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一带一路”城市间文化交流合作的研究现状
(一)学界目前的研究现状
“一带一路”是中国改革开放发展到新的历史阶段后,对世界经济格局现状的一种反思与调整,也是我国新时期的一种战略部署。对此,国内外学者围绕“一带一路”的相关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近年来不仅论文数量大幅度增加,也取得了许多可供借鉴、值得关注的研究成果。鉴于“一带一路”课题的前沿性、时代性和应用性,分析总结学界研究的主要观点和不足,既有利于学者了解学术现状,寻找新的学术增长点,也为政府相关部门制定文化交流政策提供观念支持。
简要梳理“中国知网”相关文献,“一带一路”的主题关注度逐年提高。例如,2014年相关论文1 043篇,2015年13 284篇,增长了十余倍;2016年14204篇,与前一年基本持平;2017年论文量几近翻倍,有22310篇;2018年21888篇,2019年16204篇,较前略有回落,但依然很高。学界关注的飙升,反映出“一带一路”倡议在推进过程中,涉及国内、国际诸多领域,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这近十万篇论文中,关注经济体制改革的约占一半,关注工业经济、贸易经济、金融、交通运输经济、农业经济、投资等领域的论文也占比颇高。而关于文化、高等教育、人文交流、旅游、文化产业等方面的研究,占比较低,且主要集中在“一带一路”文化交流与合作的意义研究、实现路径研究、面临问题研究等方面。
总体来说,国内学界对“一带一路”的研究多从世界经济地理角度出发,着眼于经济发展契机、国际政治局势、文化外交历史机遇等,对于战略总体意义、框架、影响等基于宏观问题进行研究的论文数量可观,至于文化交流尤其是沿线城市间文化交流合作的学理分析、应用研究、案例分析,目前深入的文章不多。在既有相关讨论中,学界聚焦“一带一路”文化交流与合作层面的研究成果,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1.对于“一带一路”文化交流合作的重大意义的研究
学界关于文化交流合作意义的研究成果逐年增多,展开论述的焦点集中在以下几点:
其一,立足于“五通”中“民心相通”的社会根基,强调城市间文化的交流与合作也具有根基和灵魂的意义。如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郭宪纲认为,“五通”中各领域点面结合,虚实互补,构成了一个有机整体。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总经济师张永军认为“文化交流是‘一带一路’的灵魂,当今形势下可以把‘中国梦’同各国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共同愿景对接起来,共同追求中国人民和各国人民的福祉” 。
其二,立足于实际效益,认为文化交流与合作是全面促进“一带一路”的推动力和向国际社会宣传中国价值的有效传播渠道。如国家文化软实力研究协同创新中心主任张国祚指出:“最重要的是要坚持经济合作和人文交流共同推进。文化可以使‘一带一路’更具魅力……只有做好人文交流合作,多用外国民众听得到、听得懂、听得进的途径和方式,积极传播中华文化,阐发中国精神,展现中国风貌,让世界对中国多一分理解、多一分支持,才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民心相通、互利共赢。”
2.对于“一带一路”文化交流合作的实现路径的研究
2014年以来,“一带一路”文化交流与合作在各方面取得了不少成果,学者梳理总结其实现路径,比较有代表性和实践价值的观点如下所述。张颖认为主要有四种路径,首先是中华文化的传播,其次是华文教育的发展,再次打造精英智库,最后,发挥华人华侨在文化交流与合作方面不可替代的作用;强调需发挥精英力量,由海内外华人合力完成。 刘喆、梁培可认为,文化方面的合作与交流,一是要结合传统文化,并融入先进的、科学的、优秀的当代文化元素;二是要依托现有教育资源,与沿线国家密切协作,建立并完善教育交流合作平台,发展促进人才交流项目,建设长期稳定的教育人文机制,突出教育和人才的重要作用。 双传学认为,一要做好“顶层设计”的工作和整体部署;二要发挥文化开放的政策导向,强化市场主体效用,让文化企业、文化机构“走出去”受到政策扶持和法律保护;三要培养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文化品牌;四要创新对外交流机制,丰富合作的内容;五要积极创新媒体传播方式,加快推进对外宣传媒体的数字化建设;六要大力发展新兴文化业态,推动文化与科技深度融合,抢占文化贸易制高点。
