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晋剧:地缘民俗视野下的地方戏曲变迁
以地缘民俗的视野观照地方戏曲的发展,主要基于以下考虑:首先,地缘民俗是建立在地缘关系上的,强调动态的关系作用,避免地域和地方两词所带来的范围模糊不定性和静态限定性;其次,地方戏曲的变迁,虽在特定地域内,但并非与当地所有的文化事象相关,因此对于“变迁”的分析主要涉及与之发生关联的诸种要素,地缘民俗主要侧重于这些要素;最后,地方戏曲所独具的民俗属性和地域属性,地缘民俗尤为关注和强调。晋剧(又称中路梆子)是山西四大梆子之一,盛行晋中,辐射陕冀蒙等毗邻地区。晋剧与其他地方戏具有大致相似的雏形、成熟、定型的发展过程,在其变迁过程中由于地缘民俗整体的影响,又具备一定的独特性。
所谓地缘民俗,是指“围绕地缘关系而形成的诸种民俗事象,是人们在处理生活空间中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复杂关系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模式化生活方式,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家乡’、‘乡情’、‘老乡’、‘安土重迁’等观念。涉及地域的生产民俗(生产方式,土特产)、生活民俗(饮食、服饰、居住、交通、集市贸易、节日)、村落民俗、地方风物传说、地方戏曲等。” 地方戏曲是地缘民俗的构成部分,分析其变迁过程不仅可以体现地缘民俗的整体特点,而且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地方戏曲变迁的案例分析,可以得见以地缘关系为纽带集聚的诸种民俗事象互相作用的动态过程。
一、晋剧形成初期的地缘民俗资源
清初,晋剧形成于山西晋中地区(文化意义上的,非行政区划上的),与彼时彼地的社会经济条件等宏观背景相关,更为直接地受益于基于地缘关系的民俗资源。尤其是地缘民俗中丰富的曲艺资源,使得晋剧的形成具备了基本条件。基于地缘关系的影响主要来自三个方面:梆子戏的大背景、蒲剧的直接影响和当地民间游艺的孕育。
作为梆子戏的一种,晋剧的形成离不开梆子戏兴起的大背景。梆子戏的远源与近起有多种不同的说法,大致的共识是明末清初形成于晋陕豫交界地带。梆子戏板节铿锵,唱腔高亢,气势粗犷,属于花部一种,是与雅部的昆曲相对的。因此,梆子戏在形成时就带有浓厚的民间色彩,受到晋陕豫交界地带锣鼓、吹奏、秧歌、小曲等民间曲艺的直接影响。笼统称呼的山陕梆子是梆子戏的早期形态。在当时社会发展推动下,山陕梆子较为成熟后,开始走出晋陕豫交界的狭小地带,向四周传播。晋中地区与晋陕豫交界地带有地缘便利,它们地理距离较近,方言相似,生活方式贴近,风俗习惯一致,区域间民众交往密切,流动频繁。有如此的地缘便利,梆子戏流布晋中地区具有天然优势,这为晋剧的形成提供了最初的准备。而就梆子戏的最初地缘扩散而言,在传入地形成了梆子戏的分支,不独有进入山西的晋剧(山西梆子之中路梆子),进入陕西则形成秦腔(陕西梆子),进入河南则形成豫剧(河南梆子)。
