣鼓文化的深厚土壤,保证了太原锣鼓的基本形态,依然在城镇中保有存续能力。太原锣鼓城镇存续的内在动力主要体现在人和鼓两个方面,人的互动使太原锣鼓没有在乡村—城镇的转变中传承中断,也为新时代的传承准备了足够的传承人和受众;鼓技的传承创新、鼓艺的改革提升,根据城镇的审美需要调整艺术品位,也使太原锣鼓的城镇存续形成了新的艺术风格。当然,太原锣鼓在城镇的存续中也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问题,但其所展示的由乡村社火锣鼓到城镇锣鼓的转变历程,城镇存续的主要形态,城镇存续的内在动力,则具有深远的参照和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