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从文化自觉到文化自信：文化中国发展的周期视角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在时代实践中生成、在时代的流变中积淀、在时代奋斗中锻造，在时代趋势中引领从文化自觉到文化自信，是文化中国发展的最显著变化，而这种变化来自于当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力量推动。这一文化的先进性与实践指导性，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由此才有变革时代、创新文化的巨大力量。

在人类历史过去的5000多年中，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民族各族儿女在历史的实践中创造了辉煌的文明历史，建构了高度的农业文明，为人类的文明进步做出了巨大贡献。中华文化一度引领东方文明的发展，不同国家和地区都曾源源不断地吸吮着中华文化的养分，在自己的国度上书写着中华文化背景下不同的绚丽历史篇章，与中华民族一道造就了辉煌的东方文明，使中华文明成为人类文明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

1840年的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以坚船利炮将现代文明强制性地带入到中华大地上，中国被推入到现代化发展漩涡中。在这一过程中，中华儿女经历了痛苦与磨难、挣扎与探索，先后进行了以引进器物为主的“中体西用”、“洋务运动”等努力，试图在保持原有的文化内容以及相应的社会制度的基础上走强国之路。但这一时期是在面对西方列强入侵的外在压力下做出的应激性反应，是在不改变文化和制度根本的基础上做出的部分调整，还未涉及认识自我的文化自觉上来。“洋务运动”虽然在器物和技术层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仍没有从更深层次上对自我文化进行认知、反思与重构，也未涉及对西方文化的深刻了解。甲午战争的惨败，证明了“中体西用”为本的洋务运动的失败，迫使中华儿女进行更深层次的自我认知与反思。在五四运动中，一批先驱者凝练了西方现代化的核心内容，提出了“德先生”和“赛先生”，近代文化自觉运动自此开始。如若把文化运动与文化心态结合起来，我国从文化自觉到文化自信经历了三个阶段：文化自觉与文化自卑、文化自觉与文化重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

近代社会的文化自卑，是中华民族历史经历的现实反应与体验。我国文化具有5000年的历史，是四大文明古国唯一没有间断传承的文化。我国将农业文明发展到了极致，造就了东方农业文化和文明的巅峰辉煌，成为东方文明的源头和引领，对世界文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可惜在清朝康熙后期到鸦片战争以前由于长时间实行闭关锁国，断绝与外界的联系，导致对自我文化因缺少外文化的反观之镜，无法对自文化进行认知与反思，缺少文化自觉，盲目沉浸在文化自负的社会心态之中。自鸦片战争开始，西方列强涌入，对我国进行瓜分，致使我国完全处于落后挨打的局面。加之“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出路探索的失败，迫使我国从“天国”的美梦中醒来，开始对在传统社会中生成与发展的文化进行自我认知。西方列强的进入，带来了他们的理念与文化。在与西方文化接触的过程中，我国逐渐具备了认知自我文化的他者之镜，为文化自觉提供了现实条件。真正的文化自觉是从五四运动开始的，五四运动被称为新文化运动，意义就在于此。也有人用西方的启蒙运动比喻，认为五四运动是中国的启蒙运动，这一运动将西方启蒙运动以降的现代思想对中国的传统文化的糟粕进行针砭时弊的改造，使我国的传统文化发展获得了新的活力。在适应历史的潮流中，中华传统文化促使西方文化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为在新的时代背景中践行文化自信奠定了基础。但鉴于中国半个多世纪的历史遭遇，当时的国际形势以及国内动乱的历史局面等因素，致使国人在对自我文化进行认知与反思的过程中，还无法从客观历史长远的角度对自文化进行反思，从而导致了在五四运动及新文化运动中，不乏有自我否定和全盘西化的心态。这一过程在一定程度上又加深了文化自卑的民族心理，难以建起真正的文化自信。

总体上来看，在辛亥革命以前，清朝仍然以“天朝上国”自居，还视外国使节为“外夷入觐”，基于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的经济基础，自认为我国物产丰富，不需要外夷的货物，同外夷进行贸易是一种恩赐，外国使节觐见时，要行三跪九叩首的大礼。即使在经过了半个多世纪的落后挨打的局面以后，中国人仍然没有改变这种文化自负的文化心态，不认为我国的文化与制度有问题，而是技术上落后于人，从而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只是学习他人的技术、器物。这种文化自负的心态，在甲午战争中被彻底摧毁，在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中被彻底“清算”。从近代中国发展的长周期来看，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开辟了文化自觉之先河，为传统文化的发展融入了新的血液。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前，我国的文化心态逐渐从文化自负转向了文化自卑，但正是在绝望中迎来了新的希望。这一转化过程在今天看来，既是我国在与西方争夺话语权过程中的无力，也是现代化过程中西方话语的全球化扩展的必然。五四新文化运动带来的新的文化希望，标志着新的文化自觉的开启，是我国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真正启蒙——为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营造了思想的土壤和氛围。

