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律是行为的遵循和底线，是刚性的体现。作风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是知行合一、刚柔并济的体现，良好的作风涵养积极的政治生态，是任人唯贤干部路线的重要保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党对干部人事工作领导的重要保障在于牢牢抓住作风建设这条主线，在管好党内纪律、管好干部选任的基础上注重管好党的作风，有效连接起干部和群众的通道与联系，不断增强党在群众中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如何管好干部的作风直接影响到党的形象和社会改革任务的实现。如何将干部的作风直接管到最基层干部，如何将干部的作风走向程序化、制度化，是当时需要破解的两个问题。1950年，朱德同志曾专门谈到了党执政以后，出现严重脱离群众的四种表现。措辞激烈，用语很重。一是强迫命令、脱离群众，已经达到相当严重的程度。很多党员干部，特别是下级党员干部，他们在进行征粮、收税、劝购公债、减租、土改等各项工作中，往往为了单纯地完成任务而不择手段，采取了蛮横的不讲理的方法，随便捕人、吊打，或者纵容坏分子随便捕人、吊打而不闻不问，这已经成为相当多的事情，使党在政治上遭受到相当重大的损失。二是官僚主义作风进一步滋长起来。有些党员干部，不注意国家大事，不关心群众痛苦，不了解共产党员的重大任务是要随时随地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这些同志对工作疲沓松懈，得过且过，逐渐失去了作为共产党员的高贵品质。三是摆老资格、恃功挟赏的落后思想，在我们某些党员干部中表现得特别突出。他们以功臣自居，认为天下是他们打出来的，党和人民就必须给他们以很高的地位和待遇。他们看不起党外人士，看不起群众，轻视党的组织和纪律，轻视政府和法律。这些同志的落后思想和行为，恰恰表示他们已经开始失掉了共产党员应有的品质。四是贪污腐化的行为比过去增多了。朱德同志引用了北京市委报告中的数据：一年来党员干部违反政策、违犯政府法律者共182人。为了更有效地制止贪污腐化的行为，有必要制定一个《惩治贪污条例》，使任何一个贪污国家财产的人，都逃不脱应有的惩处。

针对党内存在的作风问题，1950年5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共中央关于在全党全军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在中国共产党二十九周年纪念日前夕的不完全统计中，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已超过五百万人。这个数目，比中共七届三中全会根据1949年底的统计所宣布的四百五十万人增加了五十万人。在五百多万人中，地方党员约占三百六十五万人，部队党员约占一百二十万人，其余属于党中央直属机关和铁路系统。五百万党员中约有二百万人是此前一年和当年入党的新党员。在五年前的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时，中国共产党有党员一百二十一万人，而在抗日战争开始时，中国共产党只有党员四万人左右。党的巨大发展带来了一个巨大的党内教育的任务。新入党的党员中有很多人的思想作风极为不纯，还没有来得及给以有计划的教育训练，由于老党员老干部中亦有很多人骄傲自满，发展了严重的命令主义作风，任意违反党与人民政府的政策。采取蛮横态度去完成工作任务，破坏党与人民政府的威信，引起人民不满，甚至有贪污腐化，政治上堕落颓废，犯法乱纪等极端严重现象发生，这些情况，迫切要求各中央局、省委、大市委、区党委、地委及各大军区党委，在中央的总领导下，领导全党全军，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整风运动，严格地整顿全党作风，整顿干部作风。此项整风运动的主要方式，是阅读某些指定的文件，总结工作，分析情况，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

整风中牢牢把握问题意识，联系工作实际，注意循序渐进，取得了预期效果。1950年8月18日，中共中央转发西南局关于整风经验的报告展示了中央的意见和态度，把握问题导向，在润物细无声中调动干部积极性，扭转干部行为。西南局的三条经验可以概括为：初始环节减轻压力，核心环节亲力亲为，最后环节问题控制。在整风开始之初，要密切联系实际任务，从检查工作入手，不要让干部感到整风对他们有沉重的压力，不要让干部的积极性受到伤害。但要达到深入检查工作的目的，就必须使干部掌握检查的武器，通过认真学习几个必要的文件，以便于正确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但文件不宜过多，内容过于分散反而会减少文件的作用。

