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似强大的军队不敌歌舞升平的侵蚀

晚清政府从1861年决定投巨资向英国购买一支新式舰队装备起，到北洋舰队成军的27年时间内，为建设海军到底耗去了多少银两，至今无法精确统计。对一个既无明确的用款计划又无严密的收支审计的封建王朝来说，这是一笔太难弄清的糊涂账。但其投入无疑是巨大的。

姚锡光在《东方兵事纪略》中说，北洋舰队“其俸饷并后路天津水师学堂及军械、支应各局经费，岁一百七十六万八千余两”。这还仅仅是人头费、行政开支等项，可见水师的开支的确惊人。有人统计，不算南洋海军和广东、福建水师，仅建成北洋海军就耗银3,000万两。还有人统计说，清廷支付的舰船构造费用超过3,000万两，再加上舰船上各种装备器材的购置维持费、舰队官兵薪俸、舰队基地营造费及维持费、后路各造船修船局厂及官衙的开设维持费、海军人才的国内外教育培养费、海军学堂的开办维持费，等等，合而计之，清廷筹建海军的总投资在1亿两上下，等于每年拿出300余万两白银用于海军建设，平均占其年财政收入的4%，个别年份超过10%。

这样的数目与比例，在当时条件下不可谓不高，尤其是在政局剧烈动荡、财政捉襟见肘的情况下完成如此巨大的投入。持续将近20年镇压太平军、捻军的战争，已使清廷“帑藏支绌”，财政上几乎山穷水尽，又有“倭逼于东，俄伺于西”。东面先打发日本，后打发法国，不断地赔款；西面先平息“回乱”，后收复新疆，不断地支款。在这种情况下拆东墙补西墙，勉为其难地凑成对海军的投入，也算是挖空心思了。

而当年日本海军的投入是少于清朝海军的。从1868年至1894年3月，日本政府共向海军拨款94,805,694日元，合白银6,000多万两，只相当于同期清廷对海军投入的60%。

但自1888年北洋海军成军后，“添船购炮”的工作就停止了。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北洋水师7,000多吨的铁甲舰“定远”“镇远”两舰本是亚洲最具威力的海战利器，大清陆军的毛瑟枪、克虏伯炮也绝不劣于日军的山田枪和日制野炮。但战争爆发后，丰岛海战失利，大东沟海战失利，接着旅顺失陷、威海失陷，半年时间内，30年洋务运动积攒的最大军事成果——北洋水师——全军覆灭，签下的《马关条约》更令中国遭受空前的割地赔款，连英国、法国这些旁观者都大跌眼镜，未想到中国竟然衰弱至此。

完全可以说，中日甲午战争，是近代史以至现代史上，中国军队与入侵外敌交战时武器装备差距最小的一次战争，甚至从总体上看，北洋舰队的优势还要稍大一些。

从软件方面看，北洋海军建立之初，就参考西方列强海军规制，制定了一整套较为严密的规程。其中囊括船制、官制、饷制、仪制、军规、校阅、武备等各方面，组织规程完备，对各级官兵都有具体详尽且十分严格的要求。而且舰队的训练也曾相当刻苦。琅威理任总教习时，监督甚严，官兵们“刻不自暇自逸，尝在厕中犹命打旗语传令”，“日夜操练，士卒欲求离舰甚难，是琅精神所及，人无敢差错者”。英国远东舰队司令斐利曼特尔曾评价道：“其发施号令之旗，皆用英文，各弁皆能一目了然。是故就北洋舰队而论，诚非轻心以掉之者也。”

从硬件上说，该舰队在装甲和火炮口径方面一直保持优势。排水量7,335吨的“定远”“镇远”两艘铁甲舰，直到大战爆发前，仍然是亚洲最令人生畏的军舰，属于当时世界较先进的铁甲堡式，设计时综合了英国“英伟勒息白”号和德国“萨克森”号铁甲舰的长处，各装有12英寸大炮4门，装甲厚度达14英寸。

