奋战在抗日医疗卫生战线 窦效章
口述者：窦效章
采访者：张英凡、杨馨蕊、蔡青、李凤娇、何佳欣、程爱林
采访时间：2018年3月16日、6月20日
采访地点：无锡军分区第六干休所
整理者：张英凡、徐子舒
人物简介：窦效章，1926年8月生，山西武乡人。1938年参加革命，1939年4月参加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第一纵队第三总队，1942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部队长期从事医疗卫生工作。1955年被授予少校军衔，后晋升中校军衔，荣获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三级解放勋章。1983年离休。
我叫窦效章，1926年8月11日出生于山西省武乡县丰州镇沙河头村，武乡也是八路军总部所在地。我的父亲名叫窦田福，母亲叫刘明孩。我在家排行第二，有一个姐姐、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我家是贫下中农，条件不是很好，吃上白面的素饺子或小米饭都算好的了。
我是七岁时开始读书的，学校（私塾）就在村子里，有二十多位学生，只有一位老师，学些《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古文，老师也教我们一些简单的算术。我11岁时打算读高小，结果家里付不起五分钱的报名费。后来我读了毛振龄在青秀村办的私人学校，他教我们很多抗日知识，对我们很有帮助。
1937年10月，太原失守后，八路军到了我的家乡。1938年，日本兵分九路进攻晋东南，3月八路军在神头岭伏击了日军。后经过抗日军民反“扫荡”，粉碎日军的九路围攻，县城解放。我当时还在小学读书，听说了这件事，受到极大鼓舞。4月我参加了民校，学校按家庭条件把学生分成三等，最好的十个，学费伙食费都要交；排在第11至20名的，只要交伙食费；20名之后的，免除所有的钱。我家排在13名。由于战争，民校的学制从半年缩短至三个月。毕业后，我去了民族革命中学
，民中是薄一波
办的，其目的是培养革命人才，学的内容也是以革命和军事知识为主。当时老师还教我们《大众哲学》，其实也是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一部分。
民中的学制是半年，不过由于1939年遇上了日军“扫荡”，上学才三个月，我不得不离开了学校。我想参军也是一条出路，就在1939年4月15日参加了山西新军青年抗敌决死队
第一纵队第三总队，纵队政委是薄一波，总队长李成芳
。我曾给李成芳治疗过眼疾，我们俩很熟悉。当时参军，我也没和家里人讲，直到解放战争时才通信，抗美援朝后才第一次回家。
刚参军时，我才12岁。由于年纪太小，部队上安排我担任医兵，也就是卫生员。参军时发了和晋绥军一样的灰色军装，不过我个头小，穿起来像件袍子。衣服上有翻领，还有四个口袋，胸口和臂章上都有“决死队”三个字，直到1940年才去掉。
