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一、陕北、晋西北的基本概况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是中国西北地区近现代历史上一个剧烈变化的时期，即从过去少有人问津的边缘封闭地区摇身一变成为引人注目的“革命实验场”。但这种变化并非源自内生，而系外力介入的结果。变化的直接动因是20世纪三十年代中共革命从东南到西北的战略转移。中共的到来，不仅带来了革命队伍、革命思想，更引起了当地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一系列剧烈而炫目的变化。不过，必须指出的是，陕北、晋西北地区的变化虽主要由于中共渗入而起，但中共并不是促成变化的唯一因素，陕北和晋西北独特的自然环境也对这一地区发生历史断裂性的变化具有重要影响。因为，农民生活是受自然环境支配的，而要研究农民农村地区变迁，就必须注意当地的自然环境和社会政治经济。
从自然生态看，本书所研究的陕北和晋西北位于黄土高原。其中，前者地处陕西北部，西以子午岭为界与甘肃、宁夏相邻，东隔黄河与晋西北相望，北与内蒙古相接，南与关中相连，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地理范围包括延安、绥德、米脂、延长、安塞、葭县、横山、清涧、吴堡、靖边、定边、神木、府谷等20余县，面积9.2万余平方公里，人口近100万。总的来说，这里属于沟壑纵横、梁峁密布的黄土高原地貌，平均海拔1000米，森林稀少、草原灌丛也不多，是典型的大陆性和高原性气候。季节冷暖变化剧烈，全年雨量较少，且下降时间集中，风沙大，霜期长。人口方面，每平方公里15.2人，低于当时陕西全省平均每平方公里60.5人和全国平均每平方公里39.54人。
境内河流虽有黄河、洛河、延河、无定河、大理河等，但由于植被破坏，每遇天旱，河多干涸，仅黄河可通舟船。陕北由于北接沙漠和滥采滥伐，毁林情况亦十分严重，一旦刮风，则飞沙漫天，覆盖良田，风、旱、雹、冻等自然灾害时有发生。因此，这里地多人少、河多水少、沙多林少的特点十分突出。在地域文化上，陕北既是国内东部与西部多元文化的交会，也浸润着北方游牧文明和南方农业文明。由于长期的异族和外地移民迁入，各种思想、文化不断交流，这里成为汉族与各少数民族、中原与塞外相互融合的大舞台。这个特点对陕北民众的文化习俗和价值观念产生潜移默化影响，进而促使陕北人民形成坦荡、开阔且豪爽果敢、朴实厚道的地域性格。
不过，需要说明的是，历史上多元文明的交融碰撞并没有给陕北带来繁荣，反倒是受自然生态限制，长期是中国最贫穷的内陆地区之一。1936年到此造访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说：“陕北是我在中国见到的最贫穷的地区之一……陕西的农田可以说是倾斜的，有许多地方可以说是滑溜溜的，因为经常发生山崩，农田大部分是地缝和小溪之间的条状小块。在许多地方，土地看来是足够肥沃的，但是所种作物受到很陡的斜坡的严格限制，无论从数和质上来说都是这样。几乎没有名副其实的大山，只有无穷无尽的断山孤丘，连绵不断，好像詹姆斯·乔伊斯的长句，甚至更加乏味。然而其效果又常常像毕加索一样触目，随着阳光的转移，这些山丘的角度陡峭的阴影和颜色起着奇异的变化，到黄昏时分，紫色的山巅连成一片壮丽的海洋，深色的天鹅绒般的褶层从上而下，好象满族的百褶裙，一直到看去似乎深不及底的沟壑中。”
有了这种地理上的天然屏障，陕北虽然在近代相当长一段时间避免了外界骚扰，特别是外国列强侵犯，没有出现我们在中国东南和沿海地区看到的因西方冲击而造成的巨大社会变迁，但也由于同外界的隔绝而愈发贫穷落后。从地区发展农业的水利条件看，陕北用于蓄水和防洪的水利资源匮乏，加之原本干旱缺水、降水季节不均，正常农作物生长所必需水源严重不足，经常发生的旱涝灾害也无法保护农作物，因此陕北农民的生活长期停留在较原始的状态，农业经济发展极其缓慢，农作物亩产量极低。清嘉庆时葭县“农夫牛一头约耕二三百亩，地固硗瘠，所收亩三斗辄称丰岁”
