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中华文化自信的基础：资源、价值与独特标识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七一”讲话中指出：“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红色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中华民族在不同历史时期所创造的典型文化形态，体现着中国智慧和中国特质，是我们文化自信的宝贵资源，也承载着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和价值追求，成为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

一、中华文化自信的宝贵资源

（一）作为文化自信之根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历史悠久，冯友兰在其两卷本《中国哲学史》中，将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以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实现为界，划分为“子学时代”和“经学时代”，这一划分的依据是封建社会大一统的意识形态的确立，融合了墨、道、法、阴阳各家的儒家学说。具体来看，传统文化在思想学术方面表现出特色鲜明的时代特征：先秦诸子百家、秦汉黄老之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和佛教学派、道教宗派、隋唐宗派佛学、宋明理学、清代朴学，自董仲舒之后，先秦儒家学说在后世儒者的继承和发展基础上，成为传统社会中的主流意识形态，对于维护大一统的政治局面，对于个人的道德修养，对于改善社会的治理和维护社会的和谐，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充分肯定了儒家思想在当代社会的价值：“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儒家思想，对中华文明产生了深刻影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家思想同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其他思想文化一道，记载了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在建设家园的奋斗中开展的精神活动、进行的理性思维、创造的文化成果，反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重要滋养。中华文明，不仅对中国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而且对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

具体而言，儒家思想在基本价值观上始终关注现实人生和社会，表现出一种理性主义的精神。孔子主张“未知生焉知死”并且不语“怪力乱神”，表明儒家思想自孔子开始，就将眼光放在现实的人生方面，既以现实的社会人生为研究对象，又以改善现实的社会人生为归宿。现实社会人生的价值取向，使得儒家特别关注两个向度，一是个人的伦理道德修养，即“修身”，另一个是天下太平的理想，即“治世”，这两个向度基本上囊括了儒家的学术宗旨。在此基础上，儒家又发展出一套个人道德修养的具体方法和社会伦理道德规范，虽然在传统社会中儒家思想所维护的是统治阶级专制统治和意识形态，但是儒家所提出的修身和治世的具体方法在当今社会仍然具有启示意义。具体而言，“自省”、“慎独”、“乐天知命”、“变化气质”等修养方法有助于涵养个体的道德人格，“富之、安之、教之”、“礼教”、“乐教”等治世方法有助于维护社会的和谐安定。在儒家思想体系中，还提出了许多具有现代价值的思想，如“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理念、“制天命而用之”的能动改造自然的思想、“民胞物与”中天人和谐的观念、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理想等等。这些思想和理念“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也可以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对传统文化中适合于调理社会关系和鼓励人们向善的内容，我们要结合时代条件加以继承和发扬，赋予其新的涵义”。除了儒家思想，道家道教中恬淡寡欲的生活追求、“我命在我不在天”的积极人生态度、天地人“三合相通”的治国思想，佛教中“众生平等”的平等观念和“慈悲为怀”的道德品格等等，都可赋予新的内涵，发挥出在当代社会的特有价值。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仅塑造着中华民族的精神、推动着中华文明的发展，也为世界文明的发展发生过积极的作用。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对世界文明的推动作用众所周知，马克思曾对中国的三大发明作出过高度评价：“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世界市场并建立殖民地，而印刷术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明清以来，许多来华的耶稣会士带着传教的使命来到中国，为了更好地了解中华民族的信仰和风俗等状况，他们也将中国的传统学术如儒家、道家的经典译介到西方，16世纪以来东西方文化的交流，是近代世界文明史上的大事。朱谦之对中国物质和精神文明给西方社会带来的变革有过概括：“13世纪至16世纪中国的重要发明，实予欧洲文艺复兴之物质基础创造了条件。而16世纪以来耶稣会士来华传教，其所传播之中国文化，则实予17、18世纪欧洲启明运动创造了思想革命的有利条件。”不论16世纪之后西方的思想界对于中国儒家思想的理解是否允当，总体上看，西方的思想界将儒家思想视为除古希腊传统理性来源之外的又一理性主义来源，中国的儒家思想对于西方近代社会的启蒙乃至资产阶级革命，都起到过理论上的先导作用。在现代社会，儒家思想依然有其强大的生命力和积极意义，儒家所提出的伦理道德观念、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亲仁善邻”的和平愿望等，对于解决一些全球性问题、对于防止资本主导的社会中人的异化现象，都有十分重要的启发作用。

