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明儒高濂的创意之举

如果说前一节的内容，是在概念理解方面，对“创意”与“养生”的关系以及本书列于“休闲、审美与创意”书系的一种注解，从而为我们理解创意养生的身体本位做好了铺垫；那么，本节则于文化现象方面，揭示创意养生在中国养生文化中的存在事实，对“休闲、审美与创意养生”作现实中的例证。

养生是一种休闲活动，而创意是对自由理念与美学意象的双重实现，呈现、外化为艺术与审美对象。所以，创意养生其实就是以艺术或以充满审美意涵的物事来尊养生命，这是“休闲、审美与创意养生”这一命题得以成立的事实基础。这样的创意养生，以不拘于传统佛道养生方式的文人养生为主要表现形式，文人养生本身即充满着人文创意色彩与高雅的审美情趣；而在文人养生的历史长河中，晚明文人高濂所撰的《遵生八笺》堪称为汇集了众多支流的集成之作，因此最具代表性与讨论价值。

《遵生八笺》最初进入笔者的视野，是以《燕闲清赏笺》这样一个分笺形式出现的；作为某艺术丛刊中的一本，《燕闲清赏笺》与《宣和画谱》《长物志》《考槃馀事》等书并列一丛。这样的归类并无不妥，而且这在当下时代可以说是一种“通识”；因为该笺所载是对字画、古董、瓶花等物的赏鉴品评，以当今视点来看，此皆属“艺术”，故而可与相关艺术类专著并置。

不过，《燕闲清赏笺》与上述所举艺术专著不同之处在于：虽然它可以独立成书而行世，但从体系上来看，它实属“养生巨著”《遵生八笺》的一个部分。该书见刊于万历十九年（1591），为明季钱塘（今杭州）人高濂所撰，高濂也是明代著名的戏曲家、藏书家。《遵生八笺》书名用“遵生”，但书中正文基本皆用“尊生”，二者在用法上相通，意义上其实亦无差别；只是若细究之，“遵”字更多了一层尊崇并遵奉、躬行的意味，所以“遵生”必然“尊生”，而“尊生”亦应当“遵生”。本书行文过程中，与原书正文一样，多采“尊生”而用之，其实这也就是通俗所谓的养生。围绕养生，书分八笺十九卷，体系庞大，旁涉晚明文人生活的各个方面，且所记甚详。对于《遵生八笺》的大体总结与评述，《四库全书》之语已经颇为精当，兹引述如下：

其书分为八目。卷一卷二曰《清修妙论笺》，皆养身格言，其宗旨多出于二氏；卷三至卷六曰《四时调摄笺》，皆按时修养之诀；卷七卷八曰《起居安乐笺》，皆宝物器用可资颐养者；卷九卷十曰《延年却病笺》，皆服气导引诸术；卷十一至十三曰《饮馔服食笺》，皆食品名目，附以服饵诸物；卷十四至十六曰《燕闲清赏笺》，皆论赏鉴清玩之事，附以种花卉法；卷十七十八曰《灵秘丹药笺》，皆经验方药；卷十九曰《尘外遐举笺》，则历代隐逸一百人事迹也。书中所载，专以供闲适消遣之用。标目编类亦多涉纤仄，不出明季小品积习，遂为陈继儒、李渔等滥觞。又如张即之宋书家而以为元人，范式官庐江太守而以为隐逸，其讹误亦复不少。特钞撮既富，亦时有助于检核，其详论古器，汇集单方，亦时有可采，以视剿袭清言，强作雅态者，固较胜焉。

提要是对其整体价值最主要的概括，是“专以供闲适消遣之用”，并在四库简明目录中有再次的强调；而隐之未说的，是它以“遵生”为名的题中之义，即颐养生命之旨。所以，这八笺实有共同的风格与取向，即“闲适消遣”；也有着共同的宗旨与目标，即“遵生”贵身。换言之，对《遵生八笺》来说，“休闲”是其呈现出来的整体特色，“身体”是其根本与旨归、是一以贯之的主线；而我们如今称之为“艺术”的“清赏”，甚至“为陈继儒、李渔等滥觞”的明季小品范例，只是其整体情状中的一个面向、基础主线中的一个分支。

