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头的河马是雄性，黑珍珠的皮色，一吨半重。2009年年中，它死掉了。两年前，它从马格达莱纳河谷原先的那座巴勃罗·埃斯科瓦尔 动物园逃了出来，沿途毁坏了庄稼，侵占了饮水槽，吓倒了渔民，还袭击了一座畜牧庄园的种畜。追上它的狙击手们向它的头部开了一枪，另一枪则射入心脏（子弹用的是点375口径，毕竟河马的皮是很厚的）。他们摆好姿势，同这具死去的躯体，同这暗沉的、带着皱纹的庞然大物合影，同一颗刚刚坠落的陨石合影。那时候，在第一批赶到的摄像机和好奇者面前，在一棵遮挡烈日的木棉树下，他们解释说，这头动物的体重不允许他们将其整个运走，于是当即动手肢解了它。我第一次见到这张照片，它被印在一本重要杂志的中间位置，当时我正在波哥大自己的寓所，事发地以南大约两百五十公里的地方。就这样我得知，那头野兽的内脏已经在它倒下的位置被就地掩埋，头部和四肢则被送往我所在的城市的一座生物实验室。同时我也了解到，这头河马并不是独自外逃的：它出走的时候，配偶和幼崽就伴在身边——配偶和幼崽的说法来自那些并不怎么严谨的报章的感性版本——如今它们下落不明，对它们的找寻旋即又被新闻媒体渲染上了悲剧意味：一个残酷体制对无辜生灵的追捕。而就在那段日子里的某一天，当我在报刊上追看这次的捕猎行动时，我想起了一个久未在我脑海当中出现的人——尽管曾经的某个时期，没有什么比他身世的秘密更能引起我的兴趣。

接下来的几周里，关于里卡多·拉韦德的回忆从一起偶然事件，从记忆的一次不怀好意的捉弄变成了一个忠实且专注的幻影，它的形象时时显现，我睡觉时它立于床边，清醒时则被它远远地凝视。无论是白天的广播节目还是夜晚的新闻报道，人人关注的专栏抑或读者寥寥的博客，大家都在讨论是否有必要将走失的河马杀掉，是否将它们围困，麻醉，或者放回非洲就已经足够了。而我的公寓则远离论战，尽管我一面着迷一面厌烦地听着看着，却还是将心思越来越多地放在了里卡多·拉韦德的身上，想着我们相识的日子，我们短暂的交往以及由此带来的长久的影响。在报章和荧屏上，权威人士正对有可能在偶蹄目动物中蔓延的疾病进行着盘点——他们用的那个词，“偶蹄目动物”，对我来说还是全新的——波哥大的富人区内，也出现了印有“保护河马” 标语的T恤。然而在我的公寓，在微雨的长夜，在走向市中心的途中，我开始回忆里卡多·拉韦德死去的那天，执意想要将细节弄清。我惊讶地发现自己毫不费力便记起了那些说过的话，那些见过和听过的事，那些曾经忍受，如今已经超越了的痛苦；而同样令我诧异的是，我们竟总是如此迅速，如此专注地沉溺于回忆这项有害的活动，明明它无法带来任何好处，只会阻碍我们生活的正常运转，就好比是田径运动员训练时腿肚子周围绑着的沙包。渐渐地，我平静地意识到，那头河马的死亡原来终结了我生命中曾出现的一段插曲，就仿佛有人回到自己的家，关上了一扇不小心打开的门。

于是这篇故事就这样开始了。我不知道回忆对我们有什么用处，它会带来何种好处，又或许是怎样的苦恼，我也不晓得当我们追忆的时候，用什么方法才能令经历的东西有所改变。然而对我来说，将里卡多·拉韦德好好地回忆一番，已经变成了一件紧要之事。我曾在某个地方读到过，一个人在他四十岁的时候就应当讲一讲他的人生故事，而这个最后期限业已逼近了我：当我写下这数行文字时，离这可恶的生日只剩几个星期。“他的人生故事”。不，我要讲述的并不是我的人生，而仅仅是许久之前的一些日子，此外我还要真诚地说明，这个故事就像童话里警示的那样，从前曾发生过，将来会再度发生。