由于是卫生员，加之我年纪小个头矮，上级就没有发枪给我，直到后来担任卫生队长时才有一支手枪。决死队的六五式步枪有七斤多重，是阎锡山的太原兵工厂造的。六五式步枪有个好处，子弹可以和日本人的三八步枪通用，不像中央军的七九步枪。我们子弹不多，手榴弹倒是有，和前线抬下来的伤员要就行了。其实拿了也没有用处，手榴弹是晋绥军自造的，导火索很长，扔的时候要停顿一下才扔出去，一颗手榴弹有一斤重，所以有时候会专门有掷弹兵。后来在八路军时期的手榴弹是黄崖洞兵工厂造的，个头小很多，因为没有导火索，里面用的是黑色土炸药，爆炸威力小。总的来说在山西新军时期，我们的装备比编入八路军后要好，冲锋枪、轻重机枪、迫击炮都有。我有个背包，用根扁担挑着走。当时士兵一个月有八块五毛钱的军饷，五块钱是饭钱，三块多是生活费，但我一分钱也没拿到。
我参军才几个月部队就打了败仗。那天是8月5日，部队行军过河，当时下着雨导致河水上涨，我把背包放在头顶上，拉着马尾巴过河。河对岸的村庄本是国民党第98军的驻地，不过他们撤走了，我记得那个村庄叫李城。我们走着走着，我看到对面山上有光束一闪，随后飞来很多炮弹，我立马跑到山边的草丛里躲起来，就我一个人在那里，我就把从家里带来的衣服换上，把军装藏起来，我在那整整躲了两天，加之之前一夜没吃东西，饿了三天我实在忍不住，就出来看了看，发现敌人还在，头顶上还有敌机飞过，于是我继续躲起来。直到第三天，我听见外面有人说话，声音像是军医处的王马夫，这时我才出来。他告诉我，敌人走了，我怕他一个人先离开，就背起背包跟他走了。出来才发现牺牲了很多战友，河里全是尸体。走到不远处的山坡，遇见了电台的台长，他在煮面条，饿了四天的我这才有的吃。李城战斗是韩洪战役的一部分，韩洪战役是左权将军“三个打一个”的实践，也是决死队最大的一场败仗。战斗结束后，我们才知道凌则之
政委被敌人俘虏了。
战斗结束后，我发烧大病了一场，部队也进行了整编。我一直担任卫生员，最初的时候我只照顾伤病员，医疗知识都是后来自学的，直到1950年才去上海军医大学系统学习过。决死队的医生都是老医生，很有知识，他们写的病历都是外文，而且他们相互间也有斗争，有的写英文，有的写拉丁文，还有的甚至写化学符号，加之药瓶上是拉丁文，我根本看不懂。我觉得整天打水、喂伤病员吃饭太简单，医生开的药我也看不懂，我就每天自己学一点拉丁文。老医生们虽然不教我，但是我去问，他们还是告诉我的。这样的日积月累，我对各类药品也都有所了解，所以我后来在八路军担任司药员。八路军也经常组织新卫生员进行学习。
我们部队属于晋绥军序列，可是大家都清楚我们是共产党的部队，虽然我们有些总队长、连营长是从晋绥军、中央军派来的，但大部分是来自八路军的共产党员，很多都是老红军。他们对外宣称是开小差前来投靠决死队的，这样阎锡山也没办法，不过他还是对我们决死队不放心，以至于后来发生了“十二月事变”
。我觉得发生这件事的原因可能是因为我们很多方面都和八路军一样，比如我们也有“八大纪律、三大注意”的规定，上级也不会打骂战士，平时我们政委也会对我们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和我们讲毛泽东《论持久战》和抗日民主统一战线等。总体上来说，我们和国民党其他部队时而有小摩擦，他们也会抓走决死队的士兵来补充他们的兵源。
1939年12月发生“十二月事变”。当时决死队的二纵和四纵在晋西北，离八路军部队近，故而损失不大；三纵在长治，他们和国民党部队驻扎在一起，损失最大。我们一纵损失不大，据说是上面事先发现了征兆，八路军总部派彭德怀来提醒我们部队做好准备。我们部队对阎锡山的反共行为进行谴责，阎锡山方面声称这是一场误会，最终事件得以妥善解决，大家还是团结一致，共同抗日。我觉得“十二月事变”在性质上和后来的皖南事变很像，都是国民党反共的军事行动，但是我们部队处理的结果比新四军好很多。
