敢于宣战的朝廷无奈难以为继的帝国

其实，鸦片战争以来，清廷先后发布过四份宣战诏书：

1841年1月27日（道光二十一年正月初五），道光皇帝对英国宣战。

1860年9月12日（咸丰十年七月二十七日），咸丰皇帝对英法宣战。

1894年8月1日（光绪二十年七月初一），光绪皇帝对日本宣战。

1900年6月21日（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五日），慈禧太后对诸国宣战。最后这次宣战的“诸国”，包括英、俄、德、法、美、奥、意、日、荷、比、西，共十一国。

如果以简单的敢不敢说“不”来诠释历史，该怎么解释呢？

先说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大声说“不”的道光皇帝。道光皇帝上台后，看到朝风颓败，民风颓败，力图重整朝纲。他当时规定“宫中岁入，不得超过二十万”，他节约开支，就是要支援前方的禁烟，要备战，要和英国人打一仗。

1840年的鸦片战争，大多数人以为敢对洋鬼子说“不”的只有林则徐，事实并非如此。在1838年那场由28名督抚大员参加的禁烟大讨论中，有20名大员反对严禁，主张弛禁。但道光皇帝力排众议，坚决主张严禁，支持并起用林则徐。如果少数服从多数，禁烟之事在鸦片战争之前的两年就泡汤了。身在虎门的林则徐看到道光皇帝的朱批时，当场感动得涕泪横流，道光皇帝写道：“若能合力同心除中国大患之源，不但卿等能膺懋赏，即垂诸史册，朕之光辉，岂浅显哉！而生民之福，政治之善，又非浅显。谅卿等亦不烦谆谆告诫也。勉之，勉之！朕拭目待之！”

对林则徐采取的种种禁烟措施，道光皇帝不但给予有力支持，甚至比林则徐走得更远。清军与英国人在海上交火后，道光皇帝颁旨，命令与英国停止贸易，对所有英国船只，尽行驱逐出口。林则徐认为不妥，复奏道光皇帝，主张区别对待，不要一律驱逐。但道光皇帝不同意，坚决断绝与英国的全部贸易。

1841年1月27日，道光皇帝正式下诏对英宣战，要求“官民人等，人思敌忾，志切同仇，迅赞肤功，懋膺上赏”。

然而，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大声说“不”始，却以屈辱称“是”结束。1841年1月27日的激昂宣战诏书，演变成了1842年8月29日无奈的《南京条约》：割让香港岛，五口通商，赔款2,100万银元。从此，开近代中国割地赔款之先河。

这才是历史的真相，也是历史的残酷性之所在：历史不记过程，只记结果。穿带补丁裤子的道光皇帝勤俭节约、励精图治，但第一个丧权辱国的条约是他签的，中国近代史耻辱柱上的第一人就是他。

但道光皇帝的失败并没有阻止后来者说“不”。最突出的是他的第四子，即继承其皇位的咸丰皇帝。

咸丰皇帝登基时刚刚20岁，血气方刚，立志为父报仇，给父亲雪耻。他上台后第一件事就是把道光年间的主和派全部撤职，重新起用主战派，林则徐等人全部被重新起用，但是后来林则徐由于身体不好，病死在赴任途中。

咸丰皇帝上台以后也是学他父亲的做法，励精图治，希望重整朝纲，树直言进谏的倭仁为官场榜样，把太仆寺少卿徐继畲上疏中的“防三渐”作为座右铭：第一“防土木之渐”，即防止大兴土木，挥霍无数；第二“防宴安之渐”，即防止歌舞升平，吃喝无度；第三“防壅蔽之渐”。即防止言论堵塞，上情不能下达，下情不能上达。

一时间，朝野人心大快，“人人颂祷圣德英武，迈古腾今”。

咸丰皇帝不但敢撤投降派的职，而且敢向洋人开炮。1859年6月25日，英法舰队向大沽口炮台进攻，清军还击，激战一昼夜。13艘英法军舰中，4沉6伤，官兵伤亡500余人，舰队司令何伯的腿也被炸断，联军竖白旗狼狈而退。

敢向洋人开炮的咸丰皇帝，还敢扣押洋特使。1860年9月9日，巴夏礼代表英法联军在通州与清政府谈判。咸丰皇帝恨透了巴夏礼，认为一切坏事皆由其策划，遂下令将巴夏礼扣留在通州，传谕各海口一律闭关，断绝贸易，准备决战。