至于这个故事最终由我来讲述，则是其中最无关紧要的了。

里卡多·拉韦德死去的那天——1996年年初的一天，他在波哥大中心区的拉坎德拉里亚 度过了上午。他行走在狭窄的人行道上，行走在陶土瓦顶的老房子中间，这些老房子镶着大理石的铭牌，上面标注了所属的历史时期，然而根本就不会有人留意。大概一点钟左右，他来到位于14号街的台球室，打算跟那里的常客玩上几局。球局开始的时候，在他脸上看不出神经紧张和心烦意乱的迹象：他用的是常用的球杆和球台——尽头最靠墙的一张，就在电视机的底下，电视开着，却没有声响。他一共打了三局，输赢我倒记不得了，因为当天下午我并没有同他一起，而是在他旁边的球桌。不过我清楚地记得，算清赌资，拉韦德便与球友们告别，向角门走去了。他穿过门口那几张总是空着的球台时——在场地的这一处，晃动的霓虹灯总在象牙质地的台球表面投下诡异的阴影——仿佛给什么东西绊住了似的迟疑了一下，跟着转过身来，折返回我们所在的地方。他很有耐心地等我打完了一组六个或是七个连击，甚至还为一场三球开伦鼓了一会儿掌。随后，当我在计分板上计算自己的得分时，他凑过来向我询问，是否知道哪里能借到设备，因为他想听听刚刚收到的录音。那以后我曾无数次地问自己，假使里卡多·拉韦德当初没有向我走来，而是走向别的某个球友，事情将会变得如何。然而正如我们对过去的许许多多追问一样，这个问题也是毫无意义的。拉韦德有他充分的理由去选择我。这个事实无从改变，因此其后发生什么也就无从改变了。

我是上一年的年底与他结识的，就在圣诞节前的两三个礼拜。当时我将满二十六岁，取得律师证书已有两年，尽管对真实的世界知之甚少，但法学的理论世界对我来说已是全无奥秘可言。获得荣誉毕业生称号之后——靠的是一篇关于《哈姆雷特》中以精神失常作为免除刑事责任情节的论文：至今我仍怀疑它是怎么通过的，更不要说还被授予荣誉了——我成了本专业历史上最年轻的教授，这是前辈们向我推荐这个职位时告诉我的，他们令我相信，成为一名“基础法学”课程的教师，为那群刚从中学出来、战战兢兢的小孩们讲授本专业的基本原理，就是我的人生唯一可能的前景。就这样，站上木头讲台，面对一排排乳臭未干、浑浑噩噩的小男孩和大睁着双眼、轻易便被打动的小姑娘，我学会了关于权利的本性的第一课。我与那群初出茅庐的学生相差不过八岁，然而权威与学识在我们之间埋下了一道双重的鸿沟——这两样东西为我所拥有，却与人生才刚刚开始的他们毫无相干。他们敬佩我，又有一点点怕我，而我发觉这种畏惧和钦佩就好像毒品，会让人习以为常。我给学生们讲述几个洞穴探险者被困山洞的事，数日之后探险者们为求生存开始了人吃人，这么干合法与否？我同他们谈论老夏洛克，谈到他想从别人身上割下一磅肉来，谈到机智的波西亚设法利用诉讼术语阻止了此事的发生 ：我乐于见到他们口讲指画，吵吵嚷嚷，企图在乱成一团的轶事当中找出法律和公理的概念，却又被荒唐的情节搞得不知所措。下了课我便从那些学术讨论转战到14号街的台球室。另一种生活在这里发生——烟雾缭绕，天花板低垂，没有学问，也没有法律。在这里，用不着几个钱的赌注配几啖咖啡加白兰地，我的白昼就此终结。陪伴我的有时是一两个同事，有时则是女学生们，她们才喝两口便会上我的床。我住在附近，公寓在十层，那里的空气总是冷飕飕的。从那儿看向布满砖头水泥的城市，视野一贯很好。我的床为了讨论从不设防，切萨雷·贝卡里亚 的刑法思想，博登海默 的某个难懂的章节，甚至还有如何用最便捷的方法将分数改一下。那段日子的生活如今想来，就仿佛是另一个人的，它充满了无尽的可能，事后证实这些可能同样是另一个人的：它们悄然消失，仿如潮汐退散，直至将我变成了现在的我。

