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宜兴第一次参加抗日战斗 陈忠民

口述人：陈忠民

采访人：孟企平

采访时间：2019年3月3日、3月15日、3月24日、4月14日、5月4日、5月8日

采访地点：长沙市开福区金鹰小区

整理人：陈 坚、孟企平

老兵档案：陈忠民，湖南平江县人，1922年10月生。1938年3月参加陆军第19集团军特别挺进队，在宜兴接受训练、参加抗战。1939年改编为第三战区江南挺进第二纵队，在安徽、浙江参加敌后游击战。1942年加入88军79师236团，在宜兴、金华等地同日军作战。抗战胜利后回乡务农。2015年9月，作为抗战老兵代表受邀进京参加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纪念活动阅兵式。

我叫陈忠民，生于1922年农历八月二十三，家乡在湖南省平江县南江镇冬塔乡松林村陈家大屋。平江县位于湘鄂赣三省交界处，南江镇背靠幕阜山，面朝昌江水，历史悠久。

抗战全面爆发后武汉沦陷，平江就成了抵抗日军南侵的前线。1938年到1945年，日军三次侵犯南江镇，镇北的九岭就曾经发生过三次大型战斗，是三次长沙会战的组成部分。20军、10军、58军、92军浴血奋战，打退日军进攻。58军军长鲁道源立碑纪念，正面刻有“立马九岭”，反面题诗：“滇南健儿镇此间，三捷长沙敌胆寒，立马九岭歼顽敌，屡教倭寇弃甲还。”58军的2600多名阵亡将士就安葬在南江镇露江山。东北边的天岳关扼守湘鄂通道，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1938年中国军队与来犯日军激战于此地，1939年92师在这里建成抗日殉难将士墓葬群。在南江镇和冬塔乡建有58军战地医院和红十字战时救护医院，现在被确定为抗战遗址保护对象。

我出生的冬塔乡是一个依山傍水的小山村，祖父陈统万和祖母在我出生前就去世了。父亲陈子生排行老大，他有五个弟弟，时生、斋生、红生、安生和林生。平江产茶油，但我们南江镇以种植油菜为主，父亲在村里开榨油坊，他收很低的加工费。榨油是很费体力的重活，一般要很多人一起用力，才能推动油锤榨出油，但听叔叔们说父亲不仅不需要别人，甚至只用一只手，另一只手用来拿着酒壶喝酒。

父亲是个热心肠，村里有牛打架，他双手抓住牛角，把打红了眼的牛分开；遇到有人打架，他会去劝架，一只手把人拉开。他乐善好施，每年自己家榨的第一桶油，他会给每家每户送去一罐，所以村里人都很敬重他。当时我家的生活还算比较好的，可惜父亲得了痨病，我出生才五个月，他就病故了。我二叔是石匠，三叔斋生在我一岁多的时候就离家当兵，从此杳无音信；四叔红生不到二十岁就病故；五叔安生很小就夭折了。

我父亲病故后，家里没有了劳动力，生活一落千丈。我母亲钟淑凤还很年轻，人也端庄漂亮，就带着我改嫁到了离本村不远的王两洲家。我没有改姓，还姓陈，叫王两洲干爹。干爹是个靠打石头为生的石匠，我母亲和他生了一儿一女，日子勉强过得去。但三年以后，干爹患上天花病，死在浏阳，我们孤儿寡母再次无依无靠。母亲又改嫁给邻村的何广发，先后生了一男二女，家里负担更重了。因为我没改姓，由我二叔做主，将我家房子卖了一部分，每年给我12块光洋作为生活补贴和学费，另一部分房子换了一亩田，请人耕种，每年给我家六筐稻谷，解决我的吃饭问题。陈氏家族历来被称为“义门陈”，对于我们孤儿寡母真是仁至义尽。