再经过相关文献的爬梳与比对，更发现《遵生八笺》这一体例的完备以及内容的丰厚，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实有着独一无二的代表意义。把一般认为属于审美领域的艺术、清赏等物事归于一部以养生为主题的巨著，这本身就是高濂的一个“文化创意”、一个历史创举。对于这一创举，我们可以从文献类型的归属、休闲审美的主题与内容的汇编集成三个方面来具体说明。

一、古所未有之类例

《遵生八笺》问世以后，诸藏书家在把它归于何种目录方面颇有争议，兹整理成表格如下 ：

其中，《云间韩氏藏书目》直接归之于“子部”，极为概括。《徐氏红雨楼书目》与《奕庆藏书楼书目》的“小说类”与“稗乘类”性质实同，正如“稗乘类”之下细分的“说汇”“说丛”“杂笔”“演义”之含义，都是指奇闻逸事、杂记笔谈之作。而《千顷堂书目》“道家类”的划分依据，则是《遵生八笺》的道家养生之内容及其尊生旨趣。

由此可见，依传统类例对《遵生八笺》进行归纳，已经难以统一。对此，《四库全书》采取了新的举措。清代所修的《四库全书》，既是中国传统文献类例观念的集成之作，也颇能体现明清之际的学术研究状况。四库馆臣意识到了明代书目中对《遵生八笺》等书的归目的混淆与不恰当，也认识到此类书实则代表着一种新的著作形式，故而开辟新属以容纳。在其中，《遵生八笺》被归于“子部·杂家类七·杂品”之属；而“杂品”，实是《四库全书》特为《遵生八笺》类著作所开的“古所未有之例”：

古人质朴不涉杂事。其著为书者，至射法、剑道、手搏、蹴鞠止矣。至《隋志》而欹器图犹附小说，象经、棋势犹附兵家，不能自为门目也。宋以后则一切赏心娱目之具，无不勒有成编，图籍于是始众焉。今于其专明一事一物者，皆别为谱录。其杂陈众品者，自《洞天清录》以下，并类聚于此门。盖既为古所未有之书，不得不立古所未有之例矣。

这种开辟新的类属条目以纳其书的做法，真实反映了《遵生八笺》在体例形式方面的独特。而观其所述，“专明一事一物者”，名为谱录；“杂陈众品者”，则类聚于杂品。以此而论，“杂品”好像与“谱录”的性质相同，只是后者的重复相加，但事实并非如此。

在“谱录类”下，有钟鼎卣彝、铜窑漆雕、文房香石等“器物之属”，茶、酒等“饮馔之属”，以及“草木鸟兽虫鱼之属”。很明显，这些都是典型的静观欣赏之物，以当下学术研究而言，即极具代表性的中国文人的审美对象。但这些并不是“杂品之属”中《洞天清录》《遵生八笺》等书所论清赏审美的唯一类型；更重要的是，《遵生八笺》等书还囊括了“艺术类”的内容。

“艺术类”包括“书画之属”“琴谱之属”“篆刻之属”和“杂技之属”，《四库全书》概述了其历史演变趋势：

古言六书，后明八法，于是字学书品为一事。左图右史，画亦古义，丹靑金碧，渐别为赏鉴一途。衣裳制而纂组巧，饮食造而陆海陈，踵事增华，势有驯致，然均与文史相出入，要为艺事之首也。琴本雅音，旧列乐部，后世俗工拨捩，率造新声，非复清庙生民之奏，是特一技耳。摹印本六体之一，自汉白元朱，务矜镌刻，与小学远矣。射义投壶，载于戴记，诸家所术，亦事异礼经，均退列艺术，于义差允。至于谱博奕，论歌舞，名品粉繁，事皆琐屑，亦并为一类，统曰杂技焉。