黄海大战中，“定”“镇”二舰“中数百弹，又被松岛之十三寸大弹击中数次，而曾无一弹之钻入，死者亦不见其多”，足以证明它们是威力极强的海战利器。战前，日方赞叹“定”“镇”二舰为“东洋巨擘”，一直以此二舰为最大威胁。当时，日方加速造舰计划，搞出所谓的“三景”舰，以对付“定”“镇”二舰，但直到战时，仍未达到如此威力。

在火炮方面，据日方记载，在黄海海战中，200毫米以上大口径的火炮，日、中两舰队之间为11门对21门。据我方记载，此口径火炮则有26门，北洋舰队优势明显。小口径火炮，北洋舰队也有92∶50的优势。日方只在中口径火炮方面以209∶141占优。综合来看，不能说日方火炮全部占优势。

再看航速的比较。中日舰队平均航速比是1∶1.4，日舰优势并不很大。有说法称北洋舰队10舰编为一队，使高速舰只航速只有8节，不利于争取主动。其实日本舰队中也有航速很低的炮舰，其舰队整体航速并不比北洋舰队快多少。

况且，日军联合舰队组建得较为仓促，舰只混杂，有的战斗力很弱。比如“赤城”舰，排水量只有622吨，航速10节。还有“比睿”舰，是一艘全木结构的老舰，首尾三根高耸的木桅杆使它看上去更像中世纪的海盗船。

因此，黄海海战前的北洋海军，从表面看，软件、硬件上都具有相当的实力。清廷正是出于此种自信，才在丰岛海战之后毅然对日宣战。

尽管日本精心策划了这场战争，但面对北洋海军也没有必胜的把握。首相伊藤博文在丰岛海战后对同僚说：“似有糊里糊涂进入（战争）海洋之感。”日本当时制定了三种方案：甲，歼灭北洋舰队，夺取制海权，即与清军在直隶平原决战；乙，未能歼灭对方舰队，不能独掌制海权，则只以陆军开进朝鲜；丙，海战失利，联合舰队损失严重，制海权为北洋舰队夺得，则以陆军主力驻守日本，等待中国军队登陆来袭。日本为胜利和失败都做好了准备，皆因为感觉到自己海军力量不足。

但当战场不再是操演场时，中日舰队在平日训练上的差异便立即显现。

面对逼近的敌舰，北洋舰队首先在布阵上陷入了混乱。提督丁汝昌的“分段纵列、犄角鱼贯之阵”，到总兵刘步蟾传令后，变为“一字雁行阵”；随后交战时的实际战斗队形成了“单行两翼雁行阵”；时间不长，“待日舰绕至背后时清军阵列始乱，此后即不复能整矣”。这种混乱致使今天很多人还在考证，北洋舰队用的到底是什么阵形。

其次，敌舰还未进入有效射距，“定远”舰便首先发炮，不但未击中目标，反而震塌了主炮上的飞桥，丁汝昌从桥上摔下，受伤严重，首炮就使北洋舰队失去了总指挥。黄海海战持续四个多小时，北洋舰队“旗舰仅于开仗时升一旗令，此后遂无号令”。战斗行将结束时，才有“靖远”舰管带叶祖珪升旗代替旗舰，可升起的也只是一面收队旗，收拢残余舰只撤出战斗罢了。

最后是，北洋舰队作战效能低下，击之不中，中之不沉。激战中掉队的日舰“比睿”号冒险从北洋舰群中穿过，与其相距100米的“来远”舰发射鱼雷，没击中，让其侥幸逃出。目标高大的“西京丸”经过北洋海军铁甲舰“定远”舰，本已成射击靶标，“定远”发4炮，其中2炮未中；“福龙”号鱼雷艇向其连发3枚鱼雷，也无一命中，又让其侥幸逃出。日方600余吨的“赤城”舰在炮火中蒸汽管破裂，舰长阵亡，弹药断药，大樯摧折，居然也未沉没，再度侥幸逃出。李鸿章平日夸耀北洋海军“攻守多方，备极奇奥”“发十六炮，中至十五”，可这一切都在真枪实弹的战场上烟消云散。有资料统计，黄海海战中，日舰平均中弹11.17发，而北洋各舰平均中弹107.71发，日方火炮命中率高出清军9倍以上。