1860年9月12日，清廷对英法宣战，声称“若再事含容，其何以对天下”，要求“整顿师旅，调集各路马步诸军，与之决战”。

咸丰皇帝在北京一直坚持到英法联军即将兵临城下，然而坚持不住时跑起来又比谁都快，眼见“禁兵不足恃，京城不可守”，便不顾臣下的劝阻，天不亮就从圆明园仓皇出逃了。

在大沽口出过一口恶气的咸丰，一年零四个月后不得不吞下“恶果”——签订了《北京条约》，落到比他父亲更加狼狈的境地，不但导致了更大面积的割地和更多的赔款，而且英法联军将150年间用无数能工巧匠的辛苦血汗建造起来的圆明园洗劫一空，付之一炬。

龟缩于热河的咸丰皇帝在那里连发数道谕旨调兵遣将，只为保卫他的身家性命。待英法联军签约退兵后，他大大松了一口气，说：“从此永息干戈，共敦和好，彼此相安以信，各无猜疑。”

那个当年大声说“不”，又是扣人又是宣战的皇帝，已经无踪无影，最终命丧热河。

之后，光绪皇帝的宣战诏书，同样演变成了后来的《马关条约》，更是空前地割地赔款：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及其附属岛屿和澎湖列岛给日本，赔偿日本军费两亿两白银，增开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通商口岸。

而庚子年间向十一国宣战的慈禧太后，前后反差更是惊人之大。起初为了表示决一死战的决心，她以通敌为罪名，杀掉了兵部尚书徐用仪、户部尚书立山、内阁学士联元、吏部左侍郎许景澄、太常寺卿袁昶这五位反对宣战的大臣，且都是“斩立决”；后来为了与“诸国”和好，她又毫不手软地令主张宣战的庄亲王载勋自尽，大学士刚毅（已身故）追夺原官，山西巡抚毓贤即行正法，端郡王载漪、辅国公载澜均定斩监候。先前“孰若大张挞伐，一决雌雄”的豪言，变为“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媚语。

最后，最为慷慨激昂的宣战诏书变成了最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从天津海口至北京中枢的通道全被外人控制，国家防御名存实亡。

一次比一次败得惨，一次比一次损失大，一次比一次割地赔款规模大！

许多研究近代史的学者讲，“大清无昏君，大清无奸臣”，某种程度上是在说清朝败亡是非常特殊的，它跟中国过去历朝历代不一样。过去都是皇帝太昏庸腐朽了，房子都被白蚁蛀空，最后大厦轰然倒塌；清朝不是这样，从道光、咸丰、同治到光绪，没有一个皇帝不想励精图治，保住大清江山；清朝的那些朝廷重臣，不管是主和也好，主战也好，也基本都是从维护朝廷利益出发，没有里通外国、跟敌人串通一气的。

现在很多人说鸦片战争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道光皇帝昏庸，把林则徐撤职了，用了一帮投降派。其实这是历史对一个人的成全。道光皇帝把林则徐撤职了，从历史上成全了他，林则徐保住了他的英名。不撤林则徐，我们就能取得鸦片战争的胜利吗？这是中国历史最复杂、最痛苦的一部分，我们往往不能直面，通常是找几个替罪羊，说我们近代本来不错，就是几个坏蛋把国家民族给出卖了，要不然断不致如此。于是，整个民族就得到了精神上的解脱。这种寻找替罪羊的观念，使得我们长期也没能深刻地认识到历史的教训。

清朝到底为什么会败亡？说到底，是因为在新生的资本主义体制面前，封建体制已经走到了历史的尽头。

史籍记载，嘉庆、道光年间，朝风日坏。当时财政开支有一重要项目，即治河。但每年治河之费真正用于工程的不到十分之一，其余皆被挥霍。官吏饮食衣服、车马玩好，无不斗奇逞巧，一次宴请常常三昼夜而不能毕。自元旦至除夕，各厅道衙门机关无日不演剧。“新进翰林携朝臣一纸拜见河督，万金即有；举人拔贡携京员一纸拜见道库，千金立至”。

道光皇帝继位后，尽管拼命节约，励精图治，但这对整个大清局势来说都无济于事。

中英《南京条约》签订后，消息传到北京，道光皇帝很难受。清史记载：“上退朝后，负手于便殿阶上，一日夜未尝暂息。侍者但闻太息声，漏下五鼓，上忽顿足长叹。”