可以看出，这些属类在其历史演变中，从揄扬大义、宣示教化的儒家器用，逐渐成为闲赏悦己、安身乐心的清供物事，愈加显示出个人化、审美化的特点。

而至少在目录学编纂方法上，晚明是这一趋势的重要体现。比如法书与琴，《四库全书》把二者列入子部“艺术”类下，这一划分方法，其实是沿袭明万历年间祁承爜的《澹生堂藏书目录》而来。在其之前，“琴”往往是被列为乐类归入经部；“法书”亦常被列入经部，至万历年间的《红雨楼家藏书目》始将“法书”归子部，与“艺术”并列，在《澹生堂藏书目录》中，二者终归于“艺术家类”。于是，法书与琴最终由“经”入“子”，尤其是迁归至“艺术类”之中，成为当时文化思想与审美风潮的一种反映。

所以，“谱录类”与“艺术类”多是文人于燕闲之时的赏鉴物类，“杂品之属”则横跨两者。而诞生于晚明、归类于“杂品”的《遵生八笺》，就成为这一审美文化的代表文献，毛文芳也把其视为探究“晚明闲赏美学”的重要著作：“晚明闲赏美学的内容，可以高濂《遵生八笺》之《燕闲清赏笺》的题名与四库提要获得提纲挈领的认识——‘赏鉴清玩’以供‘闲适消遣’。”并以此界定其所论“闲赏”之语义：“‘闲’包括了‘燕闲’‘燕居’‘清闲’‘闲懒’‘闲情’等词义内涵，‘赏’包括了‘赏鉴’（或‘鉴赏’）‘幽赏’‘清赏’等词义内涵。”故“‘闲’是界定‘赏’的先决条件，必须有燕闲之情始能为赏，这代表文人处于闲适和乐的情绪与生活状态；‘赏’是‘闲’所应从事的活动，得闲便要观览游赏，这是文人闲适和乐的生活内容。”

不过，在《遵生八笺》中，“赏”远非“闲”所应从事的唯一活动，“闲”不止可以“赏”，更多是对身心一体之身全方面地尊养：“闲”以顺时调摄，“闲”以安乐起居，“闲”以精研饮食，“闲”以导引运气，“闲”以谈仙问道。这也正是《遵生八笺》不同于《洞天清录》等单纯闲赏之书的地方，它是一位晚明文人整个的生活世界的呈现。所以《遵生八笺》的内涵与意义，已经超出了“闲赏审美”的研究范畴，而进入整个休闲生活的美感体验，即“休闲审美”的身心世界。

二、休闲审美之身心

《四库全书》评《遵生八笺》“专以供闲适消遣之用”，即已阐明此书的休闲功用。尊生养生的文人立场，则更奠定了《遵生八笺》的休闲审美之性质。人之生命，由身心而成，养生者，即是养护身心，它必然要求不为外界所扰、得真自在的休闲环境；文人的视野，则将其生活周遭的文房、花木、旅游，甚至诗词戏曲等极富审美意蕴的事物门类带入养生世界之中；同时，文人的视角，又为这一整个生活世界镀上了生命灵性的审美色彩。这些要素融而为一，构成《遵生八笺》中休闲审美的身心世界。

作为生性散淡的江南文人，可知高濂一方面追求身安，以此身为大，这体现于《遵生八笺》中，即是对休闲之身的向往，集中于“闲”；另一方面，他饱为俗务所困，厌弃功名，这体现于《遵生八笺》中，则是对无功利的审美之心的推崇，集中于“美”。当然，这里的身、心，皆是身心合一之身心；这里的闲与美，也是由闲而生美、因美得真闲。只是为了叙述之便，以其各自侧重而称之。

高濂有着“身学偷闲心学懒”的“闲适”理想。其在《风入松·闲适十首·其十》中云：

青襟耽误十年余，宇宙身迂。翰墨虚为湖海客，前津始悟迷途。寄傲且看山水，消忧漫托琴书。倦将短发为人梳，世故休羁。身学偷闲心学懒，萧然物外闲居。建业何妨饮水，武昌不羡多鱼。

