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词绝句》之二

张子野柳耆卿词名枉并驱，格高韵胜属西吴。可人风絮堕无影，低唱浅斟能道无？

张先（990—1078），字子野，乌程（今浙江湖州）人。一生安享富贵，诗酒风流，颇多佳话。好友苏轼赠诗“诗人老去莺莺在，公子归来燕燕忙”为其生活写照。善作慢词长调，对词的形式的发展有一定贡献。《苕溪渔隐丛话》引《古今诗话》云：

有客谓子野曰：“人皆谓公‘张三中’，即心中事、眼中泪、意中人也。”公曰：“何不目之为‘张三影’？”客不晓。公曰：“‘云破月来花弄影’，‘娇柔懒起，帘压卷花影’，‘柳径无人，堕风絮无影’，此余平生所得意也。”

佳句“云破月来花弄影”出自《天仙子》，“娇柔懒起，帘压卷花影”出自《归朝欢》，“柳径无人，堕风絮无影”出自《剪牡丹》，时号“张三影”。张先词在内容上多描写士大夫的诗酒生活和男女之情，含蓄雅正，意象繁富，小令词幽隐深婉，清新活泼。但是张先写长调而“纯用小令作法” ，即在于含蓄蕴藉、余韵曲包。这是张先词的最大特点，所谓“意浓而韵远，妙在能蕴藉” ，但在铺叙的才气和功力方面略显柔弱。张先词于两宋婉约词史中影响巨大，在词由小令向慢词的过渡中举足轻重。正如清末词评家陈廷焯云：“张子野词，古今一大转移也。前此则为晏、欧，为温、韦，体段虽具，声色未开。后此则为秦、柳，为苏、辛，为美成、白石，发扬蹈厉，气局一新，而古意渐失。子野适得其中。” 吴梅《词学通论》评：“子野上结晏、欧之局，下开苏、秦之先，在北宋诸家中适得其平。有含蓄处，亦有发越处，但含蓄不似温、韦，发越亦不似豪苏腻柳。规模既正，气格亦古，非诸家能及也。” 南宋中后期“醇雅”派中姜夔的词受其影响极大。《词洁辑评》中先著提道：“（子野）白描高手，为姜白石之前驱。”

柳永（约987—约1053），崇安（今福建武夷山）人。仕途坎坷、生活潦倒，他由追求功名转而厌倦官场，沉溺于旖旎繁华的都市生活，在“倚红偎翠”、“浅斟低唱”中排遣抑郁、寻求解脱。

柳永是北宋第一个专力作词的词人，他拓宽了词的题材内容和意境，尤其是对羁旅行役内容的发掘，使词突破了传统上仅涉樽前苑囿、灯酒歌舞的狭小空间，把创作的触角伸向了更加广阔的社会生活内容。他创造性地运用铺叙和白描的手法，创作了慢词87首，创调125首，从根本上改变了唐五代以来词坛上小令当家的格局。慢词篇幅扩大，扩充了词的内容涵量，提高了词的表现力和感染力。与柳永同时而略晚的张先、晏殊和欧阳修，仅分别尝试写了17首、3首和13首慢词。柳永存词213首，所用词调达133种之多，且大部分是柳永首创或首次使用，大大丰富了词体。上承敦煌曲，下开金元曲，多用新腔、美腔，富于音乐性，促进了词在民间的传播与普及。词至柳永，形式体制渐趋完备，令、引、近、慢、单调、双调、三叠、四叠等长调短令，日益丰富，为宋词的发展和后继者在内容上的开拓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早期曲子词逐步由民间转向贵族文人手中，内容方面由“俗”转“雅”，集中表现文人士大夫的思想情感和审美情趣，词日益远离了世俗普通民众的生活。沉沦社会底层的柳永深入民众生活之中，熟知民众的精神文化诉求和口味。他变“雅”为“俗”，刻意运用通俗易懂的日常口语和俚语，传达世俗化的市井生活情调和内心世界，着力表现他们熟悉的人物、关注的情事，从创作方向上改变了词的审美内涵和趣味，迎合、鼓吹、满足市民大众的审美需求。