文化自卑自省阶段，是中华民族在探索新出路中的文化重构。作为文化自信前提条件的文化自觉，首先表现为一个民族和国家在文化上的觉悟和觉醒，包括对文化在历史进步中地位作用的深刻认识、对文化发展规律的正确把握、对发展文化历史责任的主动担当。文化自觉往往直接体现为一种内在的精神力量，表现为对自身文化的强烈反省与批判精神，并在批判与反省中探寻新文化、新文明的建构之路，这种文化自省精神，则是推动文化繁荣发展的先决条件。没有批判、否定，就没有继承，没有深刻的、全面的批判，就没有全面的、本质的传承。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西方的现代化思想大举涌入，其中也包括马克思主义思想。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传入，受到了先进知识分子的拥护与欢迎。十月革命的炮声惊醒了梦魇中的中华民族，为中华民族发展的道路与前景带来了光亮。这一时期，知识界对中国何去何从进行了激烈的争论，但对于国运的改变似乎没有多大的影响。争论持续到1931年抗日战争的爆发。在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开展了符合中国国情的实践化操作。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性实践，并不是教条式地照搬马克思思想的文本，也不是不加选择地接受苏联做法，而是在中国当时的局势与文化传统的基础上，以马克思思想对我国传统文化进行改造。这种改造在革命实践的过程中进行。因此，这一时期的文化自觉不仅表现在五四运动时期的理论争论，从认知层面对我国传统文化进行反思，更是从实践层面对中国的传统文化进行实质性的重构。由于这一时期的历史环境及其实践形势，文化自觉与文化重构同时体现在革命的实践之中，在实践的过程中同时进行认知与重构，表现为同一过程、两个面向。另外，这一时期的文化自觉与文化重构的新文化，以革命文化的方式呈现出来。这也证明，现代中国特有的、优秀的革命文化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由中华民族的各族儿女在开展艰苦革命斗争、长时间的革命实践中形成的。

延安文化这一时期真正在革命抗日实践基础上融通世界文化，成为开放、创新的革命文化。在当时的革命形势下，虽然封锁重重，但是延安红色革命文化依然与世界各国文化保持密切联系，与世界同呼吸，共命运。延安文化在当时呈现世界性和多元性，不仅有来自美国、苏联、印度、加拿大、东南亚等国际友人或华人华侨带来的世界文化，也接纳了来自大后方和全国各地慕名而来的文化青年及他们身上带来的各种文化思想。饱含人类进步文化的书籍、电影、歌舞、绘画、音乐等在延安各地广为流传。抗大、鲁艺、陕北公学、马列学院、自然科学院等高等文化教育机构的建立也强力推动了高端文化交流、交融进程。延安文化彻底扭转了形而上学地根本否定中国所有传统文化的文化虚无主义态度，明确提出必须要用优秀的中国文化基因再造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由此，这一时期的文化，从重铸“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角度来看，既有理论思想的高度，又有历史实践的检验与积累，不仅传承了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还融入了国际先进的文化思想，具有中国文化与时代特色的毛泽东思想逐渐在这样的文化环境及历史实践中滋养成形。毛泽东思想在历史革命的实践中融合了西方的先进文化思想，是在我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一个既有理论高度又有历史实践经验支撑的，统一的、系统的、全新的文化内容。在这一思想文化的影响下，我国进行了成功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实践，最终建立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新中国。毛泽东思想在革命实践中生成，又在革命实践中得到检验，对这一文化自觉与文化重构形成的新文化内容的实践，加快培育了文化自信的土壤。

可见，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成就、中国道路成功实践的文化自信，是中华民族在文化反思与重构的社会实践过程中的理性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提出，是基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新飞跃，是基于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是基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是基于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征程的必胜信念，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精神气质。

