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在船底北上抗日 包共鸣

口述人：包共鸣

采访人：张英凡、王秀梅

采访时间：2017年12月27日、2018年1月13日

采访地点：无锡市梁溪区槐古新村

整理人：张英凡

老兵档案：包共鸣，原名包共民，1929年10月生，江苏苏州人。1945年4月参加新四军苏中公学45队，毕业后分配至《苏中日报》工作。1948年5月入党。1989年离休。2019年11月逝世。

我叫包共鸣，原名包共民，1945年参军。新四军苏中六分区办事处秘书长陈枕白 认为我这个名字听起来有些“共产党的人民”的意思，觉得不妥，就为我改名为“共鸣”。

我于1929年10月15日出生在江苏省苏州市狮林寺巷。我父亲叫包连夫，母亲叫祁宝林。我的哥哥们都是父亲和前妻的孩子。在新的家庭，我排行老大，还有一个妹妹和四个弟弟。

我家是租的房子，那时候贫穷人家大多买不起房子。在我家住处，还有几家租户。几户人家住在一起，每户一两间房间。我父母都是手工业者，收入低，条件不算好。我上过几年小学。由于读不起公立学校，我只能去很远的私立小学读书。1937年，日军飞机轰炸苏州火车站和军事设施，造成百姓伤亡。11月中旬苏州沦陷，我和家人逃到苏州城外白马涧附近的太平村避难。平时会有人躲在树上放风，看到日本人来了，就赶紧招呼大家躲到山上。

1938年春节，由于是过年，大家疏于防范，两个日军士兵跑到我家，其中一个拉着一个女子便要强奸，另一个则在门口望风。被强奸的女子是我邻居家的新娘。母亲吓得把我们兄妹三人搂在怀里，我听那个女子一直在哭叫。我一直都记得这个惨烈情节。后来，望风的日军士兵也拉了一个年轻女子进屋强奸。最终，这两个女子都死了。

在太平村和木渎金山镇之间，有一个村落，有很多外地人在这里避难。他们的住处离我们不远。过了几天，有几个日军去他们那里，外地人杀死了其中一个日本士兵，其他日本士兵都逃走了。到了晚上，大批日军来到我们这一带报复，放火并杀害村民。我和家里人逃到了山里躲过一劫。有时候，我们会遇到国民党军队的伤兵，我们给他们吃的后，就让他们赶紧走，因为怕被日本兵看见。

1938年开春后，我们全家回到苏州家中。我继续上学，学的东西和沦陷前没多大区别，也没要求学日语，我听说有的学校里会教日语，但是我没钱上那样的学校。当时我才10岁，见到日本人都要鞠躬的。日军宪兵让我们去拍照片，领良民证，我年纪小，良民证上的照片是和父亲合拍的。平时和父亲出去，必须带着良民证才行。我觉得城里的日军宪兵不像乡下的那些日本兵，他们一般不欺负我们。我家旁边是著名园林狮子林，有很多日本人和汪伪成员去那里，我在街上总能看见他们。汪精卫夫人陈璧君也在里面住过一段时间，不过我没有见过，只是听说。

我常去观前街那一带玩，那里还是很热闹的，有很多商铺，但我没钱，只能看看。由于家里穷，我舅舅唯一的儿子也出车祸死了，舅舅只有一个女儿在身边，所以我在14岁的时候，去上海舅舅家生活了两三年，主要是帮着做一些家务活。舅舅是唱评弹的，家在公共租界。我去的时候，太平洋战争已经爆发，租界实际是日本人控制，不过街上很少见到日本人，都是些印度人在维持租界治安。

我17岁回到了苏州。有几位地下党同志为了躲避日军对常熟抗日游击区的“扫荡”，来到我家附近活动，为首的是常熟梅李区区长赵权之。认识他们后，他们常和我讲起日本人在中国的暴行，向我灌输一些革命思想。我童年亲眼看见过日军暴行，听了他们的话，我萌发了去抗日根据地的念头。

1945年4月，我没有和家人说，便和赵区长他们走了。我出发后才写信告诉家人。之后再次给家里写信，是在苏中公学随新四军北撤时。我们先到了常熟梅李镇，由于我来自城里，经上级同意，有专门的地下党员带我和另外一名同志一起从白茆口渡江。我们藏在一艘大船的船底，上岸后为了躲避敌人，我们只在晚上行动，我记得当时脚磨出了血泡。在地方民兵的保护下，我们先后穿越三条封锁线，历时半个多月，到了南通的苏中军区六分区办事处。当时六分区司令员是包厚昌，政委是钱敏 。我被安排在干部训练班学习，主要学习思想政治和我党的抗战史，没有参加军事训练。干部训练班有好几个班，每个班十几个人，女生居多。不久，日本宣布投降。干部训练班里的十几个人一起过江南下，找六分区的部队，在无锡的东亭、荡口一带活动，我担任六分区政治部的宣传干事，主要向百姓讲述我党的抗战过程。

“双十协定”签署后，我被安排去兴化沙沟的苏中公学上学，学校的前身是抗大九分校。抗战胜利后兴化城内的日军拒不投降，苏中公学组织同学参加攻城战斗，牺牲了不少人。抗战胜利后，苏中公学搬到台北县 的大中集。我们也是在大中集集中的，我在45队。这个队是政治队，指导员是练铭山，他现在住在福州，我们还有书信往来。45队有9个班，我在3班，班长是周仲麟，他和他儿子周楠林两人一同参加苏中公学，一时成为美谈。副班长是沈仲兴，2017年3月去世了。

苏中公学文化课主要是学习抗战的历史，军事课有队列训练和射击训练。所谓射击训练只是练瞄准，并没有实弹射击。记得有次训练是走平衡木，由于我年纪小，大家都照顾我，每次训练这个科目便让我在住处打扫卫生。晚上要站岗放哨，我们没有钟，就点一炷香，香灭了就换人。公学里有日本教师，有的是被俘的，也有投降的，不多久他们也被遣返回日本了。我们副排长是从汪伪部队投诚过来的，他对我们的训练很正规，比如敬礼时手指贴着帽檐以及拼杀的姿势等等。公学里有一些和他类似经历的人，学校平时对他们也有些照顾，我们对他们如同志一般，并没有因为曾经在汪伪部队就看不起他们。我们每天三顿饭，都是大锅饭，每个月有一元钱的补贴。军服一年发一次，也有皮带，由于我是排级干部，会多发一件背心。

1946年春天毕业之后，我们被分成三批，我和其中一批同学先去了华东雪枫大学。新四军北撤后，我被分配到江海报社的《苏中日报》做发行工作，主要检查发行渠道是否通畅。我经常把报纸叠成小块放在信封里，通过国民党的封锁线送达部队。由于获取信息的途径少，部队得到一份报纸很不容易。《苏中日报》是双日刊，主要介绍部队的军事情况和地方上的土改情况。1948年报社合并，我调入《新华日报》，我也是在这里入党的。我的入党介绍人是刘化、郭泽，那一天是1948年5月1日。经过一年的预备期后，我正式入党。1949年渡江南下时，由于报社知识分子多，上级安排我们一百多人坐了一艘汽船渡江，上船前给每个人编号，编号靠后的最后上船，最先上岸。我的编号是99号，报社科长是100号。在江中，国民党炮台向我们开炮，有些胆小的同志便跳船，最终他们很多都淹死了。上岸的第二天，我们来到了无锡。

我是1954年结婚的，有三个儿子。1989年离休，离休前单位是江苏省电子产品监督检验所。离休后我发起成立苏中公学无锡校友会，当时有一百多人，现在健在的人就很少了，前几天副会长汤聿敬 也去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