在整风深入中，领导上必须亲自动手，自始至终，都要掌握干部思想情况的发展，充分而有领导地发扬民主，以启发思想自觉，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在整风之初应根据“害怕”“过关”等思想顾虑，和“看领导上检讨不检讨再说”“没什么整头”“领导上的错误大，我们的缺点不算啥”等不正确的态度，应进行严肃的动员。领导上适时地严肃认真地总结检查工作的启发报告，正确地分析当时的情况，估计当时的成绩和批判当时的缺点错误，并指明成绩和缺点错误的原因，划清上下责任，在实际中并诚恳虚心地听取一般干部的意见。领导上的这种态度和认真负责的工作方法，对于帮助一般干部真正放下包袱，打破顾虑，平服闷气，提高觉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常常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此，领导上的亲自掌握，及时耐心而又有力的诱导非常重要。只有这样，才能达到既严格检查了缺点错误，又坚决地保护了干部的积极性和干劲的目的。否则，放任自流是不会有好的结果的。

最后，整风展开以后问题控制，领导上应抓住重点。除了主要克服工作中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倾向，改善党与人民的关系，提高思想政策水平，不应放松以外，还应根据不同部门中的特殊问题（如干部团结问题等）结合指导，加以扶助。因为这些常常是阻碍当地整风开展和削弱那里的领导的。

风起于青萍之末，浪成于微澜之间。党群之间的场景、情绪、态度都可以影响执政党的作风，解决的根本路径在于作风建设的常态化和制度化。华中局在1949年11月18日由新华台转中央关于纠正乡村工作中乱打乱杀问题的请示，反映华中解放区广大的乡村工作干部，在军事胜利影响与部队指战员有效的帮助下，取得了各方面斗争的极大胜利。但在胜利前进中，许多地方却发生了无政府无纪律的错误，特别突出的是打人骂人和个别杀人的严重现象。有不少干部不但不反对群众这种自发的行动，反而采取了尾巴主义态度，而且更有自己动手打人、示意打人和组织打人的情形。请示中指明，这种现象不论其动机如何，根据与借口如何，均是一种绝不能允许的和重大原则性的错误。如任其自由发展下去，将会严重地脱离群众，妨害群众运动的发展，而难以完成组织广大群众实现社会改革的任务。

华中局的请示中给出了他们的大区经验，中央也给予了认可。一是党纪与法纪相结合。指示强调各级领导机关必须采取必要的办法，严格检查错误作风，动员广大干部起来自觉地及时加以纠正和制止。对于个别坚持错误不知悔改的分子，应给以纪律处分。对于采取浑水摸鱼的手段借以破坏党与群众的联系，破坏群众运动，犯有严重罪恶的分子，应送请人民法庭给以法律处分。二是有效地教育引导群众。在群众开会斗争土匪恶霸及其他破坏分子时，必须提倡充分地讲理斗争方式而不应允许打人与施用内刑。对于某些顽抗不悟的土匪恶霸及其他犯罪分子必须送交人民法庭审判处理，而不应当自行当场处理。要教育群众学会运作人民民主专政的工具———人民法庭，去镇压反革命活动，抒伸群众的正义要求。人民法庭既应允许与动员群众进行检举、控告和驳斥，亦应允许被告人自行辩解或由他人代行辩解，以便教育广大群众，辨明是非轻重，恰当地处理。强调今后还须特别注意教育群众及干部尊重自己的人民政府，遵守自己政府的法律，以巩固人民民主专政，战胜敌人。

