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及其带来的种种困惑，对世界是一个挑战，对快速发展中的中国也是一个挑战。而面对时代大潮，能够敏锐把握潮流，敢于“到中流击水”引领社会进步，正是中国共产党的光荣传统。不久前召开的党的十九大，习近平总书记科学地分析了今天世界面临的挑战和机遇，提出中国应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贡献，与此同时，要求我们深化理论研究和建设，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作为党的理论工作者，我们理所当然要投身这个事业。从我多年集注的角度，感到当前重大理论和战略问题之一，就是从国际国内两个大局出发，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研究经济全球化大潮和中国和平发展道路，并从而进一步构建我们中国自己的发展理论和国际关系理论。

一、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说起

2016年5月17日上午，我出席了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主持召开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聆听了他在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

党的十八大以来，为加强和改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和理论研究工作，党中央已经先后召开了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文艺工作座谈会、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等会议，习近平总书记在这些会议上都作了重要讲话。他说，召开这些会议，目的是听听各方面意见，大家一起分析形势、沟通思想、凝聚共识、谋划未来。这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参加者有德高望重的老专家，有成果丰硕的学术带头人，也有崭露头角的后起之秀，包括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咨询委员或首席专家、国家高端智库代表，还有在校的博士生、硕士生、本科生，以及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这样层次的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在我的印象中，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次。我是作为老专家和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咨询委员的身份参加这次会议的。

我们知道，哲学社会科学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是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其发展水平反映了一个民族的思维能力、精神品格、文明素质，从一个重要侧面体现了国家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习近平总书记历来十分重视哲学社会科学，他不仅多次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哲学和经济学、法学等社会科学，而且召开这样的座谈会，以冀推动整个国家的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这显然是他治国理政，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个重大决策。

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很有感染力，强调观察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需要有一个宽广的视角，需要放到世界和我国发展大历史中去看。他指出，人类社会每一次重大跃进，人类文明每一次重大发展，都离不开哲学社会科学的知识变革和思想先导。中华文明历史悠久，从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到隋唐佛学、儒释道合流、宋明理学，经历了数个学术思想繁荣时期。在漫漫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产生了儒、释、道、墨、名、法、阴阳、农、杂、兵等各家学说，涌现了老子、孔子、庄子、孟子、荀子、韩非子、董仲舒、王充、何晏、王弼、韩愈、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朱熹、陆九渊、王守仁、李贽、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鲁迅 等一大批思想大家，留下了浩如烟海的文化遗产。中国古代大量鸿篇巨制中包含着丰富的哲学社会科学内容、治国理政智慧，为古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提供了重要依据，也为中华文明提供了重要内容，为人类文明作出了重大贡献。当他强调“一个没有发达的自然科学的国家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一个没有繁荣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国家也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时，在场的每一位专家学者都感受到了自己身上肩负的时代使命和历史责任。

就是在这次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郑重提出了“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任务。他强调说，哲学社会科学的特色、风格、气派，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成熟的标志，是实力的象征，也是自信的体现。我国是哲学社会科学大国，研究队伍、论文数量、政府投入等在世界上都是排在前面的，但目前在学术命题、学术思想、学术观点、学术标准、学术话语上的能力和水平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还不太相称。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那么，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应该具有什么特点呢？他认为，第一，要体现继承性、民族性；第二，要体现原创性、时代性；第三，要体现系统性、专业性。确实，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要善于融通古今中外各种资源，特别是要把握好马克思主义的资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资源、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的资源。也就是要坚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既向内看，深入研究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课题，又向外看，积极探索关系人类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既向前看，准确判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趋势，又向后看，善于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

我深切感到，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方向明确，切中时弊，点到实质，确实是一篇“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社会科学”的纲领性讲话。而且从实际情况衡量，也确实到了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社会科学的时候了。

二、以搞清楚“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为主线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

就在这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结束的时候，习近平总书记问我：“你现在在忙什么？”我说：“在第二届‘读懂中国’国际会议 上，你在同外方政要和专家学者座谈时，讲到‘读懂中国’是向世界介绍中国的一个很好的平台。你还说：‘我们从哪里来，我们走向何方？中国到了今天，我无时无刻不提醒自己，要有这样一种历史感。’我感到你的这些话很重要，正组织各方面专家学者编写一套‘读懂中国’丛书，还要拍摄相关的电视片，更好地向世界介绍中国。”习近平总书记听了我的简要汇报，表示赞同。