那些天里，我的城市正从它当代史上最暴力的日子里挣脱出来。我所指的暴力并非轻率的斗殴，盲目的枪声，小商小贩之间彼此算账，它蔓延自那些卑微的人们，蔓延自他们卑微的怨恨与卑微的报复。这暴力的参与者是集体的，是大写的：国家，联盟，军队，阵线 。我们波哥大人对此已然习以为常——其中一部分原因是此种暴力的影像总是异常规律地通过报章杂志抵达我们中间。那一天，最新一起罪行的影像又出现了，以快讯的形式出现在电视屏幕上。我们先是看到一名记者在国家诊所的门口播报消息，随后则是一张千疮百孔的梅赛德斯照片——隔着破碎的窗子可以看见后面的座位，玻璃的碎片，以及一道道干掉的血痕。最后，当每一张球桌前的动作都已停止，静默之中有人大声要求调高音量时，我们在那条显示着出生日期和依然新鲜的死亡日期的字幕上方，见到了受害人黑白的脸。他是阿尔瓦罗·戈麦斯 ，其父是本世纪最具争议的总统之一，他自己也曾不止一次地成为总统候选人。没有谁追问他为什么被杀，是谁干的，因为诸如此类的问题在我的城市业已失去了意义。若是虚张声势地问上一问，也根本不指望得到答案，就像被人扇耳光时那样，除此之外没别的办法。当时的我不曾料到，那些罪行（“重大谋杀”，报章上是这么说的，我飞快地弄懂了这个词的意思）已然使我的人生有了内在的构架，抑或说为它标注了节点，如同一位远房亲戚让人无法预知的到访。1984年，巴勃罗·埃斯科瓦尔杀掉或者说派人杀掉司法部长罗德里戈·拉腊·博尼利亚 ——找他麻烦的人中最有名望的一位——的那个下午（两名骑摩托的雇佣杀手，在127号街的弯道处），我十四岁。我十六那年，埃斯科瓦尔杀死或者说派人杀死了吉列尔莫·卡诺 ^[1] ，《观察家报》的社长（距报社所在地几米处，凶手朝他的胸口开了八枪）。到我十九岁，虽然还不能选举，可我已经是成人了，那一年死去的是总统候选人路易斯·卡洛斯·加兰 。对他的谋杀比较特别，或者只是在我们印象当中与别的不同，因为它被呈现在了电视上：集会的人群为加兰欢呼，跟着便是一阵阵自动步枪扫射，再接下来则是木讲台上倒下的躯体，跌落得无声无息，抑或是声息湮没在了骚乱的喧哗中，湮没在了最初的那几声惊叫里。没过多久又是哥伦比亚航空的事故，埃斯科瓦尔使得一架波音727-21型客机在空中发生了爆炸——在波哥大与卡利之间的某处天空——为的是谋杀一名政客，而这名政客根本就不在这个航班上。

于是，那天打台球的所有人对于这起罪行的叹惜都是隐忍克制的，这隐忍已是国民习以为常的命运，是这时代给予我们的馈赠，此后又将被我们传给各自的子女。所有人，我是说，只一个除外，这人的注意力一直都在屏幕上，此时的屏幕已经切换到了另一则报道，正在呈现一副破败的景象：一座被荒草侵袭的斗牛场，荆棘甚至爬上了彩旗（或者说原本该有彩旗的地方）；一个棚子底下，几辆老旧的车子正在生锈；一头巨大的霸王龙，它的身躯正一点点地倾颓，显露出内部复杂的金属结构，哀伤地裸露着，仿佛老旧的女性人体模型。这是那不勒斯庄园，巴勃罗·埃斯科瓦尔神话般的领地，曾是他的帝国大本营，而随着1993年这位首领的故去，庄园便也荒废了。这条新闻讲述的便是庄园的废弃：提到了毒贩们的财产被没收充公；提到了当局不懂得如何处置这些财产，造成了几百万美金的挥霍浪费；提到了对于那些传说中的财富本可加以利用却并未实施的一切。而就在此时，距离电视机最近的那张球桌的某个玩家——在此之前并没有引起任何注意的一个——仿佛自言自语般开口了，他的声音很大，大得不由自主，就好像那些生活得过分孤独的人已经忘记了自己还有被听到的可能。