与此相呼应，高濂在《燕闲清赏笺》开篇一段关于“闲”内涵与价值的论述，实可作为其休闲审美思想的集中阐释：

心无驰猎之劳，身无牵臂之役，避俗逃名，顺时安处，世称曰闲。而闲者匪徒尸居肉食，无所事事之谓。俾闲而博奕樗蒲，又岂君子之所贵哉？孰知闲可以养性，可以悦心，可以怡生安寿，斯得其闲矣。

可见，高濂对“闲”的理解，是以身、心为基础的。这一基础，又需置于两种人生状态中，方可称为“闲”。一种状态是从否定意义理解的：“无驰猎之劳”“无牵臂之役”“避俗逃名”；另一状态则是肯定意义的描述：“顺时安处”，即处于顺其自然的无为状态。然而，在表面上闲下来之后，如何真正的“得闲”而不是在表面之闲中虚掷生命，才是高濂更为关心的问题。对此，他又回归身心一体之身，认为“养性”“悦心”“怡生安寿”方为正解。而他的这些极富审美色彩的解答，匪止于《燕闲清赏笺》而已，更是散见于八笺之中。

《清修妙论笺》中，常有融汇二氏的身心修养之法，体现着休闲审美之观点。如“念念不起，自然安闲” ，“形动而心静，神凝而迹移者，无为也；闲居而神扰，拱默而心驰者，有为也。” ，“是故收心简事，日损有为，体静心闲，方可观妙” 。

《四时调摄笺》中，在传统身体层面的养生论之外，高濂别开生面，“随时叙以逸事幽赏之条，和其性灵，悦其心志” 。以顺应四时的休闲审美活动来怡养身心。如春时《苏堤看桃花》：“明月浮花，影笼香雾，色态嫣然，夜容芳润，若美人步月，风致幽闲。” 夏时《山晚听轻雷断雨》：“四山静寂，兀坐人闲，忽送晚钟，一清俗耳。” 秋时《乘舟风雨听芦》：“时乎风雨连朝，能独乘舟卧听，秋声远近，瑟瑟离离，芦苇萧森，苍苍簌簌，或雁落哑哑，或鹭飞濯濯，风逢逢而雨沥沥，耳洒洒而心于于，寄兴幽深，放怀闲逸。” 冬时《山头玩赏茗花》：“更喜香沁枯肠，色怜青眼，素艳寒芳，自与春风姿态迥隔。幽闲佳客，孰过于君？”

《起居安乐笺》中，高濂引古之语：“得一日闲方是福，做千年调笑人痴。” 而如果得一日之闲，又以何为？“心闲手懒，则观法帖，以其可作可止也。手心俱闲，则写字作诗文，以其可以兼济也。心手俱懒，则坐睡，以其不强役于神也。心不甚定，宜看诗及杂短故事，以其易于见意，不滞于久也。心闲无事，宜看长篇文字，或经注，或史传，或古人文集，此甚宜于风雨之际及寒夜也。又曰：手冗心闲则思；心冗手闲则卧；心手俱闲，则著作书字；心手俱冗，则思早毕其事，以宁吾神。”

《延年却病笺》中，通过导引宣气之术，可达至与道冥契 的休闲审美之体验。“夫胎息为大道根源，导引乃宣畅要术。人能养气以保神，气清则神爽；运体以却病，体活则病离。……内究中黄妙旨，外契大道玄言。”

《饮馔服食笺》以休闲之态、审美之趣说日常饮食。如转述宋太宗问苏易“食品何物最珍”，苏易对曰：“物无定味，适口者珍。臣止知臛汁为美。臣忆一夕寒甚，拥炉痛饮，夜半吻燥，中庭月明，残雪中覆一臛盂，连嘴数根，臣此时自谓上界仙厨鸾脯凤胎殆恐不及。”又引唐时刘晏故事，其“五鼓入朝，时寒，中路见卖蒸胡处，热气腾辉，使人买以袍袖包裙褐底啖，谓同列曰：‘美不可言。’”。高子以此补论“物无定味，适口者珍”之意， 也正体现着他自己的美学思想；且除了这一思想本身意旨之外，其所引的故事情状，亦有别具美感的人生体验可供玩味。