（二）作为文化自信之魂的红色革命文化

红色革命文化，是“五四”运动以来“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同西方列强及国内各种反动势力作斗争过程中所创造的文化，它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为主题，是极具中国革命特色的先进文化，其中蕴含着丰富的革命精神和优良的革命传统”。红色文化，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人民群众在革命实践和建设中所形成的先进文化，从形态上来看，是以革命精神为核心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的统一体。物质形态的红色文化主要指红色文化教育以及传承红色文化的物质媒介和载体，主要包括有历史价值的博物馆、纪念馆、展览馆、烈士陵园和文献资料等。精神形态的红色文化主要指中国共产党在带领全体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所形成的崇高精神、优良作风、革命传统、革命精神等，包括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抗战精神、抗美援朝精神等。这些革命精神是红色文化的内核和核心。制度形态的红色文化主要指党在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所形成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等。红色文化的形成，根源于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革命和建设实践中所进行的探索，也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和对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

红色革命文化的形成，是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国共产党人准确地把握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品格，在深刻分析中国国情的基础上，得出了中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论断，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中国革命的任务在于推翻“三座大山”即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1948年，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第一次全面、系统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和总政策，革命的目标在于改变封建的生产关系及其腐朽的上层建筑，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革命的动力包括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革命的领导力量是中国共产党，革命的具体步骤是“两步走”的战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科学决策，指导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改变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最终建立了社会主义社会。马克思主义对红色革命文化形成的影响，还决定了革命文化的无产阶级性质。无产阶级文化的基本立场，就是作为无产阶级的广大人民群众，因此，革命文化最终的服务对象是无产阶级革命，同时也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毛泽东指出：“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

红色革命文化的形成，也是继承和发扬优秀传统文化的过程。中国共产党人在带领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也自觉继承和发扬了优秀的传统文化，比如“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奋斗精神、“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意识、“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牺牲精神、“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奉献精神、“国而忘家、公而忘私”的无私精神等等。这些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在中国人民的革命实践中，铸就了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等具有时代特征和民族特色的革命文化精神，成为指引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精神财富中的一部分。

红色革命文化对于指明中国革命的奋斗方向，对于制定中国革命的纲领和方针，对于激励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等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结合中国革命实践、继承优秀传统文化而形成的红色革命文化，不仅对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同时也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也必然具有积极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到革命文化中的抗战精神时说：“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壮阔进程中，形成了伟大的抗战精神，中国人民向世界展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在谈到长征精神时习近平总书记说道：“伟大的长征精神，就是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定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就是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就是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就是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就是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伟大的长征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革命风范的生动反映，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民族品格的集中展示，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最高体现。”在今天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进入新阶段的新时代，传承和弘扬红色革命文化，必然会获取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竭的精神动力。

（三）作为文化自信之本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中国改革开放的实际为依据，包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价值体系等内容，以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为特点的社会主义文化”。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首先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及红色革命文化的继承和超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进程中，中华民族创造了博大精深的灿烂文化，要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从人们喜闻乐见、具有广泛参与性的方式推广开来，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立足本国又面向世界的当代中国文化创新成果传播出去。”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要与传统文化、革命文化有一脉相承的继承性，同时还要具有时代的超越性，是历史性和现实性的统一。要有中国特色、体现中国国情，还要有世界性，是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统一。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核心内容。党的十八大从三个层面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从国家层面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想和目标——自由、平等、公正、法制，从社会层面提出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理念和途径——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从个人层面提出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个人的价值追求和品质。一个国家、民族的核心价值观和价值体系对于社会的发展意义重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核心价值观，承载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精神追求，体现着一个社会评判是非曲直的价值标准。……如果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没有共同的核心价值观，莫衷一是，行无依归，那这个民族、这个国家就无法前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目标和方向更加清晰，方法和途径更加明确，它不仅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也提高了中国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和底气。从世界范围内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内容，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体系，体现了中国特色和中国气魄。他强调，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就是要“努力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努力展示中华文化独特魅力”，“努力提高国际话语权”，充分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途径和意义。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红色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文化自信”的三大基础，是中华儿女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智慧结晶。三大文化虽然是不同历史时期的智慧创造，但它们都深深植根于人民之中，同时也为最广大的人民服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立足于人的修养，旨在提高全体民众的道德水平和素养。红色革命文化则立足于人的解放，旨在改变人民受剥削受压迫的地位。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则立足于人的幸福，旨在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三大文化的人民向度，是它们成为文化自信基础的灵魂与核心。