现在我之所以要在本书“前言”里突出强调习近平总书记说的“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是因为我认为这正是我们“读懂中国”的主线和关键。不是吗？把中国“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问题讲清楚了，不就“读懂中国”了吗？请再看一看2015年11月第二届“读懂中国”国际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是怎样向外国政要和专家学者谈到这一点的吧。他当时说：“伫立在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有一组浮雕，表现的是1840年鸦片战争到1949中国革命胜利的全景图。”“我们一方面缅怀先烈，一方面沿着先烈的足迹向前走，我们提出了中国梦，它的最大公约数就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随后他针对外国政要和专家学者提出的问题，阐述了我们今天党中央的政策。事情正是这样，把今天中国面临的任务同历史上中国提出的问题结合起来，才能真正讲清楚中国今天的发展战略和政策举措。实际上，习近平总书记不止一次提出“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这个问题。还在2014年5月4日，他在同北大师生座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问题时，就已经说过：“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必须知道自己是谁，是从哪里来的，要到哪里去，想明白了、想对了，就要坚定不移朝着目标前进。”

大家知道，“我是谁，从哪里来的，到哪里去”这个命题，本来是一个古老的哲学命题。哲学家一直在探索三个来源，一是宇宙的来源，二是生命的来源，三是人类的来源。而在讨论人类来源时，提出的问题就是：“我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多少哲学家为了这个问题，从这个角度那个角度做了长期的探索，提了很多的假设，这是一个本体论的问题。而习近平总书记是政治家，他提出问题是要研究中国政治的本体问题，这当然也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可以说是更加深刻的问题。他在同北大师生座谈时，讲的主题是要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但他不是就价值观论价值观，而是从“我是谁，从哪里来的，到哪里去”这个最根本的问题谈起，阐述了我们是中国人，中国人内心都有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我们要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此同时，他强调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精神，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价值观念。我们要根据今天的时代要求，在国家层面上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价值观念，在社会层面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价值观念，在个人层面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价值观念，这样做既体现了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吸收了世界文明有益成果，体现了时代精神。他的这个讲话又启发我们，研究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样的问题，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社会科学，也应该以“我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这样一个根本性问题为主线加以思考。只有这样，才能使得我们建构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既体现继承性、民族性，又体现原创性、时代性。

说到这里，我感到还有一个极关重大的问题，就是“读懂中国”必须“读懂中国共产党”。只有“读懂”了中国共产党，才能真正“读懂”今天的中国。正如习近平总书记精辟指出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特征。”而无论“读懂中国”还是“读懂中国共产党”，都离不开把握“我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的时候，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又提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不忘初心”，就是要牢记“我是谁，从哪里来”；“继续前进”、“牢记使命”，就是要在搞清楚“我是谁，从哪里来”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到哪里去”。总之，我们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社会科学”的宏大任务，这个“我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是一条不可移易的主线。

不仅仅在研究国内问题时要把握这条主线，研究国际问题也要把握这条主线。比如2017年1月18日，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有个重要的演讲，演讲题目是《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演讲举世瞩目，产生了非常深刻的影响。他在演讲一开始就说，当今世界充满不确定性，人们对未来既寄予期待又感到困惑。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这是整个世界都在思考的问题，也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这是他的开场白。接着就阐述他的观点了，他说：“我认为，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弄清楚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就是我们从哪里来、现在是哪里、将到哪里去？”你看，在这里，依然是把如此广泛复杂的国际问题归结到一个“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问题。他回顾了100多年的世界历史，热战冷战，以及冷战过后提出的问题，然后就讲宇宙只有一个地球，人类共有一个家园，我们应该怎么办。由此，他提出了一个解决问题的中国方案。他说：“中国方案就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习近平总书记这个重要讲话及其论述问题的方式进一步告诉我们，无论研究国内问题，还是研究国际问题，这个“从哪里来，到哪里去”都是一条主线。