尽管北洋舰队官兵作战异常英勇，但对军人来说，胜利没有替代品，很多东西仅凭战场上的豪壮不能获得。

多种资料证明，战前，北洋海军在一片承平的环境中，军风严重毒化。

《北洋海军章程》规定：“总兵以下各官，皆终年住船，不建衙，不建公馆。”实际情况是“琅威理去，操练尽弛。自左右翼总兵以下，争挈眷陆居，军士去船以嬉”。水师最高指挥者丁汝昌，在海军公所所在地刘公岛盖铺屋，出租给各将领居住，以致“夜间住岸者，一船有半”。对这种情况，李鸿章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直到对日宣战前一日，他才急电丁汝昌，令“各船留火，官弁夜晚住船，不准回家”。

章程同样规定，不得酗酒聚赌，违者严惩。但“定远”舰水兵在管带室门口赌博，却无人过问，就连丁汝昌也厕身其间。“有某西人偶登其船，见海军提督正与巡兵团同坐斗竹牌也。”

清廷兵部的《处分则例》规定，“官员宿娼者革职”。但“每北洋封冻，海军岁例巡南洋，率淫赌于香港、上海”。威海之战后期，“来远”“威远”被日军鱼雷艇夜袭击沉，“是夜，‘来远’舰管带邱宝仁、‘威远’舰管带林颖启登岸逐声妓未归，擅弃职守，苟且偷生”。“靖远”舰在刘公岛港内中炮沉没时，“管带叶祖珪已先离船在陆”。

章程规定的舰船保养也形同虚设，保养经费普遍被挪作他用。英国远东舰队司令斐利曼特尔谈过他的观感：“中国水雷船排列海边，无人掌管，外则铁锈堆积，内则秽污狼藉；使或海波告警，业已无可驶用。”北洋舰队后期实行“行船公费管带包干”，节余归己，更使各船管带平时惜费应付，鲜于保养维修，结果战时后果严重。

至于舰船不作训练之用而用于他途，已非个别现象，如以军舰走私贩运，搭载旅客，为各衙门赚取银两等。舰队内部，投亲攀友，结党营私。海军大半闽人，水师提督、淮人丁汝昌“孤寄群闽人之上，遂为闽党所制，威令不行”。甚至在黄海海战后，“有若干命令，船员全体故意置之不理”，提督空有其名，闽党之首刘步蟾则被称为“实际上之提督者”。“粤人邓世昌，素忠勇，闽人素忌之”，“‘致远’战酣，闽人相视不救”。这支新式军队的风气，很快就与八旗绿营的腐败军风相差无二。

舰队腐败风气蔓延，很快发展为在训练中弄虚作假，欺上瞒下。比如，每次演习打靶，都“预量码数，设置浮标，遵标行驶，码数已知，放固易中”，典型的“演为看”，以威力强大的假象博取官爵利禄的实惠。最后发展到大战之前，据传“定远”“镇远”两艘主炮的战时用弹仅存3枚，唯练习弹“库藏尚丰”。一年前李鸿章已知此事，“令制巨弹，备战斗舰用”，却一直无人落实。直至北洋舰队全军覆灭，“定”“镇”二舰主炮到底有几枚战时用弹，人人讳莫如深。如此巨大的疏忽，使北洋海军大口径火炮优势顿成乌有。不排除这种可能性：海战中，二舰之主炮绝大部分时间内一直在用练习弹与敌舰作战。

军风腐败，战时必然要付出高昂代价。而力图隐瞒这一代价，就要谎报军情。

丰岛海战中，“广乙”舰搁浅损毁，“济远”舰受伤，北洋海军首战失利。丁汝昌却报李鸿章，“风闻日本提督阵亡，‘吉野’伤重，中途沉没”。

黄海海战中，丁汝昌跌伤，是清军仓促开炮震塌飞桥的结果，却上报成“日船排炮将‘定远’望台打坏，丁脚夹于铁木之中，身不能动”；丁汝昌还向李鸿章报称“敌忽以鱼雷快船直攻‘定远’，尚未驶到，‘致远’开足机轮驶出‘定远’之前，即将来船攻沉。倭船以鱼雷轰击‘致远’，旋亦沉没”，实则日方舰队中根本没有“鱼雷快船”，“致远”舰在沉没前也未曾“将来船攻沉”。