我六岁那年在罗洞村观音庙里的私塾读书，老师姓何，有十多个学生。第一学期学《三字经》，因为家穷买不起书，何老师手抄了几页给我做书本，后来家里才给我买了一本。第二学期开始是新式教学，每个学生发一块水牌 用毛笔写字，写完后用水洗掉又可以再写。我只分到一块没人要的油漆剥落的水牌，一个月后才买了毛笔开始学写字。

刚读了一年书，还没认识多少字，家里就让我别读书了，在家带弟弟妹妹。有段时间天旱无雨，家里让我去田边摇水车灌溉，我手上都磨出水泡，痛得钻心。我跑到上山躲了一天，躺在树下默默流泪，叹自己命苦，晚上才偷偷溜回家。家里穷，吃不饱，看到别人家在吃饭，我很羡慕。有一次我背着妹妹到邻居家玩耍，和邻家的孩子发生争吵，怕回家挨骂，我就偷偷跑回陈家叔父家里躲了一个多月，何家也并不急着找我，直到过年前何广发来陈家取我的生活补贴时才看到我，便带我回家。

我九岁时到离家五里的张奇珍师傅家里当学徒，制作鞭炮。制作鞭炮有很多道工序，先在简单的木制机械上把草纸搓卷成纸筒，灌进火药，插上引线，再编串包装。我住在师傅家里，每天从天亮开始在机子上搓鞭炮纸筒，晚上要到半夜才能休息，师傅只管饭不开工钱。因为年纪小、个子矮，机子很高，我在椅子下面垫两块砖才够得着。这样的学徒生活过了一年多我才算“出师”了。我十岁那年，干爹何广发又病死，我母亲再次改嫁到杨正斌家。我到别人家打零工做鞭炮，每天工钱一毛钱，我舍不得用，攒下来回家交给母亲。

1936年长沙到平江的公路修通了。1938年春天，湖北通城县也开始修路，我和本村十几个青年人去通城县参加修路。刚干了十多天活，我就听说离工地二十多里的赛公桥有部队在招兵，之前听说要保卫大武汉，那时候大家都是血气方刚的青年人，愿意当兵去打日本人，保家卫国。十几个同乡一商量，就一起到了赛公桥。一打听，是第19集团军特别挺进队在招兵，听说他们参加过淞沪会战，大家都愿意参加。那一天是农历三月十六，我永生难忘的日子，和我同去的战友有傅之树、罗文彬、杨保佑、王开生、王贵生、黎时荣、王禹崇、罗珍林、陈鲁凡、魏之浑、黄奇仁、曾献荣、刘建清、何国溪、王愿生、毛益建、陈德明和吴松林等。

当时我不满16岁，同去的陈德明比我大一岁，我俩被留在队本部，陈德明给肖秘书当勤务兵，我给叶书记官当勤务兵，上等兵，拿两块半光洋的月饷，比一等兵的月饷一块半、二等兵的一块光洋月饷都要高，同去的其他人被分到连队接受军事训练。

在通城赛公桥驻扎训练了一个月，部队开拔到赤壁赵李桥，在这里等了一个星期火车。部队分散住在老百姓家里，队本部安排在旅社。上了火车，走走停停，中途又上了七八十人，七天七夜，把我们送到了江西玉山。下火车后部队每天徒步行军60华里，七天后到达安徽屯溪。我从来没有走过这么远的路，脚底满是水泡，我找了根树枝做拐棍，一瘸一拐地跟上队伍。战友们都叫我“小弟弟”，鼓励我跟上队伍。在屯溪训练十多天后，部队开到离徽州只有五里路的岩寺，在这里训练两个多月后又乘火车到宁国下车步行到杨滩镇。杨滩曾被日本飞机炸毁房屋街道，破败不堪。学校老师带着学生欢迎我们，乡亲们说，日军不时来烧杀抢掠，还有土匪来骚扰，现在有部队来保护，我们就放心了。部队在杨滩整编，我被编入一大队一中队三班，大队长张响武，副大队长谭中极，中队长洪玉林，班长王自强。除了步枪，每人还发了一把马刀和两颗手榴弹。

