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我伤口痛心更痛

刘来保：“我们排剩下的四个人就还有我一个人活着，也没负伤，我被调到一个临时组成的排，我们营剩下的人也只能组成三个排了……”

● 刘来保，原名刘炳煌、蒋来保，1917 年生，原籍江西省宁都县洛口镇刘均前村。

● 1934 年加入中国工农红军，参加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

● 1934 年中央红军长征过桂北时为红三军团五师十四团三营二连三排战士。

● 落户广西灌阳县新圩镇潮立村，务农。

1990 年初春的灌阳县新圩镇潮立村，环村而立的六谷岭、马路山、石鼓岭、当面岭、广西壳、龙塘岭上，花树藤蔓绽蕾吐芽，润湿清新，杂香野馨拂面而来；正待开犁的田垌里，荡漾着大片密密簇簇嫩绿欲滴的地地菜、绯红撩人的紫云英。

坐在刘来保家屋前晒坪倾听，笔者的思绪正随着刘来保老人的回忆进入 1934 年的初冬。

刘来保老人的记忆深处，1934 年初冬的桂北山野，灌木已落叶。没落叶的是松杉枫桕。松杉依然青苍浓绿，枫桕已是如火如血。

松杉的青苍浓绿和枫桕的如火如血从山道蔓延铺展到山谷，簇拥着湘桂边境一道险关要隘——雷口关。

就在跨过雷口关残存的石门时，他竟不由自主地停步，回首，心里一下满溢浓浓的乡思：桂北都庞岭和家乡宁都翠微峰初冬的景色太相似了。

他看见他们师长李天佑也在雷口关前驻足，眺望右前方。他听说李师长的家乡在广西桂林六塘，离这里已不远，李师长是不是也在思乡？

他不知道，右前方是湘桂边境又一道险关要隘——永安关。

整整4年前，邓小平、张云逸、李明瑞率领红七军从右江根据地出发，转战7000 余里，前往中央苏区与中央红军会合，就是从永安关打出广西。李天佑，这位后来的共和国上将，时任前锋连长，走在这支队伍的最前面。

到达中央苏区的红七军老战士，大部分编入了李天佑的红五师，并成为中坚骨干。

从中央苏区突围西进，李天佑指挥的也是前锋部队。突破国民党军三道封锁线时是右翼前锋，逼近广西时又变为左翼。

中央红军的右翼前锋红一军团二师从永安关进入广西，而左翼前锋红五师进入广西是从雷口关，不知李天佑是否有所遗憾。

苍茫暮色中的西南方，那才是他的家乡广西桂林六塘，距离雷口关仅有一百七八十公里，他已有多年没能回乡……

驻足极短，李师长策马前行。刘来保快步跟上。

军情万分紧急。

国民党桂系李宗仁、白崇禧等开始按照既“反共”，又防蒋；只追不堵，打尾不打头的作战方针，既狠又快，悄悄出手。桂军两个精锐主力师又一个团从恭城前出灌阳，在湘桂边境突然插向红军与中央军之间。又两个主力师则从桂林方向北上直扑兴安境内湘江一线。

国民党桂军和湘军要抢占的是同一个地方：兴安界首。

红一军团抢在湘军之前占据桂黄公路通往界首镇的咽喉要隘脚山铺，构筑阻击线，这仅仅是封住了蒋介石“铁三角”口袋阵的一条边。

中革军委把封住另两条边这个关乎中央红军命运的天大重任，都交给了彭德怀的红三军团。

同样是还远在百余公里之外的湖南境内潇水畔，林彪、聂荣臻紧盯住的是全州城；彭德怀和杨尚昆紧盯住的是灌阳的新圩，界首南面的光华铺。

他们一致认为，这两个地域，是设置阻击线，封住另两条边的最佳位置。

好多年过去后，李天佑仍清楚记得新圩阻击战场的战略重要性：

这是敌人进逼江岸的必经之路。公路两侧则是一片连绵的丘陵地带，紧紧扼住公路的道口……满山的松树和簇簇的灌木丛，约有一人深，刚好成了掩蔽部队的场所。但是这个地形也告诉我们，一定要在这片山岭上守住，否则，过去背后的新圩直到江岸，就是一片大平川，无险可守了。

他们预见，李宗仁、白崇禧同样会紧紧盯住新圩，而且，必定会抢先占据新圩。

他们当然不知道，还在他们进军广西途中，桂军第十五军就在灌阳召开了师以上高级将领紧急作战会议，军长夏威把抢占新圩作为第一要务，并胸有成竹地这样报告白崇禧：占据新圩后，在红军进路的侧面新圩、石塘圩之间展开攻击，红军地处平坦，桂军居高临下，红军前有湘江，后有灌江，完全处于不利地位……

只有果断出击，才能抢占先机。

11 月 27 日 11 时，彭德怀、杨尚昆以“万万火急”电，报告中革军委主席朱德：

（甲）决以第五师主力进占新圩以南，确实占领马渡桥，并巩固该地和迫城侦察。

急电发出前，两支红色利箭就已虎虎生威地射出。

张宗逊、黄克诚率红四师直赴光华铺。

李天佑、钟赤兵率红五师第十四、十五团以及特别配备加强火力的中革军委炮兵营，约 3900 人马，架设浮桥抢渡灌江，急插新圩地域。

李天佑也清楚记得彭德怀下达的那道钢铁般的严令：“不惜一切代价，抢在桂军前面占据新圩，全力支持三天至四天！”

11 月 27 日 17 时，朱德回电：

桂军约四个师拟经灌阳前出到苏江、新圩、石塘圩一线，阻止我军西渡湘江，并相机袭击我的左翼。桂军究已到何处，灌阳已否到桂军，现尚未查明。

五师主力应进到新圩地域，其一个团则进到苏江地域，主力应确实进占马渡桥。

红五师在朱德回电前一小时，已经抢占新圩、龙桥和周围高地。

桂军仅比红军晚到了决定性的半个多小时。

后来忆起，李天佑充满自豪：“敌人的企图是十分明显的，他们正沿着大路急进，要想快些赶到新圩，来控制我们渡河进路的左翼，但是被我们这只铁拳迎头挡住了。”

