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文化发展与文化自觉、文化自信

在人类文明史上，中华广阔的土地上孕育出了优秀的传统文化，造就了5000年来世界上唯一没有间断过的中华文明，在克服艰难险阻中彰显了自身的优越性。罗素曾说：中华文明是唯一从古代存留至今的文明。1840年后，中国社会被迫打破循环运行模式，踏入到现代化线性的发展模式之中。西方的文明霸权对我国传统文化及其根基带来巨大的冲击，使我国长时间处于落后挨打的境遇中，导致我国长期浸润在“天朝”情结中的民众无法理性审视自身的文化，逐渐形成了“文化自卑”的民族心理。但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传入中国以后，中国共产党人结合我国的国情，在艰苦的革命实践中重构了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优秀革命文化，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并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让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又使中华民族逐渐重新回到文化自信的轨道上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各族人民积极探索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现代化之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特别是通过近4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后，加速从世界的边缘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心。中国由过去被动遵守国际秩序和规则逐渐向参与制定和主导国际规则转变。中国在向世界贡献经济和科技成果的同时，必然向世界传达与彰显我国的文化与价值。因此，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文化的重构与振兴，强调文化自信，不仅是全民族文化建设和价值追求，也是推进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新征程的重要力量，更是中华民族对世界与时代发展担当的吁求回应。

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果，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的飞速发展，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对机遇的精准把握、对挑战的不断战胜的过程中取得的。然而，全球化趋势致使世界各民族之间的交流越来越频繁，各文化之间的融合也越来越深入，文化自我认同的问题越来越凸显，自我与他人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自我认同越来越艰难，“我是谁”已不再是可以简单回答的问题。这一问题的出现，对国家文化甚至整个社会的发展提出了新的挑战。在此过程中，许多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中逐渐失去了自我，其文化完全被西方殖民，形成了亨廷顿笔下“文化上的精神分裂症”，无所归依的民族文化心态导致发展步履维艰。文化上的精神分裂将导致民族心理上的分裂，这无疑是一个国家、民族发展的最大悲哀。文化的本质是人的精神意识和情感之间的联系，这种联系总是通过相应的形态表现出来，构成千差万别的文化形态和内容。民族文化是民族心理的外化，同时也作用于民族心理。“自我”的消失本质上基于文化自卑，文化自卑或文化精神分裂因失去方向与动力导致民族与国家的“自我消失”，无法在世界之林立足。只有找回自信、重塑自信，才能建立适应时代变化的民族文化心理。欲人勿恶，必先自美，欲人勿疑，必先自信，只有对自己的文化有坚定的信心，才能获得坚持坚守的从容，也才能鼓起奋发进取的勇气，让文化自信转变为创新创造的活力，在自信的文化实践中实现文化的发展，在发展中造就与强化自信的民族心理和文化心态。因此，文化自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根本的自信，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路上必须强化的自觉心理和坚定态度。

文化自觉是文化自信和文化发展的前提。人是文化的动物。文化及文化现象成为各民族之间的自我标识，是民族自我认知和认同的依据。民族之间的互动，根本上是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国家、民族之间的交往，文化扮演着最为根本、最为基础、最为核心的角色。无论是经济的发展还是政治制度的建构，都以相应的文化环境为基础。文化发展成为民族发展的集中体现，在为社会的发展带来工具性价值的同时，更为重要的是强化民族自我认同的内在价值。文化的内在价值，是民族自我认同的核心，是在全球化背景下避免民族文化分裂从而导致民族心理分裂的核心内容。文化是支撑一个民族存在的核心基础及精神动力，是一个民族凝聚力的核心来源，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没有自己文化的民族是一个没有灵魂的民族，因此，文化对民族与国家具有基础及核心意义。人类发展历史告诉我们，一个国家无论看上去多么强大，如果没有统一的文化认同，迟早会分崩离析。一个民族即使处于分裂状态，只要有共同的文化心理，也将拥有强大的内在凝聚力以及绵延不断的发展动力。古埃及和巴比伦帝国由于没有统一的、共同认可的文化及其民族心理，即使一时建立起了幅员辽阔的庞大帝国，最终也都土崩瓦解。而犹太民族的历史遭遇向我们启示，只要有共同的民族认同与文化心理，即使颠沛流离，饱经沧桑，其文明都能经受住各种严峻考验，延绵不绝，生生不息。因此，从长远发展的视角来看，文化关乎一个民族与国家的生死存亡。在全球化背景下，各国特别是非西方国家，文化建设将是确保其民族存在的最根本性的建设任务。