二、中华文化自信的价值和独特标识

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中华文化起源甚早。在中华文明起源的问题上，曾经有各种形形色色的“西来说”，随着考古学的最新发现和考古学家的努力，形形色色的“西来说”被推翻，新的考古发现雄辩地说明，中华文明并非由外来文明植入，而是一种自生的文明。中华民族是个古老的民族。在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上，既有民族融合时的阵痛，又有外来民族欺凌时的生存危机，但中华民族总是以其顽强的精神和不竭的创造力屹立在世界的东方。2017年11月8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在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故宫博物院的时候骄傲地介绍，文化没有断流过，始终传承下来的只有中国。世界文化在发展过程中，之所以筛选、保存了中国文化，是由中国文化的包容性、融摄性所决定的。这种融摄性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中华民族内部的中原文化和少数民族的文化相互融摄，发展出具有包容性开创性的中华文化。其二是中华文化对外来文化的融摄，是将外来文化不断“中国化”的过程。习近平曾指出：“在几千年的历史流变中，中华民族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但我们都挺过来、走过来了，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世世代代的中华儿女培育和发展了独具特色、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中华文化在曲折发展、兼容并蓄的过程中，发展出了自己的独特价值和独特标识。

（一）天下情怀的博大胸襟

儒家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礼记》提出了“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的理想。近代康有为也在《大同书》中提出“人人相亲、人人平等、天下为公”的理想世界。“大同世界”的理想既表现为“大一统”的观念，又表现为“协和万邦”的理念。尽管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分分合合，但“大一统”的观念随着儒家主流意识形态的确立逐渐深入人心，中国人民要求和谐与统一的愿望越来越强烈。因此，即使在近代中华民族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民族危机，中国人民依然能够不屈不挠，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进行了艰苦的革命斗争，避免了亡国灭种的危机，也维护了国家主权与领土的完整，并且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指导下努力为全面实现小康社会而奋斗。大一统的观念发展到今天，表现为中国人民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大同世界”的理想运用到国际关系上，就是要使各个国家之间和平相处、互惠互利。中国自古以来就是爱好和平的民族，中国古代的丝绸之路，就是为了促进和少数民族以及其他国家的经济、文化交流，中国在明代进行的海上活动，其目的不在于对其它民族和国家的征服，因此，中国的发展，是和平的发展，是以天下太平为目的的发展。今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不仅是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同时也是为了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不论是“一带一路”战略，还是“人类命运同体”概念的提出，除了强调中国的发展与世界的发展的统一性，更加强调中国的发展对于世界和平与繁荣的重大意义。

（二）经世日用的理性精神

儒学自孔子开始，就非常关注现实世界，对于人类经验之外的世界持“存而不论”的态度，儒学最注重的，就是活生生的现实世界，因此，改造现实世界、实现天下太平、天下大治是儒家的理想。对于传统的知识阶层来说，明德修身、经邦济世是最高的追求。自先秦开始，儒家文化就表现出一种理性主义的倾向。在儒释道三家合流的过程中，道家道教和佛教文化都体现出一种重视世间、重视现实人生的特征。道家所追求的真人、神人、至人，都是在现实世界中可以实现的理想人生，道教同时也非常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不管是洞天福地说，还是神山仙岛说，在道教看来，人间就可以实现理想的人格。佛教原作为出世的宗教，开始对现实世界持根本否定的态度。在中国化的过程中，佛教也越来越重视现实世界，近代佛教界提出“人间佛教”的概念，强化佛教的入世精神。近代以来，面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状况，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实现了民族的独立、维护了国家的主权。社会主义三大改造之后，党带领全国人民进行了不断地探索，目的就是要将中国建设成为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从而促进社会的和谐与人的全面发展。不管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还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都表明我们党要建设一个美丽中国、满足人民不断提高的生活需要，这也正是我们的文化重视现实人生和社会的表现。