整编后，部队在江苏宜兴县太湖边守防，半个月后我第一次参加与日军的战斗。那时已是冬天，因为后勤供应不上，我们穿的还是短衣短裤，冷得打哆嗦。有天晚上我放哨，凌晨五点多钟，我听到日军的小火轮声音越来越近，过了一会儿声音又消失了，这引起我的注意。我警惕地盯着湖边通往村庄的小路，天还没亮，影影绰绰看见穿黄色军服的日本鬼子兵分两路悄悄向我军哨位包抄过来。我连忙端起枪来连发三枪，我们排的战士听到枪声都迅速起来应战，全排有两挺机枪、几十支步枪，以河坝作为掩体一齐向前来偷袭的日军开火。日军没想到我们反应这么快，几分钟后才开枪还击。因为我们占据了有利地形，暴露在开阔地带的日军被我们打死打伤二十几个，其余的惊慌失措，拖着伤亡的同伙逃命了。打了胜仗，老百姓来驻地慰问我们，给我们每人都送了件蓝色棉大衣，换上新衣服，我们身上暖和了，心里也暖烘烘的。老百姓还送来了陈酒和许多猪肉黄豆犒劳我们。那仗后几个月日军都没敢再来。

不久部队换防，我们转移到安徽绩溪县过春节。1939年农历正月，我们部队被改编到第三战区江南挺进第二纵队，我在第六团团部特务连二排六班，不久就升我为下士副班长，纵队司令顾心恒，团长杨中极，连长张岳南。排长是黄埔军校毕业的，在上兴埠的一次战斗中，他指挥我们卧倒隐蔽，自己探出身子观察敌情，被敌人一枪击中头部，牺牲了。

特务连的主要任务是保卫团部，一排负责警卫，二排负责侦查，三排负责通讯。因为在敌后打游击，团部经常转移，在同一地方一般只能住几天就要转移。三排架设电话线，保证团部与各营的联络；一排和二排派出哨兵在村口、要道和团部门口站岗放哨。有一次我在路上遇到了杨中极团长，他问我叫什么名字、哪里人，我告诉他我是湖南平江县人，杨团长高兴地说，我们是湖南老乡啊！他又问我的文化水平，我说因为家里穷，前前后后读了不到两年书，只认识不到一百个字。杨团长鼓励我既要学习军事技术，也要学文化，才能做个好战士。不久团部送我去军事学校学习半年，军士队的队长叫金尊道，副队长焦孝直。学习文化知识，进行队列训练、劈刺训练，也学习各种武器的操作。六个月的学习结束后，我在毕业考试中得了第一名。笔试的题目是“军人的模范是什么”，我的文化水平不高，写不出长篇大论，想起我们胸前佩戴的符号后面有四行十二个字“不怕死、不贪财、爱国家、爱百姓”，我就把这四句话写在答卷上。毕业后回到原部队报到，我被升为中士班长。

在学习期间有一天晚上，军士队的金队长带着我们完成夜间训练科目后到餐馆吃面条，遇到了正巧路过也走进餐馆吃面的新四军游击队，我们相互打招呼，亲热地握手，还一起唱抗日救亡歌曲“亲爱的同胞们，一条心，打日本，打倒日本好活命”。

1941年，我们团驻守在江苏宜兴西南边的善卷洞，团部和特务连在善卷洞外的一个旅社扎营。善卷洞在当时已经是很有名的名胜风景，洞里分为三层，最上一层的崖壁上凿出石窟隔成房间，住有三名出家和尚，中间一层很宽敞，可以容纳几百人，上层和中层各有泉水从石缝中滴下，泉水清澈明亮、冬暖夏凉。出家师父教我们取上层的泉水喝，用中层的泉水洗脸洗手。洞的下层有条暗河，据说通到十多里之外的村镇，但没有照明，不敢乘船探险。我们点着蜡烛划了一段，蜡烛熄灭，洞里一片漆黑，我们只好回头上岸。在善卷洞外建有一座抗战烈士纪念塔，纪念独立33旅在此抗战牺牲的官兵，他们旅长曾震是我们平江县南江镇冬塔乡人。