于是，在这场惨烈大战中，成了红军居高临下，桂军地处平坦。桂北的大山，再一次挺起坚实的胸膛，帮助了红军。

红五师占据新圩，标志着湘江战役脚山铺、新圩、光华铺三大阻击线正式形成；“铁三角”的三条边，已掌握在中央红军手中。这三大阻击线，后来被称为“中央红军的生命线”。

刘来保记得很清楚，1934 年 11 月 28 日上午的太阳刚刚露出水口山山巅，6 架敌机隆隆轰鸣着临空，俯冲，炸弹倾泻而下。山头上、山坡上顿时岩石迸裂，断木横飞，浓烟和尘土漫山遍野弥漫。接着，桂军开炮，新圩阻击战开始。

刘来保所属的红十四团三营作为预备队，隐蔽在枫树脚村后山。刘来保知道，他们将投入的肯定是更残酷更激烈的恶战。他没有惊慌，也没有恐惧，因为他已经参加过恶战，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广昌战役中著名的高虎脑阻击战：

我们红三军团五师十三、十四团为第一梯队，坚守高虎脑主阵地。我听连长说战斗前夕，彭德怀军团长、杨尚昆政委来到十三、十四团前沿阵地视察。彭德怀指示说：“高虎脑地势险要，是构成整个防御地带的重要部分，敌人一定会死力争夺，我们一定要利用这一有利地形，居高临下，打他个下马威！”

8 月 5 日，天蒙蒙亮，敌军出动三四十架飞机，数十门大炮向我们团阵地狂轰滥炸。紧接着大批敌军气势汹汹地蜂拥上来展开了疯狂进攻。我们和数倍于己的敌人展开了激战，第一天我们红五师就伤亡 500 多人，我们班打得就剩下 4 个。我第一次参加战斗，我心慌慌的，枪打不准，手榴弹也投不远，班长就叫我在后面帮战友运送弹药。打到下午，班长牺牲了，我就在班长的位置打，机枪手牺牲了，我就到机枪手的位置打，打完弹匣里的子弹，又换地方打。打红眼了，再也不知道怕了，有时根本不躲避敌人的子弹，站起来打……我命大，一天打下来，班里四死三伤，就我一个人没挂彩。

6 日上午 9 时，在敌飞机、大炮轰炸之后，敌军像蚂蚁般密密麻麻蜂拥着向我们红五师阵地扑来。当敌人扑到离我们前沿阵地 30 米时，我们的机枪、手榴弹一齐开火，阵地前留下一大片敌人尸体和伤兵。这天敌军先后组织了 8次冲锋，都被我们打退下去，我们的阵地岿然不动。

8 月 13 日，敌军发动了最后一次冲锋，在红十五团的反击下死伤惨重，被迫退出战斗。我们取得了高虎脑战斗的胜利。

撤下阵地时，我们连 80 多人只剩下三分之一，我们班就只剩我一个，还是没受伤。

高虎脑战斗，红三军团虽重创敌八十九师，毙伤敌军 4000 余人，但红军也伤亡1600 余人，其中团以下干部 400 多人。

面对此战况，彭德怀向李德进言不宜死守，李德反而指责彭德怀没有组织反攻，忍无可忍的彭德怀当即向李德发火：“我们每人只有几发子弹，怎么反攻？你这是崽卖爷田不心疼！”这句话，后来成为彭德怀坚持原则、反对“左”倾的经典名言。

隐蔽在枫树脚村后山观战的刘来保和战友惊奇地看到，桂军的炮弹先集中落向月亮包、水口山，接着落向钟山、判官山，如此密集的弹群，他和战友没见过，以至于记忆非常深刻：

第一天打仗，我在后面，未参加战斗。在后面山上看到，我们的阵地，到处都被敌人打得稀巴烂。第一道工事，连影子也没有了；山上的松树也只剩下了枝干。战士们牺牲很大，几个村子都住满了伤员……

炮轰倏然而起又倏然而停。

炮轰中，冲锋的桂军已运动到红五师阵地前沿。

白崇禧专门从“围剿”中央苏区战场调回的桂军王赞斌第四十四师，几乎倾其兵力发起全面攻击。

岩石后，崖缝中，树丛里，山脚到山腰，都铺满了运动的钢盔和黝黑的枪管。冲在前头全是清一色的营、连、排军官，端的是清一色的德国造冲锋枪。冲锋枪崭新的烤蓝在朝阳下闪着冷冷的光泽，枪口猛烈喷射着灼热的火舌。敌整连整营的士兵紧随其后呐喊号叫，低姿前冲，装备同样崭新。

对于眼前的桂军，李天佑是既熟悉又不熟悉。红七军与桂军是老对手，桂军的战术特点依旧，武器装备却是全新的。

此时的桂军，刚刚换上新式装备。1935 年的桂军《七军年刊》记载：“本师武器弹药及各项附属用具，自上年换发以来，现均一色新式步枪，机件精良，射击准确，至轻重机枪及各附属用具，亦配备完全。”新式装备是桂系向蒋介石索要的，作为条件，换取桂军全力堵截红军。

而此时红军的武器装备如何，历来众说纷纭。索尔兹伯里的考证应该是历史真实：

开始长征时他们的装备相当不错了。他们拥有步枪、卡宾枪、手枪、冲锋枪和轻重机枪等共计 32 243 支。其中，651 件是轻重机枪。有 38 门迫击炮，少量火炮（基本上是山炮）。大口径火炮早就扔掉了。他们携带了积存的 180 万零 1640发子弹，2523 发迫击炮弹和 76 526 枚手榴弹。