“十二月事变”后，我被编入八路军太岳军区第1军分区决1旅第25团卫生队。卫生队有一个担架排，还有些医护人员，一共有四五十人。我们当时在晋东南地区活动，日本人每年都有一次大“扫荡”，所以战斗还是很多的，特别是中条山战役后，国民党部队撤退到黄河以南，晋东南基本上都是共产党部队了。
1941年发生了皖南事变，我们开大会讲了这件事，声讨蒋介石的反共行为。1942年日军开始了大“扫荡”，我也是那一年入党的。我记得有一天团里杀了头猪来改善生活，我们正在吃的时候日本人来了，有的人抓了猪肉放在背包里就撤退，我临走前装了很多猪肉放在煮针用的卫生盒里。撤退到安全地带后，别人都开始吃自己带走的，我则把卫生盒里的猪肉倒在锅里分给大伙吃，组织上由此认为我很不一般，而我却觉得我所做的很普通。后来到了5月，王敬业和华志文两位同志介绍我入党。王敬业是团卫生队的指导员，华志文是文书。当时党员身份已经公开了，入党后要交一两毛钱的党费，我们的津贴有三五块钱，但后来也没有了。因为年纪小，直到1942年12月，我虚岁18岁才正式入党。我们每个礼拜都有小组生活会，跟组织谈谈工作、生活之类的。
我后来调到了军分区医院，军分区医院有三个卫生所，每个所有医护人员二三十人，算上伤病员总共不过百人。在医院，我们只能把伤病员送到木炭窑住，不敢住在老乡家。一个木炭窑里有两三个伤病员，我们白天去给他们送吃的和换药，走的时候就把树枝盖在窑洞口伪装好，因为我们不知道敌人什么时候会来，敌人有时候晚上也会来。伤病员们伙食比我们好，重伤员有汤面吃，这是最好的待遇。有时候也会给他们蒸馒头或是煮麻雀蛋吃，但是条件还是很艰苦。重伤员们意志很坚强，我没遇到过自杀的。有一次一个战士得了破伤风，一直在抽搐，我们只能用绳子把他绑起来。重伤员有残疾的，身体好转后我们就地安排生活，一个月分配给他们30斤小米，如果牺牲了就没有了。那几年条件很艰苦，医院在山沟里，附近有一个战斗部队驻扎。有天早上他们突然转移了，虽然没有接到上级通知，但我们猜想一定是发生了情况，于是我们也开始转移。
1943年是最艰苦的一年，日本人运用铁桶战术，把我们包围住。同样也是这一年，王近山的16团打掉了日军的一个观摩团，里面有一个少将还有好几个大佐。由于最近的医院就是我们一分区医院，所以伤员都送到了我们这里，有二十多个。不过我们还不知道发生了战斗，见有部队来，还以为是敌人来“扫荡”就急忙躲进山，发现是自己人后才下山，之后才听说打胜仗的事。由于我们纱布紧缺，纱布都是洗换了很多次反复用。伤兵们骂我们，说我们不用缴获来的好纱布，后来这些伤兵被组织批评了。其实我们当时真的条件艰苦，消毒只能用盐水。那年饥荒，条件艰苦，本来一个人一天只有一斤二两小米，还要再从中省出二两来支援老百姓，所以我们一天只吃两顿，第一顿四点多钟，第二顿是晚上十点钟。有一次炊事员早上做了白面，把剩下来的放在村里。到了晚上七八点时候，有两个伤病员肚子饿了，就出来找吃的，结果就看见河对岸有伪军，伪军开了一枪也没有追过河来，两人侥幸逃脱。
我有次也遇到危险，当时是秋天，我们已经接到消息敌人要过来了。我早上吃完饭，把伤病员隐蔽好，就上山转悠，突然听见前面村子有人的叫声。由于刚下过雨，我见路上也没有脚印，就很奇怪清早怎么有叫声，打算上前看看情况。突然听见后面有枪声，我连忙躲在老百姓的苞谷地里，敌人在离我不足一百米的大树下，幸好没有发现我。我就一直躲在那，直到下午山上的敌人走了，我才敢出来，回来都已经晚上了。