1942年农历二月，我被指派随团部长官到浙江台州接新兵，不巧我得了打摆子 ，带队长官只好把我安排在旅社，嘱咐老板照顾我，等我病好后再归队。在旅社睡了几天，稍微好转一些，我向旅社老板告辞起身。心想离部队驻地很远，等我赶回去不知道团部又转移到哪里、能否找得到，我还不如沿大路去江西上饶，那里是三战区长官司令部的驻地，一定清楚部队的调动情况。打定主意就往西走，走到金华城外，遇到很多士兵正在挖战壕，询问之后得知他们是88军79师的部队。带队的王连长看了看我的胸章，说：“你是江南挺进二纵队的，还是个中士班长。找不到部队，就到我这里当兵好了，到哪里都是当兵打鬼子。”我一想也好，就留下了。王连长告诉我，他的大名叫王重权，是88军79师236团一营二连的连长，团长叫李乃根，营长胡少武。我要求留在连部做传达兵，做个勤务兵也好，连长不同意，他说：“我们连二排八班有个上等兵也姓陈叫陈小伟，前不久出任务没有回来，没有他的音信。排里缺员，你就委屈点顶了他的名额吧，到八班去当个副班长。”我只好到二排向排长邰荣辉报到。这个班有个上等兵马福庆是个有三年军龄的兵油子，我安排他去站岗，他不服从命令，我报告邰排长，排长批评了他。不久我被调到六班担任班长。

上级命令我们死守金华县城，城里的老百姓几个月前就被疏散了，我们在城外挖战壕、筑碉堡、做工事。三四月间，日本飞机三架一队、十二架成一批，组成三角形铺天盖地飞来，前后四批飞机围着金华城盘旋。一架飞机撒下许多纸，连长说日本飞机在放毒瓦斯，命令我们卧倒不动，不准拣，还要我们都用浸湿的毛巾捂住口鼻，没有水的就用自己的尿打湿毛巾捂上。一直从上午十点到下午四点多日机才飞走。我们爬起来一看，那些花花绿绿的纸都是假的“中储券” 。日本鬼子以为我们会去抢钞票，他们就可以发现目标，幸好我们没有上当。当天晚上，我们接到命令转移到附近的山上，第二天日军开始一整天炮击金华，侦察兵回报当晚日军要进驻金华县城，连长传达上级的命令：“日军部队人多，且铁了心要占领金华。敌强我弱，不能硬拼，要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打完就撤，避免重大伤亡。”他指挥我们从构筑的碉堡和战壕转移，隐蔽在公路两边的山上，规定看到红色信号弹就进攻，看到绿色信号弹就撤退。半夜过后，日军大队伍真的大摇大摆地沿着公路开过来。因为没有看到红色信号弹，我们只好忍着不动。大约一半日军过去后，红色信号弹升起，照亮夜空，我们开始居高临下猛烈射击。打了一个多小时，日军晕头转向，天也快亮了。看到绿色信号弹，我们撤到山上隐蔽起来。刚隐蔽好，日本飞机就来了，又是扫射又是投弹，我们原来的阵地成了一片火海，我们如果撤退不及时，就都牺牲了。接着我们在金华周围又接连打了好几仗。

连长又安排我再次到军事学校学习，军士队长叫王伟之。学习内容主要是枪炮射击和拼刺刀，还学唱抗战歌曲，教官还教我们几句简单的日语“缴枪不杀”“吃饭”等等。每天出操集合都要背诵《总理遗嘱》和《士兵守则》，直到现在我还清楚记得。

