勇闯虎穴的巾帼英雄 傅亚娟
口述人：傅亚娟
采访人：叶铭、张英凡、李彤、李得梅、丁志辉
采访时间：2017年12月28日、2018年5月26日、2019年3月10日
采访地点：无锡市梁溪区广益佳苑
整理人：张英凡、丁志辉
老兵档案：傅亚娟，原名傅亚，1925年3月生，上海人。1942年4月参加新四军6师18旅51团，同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3年7月遭国民党52师逮捕，被关押在福建崇安集中营。重庆谈判后释放。1947年受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的指示，与周明、赵幼芷、柳茂才潜入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部稽查处情报科，任中尉稽查，从事情报搜集工作，同年，被中统上海站逮捕，后被保释。新中国成立后在无锡石油公司工作，1980年离休。
我叫傅亚娟，原名傅亚，1925年农历二月十九出生在江苏省南汇县周浦镇傅家宅
，我们村出过一位名人——傅雷。我的父亲叫傅少庭。我五岁的时候，父亲去上海给别人做工，我们一家后来就都搬到上海华德路与锦州路口的公共租界。我妈妈靠给别人洗衣服赚钱，当时她在一所学校里帮人家洗衣服，我每天去帮她送衣服，学校是由两个女老师创办的。我常常站在窗户边看其他小孩读书，很羡慕那些小孩，想读书学文化。老师很喜欢我，劝妈妈让我也读书，但是我们家没有钱。
九一八事变后，我知道日本侵略了中国，心里对日本人十分仇恨。1932年一二八事变的时候，我看见街上有很多人游行。1937年八一三事变爆发。我有个朋友的爸爸是美孚公司的，美孚公司的一艘船在杨树浦。8月12日晚上，我住在这艘船上，看见很多逃难的人，他们把衣服和箱子都丢在了地上。日本人架了铁丝网，不许带东西出租界。13日，我回到家，上海外滩到虹口是英国人的租界，虹口到我们住的地方是日本人的租界。我们家住的房子是杜月笙的，看门人是一个印度阿三，他娶了个中国夫人，但什么都不会干，连生小孩后都是我妈帮她照顾，所以我们两家人关系比较好。
到了20号，阿三说我们一定要走了，不然日本人会把我们都杀死的。英租界不许中国人进入，但是印度人可以，那个阿三让我们冒充他的佣人进了英租界。走在马路上，听到不绝于耳的大炮声，看到马路上和黄浦江上有很多尸体。我的两个姐姐在租界工厂做工，所以我们比好多连住的地方都没有的难民的情况要好很多。有人在租界成立了一个难民救济署。难民救济署建立在一个工地上，是用茅草盖成的草房子，下面铺上稻草，一到下雨天就会变得湿漉漉的。难民救济署会给难民发放稀饭。当时每天都可以看到三轮车从里面拖着死人出来。后来，我就回到了老家，靠给别人织棉花为生，但是不多久，我又回到了上海。
我住在上海普陀路318号，同住的人里有一个无锡女工，她是厂里领导的亲戚，通过她的介绍，我进了上海福新烟草公司做包烟女工。有次领班因为一件小事骂我，我当场和他对骂。周围工友觉得我脾气比较火爆，慢慢地我就出名了。我和其他十几个玩得好的，被称为“十三姐妹”，因为我年纪小，大家都喊我小妹。在工厂时，我领导过一次罢工运动。因为我一直都渴望学习文化，而当时正好在我们工作的地方开办了一个夜校，晚上7点到9点教文化。我因此结识了一帮爱国青年，他们介绍我去另一个夜校读书，在昌平路4号。那些青年都住在学校对面弄堂的单号门，白天做工晚上学文化。教我的老师叫金辉，可是后来听他们说他有事情来不了了，便由另外一些人教我学文化，他们借书给我看，教我写信。刚开始借给我的都是四书五经，后来则是《西行漫记》。我慢慢地学到了很多知识，知道了什么是红军，什么是抗战，什么是爱国。我也两次跟着年纪大一点的姐姐们去胶州路参加慰问四行仓库孤军的活动。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有一个叫吴巾英的女知识青年带我认识了一位叫王菊年的上海地下党员。通过和他的接触和之前接受的教育，我主动申请入党，这位同志便让一位叫陈勋的同志帮我写了介绍信。
1942年春天，通过陈勋的介绍，我打算和吴巾英一起在上海坐轮船离开上海。临走前，我给家里留下纸条说我去参加新四军抗日。但纸条被我父亲发现了，所以没能走成功。1942年4月，我没告诉父母，直接去丹阳段家桥参加了新四军。去的时候有四个人，其他三人都去了苏北。我参加了新四军6师18旅51团服务团。后来日军前来“围剿”，团员们就地解散，部队改由16旅领导，我就跟着殷倩