晋剧不是梆子戏的最初形态,它的形成受到蒲州梆子的直接影响。很多地方戏曲的初生都有借鉴周边相关剧种的过程。晋剧受到蒲剧的直接影响,主要是基于地缘因素的。关于晋剧的形成,老艺人王永年的口述是:“幼时听许多老师讲,中路梆子源于山陕梆子,直接受蒲州梆子影响而逐渐形成为大剧种。早年的中路梆子以‘学蒲’为尚,所演剧目不少是由蒲剧引进的,不管大戏小戏,专业演员和票友都以‘蒲白’为地道货色,并从蒲州请来大批名角演唱,买来蒲州艺伶请蒲师‘打娃娃’,当时的蒲州梆子确实比中路梆子更趋成熟,中路梆子究竟怎样在山陕梆子和蒲州梆子影响下,逐渐衍变为独立的声腔剧种?有三种说法。一说中路梆子和北路梆子是蒲州梆子北上以后分化出来的两大剧种,路过中路滋出中路梆子,走到北路滋出北路梆子;一说中路梆子是在当地秧歌、土戏、民歌的基础上,吸收蒲州梆子的诸多优秀艺术,从而形成自己独立的剧种;还有一说,蒲州梆子向北流布,路过中路无留遗响,直接到达北路,形成北路梆子,后因某几位艺人嗓音欠佳,无法适应北路高调,返回晋中一带,在一些富豪资助和名家指点下,几经研究降了调门,就形成了中路梆子。” 老艺人的这种说法被许多研究者引用,晋剧从一开始用蒲白、请蒲师、唱蒲戏等方面来看,几乎可以看作是蒲剧在晋中地区的传承式搬演。晋剧从蒲剧转变而来的三种说法,并非并列的三种意见,其实是一种观点的三个方面表述:第一点说蒲剧和中路梆子、北路梆子的关系,第二点说晋剧与当地艺术的关系,第三点说中路梆子和北路梆子的差别。综合来看,这三种说法都以晋剧直接来源于蒲剧为基础,同时,互相补充地说明晋剧(中路梆子)区别于蒲州梆子和北路梆子而形成自身特点。
山西梆子最初是在蒲州最为兴盛,当时的蒲州出了很多著名演员,山西省内其他地区的许多人都去蒲州学戏,蒲州梆子的特点是唱腔十分慷慨激昂,保留着浓厚的北方特色,唱腔开阔、爽朗。晋剧在吸收借鉴的同时也不断创新。首先,对腔调进行改革。一改慷慨直白的特点,在唱腔上吸收南戏的抒情特色,腔调和情感上的拿捏更加准确恰当。其次,对曲词的改革。戏曲表演的语言,大多都与当地的方言密不可分。但很多时候,由于地区间语音的差异,很难让受众在欣赏时产生共鸣。晋剧在发展中逐步克服了这一难题,保留本土气息之外,语言上也吸收了其他剧种的长处。晋剧便经过吸收、改革,成为了享誉国内外的剧种之一。
从地缘关系上来讲,蒲剧已经相对成熟,蒲州与晋中地区毗邻,方言、民俗诸多方面十分相近,把蒲剧直接搬来晋中地区演出是可以的,这属于简单的“拿来”,而非“化用”。之所以能够“拿来”,主要原因在于地缘便利。有了相对成熟的蒲剧作为参照和底本,那么晋剧的形成就是在蒲剧基础上的本地化。本地化即是利用本地民俗要素来同化外来民俗要素,去除后者的外地色彩。从地缘民俗的角度来看,晋剧之来源于蒲剧,即是地域内民俗消弭地域间民俗差别的过程。在晋中地区,蒲剧传入时,既有昆曲等剧种余声,也有民间赛社演剧、道情、锣鼓、吹奏、秧歌、各类小戏等成分。这些本地色彩浓厚的曲艺形式已经形成了群众基础,培养了戏曲欣赏的习惯,积淀了特定的审美倾向。晋剧在借鉴外来的蒲剧,吸收本地的各类曲艺民俗的过程中,培养本地艺人,供养本地戏班,逐渐转用当地方言演唱,调整为迎合当地欣赏习惯的唱腔,化用当地的伴奏乐器,创作有当地风味的剧目,晋剧就正式形成了。晋剧吸收地方各种民间曲艺,但并没有消灭后者,并且作为“大戏”反过来促进了后者的提高,这就是地缘民俗间的良性互动。“一般说新的戏曲剧种在形成之初,吸收能量很大,溶化能力亦很强,比比皆然,中路梆子亦不例外。它不仅放手向当地已有剧种吸取唱腔营养,且从当地秧歌,各种民歌,以及说唱艺术中吸取多方面的音律,集纳补充到本剧种声腔之中……从地方小戏、说唱艺术、民间歌谣等基础上逐步形成大戏。原有的小戏民歌和说唱艺术本身,仍在当地流行,并在提高指导下更好地普及,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发展状态,如此循环反复,逐步走向更高的境地。” 因此,地缘民俗本身是一个兼容并蓄的自然场域,在地缘民俗中,形式相近的民间曲艺种类,免不了给人以相互竞争、互相挤压生存空间的感觉,但是它们之间相互影响、相互提升的良性互动才是发展的主流。