。道光年间肤施县“土俗以三亩为垧，每垧所收，丰年不过五斗”
。至民国后农作物产量更低得可怜。1919年陕北米脂籍国会议员兼总统府顾问高增爵呈报北京政府请求减免陕北23县地丁附加税呈文中讲到“他省每亩收八斗一石之间，北边三亩为一垧，或曰一垧仅收三斗”
，意即一亩地只收一斗。种植工具方面，农民使用的生产工具也是传统、简陋的铁制或木质工具，无论是工具的数量还是质量相对帝制时期都没有发生任何重大的改变。而即便如此，这些最原始、最落后的生产工具的数量也无法满足农民日常生产需要。因此，传统的畜力耕作在闭塞落后的陕北地区大量沿用，种植新品种的传入几乎没有，化肥更很少使用。总的来看，陕北严苛的自然条件、支绌的生产工具，以及原始的耕畜饲养结构，只能使农民维持最低水平的生活，不仅无法满足农民最基本的生活需要，促进农业经济的规模经营，改善农民生活，更无法为农业的资本主义化发展提供必要的条件，从而限制和阻碍了陕北农业生产的资本主义化发展。
在社会层面，如果说上述恶劣的自然环境为陕北的不安提供了酝酿革命的温床，那么，恶劣的地方政治生态则是促使这种演变的导火索。事实上，早在中共进入陕北发动革命前，陕北就已处于革命风暴的前夜。陕北军阀井岳秀与地主、土豪相勾结，组织地方民团，对民众进行经济剥削、政治迫害和武装镇压。广大农民承担的苛捐杂税有几十种，他们在极端贫困的生活里挣扎，渴望求得翻身解放。与此同时，陕北地方政府垂涎鸦片种植的丰厚利润，强迫农民用最好的土地种植鸦片，并大肆暴敛烟款，仅“神木一县就派了几万元，光南区就派来多个催收烟款的人员。这些收款人员对待群众极其残暴苛刻。群众交不起烟款就遭吊打，逼着群众变卖家产交款。一些地主豪绅乘机贱买群众家产大发其财”
，普通民众则挣扎在生死边缘。在这种情况下，尽管黄土赋予民众宽厚忍耐的地域性格，但残酷的现实却迫使他们不得不铤而走险。当时的一首《参军歌》即是这一社会现实的真实写照。歌词是这样的：“红彤彤的太阳照村头，前沟里开过来红军的队伍。地主收款委员逼得咱无路走，下决心要把红军投。红军做事真个的好，地主豪绅齐打倒。文约账债用火烧，苛捐杂税一笔消。”
在这一背景下，陕北民怨沸腾，革命如一个蓄势待发的火药桶，一触即发。事实上，早在中共进入陕北前，这里就建立了陕甘根据地和陕北根据地，其他地区的革命形势也趋于成熟。到1935年中共中央到达陕北，革命迅速燃遍整个地区。陕北由此一跃成为中共中央所在地，告别边缘，成为中国革命的中心。
而晋西北，自然环境与陕北颇为相似，二者同处西北黄土高原。晋西北的地理范围包括同蒲铁路以西，黄河以东，汾阳县、中阳县、石楼县以北，以及平绥铁路以南的山西西北部地区，总计35个县，面积6万多平方公里，人口约350万人。在地形上，晋西北以吕梁山为界，以东是由河水冲击而成的大同、崞县、太原三大平原，人口稠密，物产丰盈，以西则是山地型的黄土高原，黄土广布，在长期流水侵蚀的作用下，形成了沟壑纵横的黄土地貌。这里地形的基本特点是灌灌的高山和险峻的深沟，几乎随处可见一片片连绵起伏的山脉和层层矗立的峰峦，主要的山脉有吕梁山、管涔山、芦芽山、云中山等，海拔多在1500米以上。其中，吕梁山是第一大山脉，北起岢岚、岚县一带，向南一直延伸到晋西南。管涔山是第二大山脉，其北起宁武一带，向东经雁门关、繁峙与五台山相接。
由于山脉众多，交通不便，所以只能凿山开路，一条条并不宽敞的公路，由下向上，缓缓延伸到山峰之中，既十分壮观，又非常险峻。在这万山丛中又流淌着汾河、桑干河等河流，河山交错，凶险无比。历史上由于晋西北特殊的山川地理环境，使其成为易守难攻的军事要地，为历代兵家所必争，特别是这里山脉纵横，居高临下，更成为开展山地游击战争的理想之地。另一方面，晋西北的独特之处还在于其东临华北平原，西隔黄河与陕北神府县相望，是华北通向西北地区的门户，因此对中共具有重大的军事和战略价值。在中共眼中，这里不仅是保卫陕北的一道天然屏障，也是物资补给的来源，还是中共在华北敌后抗战的主要堡垒和重要根据地。加之晋西北与陕北两地社会风俗和生活习惯相近，都有面积广袤、地形复杂、人口稀少的特点，因此抗战时期中共中央将晋西北与陕北一同划入中共西北局管辖范围，纳入1942年成立“陕甘宁晋绥联防军”