“且看看会把那些动物怎么样吧，”他说，“可怜见的，饿死了也没有人理。”

有人问他说的是哪些动物。那男人只道：“它们又有什么罪过。”

这便是我从里卡多·拉韦德口中听到的最初几个词。他没有再讲什么：比方说，他没提他指的是哪些动物，也没提自己怎么就知道它们快要饿死了。然而也并没有人问他，因为当时在场的人都足够年长，年长到对那不勒斯庄园最好的年景都还是晓得的。那座动物园是个传奇，尽管表面看来是为了满足一名百万富翁毒贩的怪癖而建，却也为访客们呈现了一幅原本不属于这个纬度的图景。我十二岁那年曾经去过一次，是在12月的假期里。我自然是瞒着父母的：他们仅仅是想到自己的儿子踏足一个尽人皆知的黑手党的领地便会气急败坏，更不要说再发现他做这事还很愉快了。可我就是忍不住想去瞧瞧别人口中传说的东西。我接受了一位朋友父母的邀请，某个周末我们起了个早，在波哥大与特里温福港之间的公路上行驶了六个钟头；一进入庄园，从石头门廊底下穿过（庄园的名字是用蓝色的粗体字写成的），整个下午便置身在了孟加拉虎、亚马孙金刚鹦鹉、矮种马、手掌大小的蝴蝶，甚至还有一对印度犀牛的世界当中——据一个操着本地口音、身穿迷彩背心的男孩子说，这对犀牛是那几天才刚刚运到的。此外还有河马，在那段光辉岁月里，它们没有一只出走。正因如此，我清楚地知道那个男人口中的动物是指什么；而我所不知道的，则是这短短的几个词会在接近十四年后，再度令我陷入追忆。事后回想，那一天在台球室，里卡多·拉韦德不过是一脸错愕地见证了那位历史上最出名的哥伦比亚人发迹与倒台的国人之一，我不曾对他太过留意。

可以肯定的是，那天他并没有让我产生什么亲切感：他是那样瘦，以至于连身高都带了欺骗性——只有看见他站在一根台球杆的边上时，才会察觉他其实连一米七也还不到。他稀疏的头发跟老鼠一样颜色，皮肤干枯，长长的指甲总是脏兮兮的，这一切构成了一个疾病缠身抑或说无精打采的形象——无精打采得仿佛一块贫瘠的土地。他才刚满四十八岁，可看上去要老得多了。他说话总是很用力，就好像缺氧似的。因为手腕常常发抖，他的球杆那蓝色的顶端总在台球跟前打战，只有奇迹发生时才不会连连失准。与他有关的一切都显得疲惫不堪。某天下午，当拉韦德走了以后，他的一位球友（一个与他年纪相仿的男人，只是行动比他自如，呼吸比他顺畅，显然还活力十足，说不定现在还正读着这些回忆文字呢）向我揭示了其中的因由，尽管我根本什么也没问过。“是监狱，”他说，金牙的光芒在我面前一闪而过，“监狱折磨人啊。”

“他坐过牢？”

“刚出来。在里面待了二十年，他们说的。”

“犯的什么事？”

“哈，这我可不晓得了，”那男人道，“不过总归有点什么，不是吗？没有的话谁会被讹那么长时间啊。”