《燕闲清赏笺》整笺题眼即在一“闲”字，且清玩赏鉴诸品，多属传统美学之范畴，是高濂个人着墨最多也是最具休闲审美色彩的一笺，下自有述，在此不必赘引。

《灵秘丹药笺》多是仙方丹术，孤立地看与审美几无关联。但如果把它放入整个尊生系统而体系化地理解之，则其仍有研究之必要。虽不同于道徒之流，但修仙问道，也是晚明文人闲暇之时常有的兴趣，而且其直接关涉中国文化中的身、心观念。如“不经水火，不泄元灵，惟仗日精月华煅炼，亦得助气添灵” 之类的观点，亦蕴含着中国身体观、审美观的思想内涵。

《尘外遐举笺》则是对通过本书所达到的理想人生状态的描摹与歌颂，这种状态，正是“志逸”的审美境界与“身闲”的休闲状态之合一。若达此境，“则心无所营，而神清气朗；物无容扰，而志逸身闲。养寿怡生，道岂外是” ？

如上，八笺内容，几乎囊括了晚明文人休闲生活的全部，而在高濂笔下，又皆充满着美感体验。可以说，能以审美之心描摹休闲生活的各个方面，也是因高濂的文人胸次与艺术修养使然。沈璟评其词曰“高深甫词，独出清裁，不附会于庸俗者” ，丁申评其诗集《雅尚斋诗草》“颇得自然之雅趣” ，《四库全书总目》评《雅尚斋诗草二集》云“大旨主于得乎自然，以悦性情，故往往称心而出，无复锻炼之功” 。有如此性情与笔触，其休闲生活，自然也美感充盈。

这一休闲审美的身心世界，包罗众品，并超越了传统美学认识的审美对象范畴，即远不止是以耳听目视的方式对单纯的艺术品作审美静观，而是以全身心融入的方式对现实休闲生活作美感经营，以安顿此世生命。

三、汇总整合之巨著

明人著书，多有抄录，以述为作之风颇盛，且尤以万历间为典型，“万历间人，多好改窜古书，人心之邪，风气之变，自此而始” 。高濂作为一代藏书家，生平所读所记之书，不在少数，这也成为《遵生八笺》的材料来源。《遵生八笺》有相当的内容都来自对之前著作的重新编排、纂辑。《四库全书》评其“钞撮既富”，屠隆谓之“提拈要诀”，李时英称“如睟盘示儿，种种咸在”，高濂亦自言“博采三明妙论”“备集四时怡养”“集奇方于二藏”等 ，皆说明了《遵生八笺》汇集前作的丰富与全面。

《遵生八笺》所参考的书籍，横跨经、史、子、集等各类目，仅赵立勋等人校注此书时所参考的明以前历代经典数量，就达四百多种。 需要注意的是，除了内容的汇集外，《遵生八笺》之各笺体例与形式，多在中国养生文化的历史长河中有其源流；而它们及其他相关内容汇合于《遵生八笺》之中，却具有史无前例的意义。

《清修妙论笺》抄“玄经秘典、圣贤教戒、省心律己格言”共计三百六十条 ，似暗合一年天数，用以每日修身养性之警语。这种编书体例，自南朝陶弘景《养性延命录》以来，即多有仿作。如宋时有愚谷老人所撰《延寿第一绅言》、张君房所编《云笈七签》，元代有李鹏飞《三元延寿参赞书》。

《四时调摄笺》的思想内涵，最早可见于《黄帝内经·素问·四气调神大论》，张家山古简《引书》 中也有阐述。后来历代皆有发展，如宋代周守忠《养生月览》、姚称《摄生月令》、元代丘处机《摄生消息论》、元明之交冷谦《修龄要旨》等。但高濂的《四时调摄笺》可谓集众家之大成，因为前代著作着重的面向各不相同，如“《黄帝内经·素问·四气调神大论》《摄生消息论》着重在四季五脏的摄养，《寿亲养老新书》偏重老人之四季养护与合用药方，《岁时广记》《荆楚岁时记》主写四季的节候变化与节庆民俗活动，《四民月令》《千金月令》则以农业、节令活动为主” 。《四时调摄笺》则是综合了以上各个层面，且别有高濂个人审美游冶之内容。