的防御范围，由贺龙、关向应负责，并派“延安农村调查团”
对两地进行农村实地调查。在经济生产方面，由于晋西北深居内陆、远离海洋，降水量少，所以旱灾频发，基本上是“十年九旱”。囿于独特的地理环境和水源的匮乏，该地区农作物基本上是一年一熟，且产量较低。尽管历史上晋西北的一些地区如岚县、兴县、临县、离石等曾是地区有名的“米粮川”，有所谓“一年丰收三年饱”的美誉，但民国以来，该地区战乱频仍，经济严重萎缩，加之冰雹、大风、霜冻等自然灾害袭扰，因此晋西北人民的财富增殖能力受到严重限制，恶化了境内居民的生存条件。
不过，笔者在这里必须指出的是，虽然晋西北与陕北在地理、民情、文化等方面有许多相似之处，但与陕北不同的是，这里在中共进入前并没有出现高涨的革命形势。这是因为晋西北长期地处政治统治的边缘，受外界社会变动的影响较小，“在清末民初仍保持其一向的自给自足的封建形态，居民与外界往来甚少”
，基本保持浓厚的封建经济原貌，农民接触可以选择的社会观念和政治信息几乎不存在。作为中国典型的封闭乡村社会，在晋西北以革命性社会重构为目标的农民自发运动稀少，村庄孤立分散，农民对革命淡漠，没有接触过新思想，除了向政府缴粮、纳税和应差外，农民几乎不与政府发生关系。因此，在这样一个缺乏现代经济、社会、文化，特别是缺乏革命动力的农村地区，要想发动革命，难度是显而易见的。这种平静的状态一直到抗战爆发，日军进攻山西才彻底打破。面对日军的凌厉攻势，国民党军队先后组织数次抵抗，但最终无力挽回颓势。1937年11月8日太原的失守标志着山西境内以国民党军为主体的大军团作战基本结束。受民族危亡的刺激，晋西北民众的爱国主义情绪逐渐高涨，开始自发组织抵抗。与此同时，中共也确立进军山西，开展游击战、建立根据地的军事方针。1937年9月29日，毛泽东在《在山西应坚持普遍的游击战争的方针》一文中明确提出要在山西建立敌后游击抗战的重要基地。
在这种情况下，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新军迅速深入敌后农村，开辟抗日根据地。由于晋西北距陕北仅一河之隔，中共中央对作为陕北前沿阵地的晋西北极为重视。1937年9月16日至19日，毛泽东即连续三次电示八路军总部，要求120师向晋西北之管涔山脉及吕梁山北部活动，并向绥远、大同等地开展游击，以钳制日军，配合友军作战。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1937年9月中共120师东渡黄河，很快占领晋西北偏关、兴县、保德等地，加之地区“牺盟会”“战动总会”等群众组织的掩护配合，晋西北根据地县区政权建设迅速展开。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中共的直接介入，晋西北地区很快出现两种军队、两种政权并存的局面，但这种局面并没有维持多久，而是很快随着山西正面战场的基本结束，阎锡山与中共矛盾激化，在1939年年底晋西事变后宣告完结。
面对阎锡山1939年年底的军事进攻，中共迅速反击，终于在赶走晋军后正式在兴县建立了新的晋西北抗日根据地政权。
二、学术史回顾
多年来学界对于抗战时期根据地社会的研究投入了巨力，研究成果不可谓不繁盛，用汗牛充栋形容亦不为过。特别是近年来一些研究新视角、新史料、新方法的出现，改变了原来对一些传统问题的既有认识，形成了许多新的学术生长点。
首先，关于抗战时期根据地民主政治建设。政权民主化是中共改造根据地原有政治生态的理论出发点和改革的方向，而官员民选、参议会、“三三制”、党派协商则是保障和落实这种制度建设的重要表现。学界关于根据地民主政权建设的著作，较有代表性的是杨圣清的《新中国的雏形——抗日根据地政权》