我自然相信。并没有另一种真相可供我选择，那一刻也不存在任何理由让我为了某人并无恶意、随口道出的有关里卡多·拉韦德人生的最初版本去做一番争执。我意识到自己还从未结识过一个释囚——“释囚”这个词，任谁都会留意，它是那事最好的证据。而我对拉韦德的兴趣也在增长，或者说，增长的是我的好奇。一次漫长的刑罚总会打动像当年的我那样的年轻人。推算起来，拉韦德进监狱时我才刚刚学会走路，其后我成长，上学，发现了性这件事，可能还发现了死亡这件事（一只苍蝇的死，后来是一位祖父的，比方说），有了情人，经历了令人痛心的分手，拥有了做出决定的权利，又为所做的决定满意或是懊悔，获得了伤害别人的能力，这么干了以后心满意足抑或感到罪过。而当所有这一切发生的时候，有一个人，他的人生没有发现，没有学习，就只是一场无比漫长的刑罚。想到这些，没人会无动于衷。一个失去了生气的人生，一个从指间溜走的人生，一个需要独自忍受却成了别人所属之物的人生——而那些人并没有在这个人生当中经受痛苦。

几乎在不知不觉间，我们便走得近了。刚开始是个偶然：比方说，我在他打出一个连击——那是因为留给他的局势足够好——之后拍了手掌。跟着我便邀他到我这桌来玩儿，要么就是我请求去了他的那桌。他不情不愿地接受了我，仿佛一个初学者又收了个新学徒似的，尽管事实是凭借我的出众球技，和我联手的拉韦德终于可以停止输球了。不过我随后发现，对于输球他其实并不在意：每局之后放在祖母绿色绒布台面上的钱，那两三张黑乎乎、皱巴巴的钞票，其实是他的日常开销，是一笔在他预算中的债务。对他来说，台球并不是一种消遣，甚至也不是一项比赛，而是当时的拉韦德在社会上存在的唯一方式：球与球的撞击声，穿绳上计数木珠的声响，蓝色的白垩粉在旧球杆的皮头上摩擦的声音，这一切构成了他的公共生活。而一旦身处这些媒介之外，少了一杆球杆在手，拉韦德根本没有能力与人进行一次流利的交谈，更别提去发展一段关系了。“我有时候觉得，”在我们之间唯一的一次带了点严肃意味的谈话之中，他对我说，“我从来没有直视过别人的眼睛。”这自然是夸张了，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这个人并非有意夸张。至少在他对我说出这几个字的时候，并没有看着我的眼睛。

如今许多年过去，现在的我以当年并不具备的体谅去追忆，去思索这一番对话的时候，难以置信当年的自己竟未一眼看出它的重要性。（同时我要说的是，对于现在的一刻，我们是糟糕透顶的审判官，这也许是因为现在原本就是不存在的：一切都是回忆，我刚刚写下的句子是回忆，而您，我的读者，刚刚读到的同样也只是回忆而已。）那个时候，一年即将过去，正逢考试季，课已经停了，去台球室在我已是根深蒂固的习惯，某种程度上甚至成了过日子的方式与目的。“呵，”每次见到我来，里卡多·拉韦德都会说，“你逮到我真是奇迹，亚马拉，我差点就要走了。”而就在我们一次又一次的碰面当中，有什么东西正发生着变化：我觉察到这一点是在某天下午，那次拉韦德并没像往常一样同我告别——在球桌的另一边，士兵一样在额前抬一抬手，丢下我和我手里的球杆。相反他等着我，看着我付过我们两人的饮料账单——四杯咖啡加白兰地，最后还有可口可乐。离开场子时他走在我的身边。我们相伴行至罗萨里奥小广场的一角，那儿的空气混合着排气管的味道，炸黄油鸡蛋玉米饼味儿，还有敞开的下水道的气味。那里有道斜坡，向下通往一个地下停车场黑漆漆的入口。他在我的肩头拍了一下——一只虚弱的手掌发出的虚弱的敲击，与其说是为了告别倒不如说是在表现一种亲热——然后便对我说：“好吧，咱们明天见了。我得去办点事。”