柳词讲究章法结构，风格率真明朗，个性特色鲜明。不仅在中原，西夏、高丽等都有柳永词的流传。柳词不仅在当时流播极广（“凡有井水饮处，能歌柳词” ，“掩众制而尽其妙，好之者以为不可复加” ^[1] ），对后世影响也十分深远。北宋陈师道说柳词“骫骳从俗，天下咏之” ，王灼也认为柳词“浅近卑俗，自成一体，不知书者尤好之” ，当时少年“十有八九，不学柳耆卿，则学曹元宠” ；沈唐、李甲、孔夷、孔榘、晁端礼、万俟咏等六人“皆有佳句”，“源流从柳氏来” 。严有翼《艺苑雌黄》即说柳词“所以传名者，直以言多近俗，俗子易悦故也” ，不无道理和识具。

“风絮堕无影”，出自张先《剪牡丹》：

野绿连空，天青垂水，素色溶漾都净。柔柳摇摇，坠轻絮无影，汀洲日落人归，修巾薄袂，撷香拾翠相竞。如解凌波，泊烟渚春暝。　　彩绦朱索新整。宿绣屏，画船风定。金凤响双槽，弹出今古幽思谁省？玉盘大小乱珠迸。酒上妆面，花艳媚相并。重听，尽汉妃一曲，江空月静。

作品多方面、多层次地画出了一幅江上美景，景象浑茫廖阔而寂静。微风吹拂，轻絮飘舞，远处归人之影与晚霞相映，渐近看清巾长薄袂，随风飘举，美人飘飘欲仙，俨然凌波女神。换妆梳洗，容颜更娇。画船风定，万籁俱寂，琵琶忽起，用王昭君远嫁马上弹琵琶故事，寄托着琵琶女的离乡背井，流落江湖的身世之感。结句“江空月静”，以空廓沉静的月夜烘托出音乐直入人心的魅力。沉寂月夜下如泣如诉的昭君怨曲，把听众带进了哀愁的境界，给读者留下了无穷的余味。

“浅斟低唱”，出自柳永《鹤冲天》：

黄金榜上，偶失龙头望。明代暂遗贤，如何向？未遂风云便，争不恣狂荡？何须论得丧。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　　烟花巷陌，依约丹青屏障。幸有意中人，堪寻访。且恁偎红翠，风流事，平生畅。青春都一饷。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

直抒胸臆，抒发了作者强烈而又真实的思想感情，表现出一种傲对公卿、蔑视名利的思想。作者的无限辛酸和对统治集团的讥讽揶揄一览无余，道出了封建社会中许多失意知识分子的内心感受，获得了广泛的共鸣。全篇与民间曲子词极为接近，保留了当时的某些口语方言，自然流畅，平白如话。

从生活经历来看，张先一生荣华富贵、流连诗酒风月，“风流潇洒，尤擅歌词。灯筵舞席，赠妓之作绝多” ，“张子野老于杭，多为官妓作词” ，他也尝试着创作了部分慢词；柳永更是高调透明，肆意地“偎红翠，风流事，平生畅”。这样说来，两人在私生活方面，很难说谁比谁更洁身自好一些。而且宋代市井娱乐文化十分兴盛，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序》记载：“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 空前的市井声色诱惑，浓厚的世俗享乐意识，“吃花酒”、“喝花茶”成了生活时尚。上至君王大臣，下至平民百姓，都以奢靡为尚。即便是一生功业彪炳，以风节著称于时的宰相寇准同样生活豪奢：“会客必舞《柘枝》，每舞必尽日，时谓之‘柘枝颠’。” 并有诗：“将相功名终若何，不堪急景似奔梭。人间万事何须问，且向樽前听艳歌。” 结合当时北宋的社会习俗实际，这样的生活方式似乎也不宜以当今社会的道德伦理标准去诟病非议。论对词业发展的贡献，毋庸置疑，柳永是远大于张先的。当时词坛上张先与柳永并驾齐驱，北宋晁补之就曾经指出：“子野与耆卿齐名，而时以子野不及耆卿，然子野韵高，是耆卿所乏处。” 而厉鹗此诗中旗帜鲜明地扬张抑柳，其标举的“格高韵胜”之审美风尚正是源自晁补之的评语。如何看待厉鹗的这一断语呢？