《北京条约》签订后，那个终日流泪不已的咸丰皇帝在向热河逃跑时，却不忘记喝鹿血，非要带上自己养的一百多只鹿，经大臣苦劝，他才勉强作罢。

至于慈禧的若干历史细节，更能说明问题。

不可否认，不论慈禧太后还是同治、光绪，都意识到了海防对维护统治的意义越来越重要。慈禧曾称：“惟念海军关系重大，固非寻常庶政可比。”清廷既然如此重视海军，后来为什么又挪用海军经费去修建颐和园了呢？岂非咄咄怪事？

对慈禧而言，这一切并不矛盾，危机时用铁甲舰来维护统治，承平时用颐和园来享受统治，一切都是天经地义。所以她既主张大办海军，多购舰船，又对阻止她修园的大臣“喝滚出”，予以痛斥。清末政治舞台上，利益决定立场就是这样富于戏剧性。

再说总理海军事务大臣、醇亲王奕譞。他是光绪皇帝的生父，主持海军衙门时，正值慈禧应撤帘归政、光绪亲政在即的关键时期。奕譞深知慈禧好专权，担心儿子光绪永远只能做个“儿皇帝”，也担心自己不慎惹怒慈禧，招致更大祸患，所以对慈禧谦卑谨慎，小心翼翼，甚至阿谀献媚。在这种心态下，海军衙门就成了他保全自己、成全儿子、刻意逢迎的平台。这就是奕譞出任总理海军事务大臣时的精神状态。其最大心愿并非海军建设，而是如何使光绪皇帝平安掌权。于是，这个在同治皇帝时期坚决反对修建颐和园的人，在经过反复权衡之后，还是挪用了海军军费来修建颐和园。

深陷官场利害的不仅有奕譞，还有李鸿章。李鸿章也曾坚决反对修建颐和园，甚至婉拒过奕譞的提款要求，但他最终还是加入了挪用海军经费的行列，应奕譞要求，先从德国银行借款500万马克，约合白银90余万两；1888年，李鸿章又以海军名义从各地筹款260万两，支持颐和园的万寿山工程。李鸿章之所以加入挪款的行列，有对形势的错误估计，更有获得官场庇护的政治算计。

到底有多少海军经费被挪用，一直是笔糊涂账。传说有3,000万两，显然夸大了。较为接近的数字有两种：1,200万至1,400万两、600万至1,000万两。与其说这些经费是慈禧挪用的，还不如说是奕譞、李鸿章等海军主持者拱手相让出去的。当初筹建海军最力的人，后来腾挪海军经费最力；当初反对修园最力的人，后来别出心裁暂借、直拨、挪用、吃息筹资修园最力。

清末政治中这种极为矛盾复杂的现象，同样也出现在“帝师”翁同龢身上。

翁同龢是光绪皇帝的师傅，甲午战争期间著名的主战派，也是李鸿章的激烈反对派。在修建颐和园这件事上，他暗讽慈禧是“以昆明（湖）易渤海”，意思是说，宁要休闲娱乐的颐和园，而不顾海防建设的生力军，其观点不可谓不尖锐。

但令人想不到的是，就是这位激烈的主战派，作为户部尚书，也在挪用海军经费，他不设法节减宫廷开支，反而将海军装备购置费停支了两年，用这些钱来缓解紧张的朝廷财政。翁同龢如此行事，既因多年与李鸿章深结宿怨的官场现实，更因满族中央权贵排斥汉族封疆大吏的朝廷背景。在“帝师”翁同龢及一批满族中央权贵的眼中，北洋水师就是李鸿章的个人资本，削弱李鸿章，就要削弱这支舰队。“主战”与“主和”的争斗，不过是由承平延伸到战时的官僚倾轧。

斗来斗去，吃亏的只能是夹在中间的海军。在内外利害纵横交织的形势下，谁也不会将主要精力投入海军建设。一个政权将如此多的精力、财力用于内耗，怎么能有效迎接外敌的强悍挑战呢？

在从安宁迅速转向灾难的过程中，不仅仅侵略成性、掠夺成性、喋血成性的帝国主义是推手，我们长期沉湎于安逸稳定而对风险与变局一片茫然的精神状态、对对手缺点分析详尽而对对手优点一无所知的思维习性、以眼前享乐和手中权势为主要追求而不管明天血雨腥风的利益格局，同样是灾难的来源。如“戊戌六君子”之一刘光第描述的：“一切政事皆系苟安目前，敷弄了局……大臣偷安旦夕，持禄养交；小臣斗巧钻营，便私阿上。办事认真者，以为固执而不圆通；上书直言者，以为浮躁而不镇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