做饭的时候，炊事员把我们的米放在大锅里烧，没什么菜，只能烧成稀饭，因而有一句玩笑话：“一碗满，二碗浅，三碗胜过太行山。”有时候没吃的，只能吃苞谷，吃那个容易腹泻。后来部队开展大生产运动，毁林开荒，我和一位地方上的同志在山上种了一亩多地，但运气不好，1944年丰收的时候遇上了日本人“扫荡”，结果粮食都被松鼠吃了。第二年抗战胜利后，部队开拔走了，结果还是没有收成，我只得和那位同志说，“算了，都算你的了”。
1943年我们没有发新军装。冬天来临前，我把棉袄拆开来洗了洗，结果棉花缩在一起，我缝好后袖子短了好多，就穿这样的衣服过了一整个冬天。天很冷，即使烤火取暖也没用。每逢条件艰苦的时候就会有很多人开小差。那一年我们25团和另一个团合并了，过一段时间全团开会只来了一半人，其他人都回家去了。我们参加地方上的组织会，劝说他们回来，或让他们参加县大队等地方武装，并保证不给他们处分。
1944年，部队的条件逐渐好转。那时候太平洋战争已经爆发，日军兵力出现短缺，每次“扫荡”只有二三十人来，但对我们医院来说还是很危险。我已是司药员，背着个三十厘米宽、四五十厘米高的药箱。说是药箱，里面也没什么药，吗啡这些是肯定没有的，止痛只能用鸦片或是曼陀罗——也就是山大麻，感冒用杏仁水，其他还有碘酒等消毒品和纱布。很多药都是根据地药厂生产的，都是中药，有些药还要添加砒霜之类的成分。说起曼陀罗，二所发生过一次与它相关的食物中毒事件。他们先用锅煮曼陀罗，后来锅没擦干净又接着烧饭，结果所有人都中毒了，当时还把炊事员关了几天禁闭。
有次路过一个只有两户人家的村庄，那也是我唯一一次拿枪的行动。一天早上，我和村里的民兵上山转转，看见山上有几十个人穿着便衣，赶着一群牛羊，看着就觉得不对劲。因为是冬天，我们躲起来不方便，就朝着他们打了几枪，可惜没射中。他们窜进了山沟，奔着医院所在的村子去了。我们俩趴在树丛里，眼睁睁地见着敌人抢走我们的猪，却只能躲着不出声。
医院总会有伤病员牺牲的，伤病员牺牲了就埋在医院附近。有次秋天下雨，有位重伤员牺牲了，我们把他装在棺材里，埋在村子边。正好有敌人来扫荡，我们要转移，于是我急忙把药箱也埋在了棺材旁，敌人来了之后，把墓挖开，只看见了棺材，却没有发现我的药箱。
抗战胜利后，因为平遥的日伪军不向我们投降，我们前去攻打平遥的一个据点。当时部队有一门山炮，但是只有三发炮弹，最后我们一炮击中炮楼，敌人才向我们投降。9月，我们参加了上党战役，打的是阎锡山和伪军部队，战役有力地配合了国共和谈，我们缴获了很多装备，部队兵员也得到了扩充，收编了不少国民党士兵和伪军。《双十协定》签署之后，1946年1月13号，我们在侯马接到了停战通知，但摩擦没有停止过，不过那时候阎锡山的部队也没什么战斗力了。国共和谈的时候，有人说和平来了，不会再打仗，部队里也有人回去了，可我觉得不会真的和平。部队整编后，我们被编成4纵11旅。随后部队歼灭号称“天下第一旅”的胡宗南部黄正诚旅，受到中央军委表扬。我们旅长当时跟上级要了5000颗手榴弹，最终用手榴弹取得了胜利。
1947年，进行晋南战役后，开始渡黄河。渡后进行战役，将陇海线切断，开辟豫西解放区。1948年，我们在豫西解放区和敌人进行斗争。当年冬天，进行淮海战役。淮海战役后参加了渡江战役，部队打到了江西、湖南。10月，开始两广战役，解放了广州。卢汉云南起义后被困昆明，我们急行军，一天二百多里路，最终赶到并解围，之后我们就一直留在云南。
1955年我被授予少校军衔，荣获三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三级解放勋章，后来晋升中校军衔。1983年离休，时任昆明军区总医院副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