，该书全面介绍了抗日战争时期全国19块根据地建立、巩固和发展的过程，对中共在根据地的政权机构、法制建设、民主选举、“三三制”原则及精兵简政等方面进行了论述，提出根据地政权性质应是抗日的、民主的和统一战线的政权。抗日民主政权完全摒弃了苏维埃政权模式，是真正按照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特点建立起来的一种新型的政权模式，是新中国政权的雏形。不过，杨书涉及范围略大，而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情况也并不完全相同，各地执行政策情况亦参差不齐，因此这种整齐划一的“同质化”研究，恐怕只能说明中共组织和行政命令的高度一律，而无法真实反映政策在地方贯彻和执行的具体情况。因此，近年来逐渐有更多的学者转向微观个案研究，试图对不同根据地进行更详尽的探讨。其中对华北地区及陕甘宁的研究最为突出，内容多从民主政权建设
、选举与社会动员的关系
，以及中共领导人的民主思想
展开，这些研究挖掘了学界对于民主具体实行过程中的一些具体情况和实际存在的问题，以及根据地民主政治的实施对调动边区人民的抗日积极性和巩固发展根据地所起的作用的认识。但必须指出的是，这种微观研究的倾向，无论在研究对象还是研究视角上还存在一些局限，即过分拘泥于地方经验，很难使我们从“碎片化”的研究中拼接出一个根据地民主政治变迁的整体轮廓，进而影响对该问题得出一个整体的看法。特别是中共的民主观与根据地民主体制构建之关联、民主制度的变迁，这方面的研究在目前还比较薄弱。
其次，关于抗战时期根据地经济政策和生产建设。边区经济是根据地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基础。抗战时期谢觉哉、左键之等中共高层就发表了许多关于陕甘宁边区经济问题的文章或调查报告，譬如《关于陕甘宁边区农村经济的几个问题》，这是战时中共自己研究边区农村经济问题的文章，主要论述了边区的土地关系与农民小商品经济的发展、边区农村资本主义经济即富农经济及其剥削方式、边区政府的农村经济政策等问题。类似的还有张闻天的《神府县兴县农村调查》，柴树藩、于光远、彭平的《绥德、米脂土地问题初步研究》，延安农村工作调查团的《米脂县杨家沟调查》，以及《解放日报》等发表的一大批新闻报道和研究文章。这些论著进行了大量实地调查，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为我们现在研究陕北、晋西北边区经济建设提供了宝贵的一手资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学界也在资料整理方面陆续推出了一大批资料集，其中最重要的有《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工商税收史料选编》《晋绥边区财政经济史料选编》
。受研究资料的推动，研究成果层出不穷，出版了相当一批有分量的论著。特别是根据地经济政策、实施效果及基层落实等方面的研究，不乏填补空白的上乘之作。
其中关于阻碍农村生产力发展的地权问题、政府的土地政策（特别是减租减息政策），产生了一批重要成果。
近年来还有一些学者对根据地负担政策、统一累进税、合作社、变工组等具体制度进行讨论。
总体而言，以上研究对我们把握中共在局部执政时期的经济政策、经济制度、生产机制有很大帮助，但问题也比较明显，即没有切实追问实际条件下政府颁布的政策和实行的制度，是否在下层能完全执行，从而遮蔽了大量复杂和全面的历史场景，不利于我们了解实际层面农民生产和生活的真实状态以及乡村经济的实际走向。
第三，有关根据地社会改造与民众生活的研究。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是黄正林、岳谦厚等人的根据地社会研究。
他们运用翔实的革命历史档案资料，以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陕甘宁和晋西北抗日根据地为背景，综合分析了以黄土为特征的地理环境及以革命和日军入侵为主流的社会政治环境，选取典型村庄，分别从农村人口、劳动力、土地分配、租佃、借贷、雇佣、资本、技术及农民生活水平等方面阐述，全方位多层次展现了西北乡村社会的风貌。他们认为，在多种要素合力作用下，以陕北、晋西北为代表的传统农村不仅没有改变一贫如洗的面貌，反而受战争影响，遭遇了新的创伤。尽管当时中共革命为当地注入了新鲜血液，重新整合了各种资源，使整个社会在政治和经济方面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但并未消除战争带来的伤痕。除此之外，近年亦有多篇反映根据地农民家庭的生活水平和生活习俗的论文陆续问世，