红三军团是中央红军中装备最精良的部队之一，红五师又是该军团的精锐。红五师在新圩战场与桂军狭路相逢，兵戎相见，双方不仅是宿敌、仇敌，更是强敌，因此分外眼红。

第一个回合，败的是桂军。

李天佑回忆：

……当敌人前进到离我们只有几十米时，突然腾起了一阵烟雾——我们成排的手榴弹在敌群中爆炸了。战士们就像土里钻出来似的，追着溃退下去的敌人屁股射击。“红星”炮兵营的炮弹也在敌群中爆炸开来。敌人的冲击垮下去了。……从敌人溃退的情况来看，我们给敌人的杀伤是不小的。但是，因为我们没有工事，在敌人的炮火和机枪扫射下，我们也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

桂军第四集团军桂林行营发表当日战报称：“赤匪恃险率众顽抗，战事异常剧烈……王赞斌师因奋勇杀敌，连续向匪阵地冲锋，故伤亡下级颇多，损失亦以该师为大。”

下午，正面进攻失利的桂军改变战术，暗中迂回到红五师阵地左侧后，红五师腹背受敌。

入夜，红五师被迫撤退到杨柳井、枫树脚一线。

山的怀抱，铺展着一片没有一棵杂树的松林，月华低挂在树梢，林中，光影斑斑驳驳。

林间空地铺上了一层厚厚的松枝，还有松针，松枝、松针散发着浓郁的馨香，盖住了血腥气。

厚厚的松枝松针，向树林深处铺展，像一张长长的床——灵床。

一排排红五师阵亡指战员的遗体，静静地躺在松枝松针铺就的散发着馨香的灵床上。

没有香烛，没有供品，更没有殓服；遗体，一色穿着破了或没破的草鞋，褪了色的或破了烂了的灰军装。

遗体旁，放着一个统一配发的黄色瓷缸，还有一条也是统一配发的长条米袋。

黄瓷缸空空，米袋空空。烈士的肚里，也是空空。部队已近断粮。所有的粮食都已集中起来统一配给，每次发放，是正常饭量的五六分之一。

指战员们几乎都是饿着肚子血战，饿着肚子受伤或牺牲，官兵都一样。

而这支危境中的军队，这支血战中的军队，这支满怀赴死决心毅然决然的军队，虽然饿着肚子，但仍自觉地遵守着他们认为神圣不可犯的纪律。在苏区，这支军队的纪律严明是有口皆碑的。在这被称为白区的敌占区，他们一如既往，而且军纪更为严明。

1936 年毛泽东在陕北对埃德加·斯诺的谈话中，这样谈到红军的纪律：

……早在井冈山时期，红军就给战士规定了三条简明的纪律：行动听指挥，不拿贫农一点东西，打土豪要归公。1928 年会议以后，曾经做了很大努力争取农民的支持，在上述三条之外，又添加了八项。这八项是：

一、上门板；

二、捆铺草；

三、对老百姓要和气，要随时帮助他们；

四、借东西要还；

五、损坏东西要赔；

六、和农民买卖要公平；

七、买东西要付钱；

八、要讲卫生，盖厕所离住家要远。

在苏区，他们模范执行。在这长征路上，他们也模范执行。上级要求他们模范执行。

就在突破第三道封锁线的战斗紧张危急时，邓小平主编的红军军报《红星》报，还以《本报号召创造争取群众工作的模范连队》为题，专门出号外，发到全军：

为着保持红军的阶级纪律和与群众的亲密关系，取得群众的同情与拥护，实现赤化广大白区的任务，本部提出下列号召：

（1）不乱打土豪，不乱拿群众一点东西；

（2）不私打土豪，打土豪要归公；

（3）损坏了群众东西要赔偿，借群众东西要送还；

（4）不强买东西，买东西要给钱；

（5）完全做到上门板，捆禾草，把地上打扫干净；

（6）实行进出宣传，进入宿营地时要向群众做宣传解释，出发时要向群众告别；

（7）保持厕所清洁，不要随地乱屙屎，宿营时掘厕所。

我们要求各连队用革命竞赛的方式来完成上列各项工作，创造争取群众工作和红军纪律的模范连队，大家起来向破坏红军纪律的坏蛋做斗争。要使红军成为苏维埃革命运动的宣传者与组织者，这首先就要求我们在地方居民中的工作有彻底的转变。

他们自己更是自觉地模范执行。

在这老百姓普遍受国民党宣传蛊惑，对红军无知、怀疑，甚至仇视的湘江之畔，红军首先是以其严明的秋毫无犯的纪律来赢得最初的民心。

当地百姓与中国所有纯朴的百姓一样，都认定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于是，当初他们所信的国民党的宣传很快就在事实面前冰消瓦解，红军的纪律在当地也有口皆碑。

于是，就有许多佳话流传至今，更会一代代传下去。

这既有历史意义，更有现实意义。

李天佑师长从警卫员身上摘下水壶。

半蹲跪，把壶口对准了黄色瓷缸。壶里的水，慢慢流进了缸中。清清的水，流进了一只只缸中。

钟赤兵政委从警卫员手中接过水壶，把清水注进一只只缸。

刘来保和战友们纷纷摘下水壶，默然而肃穆地把清水注进一只只缸。

水注进缸，泪也滴进缸。

清清的水，一缸缸，摆放在烈士脚下。

水面，浮动着皎洁的月光。月光在水面闪动，像生命跳跃，不止不息。

李天佑走向一棵枝叶繁茂的松树，慢慢伸出手，折断一根松枝，又折断一根松枝。折断的松枝被抱在手上，被抱在胸前，直到太多抱不下。

他缓步走过一排排遗体，直走到林子深处，走到最后一位战士的血渍斑斑的遗体旁，停步，把松枝平平展展地铺开，铺成一张灵床。

刘来保和他的战友，跟着他们的团营连排长，抱来一把把松枝，铺成一张张新的灵床，为自己，也是为战友，铺灵床。

天边云层隙缝，已露出了暗淡迷蒙的启明星。

预备队红十四团三营投入战斗，刘来保投入战斗：

第二天天刚亮，敌人就冲上来了，把我们前面的一个排全部搞掉了，我们被迫退到杨柳井山上死守，同时抓紧时机冲下去打了几次反攻。我们的子弹越来越少，连长命令不准乱打，要保证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敌人攻不上来，就用飞机大炮对付我们，我们伤亡很多，我们排只剩下我和三个战友，只有我一个人没负伤。