我看着他绕开那群宝石贩子，避入一条通往第七大道的人行小巷，随后他转过街角，我便看不到了。街道早被圣诞灯饰装点得漂亮起来：北欧花环，拐杖糖，英文单词，一团团的雪花图案——尽管这城市从不下雪，十二月更是艳阳高照的时节。然而到了白昼，灯光熄灭以后，灯饰就不好看了：碍眼，肮脏，低劣。电线在我们头顶上悬着，从街道的一头跨到另一头，好像吊桥似的。而在玻利瓦尔广场，它们则是节节攀高，仿佛攀缘植物爬上了杆子，爬上国会大厦的爱奥尼石柱，爬上大教堂的外墙。鸽子们倒有了更多的电线可以栖息，卖玉米的接待游客根本忙不过来，同样忙不过来的还有街头摄影师们：那是些身穿套头斗篷、头戴旧毡帽的老男人，脱缰的牛一般抓过客人，一旦拍下照片即刻便用一张黑毯子将自己罩住，倒不是什么设备需要如此操作，只不过客人总是期待着瞧见这一幕罢了。这些街头摄影师同样也是另一个时代的幸存者——那个时候，并不是所有人都有能力自己拍张肖像，因此在大街上买一张别人给照的相片（很多时候都是在不知觉间被拍下的），这主意倒也不算太过荒唐。所有上了点年纪的波哥大人都有这么一张街头相片，大多就是在第七大道拍的，即从前的皇家商贸街，波哥大所有街道之中的女王。而我们这代人则是看着家庭影集中的这些照片长大的：身穿三件套西装的男人，戴着手套撑着雨伞的女人，他们属于另一个时代，那时的波哥大更冷些，雨水更多些，也更平和些，然而艰难却不会更少些。我的文件里就有我祖父在五十年代买下的照片，还有我父亲的，是大约十五年后的。但并没有里卡多·拉韦德那天下午拍下的那张，尽管那上面的形象在我记忆当中依然无比清晰，清晰到假使我拥有些许绘画的天赋，便可以勾勒出全部的线条。然而我并没有。那是我所不具备的天赋之一。

所以这便是拉韦德想要去办的事。同我分别后，他径直走到玻利瓦尔广场，让人给拍了一张有意不合潮流的相片，第二天来到台球室时，便将那成果拿在了手上：深棕色调，摄影师签了名的，上面现出一个并不若平日那般伤心沉郁的男人。假如几个月以来对他的认识并没有牢固到不容怀疑的地步，那么我简直可以看着照片说这是一个十分快乐的人了。当时球台上还覆了一个黑色的塑料罩子，拉韦德便将相片搁在了罩子上，他自己的肖像，自己倒看得直出神：头发梳得很好，衣服并无一丝褶皱，右手前伸，两只鸽子正在他的掌中啄食；更远处隐约是一对夫妇好奇的眼光，他俩都背着背囊、趿着拖鞋，而在相片的深处，最深处，被透视法放大的贩卖玉米的小车旁边，就是司法宫了。

“拍得真好，”我对他说，“是昨天照的？”

“嗯，就是昨天，”他这样回答，并没有多做解释，“我妻子来了。”

他没有告诉我“这张照片是一件礼物”。也不曾解释他的妻子为何会对这样奇特的礼物有兴趣。他没有提过监狱里的那些年，尽管在我看来，显然这点凌驾于他的所有境况之上，好比一只秃鹫之于一只垂死的狗一般。一直以来，里卡多·拉韦德都表现得仿佛台球室当中没人知道他的过去；而在那个瞬间，我发觉这一假象维系了我们之间一种脆弱的平衡，于是决意让它继续下去。

“她怎么来了？”我问，“从哪里来？”

“她是美国人，家在那边。我妻子她，唔，就算是来做客的吧。”他顿了顿，又道，“相片怎么样？你觉得好吗？”

“我觉得很好，”我不由自主地宽厚起来，“拍得很雅致，里卡多。”

“很雅致。”他说。

“这么说你跟老美结了婚。”我说。

“是的。很难想象吧。”

“她来过圣诞？”

“也许，”拉韦德说，“也许是。”

“怎么叫也许呢，不肯定吗？”

“唔，我得先说服她。这故事很长，可别叫我解释给您听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