二、晋剧成熟定型期的地缘民俗支撑
一种地方戏曲从形成到成熟定型,是地缘民俗整体作用的结果。虽然涉及诸种具体的民俗事象,但在实际过程中,往往一个或几个因素的作用更为基础和突出,恰恰是若干关键要素,往往具有显著的地缘属性。在晋剧成熟定型期,晋中地区最具特色的晋商民俗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故而晋剧在发展过程中带有浓厚的晋商色彩。
晋商在清代康熙、雍正、乾隆年间,经济稳步发展,以势不可挡的姿态成为国内名震一方的“巨富”。当时在内蒙古包头市有谚语说,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复盛公是晋商大户乔氏家族在包头最早开设的商号。包头的商号是晋商的缩影,当时的晋商行走天下,商号遍布全国,乃至拓展到了境外。在清代道光年间时,由于以前镖局押送现银风险太大,中国第一家票号——日昇昌于山西省平遥县成立,极大加速了金融业的发展,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当时大宗银两运送十分不便的局面。纪昀在新疆时说:“大贾皆归化城来,土人谓之北套客,其路乃客赂蒙古人所开,自归化至迪化,仅两月程。” 可以说在彼时的商业金融界,晋商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晋中地区是晋商的集中地,晋商积累的雄厚经济实力,为山西梆子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商业氛围浓厚,从商者众多,财富的集聚,为晋剧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经济基础。商品流通、人员流动、人口迁徙,形成开放的文化市场,为晋剧的成熟提供了有利的环境。在商业发达的同时,人们对戏曲的需求旺盛,看戏成为重要的文化消费方式,这为晋剧的成熟培养了消费市场。不仅仅晋剧从中受益,各类民间说唱艺术也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受益颇多。晋剧为富商大户所青睐,在民间的影响力不断提升;各种秧歌、说唱小曲不仅在民间庙会、赛社中盛行,此时亦能借“大戏”的东风得到发展。社会财富的丰厚,戏曲之风日盛,民间社会有足够的资金修筑戏台、请戏班、唱大戏,形成了重戏的习俗。从晋剧的成熟定型可以看出,晋中地区的晋商民俗和戏曲民俗是交融在一起的。因地缘关系,晋剧受晋商民俗影响尤甚,这是与其他地方戏曲较为不同之处。
晋剧在成熟定型期逐渐稳定下来的戏班运营、票社会演、人才培养、声腔伴奏等戏曲民俗的诸多方面,都与以地缘纽带联结起来的晋商民俗交织在一起。从特定角度来看,同类的民俗事象既属于戏曲民俗又属于商业民俗,呈现了独特的地缘民俗样貌。
晋剧班社既有专业的也有草台的,能够代表晋剧最高演出水平的当属“字号班”一类。这类班社行当齐全,阵容齐整,名角云集,分工明确,剧目丰富,场面隆重,讲究排场。这类班社主要由巨商富号出资承班领戏,负责班社开销和日常运营。如云生班由祁县张庄南村富商岳彩光承班,四喜班由榆次聂店富商王钺承班,三合店由榆次王湖村的三家窑主合办,三庆班由祁县渠家苏兴财主承班,上下聚梨园由祁县渠元淦承班,五义园由徐沟大寨李玉和承班,庆梨园由祁县王联庆承班,全胜和班由太谷东厂村大财主王虎儿承班。晋剧能够达到高的演出水平,必须有雄厚的资金支持。而富商巨贾为了彰显身份提升威望,一般都承领晋剧班社。