发起进攻的是桂军覃连芳的第二十四师。第二十四师是第七军的主力师，第七军是桂军中的王牌军。北伐战争中，第七军在汀泗桥、贺胜桥、武昌等决定性战役中，敢死敢拼，勇猛顽强，战功卓著，被誉为“钢军”（粤军第四军被誉为“铁军”）。

国庆 50 周年前夕，笔者在北京采访解放战争衡宝战役亲历者，在衡宝战役中率部打掉桂军第七军军部的李九龙将军，他时任解放军第四十五军一三五师四〇五团连长。对于已是强弩之末的桂军第七军，李将军仍这样评价其战斗力：“真能打，战术灵活，射击准确，行动迅速；真硬，打到最后也不放下武器。我们整整打了八天八夜，才打掉了他的军部，歼灭了他的第七军大部。我们连打得只剩下 11 个人……”

曾任红七军军长，后来的共和国大将张云逸，曾经如此评价桂军第七军：“被反动宣传灌输得麻木，作战勇猛得如野人拼命，阵地上战至最后一人时，仍能坚决拼刺刀顽抗，直到被打死，反抗才停止。”

红军长征过桂北时，应该说正是桂军第七军的鼎盛期。

覃连芳的第二十四师，当年是“围剿”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主力，更凶狠地围追堵截向中央苏区战略转移的红七军；是红七军的宿敌、仇敌，更是强敌、死敌。

桂军的飞机一拨紧接一拨，狂轰滥炸红五师阵地。他们当天就宣布战果：“……实施酷烈之黎明轰炸，耗弹近百，匪徒伤亡甚众。”

桂军的排炮开始更猛烈的轰击。

为保存中央红军唯一的一个炮兵营，以利将来革命事业发展，军委炮兵营奉命黎明前悄悄撤出阵地，向界首渡江点转移。

桂军的炮火完全压制住了红五师。

李天佑回忆：

伤亡增多了，一列列的伤员从我们身旁抬到后面去。十四团报告，团政治委员负了伤。十五团参谋长何德全同志来电话，团长、政治委员负伤，三个营长两个牺牲，全团伤亡约 500 人……我们的部队还在顽强地坚持着。

桂军逼近红十四团水口山阵地。

黄冕昌团长枪上刺刀，跃出战壕。营长、连长、排长和战士紧跟着他们的团长，猛冲向桂军。黄冕昌团长战死。

1995 年版《灌阳县志》记载：“在水口山双方肉搏拼杀，桂军死伤 100 多人，红十四团牺牲 200 余人。”

被炮弹、炸弹翻开了的黄色表土，露出青灰色石灰岩的野地。

怪石林立的山坡……

遍地都是裸露着的一片片、一堆堆敌我双方阵亡者的尸体。

还有更多的尸体，隐没在树林里。

这些尸体，都在双方阵地的射程之内，根本无法去收容。

于是，这些尸体仍保留着战死时的原始形态。

大部分尸体，是被冷兵器所致命。

或胸前插着枪刺。

或被枪刺洞穿胸部、颈部。

或背上、胸前嵌着大刀、马刀，或背上、胸前被大刀、马刀砍开血肉模糊的创口。

嵌在背上、胸上的大刀、马刀，刀柄上的红绸，在冷风中，不是飘，而是摆。

因为红绸已被血浸透，又被凝血板结，已不能轻盈地飘，而是沉重地摆。

桂军覃连芳第二十四师刚退下，王赞斌第四十四师就发起了又一轮进攻。

打矿山、马鞍山、判官山、水口山等阵地在红五师守军几乎全部阵亡后失守。

午后，红五师各部交替掩护，后撤到板桥铺、龙塘、楠木山、虎形山一线最后阵地，构筑层层工事，集中兵力死守。师指挥部由杨柳井转移到竹岭脚。

李天佑回忆：

我们已经整整抗击了两天，中央纵队还在过江。现在两个团的团长、政治委员都已牺牲或负伤了，营、连指挥员也剩得不多了，负伤的战士们还不断地被抬下来……

桂军迫不及待地宣布：“我十五军王师，本日（29 日）午后 1 时夺回新圩。当面之敌确系伪第三军团主力，几经肉搏，彼我死伤甚多。”

其实，此时桂军只是靠近新圩。桂军前进路上前方的三四平方公里的山头，还控制在红五师手里，桂军还可望而不可即。

我们排剩下的四个人就还有我一个人活着，也没负伤，我被调到一个临时组成的排，我们营剩下的人也只能组成三个排了。

我们排抢上另一座山包，排长说，在没接到撤退命令前，死守不动。

失守后的红五师阵地满山遍野躺满了人，也站满了人。

站着、动着的是穿草黄色军服的桂军，而躺着的是穿灰军装的红军。

在这万人反复冲杀血战过的山头、阵地上，桂军在搜寻再也站不起但还活着的红军伤员。

桂军是占领者，他们已把自己的死者、伤者收容，送到山下公路，装车送往后方。收容时他们最大的麻烦是不得不用很大的力气，才把红军、桂军紧紧撕咬着抱在一起的尸体分开；有时不得不撬开红军的嘴，拿出被死死咬住的桂军士兵的肉。

然后，他们就搜寻红军伤员。他们搜寻得很仔细，也很耐心。他们一具具翻动着红军的遗体，看弹创部位，看指甲颜色，看肤色，翻眼皮看瞳仁，贴胸听心跳和呼吸。

偶尔，他们发出欢呼或者狂呼：“找到一个……”

接着，他们把枪口对准红军伤员的胸或头，扣动扳机：补枪。

一名当年的桂军士兵对笔者如此说。至于他补没补过枪，他没说。

笔者向刘来保老人求证，老人的头垂下又昂起，眼里有火也有泪，没说话，默默点头。

敌人越过了公路，往我们这个山包上冲。我们这个山包满是松树，敌人看不见我们，我们看敌人却看得清清楚楚。排长不准我们打枪，说我叫打你们就猛打。敌人刚上到半山腰，我们开火猛打，把敌人打下去了。