文化建设与文化发展必须基于文化自觉。文化自觉在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看来，就是文化自知，是人们对其文化的“自知之明”，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的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通过明晰各民族的文化来历、形成、实质及其发展趋势达到文化自觉。达到文化自觉是一浩大而艰巨的工程。这一工程需要全社会长时间地参与其中，从实践中反思、调试和验证，动态地在历史实践中实现。

文化自觉的首要任务是构建民族文化的主体性。只有具备一定程度的主体性，才能形成民族的自我认知和强化民族的自我认同，也才能避免在全球化的冲击中形成分裂文化和民族心理，甚至是在西方文化的侵入殖民中完全被西方文化同化，致使“自我”消失。文化的主体性在社会实践和民族发展的过程中动态凝聚和强化生成，是对自我民族的认知和认同，也是在实践中的民族自我生成。具体来说，文化主体性的建构，需要“知彼知己”。对自我的认知要借助他者之镜才有可能，否则我们无法关照自身。理论上看，他者之镜主要通过时空两个维度获得。从历史来看，文化的演变和发展的动力也主要来自时空维度：一是各地区、国家、民族内部文化的传递、演变和发展，二是通过各地区、国家、民族之间的交流互动，在文化的交流融合中进行衍演与变迁。可见，他者的“文化之镜”则是通过自我不同历史阶段文化内容的反照和外来文化的比对，从而激活自我文化意识。自我文化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在不同区域本土化的不同面向和不同的外文化构成文化自觉的“他者之镜”。在实践中，要真正做到“知己知彼”，将面临“进不去”和“出不来”的问题。“进不去”是指由于受到自文化的认知结构的影响，无法真正理解他文化的内容与意义。“出不来”则是指由于人们长期浸淫在自文化之中，而对自文化的形成无意识化。那么，在文化自觉的过程中，就要通过他者的“文化之镜”，来反照自身，努力通过“进得去”和“出得来”的实践策略，跨越“进不去”和“出不来”的困境。“进得去”是指在与外文化接触的过程中，能够努力去了解外文化，甚至是进入到外文化之中，对外文化的精华与糟粕予以辨别，从而能做到“知彼”的目的。“出得来”是指在认知自文化的过程中，要能够将因文化内化变为潜意识的文化内容，激发到意识层面，把自我放在客观的位置进行文化认知与考究，通过这一进程，达到“知己”的目的。“知己”与“知彼”，都是在社会历史实践的过程中逐渐达成，而非一蹴而就。在文化自觉的层面来看，“知彼”是为了更好地“知己”，在文化自知的基础上，进行文化主体性建构，为文化建设提供基础条件。

