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岁参加抗日斗争 包布成

口述人：包布成

采访人：徐响、马韵竹、尚微微、何佳欣、李凤娇、董媛、王红丽

采访时间：2017年7月27日、2018年6月18日

采访地点：无锡市梁溪区木栖厅

整理人：蒋纯懿、何佳欣

老兵档案：包布成，1930年11月生，无锡东亭人。1944年7月参加革命，1945年5月参加新四军锡澄武工大队，历任战士、通讯员、见习医生等职，曾荣立二等功一次。1948年1月入党。1947年在解放盐城战役中负伤，失去右臂。1953年10月转业到地方工作，曾任无锡市轻工研究所副所长。1982年5月离休。

我叫包布成，原名包柏荣。1930年农历9月16日，我出生在无锡县东亭镇长大厦分水墩，村子很小，只有一百多人，都是姓包。我兄弟姐妹八人，长大成人的只有五个，我有两个姐姐、一个哥哥和一个弟弟。

1937年11月下旬，日本侵略军沿着锡沪公路侵占了我的家乡，当时我还小。我八岁时，父母亲把我送到村子前面的长大厦小学读书。我们学校是共产党控制的活动地点之一。那时学校周围的乡村比较安定，日军“清乡”“扫荡”较少。为了帮助我们这些学生树立爱国观，学校的叶校长在学生中开展了爱祖国、爱百姓的教育，用日本侵略军在中国犯下的种种滔天罪行，教育我们、动员我们，希望我们团结起来，为打败侵略者勇敢地战斗。

记得有一天，叶校长把三四年级的学生集中带到学校后面的茧房里，已有不少同学和倪荣海等五六位老师在那里等着我们。同学们互相看着不敢讲话。这时，校长做了动员，讲了不少抗日道理，分析当前局势，提高我们的认识，激起大家对敌人的愤怒。叶校长还提出三条纪律：（1）不准吵闹，不做小动作，要严肃认真；（2）一切行动听指挥，不得随便走动，发生意外服从指挥；（3）今天聚会一定要保密，任何人不得讲出来。同学们齐声喊：“一定做到，保证做到。”叶校长指挥大家唱起了《国际歌》：“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雄壮的歌声在茧房内回荡，震撼着我们的心灵，当即有位教师领着我们高呼：“同胞们，团结起来，打死日本强盗，杀！杀！杀！”齐声喊了几遍以后，叶校长呼吁我们团结起来，并在适当的时候对百姓进行宣传动员，教育他们保家卫国。这次教育，激发了我投身革命、加入抗日队伍的激情，是我永生难忘的一次革命启蒙教育。

12岁时因为家里穷，我失学在家，跟父亲去船上干活，船是自家的。我在船上才感受到生活的艰辛，但也有很多快乐。印象最深的是每年五六月，都会有运输马山杨梅的船从荣通港出发，这时大家就都会跑到岸边，手上拿着泥巴砖块，如果船主不送杨梅给我们吃，我们就会拿泥巴砖块去砸船，这是我们村的特权。13岁时，在大哥包志成的影响下，我参加了一次“特别任务”。有天晚上，哥哥的朋友们来找他出去，我也不知道他们要做什么，也就跟着他们去了。他们带着锯子、钢丝钳等物件，摇着船出了薛家桥进入塘河，在石桥头村上岸。上岸后，大家便分头行动，有的放哨，有的剪电线，有的锯电杆，过了两个多小时，顺利地完成锯掉五根电杆的任务。

1944年，有个曾经和我哥哥一起工作的人向敌人告密，哥哥被伪区公所抓走了。后来家里凑了160块大洋才赎他出来，几乎倾家荡产。哥哥出狱后大病一场，可惜家里已经没有钱来为他医治。不久，哥哥就去世了，当时才18岁。

我父亲叫包永昌。我有个族辈堂叔叫包厚昌 ，人称“进忠叔叔”，当时是新四军苏中六分区司令员。1945年5月，我瞒着家里人，和堂兄包全福一起参加了新四军锡澄武工大队，大队长是陈汉泉。陈队长和我们说游击队很苦，打仗也会有伤亡。他刚说完，我堂兄就称肚子痛而回家了，而我则坚决要求留在部队。

参军后不久，我就参加了一次战斗。我用的是老套筒，换子弹很慢。第一次上战场，我很害怕，子弹打过来的时候速度非常快，我不敢往前。等我反应过来的时候，战斗已快结束，部队也走远了。我一个人带着一支枪，在原地发呆。我们部队已经撤退了很远，我找不到大部队后非常着急，最后还是侦察员把我带回了部队。

在部队里大家都很照顾我，因为我上过几年学，就教大家唱歌。由于我年纪小，战友们都不让我去站岗放哨，于是我专心地训练、学习，把部队当成了家。我父母知道我参加了游击队后，就找到了包厚昌司令，包司令派通讯员到锡澄大队把我找来。我之前没见过包司令，路上就在猜测他是不是大人们常说起的“进忠叔叔”。

见到包司令后，他说我太小了才14岁，这么小怎么可以参军，而且我父母不同意，让我快回去。我说我要跟着进忠叔叔，不肯回家。后来父母也没办法，司令员就让他们先回家了，但是他告诉我父母，过两天部队会经过万安桥，到时候再把我接回去。

两天后部队到了万安桥，我外婆、父母和姐姐都来了，一定要把我带回家。陈队长就和我说，你家里人不同意肯定不行。后来我只能跟着家人先回去。我在家待了三天，趁家里人没注意，又偷偷跑出来，但是一直找不到部队。就在这时，我碰到了便衣侦察员严柏生，他完成了侦察任务，要回部队，在路上遇到了我。我就搂着他号啕大哭，他说：“小家伙你又来了，我也在找你啊。”他把我带回部队。陈队长见到我回来，也很高兴，决定让我留在大队部当通讯员。后来部队渡江到了高邮，编入华中野战军7纵63团。

我还想讲讲我的断臂。1946年，我在苏中卫校学习了三个多月，之后就分配到团里见习。1947年8月12日，我在华东野战军11纵31旅93团2营担任医务员。我们团在进攻盐城城中的一座宝塔时，一颗子弹打穿了我的右手肘关节。当时，我并没有感觉，继续向前冲，而此时地上早已是一摊血。正巧，骆逸民营长带队穿插过来，见我负伤，便命令我停止前进。民工用担架将我送到前线急救站，旅卫生部徐友明部长见我肌肉发黑坏死且粉碎性骨折，只能按当时的医疗条件进行了截肢手术。

我休养了一段时间，回到旅卫生部直属医疗队药房，担任司药。1948年1月入党，有三个月的预备期。随后，我参加渡江战役，渡江后担任无锡县警卫连副连长等职务。1953年10月转业到地方工作，曾任无锡市轻工研究所副所长。1982年5月离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