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范毕业参加新四军 常春琏

口述人：常春琏

采访人员：张一夏、马羽玲、查鋆涛

采访时间：2019年1月12日

采访地点：无锡市梁溪区时代上城繁华里

整理人：张一夏

老兵档案：常春琏，1926年9月生，江苏泰兴人。1944年4月参加革命，1945年3月入党，同月参加新四军一师。1955年被授予大尉军衔，1958年转业，1986年离休。

我叫常春琏，1926年9月2日生，江苏省泰兴县南新村人。我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父亲叫常金甫，家里有兄弟五个，姐妹三个，我在兄弟间排行第四，家里人就叫我老四。我有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他们都命运多舛，弟弟七岁就病亡了，妹妹在家乡被国民党军队占领时受到惊吓，病亡时年仅16岁。

我二哥常春元 是地下党员。我之所以参加革命，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二哥的影响，他让我意识到，日本人入侵中国，犯下了滔天罪行，我们青年一代不仅要学好知识，更要保家卫国，决不认输。他是师范学校毕业，以小学教师的身份作掩护，从事地下工作，直到家乡解放。1954年他又被派往苏联留学。

1944年，日本人经常在南通一带“扫荡”，意图把共产党有生力量消灭掉。此时我还在江苏泰兴乡村师范学校读高师，这所学校是新四军办的革命学校，校长刘伯厚 ，生活指导部主任汪普庆。那年4月，形势愈发严峻，学校的几所分校和靖江等县乡村师范学校合并，组成苏中三分区联合师范学校，刘伯厚为校长。刘校长和李永烈、黎岳冰等党员老师带领我们，在宣堡东面的一个村庄和其他乡师的四百多名师生会合，一起转移到宝应县，参加时政学习。

不久前，我军发起车桥战役，消灭和俘虏了日伪军九百余人。此后，苏中军区党政机关都集中在这里，这里是一处安全的抗日根据地。

学校到目的地宝应广洋湖地区时已经是5月，部队派来军医，指导我们消灭臭虫、虱子，医治疥疮，我们都笑称这些虫子是“革命虫”。在宝应安定下来后，就开始政治学习，学习马克思主义和《论持久战》，同时开展“整风”运动。同年11月，我到马家庄做学生工作，组织民兵。1945年1月，村里的党支部开始发展新党员，由于我工作表现好，努力上进，我的同班同学肖银官来找我，希望我能和他一起入党，我当时并不知道共产党是做什么的，对此也没有了解。我问他：“共产党是什么样的啊？”他说：“咱们去问共产党人啊！”

1945年3月15日，我提交了入党申请书。因为我所在的师范算是革命学校，学生毕业后基本都是走两条路：一则参加新四军，保家卫国；二则被党组织派往各地做农村工作。我选了第一条路，3月29日我顺利参军，被分到新四军苏中军区司令部当无线电发报员。去部队之前，校领导黎岳冰告诉我，党组织已批准我入党，因我家是中农成分，候补期为六个月，10月按期转正，成为青年党员。后来，肖银官在一次战斗中，遭遇敌机轰炸不幸牺牲。

抗战胜利后，我在华野总部全程参与解放战争。1949年3月，我看到山东《大众日报》上刊登了国民党撤出家乡泰兴的消息，心里大喜。国民党占领家乡后，因为他们仇恨共产党，就把像我这样的共产党军人的家属称为“匪属”，当时我三哥迫不得已躲往马甸姑妈家已经三四年。看到泰兴解放的消息后，我立刻写信回家，并且附了一张我的照片随信寄去。参军后我与家人失去联系，因为我不能说出身份，这样才能保护家人，即使心中思念无比，也只能暗自克制。一个半月后就接到家中来信，信中说三哥在河南开封住院，4月下旬又收到三哥的信件，我这才放下心来。

1949年我们部队驻扎在杭州，三哥陪母亲来到杭州。分别六年之久，我见到家人十分开心，母亲说：“儿子，我见到你比捧黄金还开心，我如果见不到你，再有多少钱财也开心不起来。”同年11月，部队奉命去解放舟山群岛，因我患鼻炎住院开刀，司令部一科科长决定让我留下来。两个星期后，部队班师回到杭州。

1950年，浙江全境解放，我们部门回到南京军区机关。1952年成立海陆空三军时，我被调到中央军委，分配到装甲兵司令部下属长辛店第二坦克学校训练部当秘书。同年农历十二月，我探亲回家过年，在家小住一段时间，和家人一起拍了一张珍贵的全家福。我于1954年12月25日结婚。1955年9月，我到本校营团级军官队学习一年，之后分配到包头坦克制造厂当军代表。1955年授衔前我被评定为副营级，授大尉军衔。1958年转业离开北京来到无锡，1986年离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