晋剧成熟离不开与其他艺术的交流及其互相间的借鉴,除了民间自发的艺人流动起到交流作用外,晋商所热衷的票社会演为晋剧艺术的提高提供了绝佳的舞台。以曹克让的“三多堂”票社戏曲会演为代表:“每年冬镖一过,戏班神门一闭,曹家的自乐班例行一个月的‘会演’活动就准时开锣了。届时,榜上有名的各班名家纷纷到来,说是自乐,实际上是一次私人举办的高水平的戏曲会演。这里闹票儿不像其他票儿班,谁都可以凑数儿的,到时高手云集,名家丛出,没有相当的道行是不敢轻易露面、班门弄斧的。这里规矩也特别,不是谁高兴就来一段,而是按各门师傅的行当、剧目排定顺序,进行专行专戏的演唱。比如今天须生露《下河东》,一律《下河东》,明天再换《斩黄袍》,以后再露正旦、花脸、生角、小旦、三花脸,依然采用同样的办法,当然你要有特殊剧目,也有露演的机会,很有点我们今天专场评比演出的味道。” 富商大户具备举办此类戏曲会演的财力,客观上提高了晋剧的演出水平和地位。
晋剧成熟定型的一个重要标志是有自己的后备人才培养机制并且具备培养本地艺人的能力。在成熟定型期,晋剧的人才培养主要是通过娃娃班来实现的,如三合店、三庆班、太平班、保和班、小梨园、喜盛园、二锦霓园、乾梨园、小祝丰园、小自诚园、小荣梨园、小万福园、小聚梨园,等等。这些娃娃班,一开始还从同州蒲州等地买来娃娃培养,后来主要培养本地籍的娃娃,在不同时期都培养出了有代表性的名伶名角,成为晋剧持续演出的中坚力量。娃娃班与成人班社相比,投入多产出少,非财力支持不可长久。晋商大户在承领晋剧班社的同时都承养娃娃班。晋商的资助保证了彼时晋剧优秀演员的不断涌现。
晋剧定型的重要方面是唱腔表演等基本要素本地化,区别于相近的蒲剧和北路梆子,成为独立剧种。这个过程在晋剧的不断演出中逐渐进行,由晋商大户承养的班社积极完成。这其中体现了以晋商为代表的民众审美取向和艺术追求。晋剧的声腔伴奏表演等诸多方面的改革,以上下聚梨园的“音随地改”最具代表性:(1)降调。晋中地区民间歌唱并不求高亢、挺拔,反以丰满、圆润、畅达为特点,晋剧在山陕梆子的基础上降低调性,以迎合晋中观众的审美要求。(2)伴奏乐器。为了降调的需要,琴师改造了胡琴,鼓师改造了高鼓,掌锣创新了马锣,这些改造都是为了配合晋剧的调子要求。(3)文武分家。改变文武一家的旧有格局,确立文东武西的规范,文武场互不干扰。(4)伴奏方法。老山陕梆子演员演唱时鼓师都不垫箭子,任演员自己唱做,琴师则等演员唱完一句后就演奏,吱吱扭扭炫耀自己的技巧,不仅对演唱无补,反而喧宾夺主。改造后,鼓师在演员演唱中按剧情见缝插针,巧妙地垫上了箭子;琴师则根据不同演员的嗓音条件、演唱风格与情节,尽量托腔保调,烘托气氛。这便形成了中路梆子的打、拉、唱的浑然一体。
在晋商的推动下,晋剧成熟并定型,社会地位提高,被当地人称为“大戏”,以区别于秧歌类小戏、赛戏类酬神演剧和各类民间说唱。晋剧随着晋商的脚步,北上南下,轰动京津,巡演淮汉,成为晋商的文化招牌。从地缘关系而言,来自同一地域的晋剧离不开晋商,晋商也离不开晋剧,不仅体现了地缘民俗内部间的互动,而且体现了地缘民俗的整体性。
三、晋剧对外传播过程中的地缘民俗维系