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中国社会主义道路不可能一帆风顺，只要我们善于聆听时代声音，勇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就能够展现出更强大、更有说服力的真理力量。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确定了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工作重点转移到了经济建设中心任务上来。这一转变，不仅将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建设推到更深层次，也将文化自觉、文化反思重构及文化自信的实践推进一步。这一时期主要经历了两个阶段：1978年改革开放到2013年“一带一路”提出前和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国家中心工作转移到经济建设的轨道上来，也将文化重构与文化自信的实践从革命的逻辑中转移到了经济建设上来，从根本上改变了文化重构与文化自信实践的逻辑。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践，从实践层面根本上扭转了挨打挨饿的被动局面，实现了由过去的被动开放，到主动开放和主动改革。在实践层面，同时体现出对社会主义道路选择的自信、对社会主义制度和马克思、毛泽东思想等相关理论的自信，同时也是试图在经济建设的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进行文化重构与文化自信的探索。在这一时期，我国先后进行了改革开放的转向与发展市场经济的决策，不断为经济的发展进行了解套，包括加入WTO，促使中国经济发展的快速起飞，在2010年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市场在国家与社会建设中的作用越来越大，市场的原则也在由市场向其他领域渗透。制度层面也逐渐向市场契合，打破了大锅饭、铁饭碗，逐渐将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政府任务交由市场和社会来承担。同时，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与市场契合的自由、民主与法制的思想深入人心。这一时期的实践，从根本上来说，是在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过程中，仍然以社会建设的实践方式，对我国的文化进行实践性重构与自信实践。一方面，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成功，这一成功的经验不仅是我国的重要财富，也成为世界经验的一部分，不少国家都将中国经济建设的成功经验作为其国家与社会建设的借鉴经验。另一方面，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让西方资本、技术、人才进入我国，也将西方的现代化因素融入到国家建设中来，我国与西方文化在更深的层面、更广的领域进行了交流与接触。在西方加深对我国了解的过程中，我们也加深了对西方文化的认知。由此，国人逐渐意识到，西方文化并非全是精华，我国传统文化并非全是糟粕。西方逐渐意识到中国文化中的精华内容，掀起了学习汉文化的热潮，在世界范围内，越来越多的孔子学院成立，为西方理解和学习汉文化以及我国文化的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

然而，西方在现代化进程中长时间处于霸主地位，对文化的交流拥有话语霸权。我国则长时间处于落后的国际地位，对西方及西方文化还存在盲目崇拜，在文化交流过程中不同程度地表现出崇洋媚外的文化自卑及民族心态，影响了我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形象，也不利于我国文化软实力提升。在此背景下，对我国文化进行自我反思与重构并进行文化自信的实践愈显紧迫。虽然早在1997年，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就提出了文化自觉的概念，试图从学术界为中国文化的主体性建构做出努力，为我国的文化自信实践从理论上进行学术研究和探讨，但还未将文化自信的思想提到全社会的价值追求及实践探索的层面，难以在行动上得到体现。

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基于我国古代陆上和海上的丝绸之路，提出了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构想。这个构想的提出，是在改革开放的基础上，进一步融入世界的国家战略，体现出更高程度的自信实践。改革开放是让西方现代性因素“进得来”，通过将西方现代性要素引进来，促进我国进行深层次的现代化转型，这一实践是在遵守西方制定的现代性规则的基础上参与全球化的进程。这一自信实践行动还是在西方的框架制度下展开的。“一带一路”的提出，则是从“进得来”变为“出得去”，从更高的层面参与全球化的现代化进程，在更高的层面和国际社会进行更深层次的接触与交流，这种国际间的交流实践，为我国与国际社会的接触提供了更高的平台，也在此过程中展现着实践自信。改革开放初期，我国更多的是通过遵守西方制定的规则，参与到国际社会中来，通过经济建设来构建国际地位，通过国际地位的提升来构建文化自信的建设。“一带一路”的提出，则是改变了西方对国际规则的话语垄断，由过去遵守西方的规则变为参与甚至是主导国际规则的制定，是从参与者到领导者的质的飞跃。由此，“一带一路”是在更高层面上来验证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后，逐渐在世界舞台中心扮演着重要角色，这一切为我国的文化自信实践提供了现实依据和条件，也为文化自信实践提出了历史与时代要求。当然，在全球化加深的背景下，现代性因素侵入越来越深入，我国的传统文化在此过程中也面临失去“自我”的风险。同时，我国国民还没有完全摆脱文化自卑的民族心理，还习惯于用西方的标准来衡量自我，致使我国的国力与文化心态不相符合。事实上，社会科学界一直扮演着西方“学徒”的角色，在国际社会上一直处于“失声”的状态。在此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提出：中国共产党人要“坚持不忘初心，继续前行”，就要坚持“四个自信”，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在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基础上，强调文化自信，从而将文化自信实践提升到新的高度，建构起我们自己的文化自信的话语体系与表达逻辑。

