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城市间交流合作是“一带一路”民心相通的实践载体
“一带一路”的开放体系是以沿线国家为网络,以这些国家的城市和城市群为交流合作节点。城市在当今全球化城市化的浪潮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同时在“一带一路”规划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一带一路”所倡导的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主要是通过城市来进行的,因此城市是“一带一路”地缘联系的桥头堡和枢纽点,尤其文化交流和合作更离不开城市的依托。无论是经济的交流还是文化的沟通,最终都必定会通过城市间的合作形态而表现出来,它们是“民心相通”的重要实践载体和操作路径。
(一)“一带一路”城市间文化交流的深厚历史积淀
追本溯源,“一带一路”自古以来就有着极为深厚的历史渊源。据资料记载:丝绸之路,简称丝路,是指西汉(公元前202年—公元8年)时,由张骞出使西域开辟的以长安(今西安)为起点,经甘肃、新疆,到中亚、西亚,并联结地中海各国的陆上通道(这条道路也被称为“西北丝绸之路”以区别日后另外两条冠以“丝绸之路”名称的交通路线)。因为由这条路西运的货物中以丝绸制品的影响最大,故得此名。其基本走向定于两汉时期,包括南道、中道、北道三条路线。第一条是位于西伯利亚大森林以南的“草原之路”。第二条是位于温带的贸易量最大的传统丝绸之路,又称“绿洲之路”。第三条是介于温带和热带之间的南方丝绸之路。虽然叫“丝绸之路”,实际上丝绸只是这条贸易要道上的主要商品之一,此外还有瓷器、茶叶、玉石等,都是深受沿线国家追捧的物品。当时横亘在丝绸之路上有四个帝国,分别是东边的汉帝国,中间的贵霜帝国、安息帝国,还有西边的罗马帝国,这些国家都以使用丝绸、瓷器为荣。从那以后中原地区先进的生产力不断西传,西域乃至欧洲各国的农产品与商品也源源不断进入中原百姓的生活当中。经过千百年的不断发展,这条道路日益担负起联系欧亚文明的历史重任。
除了上述的三条陆路以外,第四条就是海上丝绸之路,这也并非21世纪的产物,它同样诞生于古代中国。中国历史发展到了宋朝时期,航海技术已经有较大的发展,船体的隔舱、司南等对航海有极大促进作用的发明已经出现。同时由于宋朝商业极其繁荣,高层统治者也曾下令鼓励商业活动,使得商业在宋朝的发展近乎达到了极致。再者我国以贵金属为货币,在南宋时期,统治区域内并无较大规模的贵金属矿藏,而贵金属产量较多的日本、南洋等地又必须经过海运方可到达,客观上促进了海上贸易的兴起。在政治上,由于西夏、蒙古帝国、拜占庭帝国相继隔断了中国与欧洲交往的陆上通道,并对贸易商人征收高额税率,极大地抑制了陆路商贸,商人为将丝绸、瓷器、香料等货物运至欧洲,换取高额利润,只得改走水路,导致了海上丝绸之路的产生和兴盛。表现最为明显的就是当时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的不断成熟,中国造的商船和军舰都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泉州和广州成了中国日益繁华的海港城市。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将我国对外交流的方位和视角进一步丰富起来。东南方向从此成为中国交流开放的前沿阵地。满载着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等精美物品以及与世界文明对话的美好意愿,中国船只一路向南、向西,活跃了沿线各国经济,传播了中华文明,同时也带回了沿线各国的香料、药材、玻璃和思想文化等文明成果。
宋代统治者大力发展海上贸易,当然,由于中国古代历来对商业和商人的歧视,官方不允许商人随便出境,因此,按葛剑雄教授所说,“即使是比较开放的宋朝,南宋也只是让外国人做买卖,政府从中收税,而不是中国主动到国外去做贸易” 。当时,阿拉伯人、波斯人等在广州、泉州一带聚集有好几万人,甚至形成了他们自己的社区。宋朝在沿海港口城市设立市舶司,市舶收入成为宋朝财政收入的一项重要来源;对外采取一系列优惠措施,对内设立一套激励机制招徕外商,在广州、泉州等外商聚集地设立番坊。宋代南至广州,北到吴淞口,沿海诸多港口商旅云集,东西方海外交通十分兴盛,促进了地区经济的繁荣,带来了多姿多彩的异域风情。宋朝拥有当时世界最先进的航海设备,天文学成就颇高,指南针也被广泛运用于航海。宋代中国海船已能经常远航到亚丁乃至东非,往来国家颇多,其中大食成为宋朝海外贸易最频繁的国家。伴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经济贸易的繁荣,东西方之间的文化交流也日益频繁,极大地丰富了沿线各国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以泉州为例,在南朝时,泉州就有与海外友好往来的记录,及至晚唐已发展成为很有规模和影响力的外贸港。五代时闽王王审知的侄儿王延彬任泉州刺史17年,“每发蛮舶,无失坠者,人因谓之招宝侍郎”。北宋元祐二年(1087年)在此设福建路市舶司。南宋时泉、广常相提并论,其海舶往来东海、南海,非常活跃。南宋宝庆元年(1225年)赵汝适提举福建路市舶司时,已知通商贸易的国家和地区达50余个。朝廷规定福建沿海的商船都须从泉州市舶司领取“官券”才能出海。泉州城镇南门附近形成番商聚居的“番人巷”。宋廷允许设立“番学”,让“土生番客”就读。
