驰骋在华北苏北抗日战场 凤甲寅

口述者:凤甲寅
采访者:王志龙、薛刚、张英凡、郑敏、张楚昀
采访时间:2017年7月16日、8月30日
采访地点:无锡军分区第二干休所
整理者:陈心怡、陆依雯、张英凡
人物简介:凤甲寅,1923年7月生,陕西商州人。1936年12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第15军团第75师225团。全民族抗战爆发后,所在部队改编为八路军第115师第344旅第688团。1941年编至新四军3师10旅29团。1942年4月入党。先后担任勤务员、卫生员、卫生队长、103医院副院长、92医院副院长等职务,1955年被授予少校军衔,荣获八一奖章、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三级解放勋章,1964年晋升中校军衔。1981年3月离休。2019年11月逝世。
我叫凤甲寅,1923年农历六月十三出生于陕西省商县
麻街镇凤家村。我父亲叫凤西其,母亲雷氏。父亲在我六岁时去世了。我还有两个哥哥和两个姐姐。大哥在去做生意的途中被疯狗咬死了,大嫂后来改嫁。二哥凤铁工于1933年参加红军徐海东部队,之后就一直没有回来,听和他一同参军的堂哥凤来生说,二哥东渡黄河时牺牲了。徐海东部队经常经过我家乡,土地革命时期,家乡还是革命根据地。
我家有12亩地。我父亲去世前,自己负责种地。父亲去世后,我和哥哥接过了他的担子。生活很困难,没有吃的。此时两个姐姐要出嫁,母亲变卖了一些田,家里条件更加困难。我八岁就给地主家里当长工放牛了。早晨我把牛赶到山上,还要在山上拾粪,砍柴火。当长工时虽苦,但能填饱肚子。地主和我同姓,叫凤平安,是做生意的,对我们家不错。村里地主有三五家,大都只有几十亩地,他们都雇长工。
我小时候在凤家村附近念了三年私塾,只有一个老师,老师也姓凤。上学大概一年三四块钱。都是男同学,我们那里的女孩子不准上学,后来家里也供不起我上学了。
我是1936年12月12日当的兵,参军前我曾在国民党的地方民团当了半年的勤务兵。西安事变时,红军来到我家乡。战士们到处宣传,鼓励人们参军入伍。我和王平安、王毛旦等三个小伙伴去黑龙口买东西,遇到了红军宣传员,他们认为当兵能吃饱肚子,于是都同意参军,我也同意了,我们参加了红15军团75师225团,我被分在了1连4班。参军时我没有告诉家里人,母亲走了几十里路来黑龙口找部队指导员,让我回去。母亲说:“家里只有我一个男孩,他的哥哥们都死了。”指导员心很好,觉得我实在是太小了,知道后给了母亲三块大洋,让她带我回家,但我不肯回去。我是四个人里年纪最小的,他们都成了战士,我被调到连部做勤务兵。后来,我们四个人中,有两个牺牲了,还有一个在渡黄河时开小差回家了。
1937年2月,我被调到团部参谋处任勤务兵。当时部队在甘肃。那时候我很小,还没有枪高,只能给参谋处的同志们烧水、打饭、洗碗。1937年5月,我被调到师政治部任宣传员,部队也从甘肃向陕西三原转移,宣传员有二三十人,都是小孩子,每天除了唱歌跳舞,还有政治文化学习。部队在陕西泾阳改编后,宣传队被解散,我被安排到18集团军第115师344旅688团政治处当勤务员。我们改编时看过一场电影,是关于抗日救国的,大家情绪高涨。随后部队过黄河到了山西侯马,坐火车来到太原,部队开赴平型关。我们团没有参加平型关大捷。平型关大捷后,国民党对我们的态度好转,我们从此每年发两套军装,每月一块钱军饷。1938年5月,上级调我到688团卫生队当看护员;同年10月,我随689团参谋长胡继成等,从山西平顺县出发,到冀鲁豫边区平山县。胡继成担任冀鲁豫支队第五大队大队长,我担任五大队看护班长。1939年4月,我担任大队卫生队调剂员;同年6月,五大队和28团合并,并随黄克诚部南下到豫皖苏根据地。1939年8月,组织上安排我去344旅卫生部调剂训练队学习,学习了半年多,我也领到了一把手枪,1940年2月毕业。毕业后我被分配到689团担任司药。新四军改编后,我在3师29团担任司药,部队在盐阜区和淮海区活动。团长王德荣叛逃,这件事影响很坏,团政委王德贵
和陈毅军长先后给我们团作报告,大家分组讨论,认为王德荣的行为是没有前途的。
八路军吃得比较差,吃玉米小米,很少吃到大米,但吃得饱,有时还去山上割野菜来充饥。到苏北后,吃大米居多,八路军生活比较苦。服装上,八路军穿的是黄军装,新四军穿的是灰军装,帽子都有青天白日徽章。新四军在苏北,与伪军和国军韩德勤部作战比较多。新四军的医疗条件比八路军要好,可以开刀,新四军用的消炎药主要是青霉素,听说是从外地买来的。医疗器械都是一般的器械,开刀用的、换药用的,设备都很短缺。
1942年2月,新四军29团改为淮海军分区一支队,我在一支队2团担任门诊所长。4月的一天晚上,团长汪洋
在门诊所了解到我还不是党员,他很惊讶,于是介绍我入党。预备期三个月,同年7月转正。1944年8月,我去支队整风队学习,同年11月调至3师卫生部干训队学习,直到次年8月。

日本宣布投降时,我在淮海军分区卫生部第二休养所任室长,当时这个消息是上级传达的,“日本投降了,我们胜利啦”!我身边的人都知道了,心里很高兴,胜利了不好吗?但没有什么庆祝活动。我并不想家,我出来当兵后,由于家乡是国民党统治区而无法通信,所以我从没回过家也没写过信。直到抗日战争胜利后,我才回了趟家,当时大家都认为和平会持久下去。
解放战争时期,我的部队从华中到了山东临沂地区,休养二所和三所合并成立了华野第九野战医院。医院都在后方,真正参战、打仗的人很少。抗美援朝时期,我们部队没有去,当时我在扬州第15步兵学校工作,在卫生处当处长。
1953年,我从常州103医院调到福建南平92医院,1955年被授予少校军衔,荣获八一奖章,三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三级解放勋章,后来晋升中校军衔。1981年3月离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