我当了五年兵，表现不错，团部想要我升任军需官，军需官要较高的文化程度，因为我文化水平太低没有通过考试，还是回原部队继续当班长。每次行军打仗，我总是带着我们六班走在最前面做搜索班，转战在浙江永康、东阳、义乌、武义、遂昌、松阳、兰溪等地，打了不少胜仗，我也获得团部颁发的优胜奖章。有一次我们晚饭后从金华的小尖山出发，天下着毛毛细雨，天黑路滑走得慢，半夜时分走到半山腰，那有座小屋子，大家找到一些稻草准备开铺休息。刚睡下排长又喊出发，到山顶时天快亮，稍微歇息接着下山。前面有条沙河，河水过膝盖，我们第二排蹚水过河时，埋伏在对岸的日本鬼子朝我们开火，两位战友倒在血泊中，鲜血染红了河水。进也危险退也危险，在后续部队的掩护下，我们向对岸发起冲锋，绕到日军的两侧向他们开火，日军丢下几具尸体逃跑了。

我们在山区生活很艰苦，没有大米饭，每天吃两餐，吃苞谷、土豆，还吃不饱。1943年六七月间，有一天连长召集讲话，“今晚我们去松阳打鬼子，同志们不要怕，生死在天，富贵在地，怕死必死，心生必生，我不怕敌，敌必怕我”。我带着六班跟着侦察兵走在最前面，快天亮时到达目的地。侦察兵报告说日军开拔了，我们冲到公路边，日军把路上的桥烧了，燃起冲天大火，我们蹚水过河发起追击。虽然没有吃早饭，战士们个个斗志昂扬，越追越近。那一次打死的日军最多，路上、江边、田里到处是日军尸体。两架日机前来低飞助战，我们躲避到路边的稻田里，成熟的稻谷与我们的黄色军装颜色相近，敌机只能胡乱扫射。敌机走后集合点名，四班长牺牲了。我们继续追击到岩山，遇到日军的阻击，我们在机枪班的掩护下冲到距离山顶只差二十多米，三班长也负伤了。为了避免更大伤亡，连长命令我们后撤。

有一次我们攻打鸟山，连长又是派我们二排六班担任尖兵。鸟山日军据点筑有坚固碉堡，周围围了带电的铁丝网，易守难攻。我偷偷摸到铁丝网跟前，用工兵剪刀剪断电网，冲到碉堡门前，刚把碉堡门一脚踹开，哨兵鸣枪报警，立刻向我刺来，我一个防下刺拨开他的刺刀，往他胳膊上猛刺一刀，哨兵哇哇叫着倒在地上。我带着战士往碉堡里面射击，听到日军呜里哇啦地嚷着往山上跑，我们也就乘胜收兵。回到连队驻地我才发现左边的裤脚被血染红，翻开裤脚一看，日本哨兵的刺刀刺伤了我的左小腿，皮肉绽开，战斗中没有感到痛。我到师部医务所住了16天，伤口没有完全长好，我又回连队打仗了。

1944年5月初连降大雨，上级下令打李兰。李兰是日军的重要驻点，军营设在一个筑有高墙的学校里，连长带着警卫员也上了火线。我已经生病七八天吃不下饭，但还是坚持上战场。我们把手榴弹扔过围墙，连长的警卫员和一个战士搬来一条板凳，站在上面向院子里的敌人射击。因为暴露了身体，他俩不幸都倒在敌人的枪弹下。剩下的日军躲进碉堡，并在路上摆放了拒马，机枪封锁了道路，我们难以靠近。我用榴弹枪打出六发，打中碉堡和敌人的工事，还有两发在空中爆炸开花。这几仗打掉了日军的锐气，先后把岩山和鸟山的驻点都撤走了。我们排被团部评为“钢铁排”。

我们排长邰荣辉经常带我们到老百姓家里借镰刀和锄头，做成树桩和竹尖，埋好手榴弹作为路障，教我们隐蔽在芦柴后面放哨，白天把手榴弹取出来避免误伤群众，晚上再埋好。日军经常来摸哨，有一次235团的哨兵就被他们杀害了。隔了十多天，轮到我放哨，发现日军又摸上来，已经离我很近，我赶忙鸣枪示警，全排战士赶来参战，边打边退到连部，团部也赶来增援，打退了日军进攻。

