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时代主题大变动是我全部思考的基础和前提

熟悉中国政治的朋友都知道，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改革和发展的领导核心。按照中国共产党的党章，党的最高权力机关是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由它产生的中央委员会。因此，每次党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全会都要对中国的改革和发展进行决策。与此同时，我们也知道，在中国，广大理论工作者的理论研究特别是对策研究的高潮，也往往集中在党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全会召开前后。这里，我就以党代表大会召开的时间为线索，回忆自己关于经济全球化与中国和平崛起问题的思考历程。

事情要从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召开之后，到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召开之前说起。那时，我先后在国务院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这之前，我在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工作。回想起来，我最早触及这一方面问题，是1988年4月。当时，我在一次国际研讨会上提出：“世界正进入一个以全球范围的改革调整浪潮为标志的巨大转折时期。”理由是，一个多极化的世界正在不可逆转地出现，二次大战后形成的大格局难以为继了；在国际经济一系列重大失衡的压力下，不同社会制度各国原有体制和经济结构也难以为继了；新科技革命方兴未艾，更使所有国家面临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根据这样的分析，我认为这“将造成二次大战后世界战略大格局的又一次大变动，关系着世界和每个国家在21世纪的命运。” 与此同时，我认为“当代中国也正经历着空前深刻的社会大变动”。之后我即在一篇题为《大变动，再认识》的文章这样说：“我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十亿人口的东方大国，面对20世纪末期和21世纪上半叶的时代发展，要在现代化建设和全面改革中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是中国从来未有的、在社会主义基础上的社会大变动。” 我还提请大家注意：“至于说到时代，邓小平曾经精辟地指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同时指出了世界范围的‘东西问题’就是和平问题，‘南北问题’就是发展问题。这对于我们科学地认识所处时代具有重要意义。” 实际上，所谓全球范围的改革调整浪潮，集中起来，根本前提就在于时代主题已经转化为邓小平所揭示的“和平”和“发展”。可以说，这就是尔后贯穿我30年全部研究工作的起点。

1988年8月7日，我又在一篇公开发表的文章中系统论述了“世界范围的改革调整浪潮正在兴起”这个重大命题。当时我尽管没有用“经济全球化”这个概念，但讲的就是经济全球化。我认为，这个“正在兴起”的“潮流”，有五大事实根据：一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公开承认由于长期军备而造成了难以承受的经济困难，它们之间的竞争重点将从争夺军事优势转向争夺“综合国力”优势，特别是经济和科技优势。二是美国正在争论的战略问题，包括美国和西方国家的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和企业组织结构的改革和调整，以及为消除阻碍市场运转和经济发展的“行政管理障碍”而进行的管理改革、税收改革和政府开支改革等等。三是“一体化”、“G7”等新动向，标志着世界经济权力的重大转移和重新组合，标志着资本主义正在突破各国自行调整经济的局限，向着逐步加强国际协调的方向发展。四是苏联和东欧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为克服僵化体制而努力推进的经济、政治、社会诸方面的改革。五是发展中国家，包括一部分“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以及大批“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也都在按照各自的需要而进行不同的改革和调整，一个从经济社会发展中争取摆脱贫困的竞赛正在兴起。特别是，我指出“大量事实又表明，在若干重要方面，不同社会制度和不同发展程度各国的改革调整却又实际存在着不容忽视的共同东西，可以而且应当‘求同存异’。” 其中一个重大的“共同的东西”，就是在国家工业化、现代化和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进程中，正在出现一个走向更加发达的“跨国经济”。显然，我在这里提到突出地位的世界经济政治“大变动”新情况，就是后来大家都讲的“经济全球化”。与此同时，我又指出不同社会制度、不同经济发展程度各国向着国际协调的方向发展，并不意味着矛盾和竞争的结束，而是一个为争取“综合国力”优势而进行的“大竞赛”——“大战争”的开始。

至于我们中国，我又强调指出，已经进行了10年的改革，恰恰抓住了这一世界范围改革调整潮流的重大机遇，并且已经成为这个世界范围改革调整潮流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于这种新动向的前景，我认为就是邓小平所强调的“和平”和“发展”。当时，我还说：这是“曲折道路上的历史大趋势”。

实际上，还在党的十三大之前及十三大的准备和文件起草工作过程中，我即在“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问题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问题这两方面，作了系统调研和党中央交办的一些工作，在工作中亲身体会到党中央坚持邓小平关于和平和发展这一时代主题的科学判断，正确处理当时发生的一些重大国际关系问题，并且抓住历史机遇，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刻观念基础上，把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更加紧密地联系起来，从而大幅度地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作为党的理论工作者，我是非常高兴的，我对这种中国和世界的天下大势的认识从而也更加坚定。

1992年党的十四大召开后，我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后，主要工作是落实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全党这一战略任务。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召开前，我调任中共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党的十五大，以把邓小平理论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道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写进党章而载入史册。1997年12月，我在美国肯尼迪学院的演讲中这样说，中国人之所以要纪念邓小平，是因为以他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破天荒第一次在改革开放中，在同经济全球化相联系而不是相脱离的条件下，集中力量进行现代化建设，开辟了前所未有的新局面。

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得我对经济全球化“两重性”和中国道路的认识进一大步。我在那时撰文说：“我们已经走出了一条在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独立自主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光明大道”。 我在主持党校教学改革，编写面向21世纪的党校干部教材时，也明确指出：“现在世界发生大转折，大转折的最深刻根源在经济。”“当代世界大转折的内涵：时代主题的转换，新科技革命和新产业革命的兴起，世界市场大发展和世界经济格局大变动，而总趋势则是国际格局多极化和世界新一轮经济全球化。”可以这样说，正是基于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我在这里第一次提出了关于“新一轮经济全球化”的展望问题。

至于在这样的国际大变局中，中国如何发展自己，我还进一步明确肯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20年，中国抓住机遇而没有丧失机遇，走出了一条‘在同经济全球化相联系而不是相脱离的进程中，独立自主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新战略道路’。”我的这个提法，此后一以贯之，从未改变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