敌人如潮水般涌来又如潮水般退下去。

枪声、炮声、杀声，都渐渐暂时停息。

红军们头发蓬乱，他们满脸污垢又疲惫憔悴，他们衣衫破烂，他们身上几乎都带着血痕，他们中还有人伤口正流着血。

他们把手中的大刀片、老套筒、汉阳造、中正式、苏式骑枪和德国造冲锋枪握得更紧、更紧。

他们黑瘦的脸绷得紧紧的，眼里仍有迷惘、疑惑，仍有焦虑，仍有悲痛和悲愤，但此时更多的是激烈壮怀……

守住了正面阵地，再也无法分兵去增援守卫侧翼的部队，侧翼在我防守部队全部阵亡的情况下，被一股突然发起强攻的敌人突破。

突破了侧翼的敌人马上展开预定的战术动作，兵分两路，迂回到刘来保他们背后，包围了他们阵地。

一架敌机隆隆钻出阴沉沉的云层，降低高度，没俯冲，而是盘旋。

刘来保发现，敌机的机翼没挂炸弹。

敌机对准山头，低低掠过，拉起，机翼一歪，抛下无数白花花的小纸片。

纸片满天飘飞，落在山头山坡山道，落在树林草丛。

一张纸片飘落在刘来保脚下，纸片上印着数行黑森森的字。刘来保上过红军扫盲学校，成绩优秀，纸片上的字他都认识：

红军弟兄们：

我们奉总司令的命令等你们好久了，请你们快来，

来来来！

来进我们布下的天罗地网吧……

红军弟兄们：

这里离你们的家乡还不远，

家里有老又有小，

放下武器，

我们护送你们回家去……

“刺啦”，纸片被刘来保撕得粉碎，甩手抛在地。

满天的传单还在继续纷纷飘落，落在战士们脚下。刘来保和战友踩踏着满地的纸片，抢修工事，整理武器，准备战斗。

1934 年 11 月 30 日凌晨 1 时，彭德怀、杨尚昆再以“万万火急”电，报告朱德并告林彪、聂荣臻：

（一）马渡桥之敌约一师，拂晓向新圩出击，五师伤亡颇大，两团长、政委伤；师参谋长及一政委亡。六师未按时赶到接替任务。五师 29（日）尚在新圩以北……

红五师的指挥官们早已接到彭、杨首长的命令。命令同样是 1934 年 11 月 30 日凌晨 1 时发出，同样是“万万火急”：

（一）五师十三团向大塘进到庵门前北端陈东，渠口地位，对光华铺及唐家市东岸之敌严密警戒……该师主力于 3 时由新圩以北出发……到庵门前北端之渠口与十三团会合。

军团首长再把重任交到他们手中：迅疾驰援已是万分危急的红四师光华铺阻击线。

红六师十八团未能按时赶到接防，他们无法按时执行命令，继续坚守阵地。

又是一个上午的激战，双方一个山头一个山头反复拼抢争夺，战况惨烈至极。

桂军第十五军夏威军长亲自向白崇禧报告战况，除了过分夸大战果，其余相当真实：

……双方突击，极其猛烈，匪以多数机关枪集中射击，匪军冲锋数次，至上午 10 时左右，我以飞机 6 架连续轰炸，擒斩赤匪 2000 余，获枪千余杆，始挫其锋，覃师死伤官兵百余名，为此次与匪作战之最惨烈者。

桂军的又一次攻击被挫败，溃退下去。

漫山遍岭，枯茅、断树、残桩上的余火仍在燃烧，风起时明，风停时暗。

一具具完整或不完整的尸体横躺直卧在炸坍的工事旁，炸翻的新土上；横躺直卧在弯曲的刺刀、退出的弹壳、炸坏的枪支和一把把砍缺了口的大刀上；横躺直卧在焦黑的灰烬中和暗红的火焰上。

炸断和未炸断的树干上，树枝上，树叶上，溅着黏黏的血，还挂着、吊着浸透血的军装残片。桂军的军装是草黄色。红军的军装是灰色。但浸透了血，全变成了一个色：凝血色。

血战后幸存的红军指战员，此时，就坐在他们坚守血战的阵地上，就坐在被他们自己的血、战友的血和敌人的血浸透的阵地上，就坐在妄图攻占他们的阵地而被他们消灭的敌人尸体中间。他们已是疲倦至极，枪炮一停，绷紧的神经稍一松弛，倒地就会昏睡不醒。他们只能坐，决不能睡，他们还要战。

我们有些同志牺牲了，我就去把他们的枪收集起来，身背一把大刀、一支马枪，拿着一支手枪，刚想去拿一挺轻机枪，敌人又攻上来了。

正面打得太激烈了，我们已顾不上隐蔽在侧面山头的敌人打来的机枪火力，我什么时候受伤的我也不知道。

班长看到我背上流血，衣服染透了，大声喊：“你受伤了，快下去。”

我说我不下去，我还能打。我又投出一颗手榴弹，用力过猛，伤口大概撕裂开了，血涌了出来。

子弹打得又近又密，班长很着急，他扑到我身上，抱着我一滚，滚到石坡底下。他撕烂他的衣裳，扯下一块布，把我的伤口扎紧，叫卫生员马上把我送到下立湾村的临时战地救护所。班长把我的马枪拿走，给我带上一支连长牺牲时留下的手枪，却没有解下我背着的大刀。

刘来保伏在担架上，被抬着走下山坡。他挣扎着仰起头，一遍遍望向还在激战的战场，就是想再看看战友，再看看班长。

过一片树林，过一片田垌，绕过一个水塘，走到村边的一座祠堂。下立湾村的师临时战地救护所就设在这座祠堂里。祠堂里祠堂外躺满了红军伤病员，不时响起一阵阵痛得实在无法忍受而发出的呻吟哭号。卫生员放下担架走进祠堂看了看，回来说，这里已经没有我躺的地方了，就把我抬进了村后半山腰的一座破土地庙。