抗战胜利后，我请假回家，部队给我开了请假条。抗战这些年，我没有给母亲写过一封信，也没有寄过一次钱，我想回家报答母亲的养育之恩。抗战刚刚结束，战争中被破坏的公路还没有修好，我只能步行赶路。走到江西的吉安县城歇息，看到有一个大院子挂着“吉安被服厂”的木牌，一打听，这是属于军政部的后勤第二被服厂，主要生产军服、棉絮和军被，下设三个部门：会计股、工务股和总务股。我心想不如进厂做工攒些工资再回家，就到厂里找负责人，厂长是钟景贤，总务股长罗弘毅是我在江南挺进纵队的老长官，厂里的事基本上都由他做主。他问起我这几年的情况，把我留在总务股，负责干部职员每天签到，兼管理卫兵班、通信班、炊事班，每天都要晚集合点名，检查纪律。

1947年被服厂迁往武汉，我没有同去，回家务农。厂里的领导不同意我请假回家，但我决心已定，写了三次请假条才获得批准。按照省内两千元、省外五千元的标准，给我发了两千元金圆券的资遣费，我就搭乘带篷布的货车从吉安回到了湖南的耒阳，再转车回到平江。

母亲老了，看到我平安回来很高兴，张罗着给我定亲，那年我25岁，自己没有屋住，只在冬塔乡老家有一亩田，一直给别人种着。母亲改嫁到杨正斌家，他家比较富裕，但我没有改姓，只能暂时寄人篱下。和女方见面时，母亲要我自我介绍在部队当过连长，让对方看得起我，但我还是老老实实地说我只当过中士班长。幸亏如此，不然“文革”时我受到的冲击会更大。我1947年11月结婚。过了年母亲要我自立门户，我就租了一间屋安家。妻子在家纺纱织布，我一根扁担两只箩筐为别人挑货。从南江村到平江县城90里，两天一个来回，按重量计力资，每斤两分钱。新中国成立后我一直在家乡务农，改革开放后，我拜师学魔术，通过演出增加了收入，一家人也搬到长沙居住了。

最使我终生难忘、倍感荣耀的是2015年秋天，经过层层推荐选拔，我作为抗战老兵代表被邀请到北京参加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纪念活动阅兵式。2015年8月21日，长沙市民政局通知我到湖南宾馆报到，第二天在长沙高铁站举行了隆重的欢送仪式，欢送我们湖南13位抗战老兵代表进京参加阅兵式。

当天到达北京高铁站，由解放军总政治部安排的迎接队伍早已在车站列队等候，拉起了“热烈欢迎抗战英雄前辈进京参加阅兵”的横幅，医护人员还为每位老兵准备了轮椅。在准备和等待阅兵式的十天中，我们被安排参加座谈会，解放军总政治部领导接见我们，给我们颁发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纪念章”。穿上早已为我们量身定制的老式土黄色军服，佩戴胸章，我们仿佛又回到那个烽火硝烟的战争年代。每个老兵都配备了警卫、后勤服务员、医护人员，每天定时检查身体。我们进出酒店，值班卫兵都向我们敬礼，我们也向他们还礼，心里感觉特别自豪。

盼望已久的9月3日终于到了，这是中国和全世界爱好和平、反对侵略战争的各国人民庆祝抗日战争及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的伟大节日。早上，受阅车排队开进首都大酒店把我们接到长安街阅兵现场。我胸前的阅兵证上写着“第六车”，在受阅队伍里排在第三排第一列的第一个座位。受阅车庄严地行驶经过天安门广场，我真想不到在93岁高龄还能代表抗战老兵接受党和国家领导人、各国贵宾以及全国人民的检阅。我的心情特别激动，我流泪了，这是我一生最大的荣耀，这是对牺牲的战友最大的告慰！

9月4日，湖南省民政厅领导陪同我们回到长沙，上百名志愿者和群众在高铁站迎接我们，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那以后前来慰问的人更多了，中央、战区和省军区领导多次登门慰问我，各界人士和志愿者经常来慰问，新闻媒体多次报道。这一切，只是因为我在年轻时参军的举动，现在回想起来，真是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