进入新时代，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夯实文化自信的基石，要在尊重文化发展规律中建构文化自信。任何一个时期的文化都有长时间积淀的过程，尤其在精神、核心价值层面，更需要时间洗练。我们要在坚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吸取外来文化的精华内容与先进要素，不断提升自文化的适应与发展能力，为文化自信注入新的内容。党的十八大以来，“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推广，强调全球化时代的文明互鉴，使中华文化与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更加频繁和深入，文化自信的意义与价值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凸显。

当前，我们有底气提出和系统建构文化自信，不仅来自于文化自觉基础上对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创新与发展，还来自于当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蓬勃生机，更来自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光明前景。国家兴旺必然带来文化兴盛，文化的兴盛为国家的进一步发展带来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力量。伴随着中国的和平崛起，中华文化正迎来一个繁荣发展的黄金期。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经济、制度与文化之间的关联愈益紧密，观念、信仰、道德、价值观等文化价值体系要素，可以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经济行为，产生约束、控制、激励等各种效果，进而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经济的发展为文化自信的建构提供基本条件，文化自信不仅为经济的建设与发展提供根本的精神动力，而且还可以将文化直接嵌入到经济发展之中，使其成为推动经济发展与升级的动力与重要环节，成为提升城镇化质量的重要力量。

我国正处在声势浩大的城市化进程中，从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规律来看，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必须依托城镇化，没有高度城市化，就不可能有包括文化在内的现代化。我国的城市化率已经超过50%，正在从“乡村中国”向城市群主导的区域一体化的“城市中国”转型。在这个转型的过程中，文化建设、文化自信的内涵也在发生变化。农村主导的“乡村文化”构成我国的传统文化以及近现代的文化自信的实践的主要内容。我国传统文化是在漫长的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社会中形成的，其对我国目前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以及对化解国际社会化的风险有不可忽视的价值和意义，但其本质为农业文明和农村文化。不仅如此，我国优秀的革命文化是在“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实践中形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首先是从农村的土地改革开始，社会主义改造也是首先从农村的人民公社展开，经济制度的市场化探索也是从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我国过去的文化自信实践在很大程度上是乡村文化自信的实践。在城市化转型的过程中，我们必须实现由乡村文化自信实践向城乡一体发展的文化自信实践的过渡，与时俱进地建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文化自信，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社会的全面进步的目标，进而在构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中、向世界践行民族文化自信的过程中，实现文化自信实践的蜕变。

同时，我国的城市化进程是发生在欧美完成两次城市化以后的世界第三次城市化浪潮。在城市化的浪潮中，优质资源与能量向城市集中，并培育出与乡村文化内涵与形态不同的城市文化。正如芒福德所说，城市的功能主要是化力为形，化能量为文化，化死的东西为活的艺术形象。在城市化的浪潮中，城市的建设与发展成为国家经济发展的主要引擎，也逐渐成为国家文化与文明的孵化器。随着经济的转型和社会的流变，城市处于不断变化发展之中，其持续发展的动力主要来自产业结构调整及不断地转型升级，驱动城市发展的主要动力的核心要素由资本、劳动力、资源禀赋等资源要素向人才、文化、创新等要素转变，而创意文化产业逐渐成为引领城市转型发展的主要力量。文化通过与科技、空间、产业及社会融合成为城市转型发展的驱动力。从城市社会的文化取向可以看出，文化成为国家发展与竞争的核心资源，从而导致国家与民族的竞争主要是文化力量之间的竞争，由此促进了文化自信与文化自强与国家自强的一体融合。以城市为平台、城乡一体发展的现代文化价值体系，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大。全球化背景下的城市化建设与发展的文化转向趋势，要求我国城乡一体发展、联动进步，在文化领域解决“乡愁”与“城愁”问题。由此，科学的、本土化的城镇化理论建构及“城市文化自觉”显得愈发重要，这也有助于在全球和地方文化中找到平衡并获得可持续发展力。

“城市文化自觉”结合“城市文化自省”，将为我们在城乡一体化的空间文化形态中建构现代文化自信注入创新动力。这种系统性的力量，将会创造更丰厚的文化价值，在经济建设中壮大文化力量，实现文化自强，营造出以人为本的、高度开放的中国现代文化。特别是当前中国已经进入城市化的加速期，每年超过一个百分点的城市化率，意味着每年都要有1000多万人进入城市，让这些人在城市找到位置并具有归属感，让留守在乡村的群体也能得到很好发展，进而成为文化建构的新力量，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重要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