浴血攻打日军碉堡 樊　辉

口述人：樊　辉

采访人：王志龙、张英凡、郑敏、张楚昀、蔡青、李梦、袁子安

采访时间：2017年7月15日、7月24日

采访地点：无锡军分区第二干休所

整理人：张英凡

人物简介：樊辉，原名樊腊锁，1927年1月生，山西晋城人。1943年9月参加八路军决7团，1945年5月入党。参加过豫北战役、温县战斗、沁阳战斗、运城战役、太原战役、抗美援朝第五次战役。新中国成立后，历任179师535团团长、181师副师长、180师师长、60军副军长等职，1955年被授予大尉军衔，1962年晋升少校军衔，荣获三级解放勋章。1984年2月离休。

1926年腊月二十八，我出生在山西省晋城县柳树口乡 大掌村。村子里不到40户人家，没有地主。由于大伯在徐州当掌柜，所以我家经济状况良好。父亲弟兄五个，他排行第四，我是独生子。我四岁时，父亲去世。12岁时，母亲去世，我成了孤儿。二娘为人诚实，母亲在世时，和二娘关系较好，经常来往。母亲去世后，我寄养在二伯二娘家，帮他们家放牛。在二伯二娘家的生活只能勉强填饱肚子，他家有两个儿子，两个女儿，大的女儿已经出嫁，儿子们则在徐州打工。

我上过几年学，学《四书》《千字文》等。学校没有名字，教室就在戏台下面，很简陋。老师是本村人，年纪很大。当时我们所有念过的书都要背诵，老师背对着我们听我们背书。如果背错了，老师会用烟袋的铜头敲我们脑袋，一敲便有一个包，回去后也不敢跟家长讲。如果背不出，会晚上跪在外面背。另一个体罚的工具是花椒树树干制成的木板，打得特别疼。我记得有一次和小伙伴一起把老师的木板藏了起来，后来被老师找到了，我们几个人被打得很疼。那时候上学都是断断续续的，不像现在这样。母亲去世后，我就回家放牛了。

小时候，离我家西北方向25里地的高都镇附近有日军，离我家大概有10到15里地的南岭，也有日军驻扎在山上。驻扎在山上的日军没水吃，就强迫周围的村子老百姓挑水，一般一个村两三人，我也去送过一次。日军让我们从山下差不多两三里地的南镇，用木桶挑水给他们。上山的石路很陡峭，挑一会就要休息。木桶会晃，我们也不敢洒出太多水，怕被日本人打。当我们挑水走到日军站岗的地方时，日本人会让你先喝一口，再放你进去，他们怕水里有毒。我那次进去的时候，还有中国人在里面挖战壕，日军扛着枪在一旁监督。我看到他们的据点，由三个三角形的碉堡围成，这样便于防御。我听周围的人说，日军部队里还有高丽人 。

20世纪40年代的社会环境是军队比较多，派系复杂，地痞流氓多。那几年闹饥荒。国民党军队在这里住，当地要给他们供应粮食，一支部队走了，另一支部队又来了，当地百姓被迫给他们供应粮食。来我们村的部队，有国民党军队，也有伪军。日本人不敢来，因为怕八路军袭击。我只见过伪军来过一次我们村，三四个人左右，他们是来抢粮食的。有一个童养媳，刚从地里回来，因得罪伪军被打死了。

农田以梯田为主，种小米和苞谷两样，产量很低。年成好的时候，只能勉强填饱肚子。那个时候，只能吃面糊，很少能见人吃米饭。晚上的稀饭很稀，稀得都能在碗中见到月亮。当时的生活来源主要是养鸡，我们家家户户都养了三四只鸡，用鸡蛋换取油盐和染料。最初，村里有人饿死了，还有人抬出去给埋掉，后来饿死就没有人去埋葬了。没有吃的，我们就开始吃榆树皮和榆树叶，甚至有人把地上的草也吃了，很多人因此全身浮肿。年轻人都逃走了，年纪大的人，没有办法逃走。我有位七十多岁的族中爷爷，在村里年纪最大。身边年轻人都走了，他去世时，就我一个嫂子在身边，他临死前说：“给我一口米汤喝吧。一口米汤，一口，就一口啊。”

我十五六岁的时候，二伯和二娘先后去世。我在二伯的大儿子家住过一段时间，后来没办法便去了三伯家。三伯家孩子很多，生活很困难。不久，三伯也去世了。秋天到了，三娘提出让我分家。我便带着分到的两斗谷子，三十多斤的样子，独自一人生活。