3.对于“一带一路”文化交流合作所面临的问题的研究
面对已经取得的成绩,如何总结经验、认识不足,使“一带一路”倡议在后续实施中继往开来,获得更多国际认可和多方收益,学者们总结出的有代表性的主要问题有如下几种。如隗斌贤认为:“我们长期以来形成的‘单向’灌输或宣传模式,缺乏互动与交流,不仅易于产生反感与误解,而且流于形式、效果有限。或出于急功近利,或是不自觉地忽视文化传播与交流合作的能动作用,一些地区对文化传播与交流合作的先行地位不够重视,而片面热衷于经贸、设施建设,即使提出文化传播与交流合作也是过度强调文化产业化,难以形成合力,导致短期化行为,无法做到与经贸、设施建设等融合互动。” 王烁则指出:“对‘一带一路’的价值观研究不足,对‘一带一路’人文交流机制研究比较雷同,对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文化差异研究不足,个案研究尚且不足等问题都是亟待我们去解决的。”
另外,从区域文化交流的局限性看,苏莹以中原文化的对外传播为例,指出目前大致存在几类问题:“一是品牌国际影响力不足,如对河南的认识普遍停留在‘少林功夫’和‘太极拳’上面,而对其他的中原文化资源几乎一无所知;二是对外传播模式相对单一,还是以政府官方投资为主要形式,以报纸、书籍、电视等传统媒介为宣传途径,一些具有广泛传播效果的资源、传播手段和传播渠道还没有被充分调动和组织起来;三是文化传播途径学术化,中原历史文化资源更多的是被一些中外历史学家、考古学家等青睐,对外传播更多的是停留在学术层面。”
概括而言,“一带一路”倡议已然成为国内学界的研究热点,文化交流与合作方面的研究成果虽然涉及意义研究、实现路径和面临问题等方面,但就此展开的论述多从大局、大方向着手,对具体项目的实施建议、国内外不同层次交流合作平台与体系搭建、维持可持续发展的文化动力产生等问题,较少关注,缺乏有关机制建设的研究,缺乏对具体区域交流内容的细化建议,缺乏文化交流合作与文化产业、文化贸易协同发展的研究,也缺乏与国外相关智库研究成果的比较和总结。比较突出的问题有以下几方面。
(二)对城市间文化交流合作研究不足
1.对友城工作研究不足
国际友好城市是世界各国地方政府之间通过协议形式建立起来的一种国际联谊与合作关系,是民间外交,也是文化交流与合作的重要形式。徐留琴、杨晓燕总结:“虽然《行动》提出鼓励沿线国家重要城市之间互结友好城市,并指出友城工作在‘一带一路’中的重要作用,但学界对相关国家的合作重点、合作可行性,以及合作战略方面的多数讨论和建议,都集中在国与国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与合作方面,通过建立友好城市的民间外交方式,推动区域交流和合作的先导性和重要性则较少讨论。” 除少数几篇文章(如庄辉国分析中印友好城市建设的成果及存在的问题)外,研究中国在“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友好城市工作的成果论文微乎其微,针对城市间文化交流与合作给出的可行性研究和分析、建议更是几乎没有。
2.对内陆城市及其对外文化交流合作研究不足
就国内具体案例研究而言,学界更偏向于选取各方面成绩较为突出的沿海城市,而对相对资源贫乏、起步较晚,文化交流合作与文化产业发展需求颇高的内陆城市研究明显不足。事实上除东部沿海城市之外,西安、西宁、兰州等西北内陆城市,历史上就在古代丝绸之路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重庆、成都等西部城市和郑州、武汉、长沙等中部城市也在丝绸之路中起到重要的节点作用。