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参加八路军的经历 高鸿喜
口述人：高鸿喜
采访人：叶铭、张英凡
采访时间：2018年5月27日
采访地点：无锡军分区第三干休所
整理人：付程华
老兵档案：高鸿喜，1924年7月生，河北保定人。1938年8月参加八路军晋察冀军区第1军分区部队，1944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5年被授予少校军衔，1962年晋升中校军衔。历任侦察参谋、科长、炮兵201团团长、炮9师师长、池州军分区司令员、南京军区炮兵司令部顾问。1982年6月离休。
我家在直隶省徐水县
栗元庄。我有三个哥哥，两个姐姐和一个妹妹。大哥和三哥在村里当民兵，二哥在外做工，我14岁时开始负责给他们送饭，三哥后来被日本人打死了。父亲兄弟五人，二叔家的堂哥高公恩是八路军连长，征粮时牺牲，叔叔婶婶想找他的遗体，因为不知道具体牺牲地点而没找到。
我上了三年学，但都是一年级。第一年时小学老师被国民党抓走了，我就在伯父家里读了一年私塾，私塾里学《百家姓》《三字经》，还有《五言杂字》《七言杂字》等。第三年时小学老师回来了，我又回去继续读一年级。小学老师名叫白静洋
，家在我们村西边的樊村。村里只有他一位老师，晚上睡觉时，我和另一个学生陪着他。我出来当兵就是因为受白老师的影响，他是共产党员，不过那时候我不知道什么是共产党，也不懂革命道理，只知道老师因为是共产党员才被抓走的。
1937年9月，日军沿平汉铁路
南下，占领徐水，疯狂屠杀老百姓。日军在距村子五里路远的遂城镇设有据点，他们要求附近村里的孩子每周一次去据点里学日语。我去过几次，其实大家去了也是玩，因为去学日语的小孩会领到糖吃。我一共学了两个月就再也没去过了，也不知道那老师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
1938年，八路军来到我们村。我最初对八路军没有了解，不知道他们是来做什么的。8月的一天晚上，有人到村里点名要我和另外一个人去参加八路军。
我一开始是在晋察冀军区第1军分区定易徐涞支队当勤务员，军分区司令员是杨成武
。入伍后，发了一套土布织的军装，军装破了后就有裂口，一直都没缝上。那件衣服穿了两年。一开始军装上也没有臂章，后来去了军区司令部才有。军装上有国民党的帽徽，最初是铜制的，后来是瓷制的，戴了两年多。
记得有次我背着地图和队长去徐水县漕河镇，不小心被敌人包围，幸好我们在村边上，就向南往保定方向突围。我个头不大，躲在了棉花地里没有被敌人发现，听说很多战友牺牲，最后只剩下15人。
我不知道怎么回去，也没有找到部队，正巧发现一位伤员，我就送他回家。那时候村子里人都是中间派，谁也不敢得罪的。他家那边的村长见到我，急忙带我出村子，在田间的茅草屋里给我烙了个鸡蛋饼充饥。他问我：“小鬼，你要去哪里？”我想起奶奶老家应该就在附近，因为小时候我去过。我告诉这位村长：“我要去韩家营村。”他给我指明了路。我不记得奶奶叫什么，只记得她弟弟曾是国民党军队副官。到了韩家营，我问当地村民，找到了舅爷
。我和舅爷说了经过，他告诉我奶奶在大王店镇叔叔家。他随即进屋找了件衣服，背着粪筐和我出了门。去大王店要经过伪军据点，我们路过据点时，已是傍晚，远远地听见他们的做饭声。这些伪军每三分钟就会朝外面开两枪，舅爷叫我不要害怕。到了叔叔家，舅爷爬到墙上喊叔叔开门，进门发现奶奶身体很不好，但还记得我，她唤我的小名：“山儿，你回来了。”第二天，奶奶就去世了。
家里不敢留我，怕有人告发。加上我没有武器，父亲打算去找部队把我接走，我告诉他当天一同出发的还有一个连队，不过他们去了北边。于是我哥哥背竹筐，里面放着我的东西，我穿了身旧衣服跟他一起去北边找部队，找了一天也没找到。我大哥听说队长老家在北边的雁门村，第二天，我们去了雁门村问村里的老百姓。雁门村外面有伪军据点，不过伪军平时对八路军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村民们告诉我们附近有八路军，我果真找到了部队。