主要围绕战争年代地主生活的变化，以及农村农业雇工的来源类型、雇佣程序、工资待遇和生活水平。值得注意的是，对于陕甘宁与晋绥抗日根据地社会形态及其改造方案的讨论，中共中央在当时就极为重视。为了真实了解根据地社会的真实情况，制定符合实际情况的社会改革方案，中共中央曾特派张闻天率“延安农村调查团”对晋陕农村进行大量田野调查。在该调查报告中，调查团不但基本摸清了该地区农村的社会实态，还提出了改造农村社会形态的计划方案。这些调查团留下的历史资料，为后人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史料基础。
第四，根据地社会治理及国家与社会关系。有学者从群众路线的视角对中共革命和社会建设的意义进行考察，也有的从乡村共同体的建构和草根民主的视角对根据地村民大会、合作社、工人救国会、青年救国会、妇女救国会等组织的形成和运作进行阐释，还有研究旨在揭示“群众路线”“组织起来”等革命词语与传统血缘、宗族、邻里关系的关联与互动。
总体来看，研究者对乡村社会的行政化、组织化持积极态度，认为不仅有利于发展生产、保障供给，还有助于执政党整合社会、汲取资源。然而，这种研究的不足在于，对这种革命化和政府强势作为的“副作用”关注不够。研究者只看到农民在社会管理中扩大政治参与，强化了自己的主人翁意识，但没有注意这种参与实际是以党和国家的全方位控制为前提的。农民虽看似有了参与政治的自由，但并不是农民的自我介入，而是国家动员农民和对农民加强控制的结果。此外研究中还存在的另一个问题是，没有充分注意到这种革命时期的思维意识和工作方法对建国后产生的巨大影响，后者实际是对前者的继承和在更大范围和更深层次的发展，因此对抗战时期的有些研究观点略显笼统和简单，对后来的历史观照不够。
综上所述，学界目前关于战时中共对陕北、晋西北根据地社会改造的研究，特点主要有三：一在内容上虽然对根据地的经济、军事、文化和自然生态等方面有较高覆盖，但相关研究依然薄弱；二在方法上历史实证主义的色彩浓厚，运用人类学、人口学、经济学、社会学等新方法研究薄弱；三是研究选题上大多选择个案研究，对该地区根据地的整体研究不够，有碎片化的特点。由此可见，目前研究虽取得一定成果，但在深度和广度上仍有进一步深化的必要，而本书也希望在上述方面做出一些努力，增进学界对战时根据地社会的理解和丰富研究者对根据地社会变迁的认识。
三、研究旨趣
1.学术价值
作为中共党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抗战时期中共在根据地局部执政的历史，无论对中共，还是对现代中国的发展转型，都产生了深刻影响。中共在根据地喘息休整，并从此由弱到强，问鼎全国。因此，探寻当年的革命足迹，研究抗战时期中共局部执政的历史，特别是在根据地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项社会改革、制度建设方面和构建新的国家秩序的历史，在新中国成立后就一直是党史研究的重要阵地。原因很简单，这里不仅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引领群众抗战革命的前线，也是日后中共全国建政的缩影与预演，同时中共在延安时期也积累了大量宝贵的历史经验，对新中国国家体制构建产生了重要影响。基于此，考察这一历史时期根据地社会改造的历程和经验，对于理解建国后的中国社会发展，乃至推进当代中国的国家和社会治理，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特别是21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发生历史性的变革，国家民主政治、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都存在若干问题。