华中局关于纠正乡村工作干部不良作风的请示中表明地方和中央已经对干部作风建设的制度化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系统思考。在干群关系的制度通道设计上，强调贯彻纠正乱打乱杀的错误必须认真召开县各界代表会议与区乡农民代表会议，将党所制定的一切决定作成建议，交付代表会议讨论通过，有组织地向下传达，使党的方针变为群众的方针，并在广大群众的监督与支持下使之实现。对群众力量的组织与动员上，强调凡是群众中所发生的错误，皆应经过群众自己的组织与会议，由群众多数决定纠正，而所有群众工作干部均应接受群众的监督，由群众分别批评或赞同拥护，这样才能把对上级负责、对党负责与对群众负责统一起来。对干群关系的认识上，强调应注意坚持党与政府的政策，对群众中的错误倾向，应耐心地进行说服教育，提高群众的觉悟程度，加以纠正，而不能采取“群众要怎样，就让他怎样”的尾巴主义态度。在干部的党内监督管理上，一是强调有计划地召开整顿干部作风的会议。分别使用整党会议、工作会议和训练班等方式，对打人骂人、乱杀人和无纪律、无政府的错误加以检查讨论，发动广大干部起来克服这一错误，严格批评与纠正一切命令主义、官僚主义和尾巴主义的作风，研究与表扬实际工作中的民主方法与作风。二是强调加强党的纪律性，建立请示报告制度。所有同志必须认真执行请示报告制度，一切超越规定以外的重要政策问题，皆不许先斩后奏；对上级指定检查之事，必须认真检查报告，不许敷衍应付；上级自己指示错了的，必须进行自我检讨。对经验证明必须改正的政策问题，必须及时报告请示。

为了扭转干部工作作风，中共中央还通过解剖个案的方式引起全党警醒。1950年5月11日，在中共浙江省宁波地委工作的原清华大学学生鲍洁如写了一封信，反映减租减息与反霸清算中打击面过大的问题，由清华大学张景鑫转交北京市委，北京市委随即把信转交毛泽东。信中反映的主要情况是在剿匪中，有些应该镇压的匪特没有及时镇压，还发生了乱捕、乱打、刑讯逼供等现象。在反霸中，一方面有的没有恰如其分地对准罪大恶极的恶霸，使其逍遥法外，继续为非作歹；另一方面则把一些被恶霸利用的落后农民与一般贪污的旧乡保人员当作恶霸反对。在减租中，有的地方越出了减租范围，对出租少数土地的业主没有按照不同的实际情况予以分别照顾。在征粮过程中，对合理负担政策未作普遍深入的教育工作，不少地区擅自加派，形成畸轻畸重。也有些干部强迫命令、官僚主义作风严重，乱押人、乱处罚，不根据党的政策和原则擅自处理问题。毛泽东看后写下批语，华东局，并转浙江省委，并告各中央局、分局，并转各省委、区党委、地委：据北京市委送来浙江工作同志张景鑫一信，特转给你们。这种违反政策及命令主义的工作作风，是不能忍耐的，必须实事求是，彻底检查，切实纠正，并以结果报告中央。各省各县有同样情形的，必须检查纠正，并厉行整党整干，彻底纠偏。

作风建设必须做到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1950年5月5日，中共中央转发华东局关于镇压反革命暴动及处理群众性骚动事件的指示就是这方面的典范。1950年一月下旬至三月中旬，华东各省区先后发生反革命暴动事件与群众性骚动事件共四十余起。究其发生的原因：一种是由于当地匪特尚未彻底肃清，且美蒋又不断地派遣特务潜入我内地，勾结地主恶霸利用反动会门组织土匪流氓，有计划地煽惑群众，进行反革命暴动，武装抢劫公粮，袭击我党政军机关及杀害我干部。一种是由于某些地区灾情严重或因秋征负担不甚合理，群众生活困难，反革命分子得以乘机煽动，遂酿成群众性的骚动事件。又一种是由于某些干部成分与作风不纯，遇事不与群众商量，强迫命令，或单纯任务观点，对群众疾苦漠不关心，甚至在工作中采取乱打、乱抓、乱杀办法，造成与群众对立，因而激起事端。此三种原因往往在同一事件中，错综存在。但在具体得理时应分清事件之主要与次要方面，分别对付。

通过开展全党全军整风运动，作风建设制度化的初步思考，解剖典型案例，注重实事求是精神品质等方面的强调，中国共产党在作风建设中成功塑造了一个带有自我革命精神的执政党的积极形象，有效实现了党对干部队伍建设的作风引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