我回到部队后，部队开始改编。1939年下半年，上级安排我去晋察冀军区司令部侦察处学测绘。部队没有专门的测绘仪器，只能实地绘图，回来后再将绘制好的地图给领导查看。我记得有次发大水，粮食短缺，上级只能把北岳区的一个骑兵团改为步兵团，将喂马吃的黑豆拿来做粮食。黑豆实在是难吃，听说伤病员能领到小米粥，或许是当时自己年纪太小了，很娇气，我也端着碗去盛米粥，结果他们说：“你不是病号吃什么米粥？”我告诉他们：“我实在太饿了。”结果我被领到领导那边，被批评了好久，最后什么都没吃到。
1940年7月，成立冀东军分区，司令员是李大钊的侄子李运昌
。军区安排我和其他同志去冀东军分区，路上遇到30多个日军，他们躲在山洞里一直射击，我们始终没法消灭他们，最终绕道北平北边到了军分区司令部所在地丰润
。我在军分区司令部当测绘员，实际上就是照着老旧地图描绘。有一位同志会石印，我们就用笔墨在蜡纸上描绘。我在昌黎北山
待了将近两年，那里什么也没有，日军很少去“扫荡”，成了八路军根据地。
冀东的条件比冀西好，我在冀东时，第一次穿上线袜，也领到了胶鞋。但是冀东的汉奸和特务比较多。平时一日能有三餐，吃黄米、面粉。最困难的时候没有盐，我们就缝一个小口袋，里面装点盐，吃饭的时候拿筷子蘸一蘸，有时也吃些野菜。
1944年成立冀热辽军区，司令员仍是李运昌，军区下辖5个军分区，我被调到第15军分区司令部当测绘员，军分区司令员是舒行
，部队主要活动在遵化一带。日本投降前，我们在古北口以北、赤峰以南的地区活动。那里的老百姓生活条件差，有的人没有衣服穿。
抗战胜利后，部队被改编为晋察冀军区第9旅，在赤城一带活动。1946年改称冀热辽军区独立第5旅，1947年划归东北民主联军后，又变成了冀察热辽军区独立第2师，军区司令员段苏权
，师长詹大南
。我在侦察科当参谋，领到一把手枪、十发子弹。抗战时期部队枪支弹药很少，一直没有给我配枪。我见过战士们开枪，开枪后得把弹壳带回来，装上火药换个弹头继续使用，弹头是将日本人铺设的铜制电线熔化后做成的。抗战胜利后，部队缴获不少日本枪支，所以我这时才领到枪。
我有一次很危险的送信经历。因为司令部靠着行署，有一次司令部转移时，安排我去送信通知行署转移。国民党部队从丰宁过来，不知怎么回事，不管我怎么鞭打马，它就是不跑。我眼见敌人逐渐逼近，就立刻回头，没想到我刚转向，马就飞快地跑起来了，估计是它感觉前方有危险，所以不愿意带我去吧。回到原处时，司令部早已转移，我也不知道他们去了哪里，只好一路询问，一周后才追上部队。
关于那匹马还有一段故事。有次上级让我带着一个侦察排去丰宁执行警戒任务，我们在那里待了近半年。上级不提供补给，只能从敌人那里缴获。我安排了一个班在前方四五里路的村庄侦察，结果敌人从后方的承德出动，地方干部告诉我们后，我赶紧骑着那匹马去通知前方的那个班，不知怎么回事，这匹马就是不动。当我赶着马走到侦察班所在的村口时，听见机关枪的响声，我心想“糟了”，就赶紧跑回来。结果回来的时候，马跑得飞快。
1949年初部队被改编为解放军第48军，我在48军军部还是侦察参谋，后被调到143师当侦察科长。当时143师师长是吴荣正
，政委是刘禄长
。从辽阳一直打到江西赣州。在曲江时，143师改编为炮兵21师，下辖五个火箭炮团，这是我军第一支火箭炮兵师。我被调到炮兵207团当副参谋长，一个团有两个营，一个营有八门喀秋莎火箭炮，火力很猛，一次齐射能覆盖1000平方米的阵地。火箭炮用美国制造的大卡车运输。部队在农田训练了28天，就去参加抗美援朝。
美国的空军很厉害，我们防空就是靠伪装，挖坑之后撤进去，上边用树枝什么的伪装起来，要行进的时候就靠防空哨，夜间看不见时就对空射击。战争后期，公路两旁都是防空洞，一遇到危险就赶紧躲进防空洞，因为美军飞机发现地面有人就会一直盘旋，我们只要有人出来，就会遭到美机轰炸，在金城反击战的时候，就损失了两门炮。