文化自信是文化自觉历史实践的结果，是文化发展的持久动力。文化在人类生产实践的过程中产生，在生产实践中体现。文化发展的内容必然通过各民族的经济、政治及文化自身的实践过程体现出来，并在实践的过程中强化，也在实践中变迁。经济、政治及文化自身的实践发展，在与他文化或民族交往展现的过程中，会逐渐形成相应的文化心理。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实践，在全球化的平台上，体现出竞争化操作，其竞争结果将作用于各民族的心理，影响文化与民族的自我认同。在全球化的经济、政治及文化自身的竞争实践中，与他文化相比处于优势，可以从两个方面形成文化自信和民族自信心理：一是由竞争结果直接导致胜者的自信心态，一是通过平等交流互动，获得他者的认可与认同，来获得文化自信心理。反之，在同样的作用机理下，则造成自卑的文化气质和心理。由此可见，文化在生产实践中产生，也在实践中实现，并在依附于实践的过程中进行展现。只有在竞争实践中占据优势，才会逐渐形成自信的文化心态和民族气质，从而获得文化主体性，从而在民族交流与互动过程中，获得文化主体话语权。文化主体性的建构与获得，为文化自信实践奠定条件，也为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操作性基础。

文化主体性地位的建构是在现代社会快速推动中提出来的。在起源于西方的现代性社会快速向全球推进的过程中，非西方国家的文化在现代化这一浪潮中面临巨大的挑战，面临失去自我的风险。在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探索中，我国近代以来同样也遭遇这种风险。五四运动时期的“打倒孔家店”，就是情绪化的去“自我”的文化运动。近代中国在与西方接触的过程中，由于将科学技术的落后归因到文化的内容上，形成了文化自卑的文化心态和民族心理，出现了“全盘西化”的思潮，无疑是消解文化主体性的行为。到了20世纪90年代，费孝通先生再次提出以建构文化主体性为目的的文化自觉，更具有深刻的时代与现实意义。21世纪的中国已不再是100多年前任人宰割的虚弱国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定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道路，快速推进其现代化进程，从世界的边缘日益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心。如果我们不能彻底摆脱文化自卑，还不能形成文化自信的民族心理，将严重影响我国在国际舞台上的作用发挥，从深层次上影响我国的现代化的进程。所以，在新时代的要求下，强调在文化的主体性建设基础上的文化自觉自信，具有非常深远的实践意义和建设价值。

进一步看，在文化自觉的基础上，在实践中对文化的主体性进行建构，不断强化和形成自我的文化认同，可以逐渐摆脱文化自卑，构建起真正的文化自信。经济发展带来社会转型，社会转型的核心内容则体现为文化转型，从对原来文化的“离异”到更理性的“回归”。深层次分析这种“离异”，实际上是文化自卑的表现，而“回归”则意味着重拾文化自信。近代以来，中国乐意当“西方”的学徒，甚至喊出了“全盘西化”的口号，就是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离异”。但在剧烈的社会变革中，这种阶段性情绪化的极端的“离异”，其实也是渴望通过文化转型来实现“回归”。对此，著名历史学家章开沅教授认为，这种文化上的“离异”，首先表现为模仿、学习与趋近西方近代文明，这里的回归，则主要表现为从传统文化中寻找本民族的主体意识，以求避免被暂时先进的西方文明同化。就近代东方国家而言，“离异”主要表现为趋向于西方近代文明对传统文化的暂时脱离，从总体上来说是进步的历史潮流。但在此过程中，由于强弱贫富差距悬殊，很容易产生民族自卑感，乃至产生全盘西化主义与民族虚无主义。因此，在我国现代化过程中，要处理好“离异”和“回归”的关系，离异与回归要适度，“离异”不可无根，“回归”不可返古。也正是如此，中国人民在“站起来”之后，特别是经历改革开放、坚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彰显中国道路为世界各民族与文化发展作出的新贡献之后，我们才得以加快建立起基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新时代的文化自信。

文化自信是在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一种文化心理和民族气质。在“四个自信”的理论框架中，文化自信的形成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的坚持与自信，并在对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和制度自信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的。可以说，文化自信是在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的实践中逐渐形成的一种文化心态和民族气质。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构成了文化自信的实践机制，也是文化自信的核心内涵。同时，文化自信又进一步促进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的实践，它们之间是相互促进、相互生成关系。在现代化建设中，文化自信与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和理论自信一起，共同构建与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