“格”、“韵”两个概念从六朝开始进入文学领域，“格”代表了道德精神的外现，而“韵”则代表了情采风姿的展示。到宋代以后对“格”与“韵”的把握上主要从精神、道德的角度去考虑，突出了其中的人格内涵，出现了气格、格力、格韵等新的诗学范畴。 “格高韵胜”就是要记录和传达士大夫阶层高雅的生活情趣与思想风貌。究竟张先“高”在何处、“胜”在哪里呢？《蓼园词选》对张先词有评论：“落寞情怀，写来幽隽无匹。不得志于时者，往往借闺情以写其幽思。” 原来貌似闺情的词中实则蕴含着词人悲愤不平的心事寄托，如此词章的内涵就更加深远厚重，读来就更加耐人寻味。这无疑是从《离骚》香草美人的传统一脉相承而来，这一点也正是柳永直白的“浅斟低唱”无法达到和比拟的。“规模虽隘，气格却近古” ，“味极隽永” ，都对张先予以肯定。张先惯用景语作结，“中庭月色正清明，无数杨花过无影” ，“那堪更被明月，隔墙送过秋千影” ，“日曈昽，娇柔懒起，帘押残花影” ，韵味悠长。这与沈义父“结句须要放开，含有余不尽之意，以景结尾最好” 的观点相吻合。

与张先的古典风格不同，柳永走通俗派的路子，“殆不复称于文士之口，然流俗好之自若也” 。这自然遭到那些以正统自居的批评家居高临下的严词切责，斥为“媟黩”、“不复检率”，认为柳词浅近卑俗地极尽暴露“批风抹月”之能事，“好为淫冶讴歌之曲” 、“绮罗香泽之态，所在多有” ，“一为情所役，则失其雅正之音” ，《乐章集》遭到群起诟病也就不足为怪了。换个角度看，文学自然有文学的规则，尤其中国古代文艺美学历来重含蓄幽隐、温柔敦厚，虚实相生、委婉含蓄、格调典雅，向来是公认的文学批评的标准与法式。上述评家的观点虽然不免过激，终究还是值得借鉴的。缪钺对诗词之别的论述道出了词之特点：“诗显而词隐，诗直而词婉，诗有时质言而词更多比兴，诗尚能敷畅而词犹贵蕴藉。”并将词的特点概括为“文小、质轻、径狭、境隐”。词具有一种诗没有的“要眇宜修”的女性美特质，表现在：“以天象论，斜风细雨，淡月疏星，词境也；以地理论，幽壑清溪，平湖曲岸，词境也；以人心论，锐感灵思，深怀幽怨，词境也。” “铺叙展衍，备足无余，较之《花间》所集，韵终不胜” ，强调含蓄、适度的东方文艺审美取向。厉鹗对张先“格高韵胜”的偏爱，传达出厉鹗对于词风及其表现手法方面的审美取向，是与绝句（一）中的观点一致的。

评家有“豪苏腻柳” 之说，“豪”与“腻”都是与温润、清秀相对的风格。苏轼和柳永都是传统词的挑战者，他们都有一颗“不安分”的心，顶着压力尝试着突破与创新，是词体的解放者和革新者。也正是有赖于此，宋词才能逐渐冲出摇篮狭小的空间，不断步入新的发展阶段，并最终走向繁荣极盛的巅峰。

对仕途失意的柳永而言，一方面，既然仕进的大门被统治者关上了，既然大宋皇帝御批“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剥夺了他获得功名的机会，他只好另辟蹊径，在与青楼女子和乐工的周旋中排遣其怀才不遇之抑郁，一逞才情之快意，从中获得几许慰藉和浮名，来填补内心的无聊怅惘。毕竟，他对功名利禄称得上是十分热衷的，才华禀赋也是上乘的。另一方面，叛逆性格和负气张扬、自我放纵的心理因素，使他干脆自称“奉旨填词柳三变”，瞄准了市井阶层这块大市场，慨然唱“俗”，且“俗”得淋漓尽致，暴露无遗，获得了以广大市民为主要受众群体的广泛支持和赞誉，跟所谓官方的“雅”词公然唱一出对台好戏，算是对统治者打压之举的一种示威和对自我尊严的维护与补偿。在民间的声名鹊起，掩不住柳永心底里的那份悲愤与失落，二百余首词作的字里行间，不能不说浸透了柳永不屈不挠的抗争与貌似甘于堕落沉沦的自嘲情结。

厉鹗偏爱张先词的“格高韵胜”，旗帜鲜明地扬张抑柳，传达出厉鹗对于词的风格品位、表现手法方面重雅致、尚含蓄的审美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