《起居安乐笺》则应是由参酌孙思邈《千金翼方·退居》、朱权《神隐》等书而来，且其编写体例与《神隐》多有相似。至于《延年却病笺》《饮馔服食笺》与《灵秘丹药笺》，是医者、道人、养生家所常谈，导引息止、饮食服饵、仙药修炼，更是具有久远的历史。

八笺中，《燕闲清赏笺》与《尘外遐举笺》较为独特。《燕闲清赏笺》之体例虽然亦为承袭，如前代即有《洞天清录》之类名士清赏之作，但把其放入“养生”“遵生”的提纲之下，作为养生之法而存在，则为高濂所创。且本笺也是高濂个人着墨最多的一笺，原创性较高，集中体现了本书于文人养生、休闲审美之意涵与价值。

《尘外遐举笺》直接沿袭皇甫谧《高士传》，并以《晋书·隐逸传》《宋书·隐逸传》《后汉书·独行传》等为补充。虽是记载得道高士、坚贞君子，与养生修道有所关涉，但把此直接归入养生系统内，仍是别具新意。以上两笺，是《遵生八笺》中对传统养生范畴的直接突破之处，也只有放在该书的整个思想体系内，才能有更深入之理解。对此，我们将在后文再进行详细探讨。

此外，从整体上看，《遵生八笺》的书名和各笺标题，或许得益于它的先行者：郑达的《遵生录》与宋诩、宋公望父子所撰的《竹屿山房杂部》。据《千顷堂书目》所述，《尊生录》有十卷，著者郑达，字汝达，为宣德乙卯年（即1435年，原书作“已卯”，但宣德年间无已卯，当为误）举人。 另外，《千顷堂书目》中记为《尊生录》，张廷玉《明史》记为《遵生录》， “遵”与“尊”的混用，同于《遵生八笺》。在《四库全书》的编排中，《竹屿山房杂部》与《遵生八笺》相毗邻，且其书中“养生部”“燕闲部”与“尊生部”等名称，与后书有相似之处。但其“养生”“尊生”之题与目录编排之思想体系，与《遵生八笺》实有质的差别。

原因有三：首先，其书“养生部六卷，燕闲部二卷，……皆明华亭宋诩撰”，而“尊生部十卷，诩子公望撰”。然后由“公望之子懋澄合而编之” 。所以，此书中“养生”与“尊生”本就非出自一人的成熟思想。再者，查《竹屿山房杂部》之部类详情，“燕闲部”与《遵生八笺·燕闲清赏笺》性质相若，含“文房事宜”与“居室事宜”两目，不过其内容与规模远逊于后者。而更大的差别在于，《竹屿山房杂部》的“养生部”为“茶制”“面食制”“兽属制”“鳞属制”“菜果制”“杂造制”（膏、粉、糖等），“尊生部”为“汤部”“水部”“酒部”“曲部”“酱部”“醋部”“香头部”“辣部”“粉部”“果部”， 由此可知《竹屿山房杂部》的“尊生”内涵，止为平时具体饮食制作之说明。最后，其把“养生”“尊生”与“燕闲”相并列的编排思路，与《遵生八笺》以“燕闲清赏”为“遵生”命题下的一个子范畴不同，这也已经说明了其对“尊生”概念的理解较为狭隘，并且其并未把“尊生”与“燕闲”真正贯通起来。

因此，《竹屿山房杂部》实为杂记，其体例思想及对“尊生”的理解，与《遵生八笺》不可同日而语。而《遵生录》体量较小且与《竹屿山房杂部》成书相去不远，故其“遵生”内涵应与后者相类。