我16岁的时候和四堂哥一起去给八路军送公粮。我挑了四斗，当时一斗比较重，要有30斤。我们走到离村大概有十多里地处的神直村附近时，我走不动了。我就跟堂哥说：“堂哥，你把这个粮食送过去吧。我呢，走另一条路上山，去秋树坨村找部队当兵去。”到了秋树坨村，一个看似干部的人对我说：“当兵可以，但要看看你行不行，跑个两百米给我看看。”我拼命跑了两百米，他见我不错就留下了我，我被编入了八路军太行军区第8军分区决死7团7连7班。

我参军就是为了不饿死，能有口饭吃，我也不知道是国民党好还是共产党好。最初还想着冬天参军，春天回去种地，后来慢慢经过老党员的教育，我明白了一些革命道理。跟着军队，看到老百姓对我们的态度，也亲历了部队攻打伪政府的战斗，我就不想离开部队了。在家里我无依无靠，没有饭吃，在军队管吃管住，一天两顿饭，早上稀饭，下午三点吃米饭。入伍后发了一套军服，后来就没有发过，我们也没有军饷。刚入伍训练了十天左右的爬山、跑步、投弹和刺杀，由于子弹少，我没有进行射击训练。训练结束后，我主要是帮别人背手榴弹，直到一年多以后才发了一条枪，是汉阳造，同时发了一条皮带，上面有刺刀和子弹。

1943年到1945年上半年，基本上是在敌占区搞游击战。我们连在山西、河南一带活动得比较多，整团很少一起活动。打游击战的目的就是为了宣传和教育群众，建立根据地。我们破坏铁路，打伪政府，宣传抗战，写标语。我们破坏铁路主要方式就是掀翻铁轨。当时铁路沿线的小据点里只有伪军，大的里面才有日本人。

我第一仗打的是晋城和陵川间必经之路上的峰头据点。11月左右，日本人在这里设置据点，外面是伪军，他们在碉堡里面。我们吃过晚饭，从秋树坨村出发，经过大井头村，走了三四十里地去打仗。一开始抓住了三四个伪军，其他都跑了。日本人躲在碉堡里，外面是铁丝网还有战壕，没打下来，我们就回去了。当时装备很差，我们一个人两到三颗手榴弹，一二十发子弹。一个连有三挺轻机枪，一班、四班、七班各一挺，步枪的型号都是不一样的，子弹是打一发少一发。我当时还没有枪，帮着班里扛机枪。

过年过节的时候，我们会攻打伪政府，缴获一些粮食以改善伙食。1944年下半年的一天晚上，我们在河南焦作附近的冯封打伪政府，两座山上的碉堡里都是伪军，我们就从中间的空地插过去，伪军见我们就跑了。我们用搭人梯的办法翻墙进了碉堡，那时候穿的是草鞋。天亮的时候，伪军开始反击，我拿了茄子就跑了出来。当时也不知道那是茄子，以为是肉，因为很少见到肉。天还下着大雨，我们穿着草鞋在石头路上走，磨得脚很疼。

后来我们在山西晋城的南渠村种地，那里的土质很好。因为战争和疾病，地都荒了。我们种一些苞谷，自给自足。我们身上背着枪，三个人一组，前面两个人拉着杆，后面一个人拿着锄头耕地。吃饭时就吃自己种的，也会采点野菜，开水烫一烫搅着盐吃。当时打游击，是以班为单位活动。一个班的人轮流做饭。因为炊事员可以吃锅巴，我们都争着做饭，舍不得立即吃了，都会存起来慢慢吃。当时也没有什么文娱生活，部队没有宣传员，我也不会唱歌。因为装备差，都是吃过晚饭后去打仗，白天回来睡觉。

我记得我们打过一次伏击战，在高平和晋城之间的河西镇。当时日本人要从晋城由高平撤到长治，去太原集中，我们主要打的是日军运输队。我们排在周排长带领下在路边埋伏，等了一晚上，直到次日上午，看到有马匹、运输车辆经过，突然就冲出去，日本人猝不及防，逃到山上去了。我们打死了两个日本人，缴获了两把三八式步枪，当时背着三八式步枪可是很威风的。

1945年5月，我在河南入了党。入党介绍人是班长赵福魁、崔松枝。我们班有个战友，叫鲁小骡，之前当过长工，当时已经是党员。我曾经看见他被班长喊过去谈话，很好奇，就问他：“班长找你做什么呢？”他不肯告诉我。后来我一再追问，他才告诉我，班长找他是关于入党的事。我当时也不知道入党有什么用，他告诉我说：“入了党，走到哪儿都有饭吃。”我想着入党有饭吃也很不错，就让班长介绍我入党，一个月后转为正式党员。