从中国现代国家结构和制度的起点去理解、把握和分析问题，是我们解决现实问题的一个方法，这对于我们今天总结党的工作经验、改进工作方法、提高工作能力、建立并完善现代国家制度，乃至解决当下快速发展中的社会矛盾，具有较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具体而言，本课题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胪列如次：第一，对中共领导下根据地社会改造的研究是党史研究的重大课题。了解根据地的基本社会经济情况是中共引领根据地进行历史变革的基本依据，也是党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这段历史，学界虽有一定研究，但从上层政策和下层回应两个维度来考察根据地的社会转型尚不多见。本书即以探寻农村社会结构与社会生态的嬗变为宗旨，站在学科发展的前沿，选取新的视角，对根据地变革的理论和实践予以系统考察，真实再现根据地社会经济面貌及其演变的整体轨迹、丰富我们对于在革命和战争背景下内陆偏远地区现代化的理解，特别是反思学界对根据地史研究“革命星火燎原”“革命塑造社会”的观点，提高根据地史研究的境界，这是本书写作的主要价值。第二，有助于重新认识和理解中国共产党的社会建制，并对其深入分析和评价提供客观翔实的历史依据。辛亥革命后，秩序重构就成为中国社会的一个突出而紧要的问题。中国共产党通过思想革命和社会动员，一直试图按照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对中国政治制度和社会秩序进行全面改造，不仅在政治方面创设了协商民主政治，还完成了国家与社会、中央与地方关系的重构。而这种新的民主政治的建立和新式国家与社会、国家与地方关系的形成，对中共革命在乡村的推进也起到极重要的推动作用。因此，笔者认为研究中共在上述三个方面的政策理念、运作方式和操作路径可对中共对传统社会的秩序重构做一历史性还原和总结，应该说是理解中共在抗战革命进程中成功进行社会治理的一个新的视角。
2.对象选择
从近代西方革命的爆发地点看，绝大多数发生在经济较为发达的城市或其周边地区。偏僻隔绝的乡村，通常是城市革命的陪衬或助演。革命与乡村，用近代西方革命的标准来衡量，无疑是充满怀疑与矛盾的二元。然而在东方却绝然不同，特别是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抗战爆发前一度陷入困境的革命在乡村奇迹般的重新焕发生机，以至于外国人眼中中国革命似乎就是传统农民革命的翻版。但不论如何，中共在农村找到了滋养革命的温床，并深入乡村腹地，如鱼得水般取得了革命资源。随着中共在农村的深入，革命势力迅速成长，最终取得了全国革命的成功。在这一过程中，位于黄土高原、处在革命中心的陕北根据地的革命经历具有很强的代表性。而晋西北自1939年中共进入后，亦很快变成“华北各抗日根据地的枢纽和前后方的交通要道，华北五大战略要地之一”，成为“中国共产党利用战时环境动员农民、知识分子和地方士绅的实验场”。
总体而言，本书研究陕北、晋西北的特点主要有三：第一，二者均为较穷的抗日革命根据地；第二，较早实行了减租减息和“四大动员”
的农村经济政策，土地开始由集中转向分散。第三，两地地理接壤，自然风土人情相近，在战时两地政令、军令亦直接听命中央，两地人民之间的经济文化交往也较为频繁，适合整体研究。因此，总的来看，两地有相当多的共同之处，在这里贫穷、闭塞与革命、战争构成了陕北和晋西北的基本社会生态，一定程度代表了当时多数抗日根据地的主要特点。
3.研究思路