刘来保躺在庙门口，庙已没有门板，门外长着一排稀疏低矮的灌木。孤身独卧空寂破庙，风雨声中，刘来保情不自禁望向山下，望向枪炮稍息的战场，望向下立湾村的临时战地救护所，望向那座静卧在湘桂公路一侧山的怀抱里的下立湾小山村。

小山村至多四十户人家，没有炊烟，没有暮归的农人和牲畜，也没有主妇的呼唤、孩儿的回应。

是不是村民都已躲到别处，躲避燃烧的战火……

久久凝望着风雨中的村舍、村路、村树……刘来保眼中竟渐渐浮起了一层泪雾。

泪眼中，下立湾小山村渐渐隐去，由朦胧而清晰的是另一座小山村，这座山村不时出现在他的思念中，那是他的家乡，千里外的江西宁都县洛口镇刘均前村。

打破他浓稠乡思的是再次响起的越来越近的枪炮声。

下午3时许，担任中央红军后卫正在水车一线坚守苦战的红十八团，几乎没做任何休整，接到命令就急急上路，一昼夜间走了 70 多公里，一路突破桂军和民团的层层阻击，终于赶到新圩接防红五师。

李天佑、钟赤兵默默地举起了望远镜，由近而远，巡视着他们马上就要离开的，血战后还淌着血的新圩战场。

战壕里、岩石后、树丛中，幸存的战士们与他们的首长一起望向牺牲的战友，告别。

在杨柳井附近的红五师阵地，数以百计的红军战士牺牲在阵地上，无法掩埋。杨柳井居民何小妹回忆说：“战壕沟成了杀人沟，死了的几百红军战士，没有办法掩埋，就直接把土拉下来，把尸体掩埋掉。”

他们望向山后下立湾村方向，100 多名身负重伤的战友，还躺在村中祠堂临时战地救护所，已无法随部队行动，注目道别，也许就是永别。

1934 年 11 月 30 日下午 4 时许，红五师撤出新圩阻击线。

这个红三军团的主力师、师直部队和第十四、十五团撤下新圩阻击战场时，师参谋长，十四团团长、副团长及团参谋长、政治部主任牺牲，十五团团长、团政委和十四团政委负重伤，营以下干部大部分牺牲。由 3900 余人锐减至连伤兵在内的千余人。

《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团史》中说：“红十四、十五团浴血奋战三昼夜，伤亡2000 多人。”

渡过湘江后，1934 年 12 月 2 日，中革军委电台在敌情通报中特地指出：“我三军团第五师此次战役损失甚大……十三、十四两团，现仅有 600 余人，十五团尚有四五百人……”

不久，红五师被缩编为一个团。

广西解放 50 周年，百色起义 70 周年前夕，笔者在北京采访了李天佑的老战友，当年的红七军连长兼指导员、后来的共和国中将莫文骅将军。

莫文骅将军说：“红七军 7500 多广西子弟兵，从广西出发到达中央苏区只剩1300 人，长征到达陕北还有 100 多人。这 1300 人，大部分牺牲在广西新圩……”

说到这里，笔者清清楚楚看到，这位 89 岁老人已近枯涩的老眼深处，慢慢溢出了清亮的泪。

第二天破晓，撤出新圩阻击战场的红五师，突然出现在七八十里外的光华铺阻击线，迎头痛击正冲向界首中央纵队渡江点的桂军，掩护中央纵队顺利渡过湘江。

我们的队伍撤离阵地下来了，国民党队伍从上立湾山头用机枪追着打，我们的队伍边打边退。看着战友们越走越远，最后走完看不见了，负伤跟着走的战友不断地倒下，山上、田里、路边到处都是，我的伤口痛，心更痛，失去了知觉……

刘来保终于醒过来了。

雨后残阳，已落到山后，残红渗透了天际、地面，红得太艳太鲜，像鲜血，像刚从被利刃割裂的肉体中流出的还冒着热气的鲜血。

残阳斜斜射进破土地庙内，胡乱涂抹着猩红惨淡的光影，挟卷着硝烟、血腥、尸臭，还有凶恶狠毒的叫嚣怒骂。

他循声望向山下。

村边祠堂的红军战地救护所已被一群群一伙伙的桂系民团包围。一个个已失去抵抗力甚至失去行动能力的红军伤病员，被民团抬出、抛出祠堂，五花大绑押出村，又打又骂，押向村对面的山谷。

他知道战友此去凶多吉少，他在心里默默地数着，目送着战友，他终生难忘，他只数到第 106 个，是个女战友，被剥光了衣裤……

他还死死地记住了两个最凶最狠的民团首领的相貌，好有朝一日为战友报仇雪恨。后来，他打听到了这两人的名字，同样死死记住。近 60 年后，笔者问起这两个人名，刘来保老人把它们写在了笔者的采访本上，一笔一画，力透纸背：蒋成勋、蒋连勋。

他数到第 106 个，再也数不下去，抓起身边的大刀，想冲出去跟民团拼命，但跌倒在庙门石坎上晕厥过去了。

这时，他根本没去想，如果不是卫生员把他抬进破土地庙，他肯定是其中的一个。

刘来保对日期似乎特别敏感，近 60 年后他还清晰记得，他走过于都河上浮桥开始长征是 1934 年 10 月 16 日，他跨过雷口关是 1934 年 11 月 27 日，新圩阻击战打响是 1934 年 11 月 28 日，他躺在破庙里目送战地救护所的战友是 1934 年 11 月 30 日，1934 年 12 月 1 日是他的救命日，也是他的第二次生命诞生之日。