抗美援朝回来后，我去炮兵203团担任参谋长，后在沈阳炮校学习了一年。从指挥射击开始学习，学习怎样指挥开炮。从炮校毕业后，我担任炮9师炮201团团长，此时部队在福建执行炮击金门任务。1955年我被授予少校军衔，1962年晋升中校军衔。1957年部队换防至无锡。我在师部先后担任副参谋长、副师长、师长。1978年担任安徽池州军分区司令员。后来又回到南京军区司令部担任了三年的炮兵顾问，1982年6月离休。
口述人：高学谦
口述时间：2018年11月25日、2019年10月15日
采访者：张英凡、张慧欣、丁志辉、余妍聪
采访地点：无锡市梁溪区惠畅里小区
整理者：张英凡、丁志辉
老兵档案：高学谦，山东博兴人，1926年10月生。1942年10月入党，1945年2月参加八路军渤海军区博兴县独立营。解放战争时改编至华东野战军渤海纵队炮兵营，1950年随27军80师参加抗美援朝。1955年被授予大尉军衔，后晋升少校军衔，荣获三级解放勋章。1980年转业至无锡市园林管理局，1984年离休。
我1926年10月15日出生在山东省博兴县三区陈户乡霍家村。父亲去世早。母亲不识字，但是教子有方，她懂得很多做人的道理并且很会讲谜语，经常教育我“不要贪便宜”“不要跟别人吵架”等。我深受影响。我有个比我小六岁的弟弟，叫高学敬。我是中农家庭，家庭条件还好，吃的是大豆高粱，穿的是家里纺织机织出的粗布衣。家里有三十多亩地，家里劳动力少，我很小的时候就一边上学一边种地。每天早上都要割草，因为家里养了头牛，要割草喂它。有时候会请亲戚朋友来帮忙，或是以粮食为报酬来请短工。
我六岁上小学，用粮食交学费，学国语和算数。我记得学的第一首儿歌是“排排坐，吃果果，妹妹睡了留一个……”六年级时还学了些四书五经，老师叫霍寿卿。八岁时家里条件变差了，我就回家了。因为我比较聪明，老师就到家里说服我母亲让我继续读书。卢沟桥事变爆发时，我才上四年级，小学生们举着小红旗出来游行，高呼口号“反对日本帝国主义”！
博兴沦陷后，家乡成了游击区，我们村离日军炮楼只有三四里路，日本兵有时会站在炮楼上朝路人射击，不论是男女老少。学校里会宣传抗日：“日本侵略我们国家，要把日本人赶出中国。”日军下乡“扫荡”，一边架着机枪，一边给小孩吃糖，但我没有吃过。1939年前后，八路军来到我的家乡建立了博兴县三区区公所，他们经常袭扰日军。
八路军宣传人员常给我们老百姓讲抗战的道理，我听得很认真。后来八路军动员民众，成立了一些基层组织，我也参加了并且担任青年抗日先锋队队长，先锋队一共十几个人。有些同学直接参加了八路军，他们当时不过十五六岁。先锋队通过演戏、散发传单等形式宣传抗战，不仅向老百姓们宣传，还向炮楼里的伪军宣传，队员们用弹弓，将宣传单放上去，然后射进炮楼里。我们希望通过宣传，教育伪军们爱国，向八路军提供情报。先锋队还配合八路军游击队抓过日军翻译，翻译姓王，是东北学生。我们就教育他，劝他不要帮日本人做坏事，和八路军合作。他回去后，果真向我们送情报。我们还拆日军电话线，夜间撬铁轨，在村口放置木板，上面写着抗日标语，以此来教过往的村民识字。
最初的几年，日军“扫荡”次数很多，1943年后就逐渐减少了。因为他们的兵力开始分散，兵源质量也下降，与之相反的是八路军越来越强大。
我1942年10月入党。有一天，区工会一位姓李的同志找我谈话，他问我：“你抗日很积极，为什么呢？”我说：“因为日本人侵略我们。”他认为我思想很好，于是问我：“你知道谁领导我们打日本鬼子吗？”我说：“是八路军。”他说：“不，是共产党。”我当时并不明白八路军和共产党的区别。他告诉我，共产党领导八路军，八路军领导我们老百姓抗日。他问我：“你愿不愿意参加共产党？”我说：“参不参加不是一样吗？”他说：“不一样，你参加共产党会知道为什么要抗日，如何革命。”他告诉我很多道理，他还说：“入党可是要保密的，上不能告诉父母，下不能告诉子女。万一被鬼子抓到，即使被砍头，也不能承认自己是共产党。你能做到吗？”我说：“我能够做到。”