而这些交流,都是以城市为重要关节,在一次次商品交易中传递着文化的信息,在一次次的贸易往来中促进着文化的互通,从而使古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形成了一定的文化认同,“民心相通”正是构建在这样的认同之上,才使得这种跨国界、跨文化的相互关联延续至今。
(二)城市外交对“一带一路”民心相通具有现实意义
在全球资源重组的历史进程中,城市的地位和角色日益凸显。据经合组织报告估算,目前已经有超过半数以上的世界人口生活在城市;据联合国人居署预测,到2050年,城市人口将达到总人口的70%以上。作为全球化网络的节点,城市聚集着复杂的全球组织指挥系统,日益成为全球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命脉的主宰。环顾世界,全球化程度越高的地方,也是城市化水平越高的地方,更是各种资源和要素最为密集的地方。诸如纽约、伦敦、东京等全球性都市不仅实际上建立起了遍及世界各个角落的关系网络,而且很大程度上还掌控着全球城市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游戏规则制定权,聚集了大量的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全球性媒体、非政府组织等机构的总部,其所构成的“全球公共领域”在几乎所有社会生活领域引领着时代潮流,不断开创新的时尚,对其他国家的经济、社会、文化乃至政治都产生了直接而深刻的影响,城市间经济网络开始主宰全球经济命脉,使若干世界性的节点城市成为在空间上超越国家的实体,并逐渐形成多极、多层次的世界城市网络体系。
世界城市在参与国际事务的广度和深度方面都举足轻重,它们是全球治理中不可小觑的主力军。在涉及反恐和防核扩散等国家安全问题、世界经济复苏问题、全球气候变化问题、控制大规模传染病问题以及规范移民问题等诸多外交事务中,世界各国城市都日益强调推动国际合作和跨国协调,以提升城市竞争力,应对城市治理难题。例如,在巴以冲突问题上,当欧洲国家未能与哈马斯政权实现合作时,一些加拿大城市却能参与到巴勒斯坦地区的市政项目中,帮助地区发展和能力建设,协助缔造和平。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问题上,前任伦敦市长利文斯通倡议成立了C40城市气候领导联盟,发挥大城市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关键性领导作用。不难看出,如果没有城市化的高度发展,城市间的互联互通和城市国际化便无从谈起,“一带一路”也便缺乏了物质前提,城市化是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的必要条件。
“一带一路”倡议实施的重点是“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涉及外交、经贸、金融、基建、交通、人文、环境等方方面面,鼓励“开展城市交流合作,欢迎沿线国家重要城市之间互结友好城市,以人文交流为重点,突出务实合作,形成更多鲜活的合作范例”。其中,城市作为丝绸之路上的珍珠,通过“一带一路”城际合作交流串接起来,通过释放城市潜在的对外交往活力,发挥各城市比较优势,联通边界的区位优势,搭建互联互通走廊和对外开放窗口,以点带面、由线到片,逐步形成区域大合作格局。例如,借用城市外交的优势和特点,在作用于不同区域范围的主要核心城市周围,聚集不同类型、规模、特点的城市,形成与核心城市保持较密切联系的群体,即“城市群”。这种结构不仅可以增强核心城市的影响力,同时也将增强核心城市对外围区域的辐射作用。因此,要充分利用“一带一路”构建的战略资源与机遇,实现新兴市场国家的优势互补、合作共赢,未来我国将探讨建立“一带一路友好城市群”“新兴市场友好城市群”“金砖国家友好城市群”等,真正实现充分整合资源,优势互补,抱团取暖,互助共赢。
城市未来将在国际舞台上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这里拥有密集的人口、集中而充沛的资源、丰富多元的文化,因此只有通过城市间的文化交流这一载体,以文化为纽带,才能把人们的情感聚拢到一起,形成某种共识,产生某种共鸣,进而使心更近,情更深,真正做到民心相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