（三）兼容并蓄的和合精神

中华文化的和合精神表现在强大的包容性，中华文化曾经有“夷夏之防”、“夷夏之辨”的文化优越主义倾向，这种倾向来自于精耕农业基础上产生的农耕文明。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农耕文明确实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居于领先的地位。文化优越的心态，并未造成中华文化固步自封，中华文化之所以辉煌灿烂，就在于其博大的胸怀和很强的融摄性。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就是一部民族大融合的历史，民族融合的过程中，既有汉民族的“胡化”，也有少数民族的“汉化”，从经济到政治再到文化、习俗各个方面，中华民族逐渐融合成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明清时代，由于统治者的闭关锁国和天朝心态，中华民族遭遇了空前的民族危机，但是中华文化的包容性，促使中国人民积极地反思传统、学习西方，最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一真理性认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具体国情的结合，诞生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等指引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指导思想。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今天，习近平提出了新时代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这一思想不仅提出要吸收人类社会一切文明成果，还提出了坚持全面开放的政策，体现了新时代中华文化的胸襟和气度。习近平指出：“只有不断发掘和利用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思想文化和丰富知识，我们才能更好认识世界、认识社会、认识自己，才能更好开创人类社会的未来。”在新的历史时期，这一融通的主要内容和宗旨是，“要善于融通马克思主义的资源、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的资源，坚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

（四）与时俱进的革新精神

中华文化之所以历久弥新、充满活力，在于中华文化追求与时俱进、具有自我革新的生命力。中华传统文化强调“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谓易”（《周易·系辞》），重视“革故鼎新”、“与时偕行”，中华文化骨子里就流淌着变革的基因。哲学社会科学代表了一个时代精神的精华，从这个角度看，中华文化在不同历史时期发展出了不同的思想和理论成果。传统社会中，先秦时期是第一个思想解放的时期，出现了诸子百家，其中以儒墨二家为主流。秦汉流行黄老之学，重视理身和治国。两汉“独尊儒术”，经学形成发展。魏晋社会动荡，玄学讨论有无本末，将名教与自然的讨论推向深入。隋唐佛学兴盛，八大宗派各领风骚。宋明理学借鉴佛教和道教哲学，从形而上层面明天理人欲之辨。清代朴学重视考据，思想趋向保守封闭。近代以来，中华文化进行了深入而痛苦的自我反省，中国共产党人在扬弃传统文化的基础上，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诞生了指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胜利的毛泽东思想。在社会主义建设阶段，中国共产党人坚持理论结合实际，发展出了一系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在新的历史时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也充分体现了中华文化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

（五）以民为本的人民向度

中华文化特别重视“以民为本”，早在西周时期就发展出重视民心和民意的“民本”思想，西周的统治者有鉴于殷商的灭亡，提出了“敬德保民”的口号。此后，“民本”思想在儒学中得到继承和发展。孟子特别强调以民为本，将君和民视为相互有道德义务的两个主体，甚至将无道的君主视为“独夫”和“民贼”。张载更提出了“民胞物与”的命题，将民众视为自己的同胞，将天地万物视为与自己同体的存在。以民为本的思想为中国共产党所继承和光大，并在新时代赋予了新的内涵。中国共产党人将人民的利益作为自己最高的追求，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的宗旨。新民主主义阶段，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是为了人民的自由和解放，同时将人民看作实现革命胜利的可靠保证，“群众路线”就是我党不断实现奋斗目标的三大法宝之一。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目标是为了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力和实现人民生活的改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强调以人民为中心，“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把党的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理政全部活动之中，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进入新时代，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是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人民群众又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根本力量，这是习近平对传统“以民为本”思想和党的“群众路线”在新的历史阶段新的表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