等三人到了（京沪）路南延陵镇九里村。
到了路南后的一天，殷倩对我说：“小鬼，给你些事情可以做吗？”我说：“只要是打鬼子的事都可以做。”殷倩告诉我现在天气冷了但是我们没有寒衣，需要我到路北领些经费来做寒衣，但是路北的部队都分散成小组活动了。临走的时候她给了我两包信，因为要穿过日本人的封锁区，殷倩告诉我如果被日本人抓住了，其中一包吞到肚子里，另外一包可以给日本人，承认自己是新四军也没关系。于是我就出发了，到路北找到团政委陈光
。四五天后，领导告诉我，钱和一些宣传用品都准备好了，但是一个领导告诉我：“小鬼啊你还有一个任务，要把这两个地方干部带到路南，他们在这里不安全。”那两个干部有伤病，我就拿着东西，想用小推车把他们推回路南，但是推不动，最终我使尽全力将他们带回了路南。
到路南后我见到殷倩，她表扬我说我已经可以独立工作了。1942年12月4日，在殷倩的介绍下，我在丹阳西杨村入了党，她将一张红纸剪成一面旗，用筷子卷起来插在墙上让我宣誓，她要求我无论如何都不能告诉别人我是共产党员。
入党两天后，我被分配到了溧水县做民运工作。我当时在51团政治处，在我们政治处有一个主任和两个政委。我们主要负责宣传工作，平时大多穿便衣去宣传。在溧水工作三四个月之后，国民党就开始和我们搞摩擦，从3月一直持续到6月。16旅抓住了一个国民党的侦察员，他交代说国民党要在溧水制造第二个“皖南事变”。
当时国民党用了五个师的兵力与我们作战，战线长达70里。上面开始重视起来，让抗大九分校的三大队去阻击，其他部队都转移。双方兵力悬殊，很多同志都牺牲了，有的被俘。我记得有位叫陈序昭
的共产党员被国民党抓住绑在树上，被活活烧死了。
我本来已经离开溧水了，但是上级考虑到地方干部大多被杀害，我们留存的物资消耗殆尽，于是就让我和其他四个人回去。第三天，我们就被国民党的伪乡长殷万辂出卖，两个区长邹毅和任重牺牲了
，我也随之被捕。被捕后的口供都是按照殷倩教我的来说的，我说，我是因为父母在上海被日本人杀害，所以参加新四军抗日的。那些国民党兵见我年纪很小，希望我参加三青团，这样就可以介绍我工作。我说，我很相信国父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我支持民族独立，所以我认为自己参加新四军抗日并没有错。那些人认为我十分顽固，没有通过我的交保。
我们先被关到安徽广德的52师154团特务营，后来被关到了安徽歙县集中营，里面有很多抗大九分校的地方基层干部，他们对外宣称这里是战时青年干训团东南分团补充大队。这里面一开始有几百个人，后来只剩下几十个人了。当时我们每天吃糠喝瓜粥，隔上几天就被他们带去训话，问一些诸如“你为什么参加新四军”这样的问题，如果我们的回答不如他意，就会挨打。在这样的情况下，有些意志薄弱的人，开始写一些丑化新四军的剧本。我看了非常生气。我说“新四军不是这样的，这样的部队应该是土匪啊”！
1944年4月4日，我们被送到了福建崇安县
，我在第2大队4中队3分队9班，同时发了一套蓝色胸章的军服，蓝色胸章代表尉官。国民党说我们参加新四军是“不务正业”，让我们在这里好好学一门技术，我们4中队学习的是会计。刚开始时我什么都不接受，后来狱友跟我说，我知道你想回到新四军，如果你现在好好学文化，将来你回部队可以做更多的事。经过她的一番话，我的思想发生了转变，开始认真学习。我们还去崇安县的中国银行实习过。给我们上课的老师叫林植夫
，他这个人十分正直。
我们住在宿舍里，每个礼拜去劳动，每天上课都有人来训话。我很抵触，但是另外一个被关押的地下党同志张静谷
，她给我讲高尔基。高尔基在监狱里仍然写书。她还教我写字，劝我要好好学习文化，这样出去后才能为新四军做更多的事情。
抗战胜利后，根据《双十协定》，我们被释放了。临走前干训团宣布所有人集体参加三青团，还发了证件。我从福建崇安走到了杭州，一路上吃一些农田里的蔬菜。在路上我碰到了一位之前教我学习文化的女地下党员，她给了我500块钱和衣服，当时她婆婆刚好要回上海，她让我穿着军装帮她婆婆拿行李，还给我买了张票，一起回到了上海。到上海后，我发现我父母已经回老家去了。我到昌平路以前上课的学校去找爱国青年们，遇到了金克光。他知道我在上海没有什么依靠和经济来源，便让我先住在他家里。他家里情况也不太好，是靠捡煤渣过日子的。第二天便给了我一个口袋让我跟他一起捡煤渣。我说，我不想捡煤渣，我想回到部队。他告诉我，新四军已经北撤了，还是再等一段时间吧。