三、作为中国人，我为中国和平崛起自豪

在讨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时候，有的朋友问我，“中国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这个概念是不是你提出的？对此，我从不讳言。因为这是事实，讳言事实没有任何意义。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和平崛起”和“中国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本来就是一个基于时代大变动而来的客观的事实，我只是强调指出了这个事实。不仅如此，我还为中国的和平崛起，为中国走出了一条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而感到自豪，因为我是中国人。

我的祖籍在中国西南部的四川省。记得听我父亲讲，当1900年他们在远离北京的家乡，听到首都北京被八国联军占领时，乡里的父老都抱头痛哭啊！国耻的痛切之情，深深埋在广大的中国人心中。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梦寐以求的就是中国的崛起，矢志不渝追求的就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人为此从鸦片战争以后奋斗了109年，经历了多少代人的艰难战斗，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尔后到了20世纪80年代，世界进入和平和发展为主题的时代，中国在改革开放中加快发展起来。这样的梦想，这样的追求，正在一步步变为现实，而且是在“和平”的道路上即不是通过“战争”走向民族复兴和国家强盛的。这是多么令人振奋的历史性巨变啊！

特别是，我亲身经历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发生的天翻地覆的历史性巨变，亲耳聆听过邓小平这位改革开放总设计师关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真知灼见。我深深体会到，如果没有邓小平关于“和平”和“发展”已经成为时代主题的科学判断而固守陈旧思维，我们就有可能又一次错过民族复兴的历史机遇，同“和平崛起”失之交臂。邓小平提出和平和发展是时代主题的科学论断，距今已经30多年了。历史证明，邓小平的论断改变了中国，邓小平的论断没有过时。而对于我来说，邓小平的这些科学论断，正是提出“中国和平崛起”和“中国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的根本前提。

作为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不研究中国是怎样实现如此巨大的历史性变化和历史性进步的，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不重视邓小平带领我们创造的中国经验并从中概括和提炼中国理论，形成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也就是说，面对中国和平崛起的事实，提出研究“中国和平崛起发展道路”，研究这条道路的由来、条件和面临的挑战，正是我们一项不可回避的历史责任。

回顾历史，毫无疑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实现了中国的政治崛起，并从而为中国尔后一切进步打开了大门。而中国和平崛起这样的历史性新“超越”，则主要发生在我国改革开放以后。改革开放是一个伟大的实践，为我们推进理论创新，创造和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提供了最好的基础和前提。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们在科学研究中所取得的重大成果，都得益于这个时代，得益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得益于中国共产党倡导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在和平和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一个重大步骤是中国在改革中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另一个重大步骤就是以加入WTO为标志的同经济全球化相联系而不是相脱离。加入WTO之后的前10年，我国国民经济出现了年均10.6%持续高增长，国民经济总量也因此迅速扩大。于是当年占领中国首都北京的“八国联军”即8个工业化国家，除了美国和早已不存在的奥匈帝国，以及早已超越的俄国，一个接一个被中国超越。2000至2002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越了意大利，成为世界第六；2005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过了法国成为世界第五；2006年又成功实现了对英国的超越，成为世界第四；2007年，中国经济总量实现了对德国的超越，成为世界第三；接着是2010年，中国在经济总量上又超越了日本，成为世界第二（日本曾于1968年超越西德成为世界第二）。这部中国“超越史”，就是中国和平崛起史。正是依据这个重大事实，形成了我的一个基本提法：“在和平和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条件下，中国在同经济全球化相联系而不是相脱离进程中，独立自主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就是我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全部历史进程丰富内涵的一个集中概括。

行进在中国和平崛起发展道路上并由此获益的中国人，格外感谢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是他，带领全党解放思想，在拨乱反正中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是他，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制定了以“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为主要内容的基本路线；是他，作出了时代主题由“战争和革命”向“和平和发展”转变的重大判断；是他，指出了新科技革命日新月异发展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极好机遇；是他，把对外开放作为我们的基本国策，打开了中国向世界开放的国门；是他，确立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奠定了中国同世界大国、周边国家、发展中国家和平交往以及多边外交的总格局；是他，提出处理国际关系不能以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画线，而要找到各个国家之间的共同利益 ；是他，强调我们建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社会主义，是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 。我们之所以能够打开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归根到底，就在于有邓小平理论开启的，包括“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科学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