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同义词和反义词
汉语同义词。意义相同或相近的词叫同义词。同义词的辨析,因其本质是意义辨析,故可以分析得很细。从理性义入手,有意义轻重之别,如盼望/渴望;有范围大小之别,如地区/地域;又内涵上的区别,如严密/精密。从色彩义入手,有感情色彩之别,如阴魂/英灵;有语体色彩之别,如羁押/拘留。从用法入手,有搭配对象不同,如爱戴/爱护;有词性和句法功能的不同,如刚才(名词)/刚刚(副词)。以上可知,辨析、区分的对象是同义词的词义,标准、维度是概念的预设。这也说明,语言研究是离不开逻辑工具的。一般来说,语言研究有两大途径:一是资料的收集和考订,二是概念维度、逻辑分析结构的预设。此谓语言研究中求真之途径、价值取向上的学术文化也。诚然,上述关于同义词“从理性义入手”等意义辨析法,与形式逻辑还是有区别的,今日学界一般称之为语言逻辑,或语义逻辑。
同义词聚集本身能呈现某种文化面貌。例如,《礼记·曲礼上》:“天子死曰崩,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禄,庶人曰死。”反映了上古奴隶制时代的死亡文化,人作古了也讲等级。《庄子·齐物论》:“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反映了古人对使用、通用、受用等不同效用的思考,而效用与工具又是密切关联的。《方言》卷九:“舟,自关而西谓之船,自关而东,或谓之舟,或谓之航。”此条既直白地告知了古代的方言,又说明方言词“船”“航”是怎样进入共同语,成为“舟”的同义词的。而“舟”本身原来也是方言词,后来变成了通语,这是古代方言文化变迁之一例。又,方言词成为同义词,本身就颇有地理文化意蕴。例如:一个“市”字,南方曰市,北方曰集,蜀中曰疾,粤中曰墟,滇中曰街子,黔中曰场。
但“同义词聚集呈现文化面貌”本身也是复杂的。既有上文“作古也讲等级”的类聚,也有“上下贵贱不嫌同词”类聚,如“贰、叛、拜成、讨”等词可上下通用。近人刘师培《读左札记》说,宋代洪迈说到《左传》遣词造句颇多害天理,例:《隐公三年》的“王贰于虢”、《文公十四年》“王叛王孙苏”,君王之于臣,不当言“贰”,言“叛”;《成公元年》“单襄公如晋拜成”(去晋国拜谢调解周王和戎人的关系获得成功)、《哀公三年》“赵鞅以为讨”。晋卿赵鞅讨伐周,逼迫周诛杀忠臣苌弘。君王的使者不当言“拜成”,诸侯之卿不当言“讨”。连顾炎武《日知录》也责之甚严,以为左氏不知《春秋》之义,背于正名之旨。刘师培批评说:“呜呼!此真不知《春秋》之义矣。夫三代之时,尊卑之分未严,故古代之字,多属上下互用之词。”用字反映时代,三代(夏、商、周)尊卑未严,所以,古书中上下贵贱不嫌同词。
同义结构的叠用成为认知作品风格、文章气势、作者文笔、文化意象的一个窗口。例如,前人曾关注“《史》《汉》有语意相似而叠用者” :
《史记》《高祖本纪》“空言虚语”、《礼书》“内外表里”、《赵世家》“逾年历岁”、《商君传》“延年益寿”、《张仪传》“匿意隐情”、《主父偃传》“露兵暴师”。
《汉书》《冯衍传》“年衰岁暮”、《蒯通传》“俊雄豪杰”、“飘至风起”、《中山靖王胜传》“道辽路远”、《吾丘寿王传》“天下少双,海内寡二”、《李寻传》“遭殃致凶”、《翟方进传》“残贼酷虐,苛刻惨毒”、《王莽传》“等盛齐隆”“穷凶极恶”、《郎觊传》“思过念咎”、《司马相如传》“道尽涂殚”。《后汉书》《马融传》“欢欣喜乐”、《孙程传》“怨恨忿怼”、《莋(zuó)都夷传》“陟危历险”。
以上《史记》《汉书》中的两两同义用法,今天看都可成为四字格,有的早已成为成语,如“延年益寿”“穷凶极恶”。如果作古今纵观,以上可体现同义用法的语言文化传承。
前述同形同音异义词与多义词的区分,在于前者的各种意义间没有任何联系,后者的不同意义(义项)之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可以说前者从严,后者从宽。从严,即使白(色) 1 、白(字) 2 在词典上也未必加以区分,还要看词典本身的规模、性质、体例而定。从宽,把意义相反对的也都看作多义词义项。试以清人所举例作业之:
他日,前之日。《孟子》“吾他日未尝学问”是也。后之日。《论语》“他日又独立”、《孟子》“他日见于王曰”是也。
异时,前之时。《史记·秦始皇本纪》“异时诸侯并争,厚招游学”。后之时。《苏秦列传》赞“异时事有类之者,皆附之苏秦”。
“他日”“异时”都是多义结构,即多义词。非同形同音结构,即不是不同条目的词。“字同而义殊,经史中似此者多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