到了1947年，他跟我说，解放军需要人，上海地下党也需要人。不多久，他把我介绍给一位上海负责地下工作的同志吕斌生，他的公开身份是上海中法药房的药剂师。他让我学习打字，但是我当时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打字员，而且很多字也不认识。他告诉我，如果我把这项工作做好我们就能够少牺牲一些同志。我开始学习打字，一般来讲需要三个月的时间，但是我当时只用了一个月。他给我买了本小学生用的字典，说如有不认识的字就读半边。
吕斌生说我的打扮太像工人了，我要去的地方条件比较好。组织上并没有经费来供我使用，我就白天做工挣钱买呢子衣服、烫头发，学涂口红、画眉毛，尽量让自己看上去像个大家闺秀。
学会打字后，吕斌生把我交给了陈来生
。我见到另外一位地下工作者周明，在她的安排下我进入了位于虹口北四川路的国民党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部稽查处二科（情报科）。我当时还不会写字，履历表都是请人帮我填写的。
我打的第一份情报是关于华中十地委社会部部长任天石
和城工部部长杨斌
两位首长在南京雨花台被枪决。得知这个消息，我很难过，希望自己能够尽快为组织作出自己的贡献，这样就不会有那么多同志牺牲了。情报是先由文书誊写，再交由打字员打出来上报。
当时一共有四个打字员，我和周明想办法把其他两个人骗走或者找国民党军官吓唬他们，让他们辞职。再招进来两个自己人，她们是赵幼芷和柳茂才
，都是教师出身的地下党员。在情报科这种清一色男特务的地方，我和其他姐妹也会受到他们的骚扰。当时副科长叫李希麟，河南人，司令部的人开玩笑说，我和李希麟都姓李，不如结成兄妹。出于工作需要我只好和他结成了干兄妹，还备了礼品登门拜访李希麟夫人，认她为嫂子。因此，当时很少有人会故意找我的麻烦。
有段时间我们看见对面缮校室的灯光晚上都亮着，每天早上都会有传令兵把里面的纸一张一张地烧掉。缮校室主任叫宋莹，宋主任年纪很大了，他很小心谨慎，我们平时把文件送去校对的时候，不能进去，只能在窗口递进去。我就和周明两个人商量着打探一下。我们站在走廊拐角处装着聊天的样子，这时里面一个誊写员黄湘先出来上厕所，他父亲曾经托周明来说媒，我就认识他了。我看到他两眼通红的，就假装要进去在门口撞上了他，我装作很关心地问他：“你眼睛怎么这么红？”他说：“你又不肯来帮忙。”我告诉他：“可以啊，你要帮什么忙？”他一出门我就进去看，一看他的桌案上摞着很高的要写的文件。等他上完厕所，我跟他说：“帮忙可以，但是你要请客。”晚上他就拿了点钱，买了些花生之类的，到我们宿舍请我们喝酒，把文件拿出来请我们抄写。我也不会写，就让她们三个人去抄这份文件。
这份文件是关于大华公司的，大华公司是新四军在上海设立的一个专门经营钢材医药纱布等用品的贸易公司。华中十地委书记金柯叛变后供出了大华公司和公司的进货情况，当时没人知道金柯叛变了。由于事态紧急，我们连夜赶抄，并要多抄一份移交我党地下组织。当时情况很紧急，幸好我们送出了这份情报，组织成功地逮捕了金柯。
1947年底，一位名叫过烈明的同志需要回到解放区去，我和另外的同志设法帮助他，但未曾想到过烈明已经叛变投靠中统。12月9日晚上，我在家中听到有人敲门，我穿上我姐姐的衣服去开门，发现外面有辆车，我随即被捕。在车上我就想，如果让军统逮捕了那就糟了，但是我看车开的方向是往中统情报站。我被敌人拷问时说，我只是个工人，你们在什么，我听不懂。他们问我，你为什么要参加新四军？我说，我年轻时参加新四军只是为了打鬼子，现在抗战胜利了，我就去工厂里做工人了。他们问，你和共产党员是什么关系？我说，像朋友一样，他们曾经来看过我，我就好好招待。
后来他们想了一个办法，派了两个特务住在我家里。他们每天上午去中统汇报工作，下午就过来。等了一个礼拜后，也没有发现异常，他俩觉得我是个不被共产党重视的人，就让我去交保了。
其实我被捕的第二天，我姐姐找到了金克光说我一天没回家。金克光把这件事报告给上级，之后又看我没有去上班就知道我被捕了。交保的时候领导跟我说了三个方法。第一就是待在家里不出门，第二是让我去工厂做工，第三就是马上离开上海。我选择了第三个。交保的第二天金克光就告诉我，让我去找一个人并跟着他走。这个人是金克光的哥哥，他把我带到了一个地方，我住了半个月等组织安排好后去了松江，对外宣称是金克光的朋友，出了点事来这里躲一躲。后来我被送到苏北解放区。
到了解放区后我进入华中大学读书。55岁的时候，也就是1980年，我离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