我当时在庙里伤口发痛，伤口一直在流血，好像身上的血已差不多流干净，我想我活不到明天了。口干得要命，什么也不管了，就是想喝水，想拼着最后一点力气，爬到村边最近的一户人家要点水喝。这时，这家的后门开了，一个老人家顺着山路，向庙里走来。我神志已经不清楚，分不清是男是女就叫：“老伯伯，给我碗水喝……”走近才看清，她是老伯娘，不是老伯伯。

老伯娘看见我一身的血，眼泪就流出来了，连连说：“可怜啊可怜，怎么打成这个样子……”她叫我到她家去，要我快点，别出声，村里山下到处是民团。我痛得不能动，她又背不动我，她说去叫她的男人来。

她走回屋里带来一个 50 多岁的老伯伯。老伯伯看到我，二话不说蹲了下来，叫他的老伴把我扶到他背上，气喘吁吁地把我背到他家里，放到他床上，赶快关上了门。

老伯伯脱下自己的外衣给我换上，把我的衣服藏了起来，然后翻箱倒柜找出药粉，敷在我的伤口上，包扎好，大冷的天，忙得一头一脸的汗。

药一敷上去，一直流着的血很快止住了，伤口也不那么痛了。

我心想，我真命大，我遇上了好人，遇上了救命恩人，我得救了。

老伯娘给我端来一碗稀饭，先在唇边试了试冷热，一口一口地喂我吃，边喂边说，现在还不能吃干饭，伤好点再吃。

这是我几天来吃的第一口热饭，第一次饱饭，我吃了一碗又一碗。吃完，我叫老伯伯帮我把大刀和手枪收好，我睡着了。

醒来，床前烧起了一盆炭火，暖烘烘的，老两口坐在床边，笑眯眯地看着我。

老伯娘摸了摸我的额头，喂我喝了口水，对我说：“年纪轻轻的，打坏了，好可怜好可惜，以后莫去了，再去，恐怕连命也没得了。我们两个老人家无儿无女，如果你不嫌弃我们家穷，就留下给我们做儿子好了……”说着说着，眼泪流了下来。

我就在床边给两老叩了三个头，认了义父义母。

义父名字叫蒋振发，他帮我取名来保，蒋来保。我的名字由“刘炳煌”变成了“蒋来保”，义父去世后，按当地风俗，又改成“刘来保”，一直就叫义父取的名字：来保。

我在义父义母家养伤，一个多月足不出户，全靠两老照料，伤渐渐好了，背上留下了个小碗口大的伤疤。

伤好了，我更想部队了。想去找部队又舍不得义父义母，想来想去拿不定主意，想得晚上睡不着觉。

伤好能出家门的第一天，我首先想的就是探探路，打听一下我们的队伍是从哪里走的。

刚走到公路边，两个气势汹汹的男人拿着锄头从村里追了出来，一个抓住我的胸口，大叫要我的命；一个把我的衣裤全部剥掉。

我光着身子，冷得直发抖，拼命往村里跑。跑了一下我就没力气了，那两个人追了上来，咬牙切齿地骂：“你们打土豪，打土豪，老子一锄头挖死你……”举着锄头就要朝我头上打来。

这时义父赶到了，他拦在我身前，指着那两个人的鼻子大喊：“你们只要敢动我儿子一根汗毛，我就跟你们拼了！”

那两个人只得骂骂咧咧地走了。

义父告诉我，那两个人是被红军分了财产的地主，一个叫蒋念宣，一个叫蒋伯志。

义父还告诉我，从深铺源方向走出来的一个红军伤病员，十五六岁模样，背了一支枪，还有些银元，走到下立湾的公路边，遇到土豪蒋可然。蒋可然把这个小红军带到他家，住了十来天。有一天，蒋可然说让小红军看看当地是怎样烧石灰的，把小红军骗到了山上石灰窑。来到窑洞口，趁小红军不备，蒋可然猛推小红军跌到窑底，用大石头活活砸死……

我住在义父家再也不敢外出。义父担心他不在家时坏人来伤害我，又把我藏到陶之舅父家，避了好长一段时间，情况好转才让我回来。

我不在家那段时间，有一个比我小的红军伤病员躲到我们家，我义父义母也好喜欢他，把他留了下来，帮他治好伤，认他做了儿子，取名蒋来富。

义父抬轿，义母砍柴，我帮地主蒋情宣打工，弟弟给地主蒋临宣放牛，义父义母关爱我们兄弟，我们兄弟孝顺义父义母，我们一家四口就这样过着贫苦的生活。

我和弟弟也想过去找红军，但不知道红军到哪里去了，根本就不知道去哪里找，慢慢也就冷了心。

1935 年的 11 月 30 日深夜，也就是刘来保躺在破土地庙里目送下立湾村战地救护所的战友被民团五花大绑押走整整一年后，他和弟弟悄悄走进了下立湾村对面的山谷，来到一口石壁深井前，燃起三炷香，长跪不起，祭奠战友。

这口石壁深井，看似井，其实是个溶洞，直通地下暗河，深不见底。由于井像个上小下大的酒坛，当地人把酒坛称为酒海，就叫它酒海井。

一年前的今天，下立湾村祠堂战地救护所的红军伤病员，被民团押进这座山谷。民团把五花大绑的红军伤病员丢进了酒海井这个深不可测的地下河，接着用机枪扫射，用步枪点射，然后封锁了所有通往这座山谷的大小路，不准村民营救。

100 多位红军伤病员全部被害。

四五天后还能听到酒海井里传出的哀号呼救，六七天后酒海井的水和附近地下河流出的地表水还是血色，三四十年后抗旱抽取酒海井水，还能见到烈士的白骨和捆绑烈士的绳索。

此后，每年清明和农历七月十五，都有当地村民到酒海井焚香烧纸，跪拜英灵，直至今日。

2016 年 4 月 8 日，按当地前三后四风俗，还是清明时节，笔者第三次来到酒海井。三鞠躬后，俯身井口，呼唤英灵，魂兮归来。

酒海井深处回声深沉雄浑，似烈士英灵呼号呐喊，既悲且壮，久久不息。

风中松林，风中灌木，风中茅草，撼摇舞动，势若腾龙走蛇，形若排浪叠涌。咆哮澎湃之声，从水口山滚向月亮包、判官山、虎形山、楠木山；滚向排埠江、杨柳井、下立湾……与烈士英灵既悲且壮的呼号呐喊，交汇融合，仿佛在奏鸣历史与未来的交响曲。