文化发展是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实践的历史面向。文化发展在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的实践过程中得以实现，文化自觉与主体性建构以及文化自信，是通过文化发展表现出来的。文化自觉，文化自信与文化发展构成相互促进与发展的循环机制，即在文化自觉自知的基础上，对文化的主体性进行建构。在此过程中，对传统和外文化进行文化自省和认知，对糟粕与精华鉴别，从而保留和弘扬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同时吸取他文化中的精华，并对之进行与传统文化融合，在实践中加以实现，最终促成文化的健康发展。文化发展是在文化自觉和文化主体性的建构过程得以实现与体现的。文化的发展使文化能够适应时代变迁，并在变迁中获得文化认同。在适应时代要求的文化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文化自信的文化心态和民族气质。文化自信，既是一种孜孜追求的过程，也是文化实践的最高状态，在文化实践中生成，在文化实践中展现。文化自信为文化自觉与文化发展提供动力，形成更高层次的自信，也即文化自信通过文化自觉与文化发展进行自我强化、自我生产、自我提升。由此，文化自觉、文化发展与文化自信呈现出一种循环螺旋式发展，互为条件，互为支撑。

从历史经验来看，三者之间的这种循环式螺旋发展并不是以匀速速率进行，呈现加速运行趋势。随着现代化对效率的追求，精确的时间成为现代社会的产物以后，现代社会的运行速度越来越快，从而致使现代社会特别是后现代社会中变化成为绝对的律令。正如马克思所说，在现代社会中，原来确定的、坚实的事物都烟消云散。一切事物都呈现出鲍曼眼中的流动性，并且流动的速度越来越快。在这样的社会运转中，能够站立的事物越来越少，站立的时间也越来越短，最终形成一种如贝尔所说的现象，现代社会的快速运行仅仅追求一种及时的、瞬间的冲动与震撼，最终现代社会就如一只倒空的碗，没有留下任何东西。在这种快速流动的现代社会中，人们失去了赖以依附的安全根基，焦虑成为弥散在现代社会中人们挥之不去的内心阴霾，致使物质的发达与文化的空虚成为现代社会突出的特征。在此趋势下，文化发展的循环速度也越来越快。一方面，流动的现代性为文化建构提出了严峻挑战，现代社会的更新速率越来越快，社会中能够站立或沉淀的事物越来越少，在此背景中去追求确定的、稳定的、实在的文化因素，并对他文化的要素进行类似的认知与建构，实属不易。社会越来越快的循环螺旋式的发展模式，对现代文化主体性的建构与文化自信的培养都提出了挑战，另一方面，在高速流动的现代社会中，人们安全感缺失，其心灵失去了归依的对象，“自我”认同出现困难，这种心灵危机为文化自信的建构提供了现实可能。

总体来看，以文化主体性建构为目的的文化自觉是基础，由文化自觉实践的过程体现出来的文化发展是过程，在文化主体性建构和文化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文化自信是动力和结果。反过来，文化自信是文化建设过程的动力，也是文化建设的终极目标。从我国的历史来看，文化自觉是文化自信的前提，表现为共产党领导下的民族和国家在文化上的觉悟和觉醒，包括对文化在历史进步中地位作用的深刻认识，对文化发展规律的正确把握，对发展文化历史责任的主动担当。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建设与现代化实践，使文化自觉体现为一种内在的精神力量，表现为对自身文化在觉醒自知基础上的强烈反省与批判精神，并在批判与反省中探寻新文化、新文明的建构之路，使文化自省精神，构成推动文化繁荣发展的先决条件，建构文化自信的推动力量，体现为文化自信的更高层次。中国共产党在深刻理解我国传统文化精髓的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中国化改造，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推进现代化实践，使中华民族逐渐脱离文化自卑、文化盲从，在历史实践的过程中建立起文化自信。进入新时代，在“站起来”“富起来”之后，实施“强起来”的新战略，将不断充实提升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进而实现现代文化意义上的真正的文化自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