这次谈话后不久，本村霍延训和李世璐两人来找我，让我填一张油印的入党申请书，他们俩作为我的入党介绍人。入党后，我担任村团支部书记，团支部有七八位团员，我们也会观察周边表现较好的人，吸收青年入团。
农村几乎家家户户都养狗，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八路军游击队都是晚上活动，路过村子就是一阵狗叫声，这么多的狗叫声无异于向日伪报信。地方政府召开村民大会，希望村民们能够把狗处理掉一些。村子里也挖交通壕，家家户户都通着，这样敌人包围住村庄，部队和老百姓可以从壕道里转移。
1944年进行土地改革。我们家是中农，而且我是地方干部，所以参加了土地改革，要分地主财产。母亲觉得我整天在外面工作，却一点东西都没分到，心里有些想不通。我告诉她我们家是“不出不进”，不拿地主家的，贫农也不分我家的财产。
霍家村有一千多户人家，地主就有十几家。地主家土地很多，就要雇工或者出租土地。土改把地主的大部分土地和农具分给了农民，地主只留有一小部分，所以地主是会反抗的。但是地主就十几户，人数不占优势。在地主家干活的雇工有的站在地主一边，他们认为是地主养活了他们，而且土地是地主的，所以土改后又会偷偷摸摸地把分到的农具、粮食和土地还给地主。其实也有一部分原因是怕八路军离开后，地主找他们麻烦。土改队员会对地主进行教育，对于有些顽固的地主，土改队会对其进行批斗。土改后人民的生产积极性提高了，产量提高了，农民的生活得到了改善，交给地方政府的公粮也多了。我们地方工作人员有的吃公粮，但我家里条件不差，就没有领公粮。
1944年底，部队开始反攻，地方上展开了参军运动，我带头报名参军。1945年2月，我参加八路军博兴县独立营通信班，营长孙干卿
，副营长李超夫。当时乡里一共有三十多人参军，我母亲最初并不同意，找了算命先生为我算命，算命先生不敢阻止我参军，于是告诉我母亲：“这孩子应该出去走走，多见见世面。”离开家之后，我同家里的联系就少了。参军前县政府组织了欢送仪式，县长唐鲁夫亲自牵马坠镫，新兵们戴红花骑大马。很多家庭出现了全家参军的现象，组织上会安排人帮忙种田，可是人手还是短缺，因为当兵的人实在是太多了，没法每家都照顾到。
县独立营起初有三个连，由于参军热潮，发展到了五个连。独立营装备很差，没有统一的武器，都是缴获来的各式各样的武器。我领到的是一把七九式步枪，手榴弹则是根据地自己生产的，质量不是很好，威力同日军的相差甚远。
抗日战争时期我参加了两次战斗，一次是反击日军大“扫荡”，第二次是禹城战斗，我和司号班班长在一起，他是我的老乡。一个炮弹过来，我的手被擦了一层皮，他却牺牲在我的旁边。
不久，上级组织了平津地区的学生到根据地参观，主要目的是争取他们参加革命。大部分学生意识到参加革命的重要性，留下来参加了渤海军区教导大队。因为我有点文化，又是共产党员，就被选去做思想工作。这些留下的学生经过训练后，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大家学习社会发展史知识，也参加军事训练。毕业后分配到各野战部队，我分配到渤海军区独立团。
日军投降后我参加了解放战争，当时在华东野战军渤海纵队。淮海战役时部队缴获了多门大炮，我被调到33军炮兵团担任连队副指导员，1950年8月，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部炮兵团配属27军80师炮团参加了抗美援朝。1955年我被授予大尉军衔，荣获三级解放勋章。1980年第六次大裁军，我转业到无锡市园林管理局。1984年离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