用心静静聆听，像听主旋律。

临别，面对烈士纪念碑塔，面对酒海井，面对群山，笔者高声诵读酒海井红军烈士纪念碑碑文：

由于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为保存革命力量，红军被迫退出赣、闽苏区，进行战略转移。1934 年 10 月，中央红军 8 万多人，从江西瑞金、于都和福建长汀、宁化等地出发，开始了举世闻名的长征。在突破国民党反动派设置的三道封锁线后，经湖南道县永安关、雷口关进入灌阳，拟在全州、兴安间渡过湘江，继续西进。国民党反动派利用湘江天然屏障，集中 30 万兵力，妄图聚歼红军于湘江东岸的灌阳、全州、兴安等地区。1934 年 11 月 27 日到 30 日，为掩护中央红军抢渡湘江，中央军委炮兵营，红五师第十四、十五团及红六师第十八团，先后受命在新圩至排埠江一带，阻击国民党军两个师及一个独立团的疯狂进攻，浴血奋战四天三夜，完成了阻击任务。因形势紧迫，红军撤退时来不及将伤病员安全转移，国民党反动派伙同当地土豪劣绅，将红军设在新圩下立湾村祠堂的临时救护所里的 100 多位伤病员捆绑后，残忍地丢进酒海井这个深不可测的地下河里，最后全部壮烈牺牲。为缅怀先烈，告慰英灵，教育后人，特立此碑。安息吧，英勇的烈士们！

中共灌阳县委员会、灌阳县人民政府立
公元二〇〇三年十一月

这座山谷正在大规模兴建“灌阳红军烈士纪念园”。

1935 年 11 月 30 日后的几乎每年的 11 月 30 日，刘来保都要来到酒海井前，燃起三炷香，长跪不起，祭奠战友，直到年老力衰，行走不便。

1937 年，我被国民党征兵到了兴安，去了不到一年，就逃跑回新圩了。回家一个多月，伪村长又拉我去当兵，补充到了平乐，我又逃了回来。1939 年，国民党又要征我兄弟俩当兵，我弟弟去了，这一去，就再也没有音讯，再也没有回来。

我们父子打短工，义母在家做些针线，一家三口相依为命，艰难度日。

父母年老做不动了，我就一个人外出打工，赡养父母，在文市江西人开的一个杂货店干了三年，1949 年我义母去世，我才回来，披麻戴孝，为她老人家送终。

新中国成立后，我帮解放军贴标语，搞宣传，因我是独子，我的义父年老体弱，我再也不能离开他长期外出，不然，我又去当解放军了。

土地改革那年，我结了婚，我有一子一女，义父积劳成疾，患病多年，于 1953年去世。……

灵堂上长明孤灯摇摇晃晃忽暗忽明，刘来保披麻戴孝，长跪义父棺前守灵。

亲朋好友、父老乡亲络绎不绝地前来为这位勤劳善良的老人吊孝，相送最后一程。

歌师唱起孝歌，哀哀婉婉，凄凄切切：

杀起枪来竖起枪，进了楼门进歌堂，

进了歌堂无歌唱，好比鸡崽初离娘。

鸡崽离娘吃白米，鸭崽离娘水上荡，

鹅崽离娘吃青草，孝子离娘断肝肠……

刘来保悲从中来，百感交集，抚棺号啕大哭：给了他第二次生命的义父义母都已离开了人世，他却不知道亲生父母是不是还健在，想为他们养老送终尽孝而不能……

他说，这是他一辈子唯有的两次号啕大哭，这是第一次。

1973 年，他终于回到了阔别近 40 年的江西宁都县洛口镇刘均前村。

父母、哥哥早已离开人世，迎接他的只有堂哥堂弟、侄儿侄女。

他长跪在父母墓前，号啕大哭，久久不起。

20 多天后，他再次离开老家，回到灌阳新圩潮立村，回到他的妻子、儿女身边，再也没有回去。

晚风轻轻，村野静静，暮色浓浓，夕阳正红。正待开犁的田垌里，已是一片蛙鼓虫鸣。

采访结束，刘来保老人执意相送到村口。走了好远好远，回头，还看见老人佝偻着腰身站立在那棵老白果树下，挥手告别……

那次采访，给笔者的最初印象是刘来保老人已是地地道道的桂北灌阳老农，甚至连乡音都已全变。

最终印象是他的人生虽已改变，但红军经历已烙进了他的大脑沟回，深入了他的骨髓，对于他来说，那段历史似乎从来不曾走远。

距离那次春天里的采访，又过了 26 年。

2016 年的春天，笔者再次来到灌阳潮立村。花树藤蔓绽蕾吐芽的润湿清新的杂香野馨依旧拂面而来，田垌里不见大片大片密密簇簇嫩绿欲滴的地地菜、绯红撩人的紫云英，而是秧绿云铺，禾稻正返青拔节。

在刘家，笔者仍旧受到炒花生、红瓜子的当地风俗贵客般的款待，但端出炒花生、红瓜子的已不是热情的刘来保老人，而是同样热情的他的儿子刘建生、儿媳蒋满姣。

刘来保老人已于 1995 年去世。

在那张也许是刘来保老人人生最后的留影上，笔者看到，他和老伴端坐在新盖的楼房前，儿媳孙儿孙女绕膝。唯一的遗憾，是儿子外出打工未归。

在这块战友流血牺牲、他流血重生的土地上，他整整生活了 61 年，然后在这里长眠。

出殡那天，远近乡邻倾村而出前来祭拜，百余名青年轮流抬棺为他们敬重的老人送行。

他长眠在他家对面那座叫广西壳山的山腰，登上山巅放眼望去，近前是新圩阻击战战场，远天云岚迷茫处是他的原籍江西宁都洛口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