最后，《遵生八笺》除了集前代之大成，其在养生文化兴盛的晚明时代，与同类著作相比也是一部意义独特的总结型巨著。如龙遵叙的《食色绅言》皆是勉人戒杀、节欲之言，龚廷贤《寿世保元》皆为药方医术，万全《养生四要》为寡欲、慎动、法时、却疾之主张，如此，等等，多是止于《遵生八笺》中的某一侧面。此外，《四时宜忌》实乃后人伪托瞿佑之名的作品，其内容多出自《遵生八笺·四时调摄笺》；且“现存署为瞿佑著的《居家宜忌》乃删削《四时宜忌》而成，内容亦均出于高濂《遵生八笺》”。

养生类之外，《遵生八笺》对清赏类著作亦有滥觞之功：《考槃馀事》在《遵生八笺》之后问世，并引用了后者的内容。其条文与《遵生八笺》完全相同或基本相同者，竟达百分之六十七强，而屠氏新增者不足四分之一。 文震亨的《长物志》在《遵生八笺》刊行三十年后才成书。李渔《闲情偶寄》则更是远晚于《遵生八笺》，且亦受惠于它。如麻国钧认为“《闲情偶寄》一书之有关部分，当受惠于《遵生八笺》” 。蒋星煜也指出，“李笠翁《闲情偶寄》中关于美食、休闲生活的一些经验、知识，都在《遵生八笺》中找到了出处或片段的原文” 。张谦德的《瓶花谱》，明显受到《燕闲清赏笺·下卷·瓶花三说》的影响，二者论述不乏相近之处；流传较广的袁宏道《瓶史》二卷本的上卷实则为《瓶花三说》之内容，所以高濂的《瓶花三说》才应被称为世上最早的插花艺术论著。 张岱有云：“余大父与武林涵所包先生，贞父黄先生为饮食社，讲求正味，著《饕史》四卷，然多取《尊生八笺》。” 也可见该书在晚明的地位与影响。此外，与《遵生八笺》同样被四库馆臣列于“杂家”的郑瑄《昨非庵日纂》，亦有部分篇幅纂录自《遵生八笺》，如“取资《遵生八笺》‘恬养一日之法’，将‘高子曰’三字删去，其余全录” 。并且，“《昨非庵日纂》的编纂模式是‘随展随阅，随阅随抄’，就形式上来看，前后并无逻辑关系。这与高濂试图建立养生体系，仔细所述自身观点，并标上姓名，是相当不同的” 。故而，从体例上来看，《昨非庵日纂》亦不如《遵生八笺》一般自成一套庞大严整的尊生体系。

综上所述，正如研究者所指出，《遵生八笺》一书，“从八个方面系统全面地总结了我国古代养生学”，可被认为是“我国古代第一部，也是唯一一部集明以前养生学大成的代表著作”。 其“参酌了众家常说，间杂己见而完成，其细节披纷，体系庞大，实为当代仅见之编书手法”，并且“有系统地将生活各层面纳入其‘遵生’架构之下，以之作为理想生活的核心观念”。 而高濂之所以在此书中以养生议题为核心，来统摄这一前所未有的庞大文化体系，也与他的个人经历不无关系。

高濂在中国文学史上以戏曲家闻名，他出生于钱塘富商之家，且是家中独子，极得父宠：“及深甫生，盖夙昔才之矣。既就舍旁筑藏书室，贮古图书，其上为楼居，贮古尊彝钟鼎。……以此居子，使之与古为徒。” 深甫即高濂字。他幼时身体不好，曾自述：“余幼病羸，复苦瞆眼，癖喜谈医。自家居客游，路逢方士，靡不稽首倾囊，以索奇方秘药，计今篇篇焉盈卷帙矣。” 所以，高濂的才气禀赋与文人性情，为他著书立作提供了才情基础；富裕的家境与父亲欲使之“与古为徒”的栽培，为他广泛接触与深切研究艺术物事提供了物质基础；幼时孱弱于是癖喜谈医，则为他瞩目于养生课题提供了人生动力。这诸多方面的合力，才促使他完成《遵生八笺》这一冶艺术与养生为一炉、可堪为创意养生之典范的文化巨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