古今中外，任何一个社会都离不开健康、高效、有活力的秩序或规则运转。而这种“秩序”“规则”实际是统治阶级为保证国家各项政策的顺利执行和各项工作的正常开展，基于自身利益而制定的具有法规性和约束力的有关社会秩序和行为规范的一套庞大而精密的法律、法令、政策的治理机制和管理系统的统称。在这方面，战时中共进行的根据地社会改造也不例外，本质也是对根据地社会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进行新的治国路径和规则的尝试探索。事实上，中共在抗战时期也的确成功建立了覆盖整个农村社会的行政网络，不仅在政治方面扩张了国家权力的组织边界和功能边界，经济上也强化了政府对社会经济生活的介入，国家与社会关系、集体与个人关系得到重塑，使原本传统、封闭、落后的乡村社会越来越“现代”，某种程度上根据地社会已俨然具有1949年后“新中国”的雏形。更重要的是，此时中共在根据地时期形成并不断发展成熟的政策理念、工作机制、管理模式，为20世纪后半期中国社会的“有计划社会变迁”乃至中国现代国家制度和社会秩序的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有鉴于此，本书一方面试图从“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维度将政府行政、社会转型与民众生活勾连起来，努力呈现根据地社会变迁的历史进程，揭示社会变迁幕后蕴藏的理论政策、国共关系及地方生态等各种现实因素在根据地社会改造进程中的关联、互动与缠绕。特别是在战时中共如何将革命与建设衔接起来，以及革命主义与自由主义、国家与社会和国家与地方关系的协调统一，乃至新的社会秩序和国家机制为普通民众接受、展开和普及的多面性和复杂性。另一方面，笔者也试图追寻革命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历史价值，即透过根据地民主制度、国家与社会关系、国家与地方关系等若干侧面，把抗战时期与新中国成立后的情况联系起来。换言之，即抗战时期根据地的社会秩序和国家制度对建国后的政治制度、经济体制和社会结构产生了何种影响，并由此从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段对在革命时期形成并在建国后继续沿用的各种制度、模式和机制做一总体评价。
4.创新之处
目前学界虽不乏有关中共在根据地时期创设新的民主政治制度、塑造新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和建立新的国家与地方关系的研究，但问题也较为突出，本书希望即以此为出发点，在如下几点有所贡献或突破：（1）在目前有关根据地民主政治制度的研究中，对于参议会、“三三制”、政党协商、人民民主等民主制度的产生及其前后变化原因的解释尚不多见，特别是关于新民主主义理论与根据地政治制度的关系，以及中共在革命过程中如何协调革命与民主、组织与个人、效率与权利的关系问题，乃至中共的领导“一元化”如何为群众接受和认可的研究极为薄弱。本书希望在这方面进行弥补。（2）关于战时根据地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研究，目前有研究从土地、粮食、税收等经济角度切入，主要是从根据地政权宏观经济制度层面的介绍和阐释，但没有追问实际条件下政府颁布的这些制度和实行的政策，是否在下层能完全执行，本书拟从这个角度着手，以统一累进税、公粮征收、减租减息等若干制度的具体执行为个案，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管孔，考察制度在微观和地方落实的情况及其变化的大致脉络，展现革命战争背景下国家与社会、制度与实践的互动与关联。（3）以往根据地社会治理和社会建设的研究，研究的对象多围绕政府颁布的各项制度、法令和政策，而对民间基层组织的研究不够。但事实上，这些组织也是国家深入到地方社会的主要媒介。由于贴近基层，这些组织的工作方式和工作机制，往往比根据地政府颁布的政策本身对民众的影响更大，民众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也总离不开这些组织的工作和运行。在这方面本书也拟透过“评议会”“农会”“公民小组”“群众大会”等在地方治理中发挥巨大作用的组织研究，加强学界对这些基层治理体制的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