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文化是国家和民族的灵魂之源，文化的持续建设与发展关系到文化的繁荣兴盛，关系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开创了新局面，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供给不断增加，人们的文化获得感、幸福感不断增强。在我国文化产品生产和服务中，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是文化建设的两个轮子（马中平，2005）。它们在性质、职能以及运作机制上虽存在较大差异，但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过程中缺一不可。就主体性质而言，文化事业的主体是提供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的公益性文化单位，而文化产业的主体是实行市场化运作和公司化管理的经营性单位；就职能而言，方宝璋（2009）认为文化事业应侧重于服务国家政治、政策方针的制定与实施，其发展要将社会效益放在首位，而文化产业应侧重于满足社会多层次的文化需求；就运作机制而言，卫兴华等（2006）、周正刚（2010）等总结认为文化事业是政府部门的行政化运作，采取行政事业管理模式，而文化产业则是市场化运作，采取法人化的公司管理模式，其发展需要符合现代市场经济规律。

虽然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有各自不同的角色定位和功能，但一般都公认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两者之间存在因果互动关系，即在文化建设发展过程中呈现出相互渗透、相互转化、相辅相成的现象。就相互关系而言，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相辅相成，共同生产精神文化产品满足人们精神文化生活的需要。其中，文化事业是中国文化建设的根本，所打造的是引导整个社会文化进步的先锋性文化（方宝璋，2009），也是文化产业得以繁荣发展的基础（周正刚，2010）。同时，两者之间的相互渗透与转化可以促进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统筹发展（张秉福，2014）。但不管是文化事业还是文化产业，两者的发展都必须坚持正确导向，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坚决防止出现重文化产业轻文化事业，重经济效益轻社会效益的现象（卫兴华等，2006；方宝璋，2009）。就动态关系而言，张利红（2004）将中国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之间阶段性的关系总结为文化产业萌芽发展阶段（改革开放初期—20世纪90年代初）的“母子”渊源关系、文化产业曲折发展阶段（20世纪90年代）的“母子”分离独立关系以及文化产业稳定发展阶段（21世纪以来）的一体“并举”关系。

上述研究成果探讨了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发展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对于我国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深化改革与发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但遗憾的是，关于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间交互关系的研究目前还停留在理论辨析阶段，尚未有学者基于中国事实对它们之间的关系进行经验判断。据对现有经验分析的统计，大多数学者关注的是文化事业或者文化产业各自的发展效率问题。如涂斌（2011）基于DEA－Tobit模型的实证分析表明，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2000—2008年的文化事业财政支出效率存在显著差异，其中财政分权、文化政策、人均GDP、人口密度和居民受教育水平等政策、经济和社会因素是造成这种效率差异的重要原因。王从春等（2017）运用随机前沿分析方法对2005—2012年全国30个省市自治区文化事业投入技术效率进行了实证分析。实证结果表明该时期的区域经济发展程度、科技水平会显著影响文化事业投入技术效率。同时表明，虽然市场环境对文化事业投入效率的影响存在区域差异，但区域文化产业发展战略规划的差异并没有影响到文化事业的投入效率。

对文化产业发展效率的评价类似，大多也采用数据包络分析（王家庭等，2009；蒋萍等，2011）、随机前沿分析（李兴江等，2013）、层次分析法（陈晓雪等，2014）和主成分分析法（鲁小伟等，2014）等。学者们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我国文化产业投入产出效率受地区环境因素影响较大。如王家庭等（2009）运用三阶段DEA模型对2004年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文化产业发展效率进行评估，结果表明环境因素中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文化产业需求情况对地区文化产业发展效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文化产业企业数量、文化事业单位体制不合理以及政府对文化事业的财政支持力度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文化产业发展。其次，学者们发现规模效率低下是导致我国不同时期文化产业投入产出效率不高的主要原因，且文化产业发展效率存在区域差别，其中东部最高、中部次之、西部最低（王家庭等，2009；蒋萍等，2011；李兴江等，2013）。

综上所述，目前鲜有文献对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之间的交互关系进行经验识别，因而难以对两者之间具体的因果互动特征进行准确判断。同时，也没有学者验证政府财政支持与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发展三者之间的交互影响关系，政府财政支持文化事业发展的逻辑起点尚未获得有力的证据支持。基于此，本文试图采用中国2004—2017年31个省市自治区数据，研究中国文化阶段性建设过程中政府财政支持与文化事业、文化产业三者之间的因果互动关系，以此作为三者之间辩证关系研究的一次有益补充。与既有文献相比，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有：①首次使用协整以及向量自回归（PVAR）等方法分析财政支持与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发展效率之间的因果互动效应，从而验证我国新阶段文化建设过程中三者之间的因果逻辑链条和动态特征；②对转企改制改革试点与推广阶段的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动及其来源差异进行比较分析，从而有助于了解文化体制持续改革阶段的重难点问题。这将为制定正确的文化建设战略，促进社会主义文化事业、文化产业繁荣发展提供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