晋剧区别于省内的蒲州(西路)梆子、北路梆子、上党(南路)梆子而称为“中路梆子”,主要在于形成和盛行之地均在晋中地区。晋剧承一省之名,却又不限于一省。自形成之后,晋剧就开始向周边地区传播,其传播之路主要是北上。至今晋剧仍盛行于山西中北部、陕北的榆林地区、内蒙古中南部的呼和浩特和包头、冀北的张家口地区、冀中的井陉一带。这些地区毗邻晋剧的形成地,方言相近,风俗习惯相近,人口流动频繁,尤其是呼和浩特和包头是晋籍人口主要外迁地。从地缘因素来讲,晋剧盛行于其毗邻地区有自然的便利。在晋剧发展史上,晋剧剧团和名角曾在京津地区、长江流域演出过,但都没有在那些地方扎根下来,也说明了地缘的重要性。
晋剧传播与晋商的关系以“商路即戏路”的概括最为集中。晋商所做的贩运贸易足迹遍布全国各地。除了那些做贩运生意的商人需要在遥远的路途中奔波,还有遍布全国的商号和票号的经营者,他们都是闯南走北,日日思乡的游子。长年累月在外奔波,有家难回的无奈和浓烈的思乡之情无处排遣,而晋剧以独特的乡音和戏曲内容给远在异乡的山西籍商人带来了宽慰。晋商不仅在家乡培养戏班,组织演员、搭建戏台、承包演出,并且带戏班到家乡外演出,在遥远的路途中,晋剧演员带着乡音跟随晋商的脚步行走各地。“商戏同路”即此谓。
晋剧的传播之路主要为北上,而非以晋中为圆心向四周传播。在同样享有地缘便利的晋南地区、冀中南地区、关中地区,为何没有盛行起来呢?这与晋商商路和晋南周边地区戏曲环境两方面地缘因素有关。商路即戏路,晋剧很大程度上依靠晋商有力的经济支持生存和发展,晋商的北上直接促成了晋剧的北上。地广人稀地区的开拓和繁荣,承载了更多的人口,大量晋籍移民的扎根和山西富商大户的倡导,晋剧很容易盛行开来。而晋南地区、冀中南地区、关中地区尽管毗邻晋中地区,也是晋商的主要活动区域,但这些地区开发较早,人口密集,已经形成较为成熟的本地戏曲剧种和群众审美习惯,晋剧的传入和流行就没有像在北部地区那么简单。通俗说来,缺乏多要素的地缘民俗环境维系,晋剧的对外传播就受限,仅仅地理位置上毗邻是不够的;具备特定的地缘民俗环境维系,晋剧的对外传播则是自然而然的过程。
如同晋剧在蒲剧的直接影响下吸收当地民间艺术而成熟起来,晋剧在传入地与当地各种艺术形式相融合,也可能产生新的剧种。传入地原有的戏曲品种也可能吸收晋剧的成分而发生新变。例如晋剧和姊妹剧种北路梆子在同一地区内盛行,互相借鉴、互相影响;河北梆子在发展过程中受到过晋剧的很多影响。尽管可能发生新的变化,但晋剧在跨地域传播中生存下来,并且保持一定的稳定性,以晋剧之名流行于晋外省份,亦可见地缘民俗的维系作用。
结 语
地方戏曲从形成到成熟定型的变迁过程,都离不开地缘民俗的整体作用,不独晋剧是这样。地方戏曲在地缘民俗的大环境中孕育,受到多种地缘民俗事象的直接影响。在发展过程中的高潮和低谷,都与地缘民俗的整体变化分不开。地方戏曲之所以具有地域性,主要是因为其在形成过程中从地缘民俗中汲取的养分。地缘民俗以地缘关系为纽带,地域性是地方戏曲静态地缘关系的表达。由于存在特定的地缘关系,所以产生了特定的戏曲民俗,这样的戏曲民俗亦属于地缘民俗的部分。因为晋中地区特有的地缘关系,所以孕育了晋剧形成和成熟定型的民俗环境,形成了特有的晋剧民俗。戏曲民俗又离不开地缘关系紧密的晋商民俗。此可谓“因缘生俗”。反过来,晋剧确证并体现地缘关系,如山西地方戏曲的地域归属、与晋商的紧密关系等。地方戏曲本身就是一种地缘关系的展示。更为重要的是,地方戏曲可以进一步巩固地缘关系。晋剧作为晋商的文化纽带,是浓厚乡情的体现,具有凝聚同乡的作用。晋商所到之处,群聚而建会馆,有会馆必有戏楼,有戏楼必搬演家乡戏。在外慰藉思乡之情,确证同乡之谊,弘扬家乡文化;在内戏飨乡里,剧娱乡民,以示不忘故里。此可谓“由俗固缘”。在地缘民俗的视野下,地方戏曲的变迁过程,从一个角度体现了地缘民俗的动态发展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