此战，北洋海军损失“致远”等五舰，日舰一艘未沉。李鸿章却电报军机处“我失四船，日沉三船”，又奏“据海军提督丁汝昌呈称……此次据中外各将弁目击，攻沉倭船三艘。而采诸各国传闻，则被伤后沉者尚不止此数。内有一船系装马步兵千余，将由大孤山登岸袭我陆军后路，竟令全军俱覆”。一场我方损失严重的败仗，却被丁、李二人形容为“以寡击众，转败为功”，而且“若非‘济远’‘广甲’相继逃遁，牵乱全队，必可大获全胜”。清廷也以为“东沟之战，倭船伤重”，“沉倭船三只，余多受重伤”，给予北洋舰队大力褒奖。一时间，除参战知情者外，上上下下皆跌进自我欣慰的虚假光环之中。不能战，以为能战；本已败，以为平，或以为胜，从而严重加剧了对局势的误判。

直至北洋舰队全军覆灭那一天，谎报军情都未终止。1894年11月，铁甲舰“镇远”返回威海时误触礁石，“伤机器舱，裂口三丈余，宽五尺”，舰长林泰曾深感责任重大，自杀身亡。这样一起严重事故，经丁汝昌、李鸿章层层奏报，变成了“‘镇远’擦伤”，“进港时为水雷浮鼓擦伤多处”。清廷真以为如此，下谕旨称：“林泰曾胆小，为何派令当此重任？”

有的人谎报军情，甚至使作战计划都发生改变。1895年2月，左一鱼雷艇管带王平驾艇带头出逃，至烟台后先谎称丁汝昌令其率军冲出，再谎称威海已失。陆路援兵得讯，便撤销了对威海的增援。陆路撤援，成为威海卫防卫战失败的直接原因。

在威海围困战后期，北洋海军的军纪已荡然无存。

首先是部分人员不告而别，“北洋海军医务人员，以文官不属于提督，临战先逃，洋员院长，反而服务至最后，相形之下殊为可耻”。

其次是有组织的大规模逃逸。1895年2月7日，日舰总攻刘公岛，北洋海军10艘鱼雷艇在管带王平、蔡廷干率领下结伙逃跑，“逃艇同时受我方各舰岸上之火炮，及日军舰炮之轰击”，最后“或弃艇登岸，或随艇搁浅，为日军所掳”。一支完整无损的鱼雷艇支队，在战争中毫无建树，就这样丢脸地毁灭了。

最后发展到集体投降。“刘公岛兵士、水手聚党噪出，鸣枪过市，声言向提督觅生路”，“水手弃舰上岸，陆兵则挤至岸边，或登舰船，求载之离岛”。营务处道员牛昶炳请降，刘公岛炮台守将张文宣被士兵们拥来请降，“各管带踵至，相对泣”，众洋员皆请降。

面对这样一个全军崩溃的局面，万般无奈的丁汝昌“乃令诸将候令，同时沉船。诸将不应，汝昌复议命诸舰突围出，亦不奉命。军士露刃挟汝昌，汝昌入舱仰药死”。结果“镇远”“济远”“平远”等10艘舰船为日海军俘获。显赫一时的北洋舰队，就此全军覆灭。

甲午之败，腐败使然。从慈禧、光绪到奕譞、李鸿章、翁同龢，再至丁汝昌、刘步蟾等人，可以算一下，在日本联合舰队开炮之前，有多少人参加了埋葬这支舰队的工作。他们有的是海军筹建者，曾为此上下呼吁，四处奔走；有的则是舰队指挥者和战斗参加者，最终随战舰的沉没而自杀身亡；有的至今仍然受到我们的尊敬。他们的悲剧何尝仅是他们个人的悲剧？在政治腐败、军纪废弛的社会环境中，一切都因循往复，形成一个互为因果的恶性循环链：政权建立了军队，又腐蚀着它；军队维护着政权，又瓦解了它。在这一过程中，它们互为牺牲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