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六大后的建言：中国要走出一条史无前例的和平崛起发展道路

2002年11月召开的党的十六大，是中国进入21世纪后召开的第一次党代表大会。这次党代表大会作出了一个重大的决策，这就是：“紧紧抓住21世纪头20年这一重要战略机遇期，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我参加了这次党代表大会的文件起草工作，深知这是中国实现邓小平提出的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的一项重大决策。而要实现这一决策，不仅要处理好国内的改革、发展、稳定这三者的关系，还要处理好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背景下的综合国力竞争，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正是在这样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和平崛起发展道路”的研究进一步提到重要议事日程上来。

事情原委是这样的。党的十六大开过后，2002年12月，我卸任中共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作为中国改革开放论坛理事长访问美国，向美国朋友介绍十六大。在那里，我直接面对美国一些人关于中国的两类看法。一类是认为中国作为崛起中的大国将不可避免地挑战美国战略利益，必然会对美国形成威胁。另一类则认为中国将同苏联一样，走向崩溃。针对美国朝野诸如此类流行的“中国威胁论”和“中国崩溃论”，我在说明党的十六大精神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面向21世纪的发展路线时，明确提出：“中国将要走出一条同世界近代以来历史上后兴大国崛起进程所走的道路完全不同的，全新的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我还特地强调“我们这条道路，既不同于一战时的德国、二战时的德国和日本，那种通过发动侵略战争来重新瓜分世界的道路；也不同于苏联勃列日涅夫时期，那种依靠军事集团和军备竞赛来同美国争夺世界霸权的道路”。 也正是在美国的那几次演讲中，我把多年来所说“在同经济全球化相联系而不是相脱离的进程中，独立自主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新战略道路”，明确归纳为“全新的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或“和平崛起的全新道路”。

我当然感到此事的分量。回国后即在2003年1月初向领导部门呈报了访美情况，并建议尽快组织力量，围绕我国二十几年来开创的在同经济全球化相联系而不是相脱离的进程中，独立自主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和平崛起新道路”问题，展开专题研究，并建议于适当时候举办“经济全球化与当代中国和平崛起新道路”国际研讨会。领导部门十分重视这一建议，1月30日批示赞成就中国的和平崛起道路开展研究，并在适当的时候组织对外交流。

在这之后，我分别组织中央党校和改革开放论坛的有关同志多次召开会议，拜访了有关部门和博鳌亚洲论坛的领导同志，经过认真研究，形成了开展中国和平崛起道路课题研究和对外交流的工作方案，并于2003年7、8月间拟定研究提纲，成立课题研究核心组和子课题组，组织京内外各方面专家学者开展工作。

各个子课题组的同志都很努力，经过四五个月的调查研究，围绕“大国崛起的历史比较”“中国和平崛起的战略道路”“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观”“中国和平崛起时期的国际战略”“中国崛起在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上的表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国防发展和军队建设”“中国青年和中国和平崛起新道路”“祖国统一战略和军事问题”“中国崛起对周边国家和世界的影响”“中美关系和当代世界发展矛盾全局”“国外知名学者、政要论中国的崛起”等问题，先后提供了翔实的研究报告。在此期间，我主持和参加了一系列研讨会，包括由中央党校学术委员会资深委员组成的课题顾问组会议，等等。与此同时，又根据领导部门意见，以博鳌亚洲论坛为平台，就中国和平崛起道路问题开展国际交流。

博鳌亚洲论坛要求我在2003年年会大会上作一个讲演，同来自各国的政要和专家集中讨论这个问题。10月下旬，我和课题组的同志共同努力，形成了讲演稿。在这个稿子中，我在论述中国虽取得一系列新的重大进步，但仍远未摆脱不发达状态，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且面临一系列大规模发展难题时，讲了两道数学题。我说：“什么叫‘大规模发展难题’？有这样一个比方——两道最简单的数学题：一道乘法，一道除法。乘法题是：无论看似多么小的因而可以忽略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难点，只要乘以13亿，那就成了一个大规模的，甚至可能是超大规模的问题。”“而除法题是：无论绝对数量多么可观的财力、物力，只要一除以13亿，那就成为相当低的，甚至很低很低的人均水平了。”我所说的“13亿”指的是中国的人口太多，而中国的人口高峰还在后头，大约到2040年前后达到15亿，尔后才会逐渐有所下降。当然，从另一方面来看，如此广大的中国人的劳动力、创新力、购买力等等都调动起来，由此而带来的增长动力则又是一个极大的数量级！中国的发展和崛起，包括困难方面和动力方面，归根到底，都离不开众多的中国人口因素。

11月3日，我在博鳌亚洲论坛年会的大会上发表了这个讲演。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龙永图说这个讲演“对整个年会都具有指导意义”。香港凤凰卫视的著名评论家阮次山在会上对我进行了长时间的专访。新华社、《人民日报》、中新社、《中国日报》、中央电视台、香港凤凰卫视、香港亚洲卫视等媒体进行了联合采访。

博鳌亚洲论坛之行获得了成功。一是使“中国和平崛起道路”这一概念在国内外传播开来，并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注，赢得了话语权；二是系统阐述中国的崛起是和平崛起，中国完全有能力在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依靠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来解决中国的“大规模发展难题”；三是论述了中国和平崛起和亚洲的关系，强调和平崛起中的中国是亚洲和平崛起的一部分，中国将对亚洲国家首先是周边国家的发展、繁荣和稳定，发挥愈益积极有益的作用。

2004年1月，我们对课题启动以来的研究工作和对外交流工作做了总结，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下阶段工作打算。

根据研究工作方案，2004年3月，课题研究核心组汇总了各个子课题组的研究报告，4月形成了《“中国和平崛起发展道路”课题内部研究报告》。

这份2万2000字的报告，由一个序言、一个结束语和三个部分正文构成。序言首先叙述了课题的由来和进展。第一部分总结了25年来中国开创出一条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指出新中国宣告成立，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中华民族开始了实现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这已经标志着中国在政治上的崛起；而我们现在所说的“中国和平崛起发展道路”，则是特指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所开创，到21世纪中叶中国基本实现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样一个“特定历史时段的全方位崛起的战略道路”。这条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就是“既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发展自己，又以自身的发展来维护世界和平”。其实质，就是在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条件下，在同经济全球化相联系而不是相脱离的进程中，独立自主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使中国作为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实现崛起。第二部分分析了21世纪头20年中国和平崛起的机遇和挑战，提出了“迎接风险和挑战的19项战略问题”，并强调，如果看不到挑战，一厢情愿地把和平崛起看成是一帆风顺、一蹴而就，是完全错误的；反之，如果看不到机遇，特别是看不到风险中孕育着机遇，在困难和压力面前一筹莫展，把天下看成是一片漆黑、一团乱麻，也是要不得的。第三部分论述了中国和平崛起发展道路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全新战略道路”。结束语论述了“中国和平崛起和中国共产党”，强调中国共产党有信心，有能力，有智慧，有办法领导好中国的和平崛起。

领导部门非常重视这个研究报告，专门开会进行讨论，认为这个研究课题最初是针对国际上的“中国威胁论”和“中国崩溃论”提出来的，实质是要回答中国作为具有13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能否实现民族振兴？怎样实现民族振兴？中国的振兴对世界有何影响？这些问题非常重要，要认真进行研究。同时指出，研究报告有一句话总结得很好，就是中国既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发展自己，又以自身的发展来为维护世界和平作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