1945年，我参加了河南温县的一场攻坚战。这场战斗历时17天，非常艰苦。我们都是晚上打仗，白天回去。我们团的二连和三连从西北方向登城进去。城墙是土城墙，没有护城河。我们先用机枪扫射，然后投弹班往城内投掷手榴弹，随后搭梯子登城。突击班先爬了上去，消灭了部分伪军，大部分敌人都逃到黄河沙滩去了，我们抓了三四十个伪军。城中还有一个40人左右的日军小队躲在碉堡里，非常顽强。我们的装备很差，一个人就两三个手榴弹，十几发子弹，好几次我们打进去又被打出来，几个连轮番攻打，伤亡很大。敌人把戏台挖掉做成碉堡，紧挨着城墙，最外围是民房，碉堡外第一层是铁丝网，第二层是战壕，最里面才是碉堡。碉堡有三层高，两边低中间高，都是枪眼，机枪眼是外面大里面小。

我们把日本人围在山上，断水断粮食。战斗开始前一天晚上，连长在一个小学校里请我和另外两位战友吃包子，这两位战友中的一位是山西人，他后来牺牲了。另一位是河南人，后来也负伤了。连长交给我们一个任务，让我们三个在天亮之前把铁丝网破坏了。我们把几个包子放在课桌的抽屉里，商议明天谁没死就来吃包子。前半夜下大雨，我们怕雨停了天晴，就在后半夜出发。靠近碉堡那边有个门，门外面有个石碾，我第一个冲过去，躲到磨盘下面，第二个冲过来的人牺牲了，第三个负伤了，于是我们就没有剪铁丝网，回去了。第二天早上发起攻击，在铁丝网上搭了一块板，战士们跳过去，但是最终还是没有攻下来。这个时候，日本人已经孤立无援了，既没吃的也没喝的。最后一天早上七八点，我们还在山下挖战壕，听到碉堡里有人在唱歌，然后听到一阵枪声，最后突然燃起了大火，日本人都自尽了，这就是日本人的武士道精神。这是一场伤亡很大的战斗，我们六七十人的连队，伤亡三四十人。我们靠的是手榴弹，还有不怕牺牲的勇敢精神。

温县战斗结束后，我们在焦作接受了整编，我当了七班班长。我们团原来的五个连被整编成了三个营九个连，每个营都有一个重机枪排。我们团长叫程世林，政委是孙灏正 。

休整之后，我们参加了解放沁阳的战斗。此时已是1945年10月，日本人已经撤走，伪军李盖章的部队被国军收编，守着沁阳。我当时所在的一营攻打泰山庙据点，二营攻打火圣庙据点，三营攻打东关据点。当时我们一营二连是突击连。一天晚上，我们沿着沁河河堤，运动到敌人据点外围的民房，观察敌情。泰山庙据点外有铁丝网和战壕，战壕比较宽，壕里还有水，壕的内侧由土墙围成，里面还有碉堡。于是我们偷偷过去先用剪子剪断铁丝网，再在战壕上搭三四十厘米宽的竹板才过去。由于竹板晃动得厉害，还有很多战士掉了下去。然后我们用竹梯登城，我记得是三个班一起往上冲的，冲上去后不知道是踩到了什么，一下子就负伤了，身上被炸了七个洞，腰上还有四个伤口，直到现在腿上还有伤疤。我被抬下了战场，天很冷，我们班一位叫束凤祥（音）的战士给我盖了四条日军黄毯，天亮后才把我抬去治疗。沁阳解放后，我被送进城里住院，两三个月后，给我打了破伤风。由于怕传染，我被送到城墙旁的民房里。当时一共送去了三四位伤员，只有我幸运地活了下来。我的战友鲁小骡每天都来给我送一个馒头，医生认为我活不了了，结果我创造了奇迹。伤渐渐好了后，我经常拄着双拐在沁阳城里逛逛。

我喜欢吃凉粉，那四条黄毯都被我换了凉粉吃。

1945年12月出院后，我回到了原部队，之后便是解放战争。1953年从朝鲜回国后，我结了婚。我一直在这个团，现在这个团隶属于179旅，也就是临汾旅。1961年我在179师训练队时改名为樊辉。“文革”后我先后任181师师长、60军副军长等职，1984年2月离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