《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第六部分“中国各地方开放态势”明确指出:“要深化新疆与中亚、南亚、西亚等国家交流与合作,形成丝绸之路经济带上重要的交通枢纽、商贸物流和文化科教中心,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发挥陕西、甘肃综合经济文化和宁夏、青海民族人文优势,打造西安内陆型改革开放新高地,加快兰州、西宁开发开放,推进宁夏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建设,形成面向中亚、南亚、西亚国家的通道、商贸物流枢纽、重要产业和人文交流基地。” 从文化地理位置和历史交流经验、未来发展潜力等角度综合考量,有必要进一步深化关于中西部城市的研究,如结合具体案例和地方区域特征、文化资源,提出新观点、新问题、新路径,令古老的丝绸之路焕发出新的光芒。
3.对沿线国家和城市个案的文化特性研究不足
“一带一路”沿线城市是对外文化交流与合作的主体和重要合作对象,而学界对于城市个案,尤其是国外城市的文化特性专业化研究非常不足。国内个案研究,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冯晓霞分析宁波较为薄弱的文化创新能力、文化产业竞争力和比较单一的对外文化交流主体; 林起倡导厦门应坚持文化先行,建立“新海丝”沿线国家城市间文化交流机制,有效地包装、拓展和提升厦门已有的品牌性文化平台; 此外,彭劲松提出了重庆和中东欧国家城市在开放合作平台创设、文化旅游交往等方面开展交流合作的相关路径和方案构想; 张润昊聚焦襄阳对外友好城市交流创新性发展格局; 崔青山提出西宁市应当充分利用优势资源,建立人文互通机制; 于慎澄关注青岛市要关注的同类城市的竞争、积极拓展海陆空通道、加强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研究、防范风险等问题的措施。 除这几篇文章涉及具体城市文化合作交流经验、不足和建议之外,国内外沿线城市个案研究严重不足。面对“一带一路”沿线城市复杂多样的文化特性,相关学理性研究必不可少。分析梳理城市个案的经验得失,既是对城市本身发展对外文化交流的总结回顾,更可以对其他城市发展同类活动提供有效借鉴,不仅对城市文化建设意义重大,也对整个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影响深远。
4.对城市间文化交流合作的文化冲突影响及解决方案研究不足
“文化交流是城市外交最初的着手点。文化对外交的影响可以在约瑟夫·奈的‘软实力’概念那里得到恰当的说明,然而不同地域的文化迥异,这种迥异可能产生‘文明的冲突’,也可以相互借鉴、取长补短、增信释疑,进而构建共同认知和心理基础。”
以宗教为例,宗教、贸易与政治、文化都是理解古今丝绸之路演变的重要因素,“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大多都有悠久的宗教文化传统,其中东南亚各国以佛教和伊斯兰教信仰为主,中亚各国基本以伊斯兰教信仰为主,中东欧各国则以信奉东正教、新教、基督教、天主教为主,很多国家都有着复杂的政教关系,目前国内已经有很多研究对“一带一路”这一倡议涉及的各类风险进行评估,但对宗教风险的研究则较为缺乏,对城市间文化交流与合作的宗教风险和宗教政策、宗教交流的研究更是不多。代表性的只有:马丽蓉 和郑筱筠 提出利用宗教的文化区位优势,在“命运共同体”构建中进一步发挥宗教认同的特殊作用;此外,黄平 、杨莉 、王皓月 、刘义 、郭佳 等学者分别关注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蒙古国、土耳其,以及非洲基督教的宗教风险。“宗教作为超越阶层、种族、性别、文化的精神力量,历来是中外文化交流的主要载体和重要组成部分,无疑能为中国开展公共以及民间外交提供有力依托” ,我们完全可以基于中国文化的兼容并包,加深宗教交流,“把中亚国家与中国西部地区宗教资源与历史渊源,转化为文化软实力” ,从而增加文明对话,减少文明冲突。
综上所述,有机遇的地方就有挑战,当下的研究和实践中的种种缺憾,既是历史留给当代中国人的难题,更是创造辉煌的契机。学界对于“一带一路”发展的研究,应重视利用城市间文化交流与合作,重塑中国文化要素体系,凸显中国文化身份特征,应同时重视理论研究、应用研究和案例分析,注重产学研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