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迅速，休闲已经融入普通居民的社会生活之中，成为居民生活条件改善、生活水平提高的重要标志，同时也是国家生产力发展水平、精神文明发展水平大幅度提升的重要标志。休闲在中国古代文化领域内是有闲阶层、文化阶层和权力阶层的“专利”，许慎《说文》曰，“休者，息止也。从人依木”“闲者，木中之门也”，可见“休闲”二字，在封建社会与终日忙碌的劳动人民是没关系的。同时，休闲在中国古代汉语语境中更有消闲、娴静的意思，寓意着生命的轻松、快乐的人生状态，具有了这种状态的人生会进入到自由、超越的人生境界。尽管“休闲”是人类长久的生活状态和本真追求，但“休闲”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在中国出现并不久远：于光远先生于20世纪80年代，开始思考中国市场经济之后社会发展的新现象问题，他指出“休闲”将是社会生活领域出现的一个重要学科，必须要加以重视。于光远先生在自己晚年，以“休闲”研究为主题，展开多层次的论述，指出休闲是新时代的文化现象，深入地探讨了休闲和人本精神、与闲暇、与劳作、与创造、与消费的关系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讲，于光远先生是中国休闲研究的奠基者，他对休闲与社会文明、休闲与人的全面发展、休闲行为的特征与层次、休闲产业的任务和目的等问题，都做出了开创性的深刻阐释，并把这些发生于“生活场景”的现实问题，提升到哲学的高度进行思考和批判，开拓了休闲学科作为新学科的构建缘起，为中国休闲研究学科的建设奠定了理论基础。于光远先生认为，休闲是现代人自由全面发展的本质体现，可以从观光、游戏与审美等多维视角来看待休闲。“闲暇时间的长短与人类文明的发展是同步的。从现在看将来，如果闲的时间能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进一步增加，闲的地位还可以进一步提高。” 从这个角度出发，休闲现象及以此建立的休闲学、休闲经济学、休闲美学等学科，均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产物，也是社会意识形态对社会现实的反映。

哲学是对现实生活的批判与反思，是建立在以现实生活为素材的理解体系的基础上，故今天的社会群体性休闲生活状态，是中国古代落后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所不能产生的社会现象，也是中国古代思想体系所不能经验的社会现象。传统哲学究竟对今天的现实生活提供多少可供咨询的价值？或者说，传统美学的经典审美范畴对今天的休闲生活能够提供多少可供参考的价值？都成为今天美学学科要思考的问题——既不能简单地把传统美学拒之于今天现实休闲生活场景的门外，也不能简单地把传统美学的范畴“套用”在对今天休闲生活的反思上。休闲现象是一个崭新的、群体性的社会现象，它扩大了休闲生活的享有群体，强调了休闲之于人生的价值和意义，这些都是人类历史所不曾出现的新场景。

休闲生活实践一方面为美学的发展提供了机遇，提供了新的学科素材；另一方面也冲击了传统美学的学科范畴，意味着传统美学面临着新的“合法性危机”。潘立勇先生因此提出：研究这个世纪性课题，需要突破一些难题，主要体现在：（1）休闲文化领域应用层面、现象层面的资源和印象较为丰富和深刻，容易形成习惯定式，超越这种定式对其做深入的基础理论研究有一定难度，我们的研究要突破这种定式，提升休闲文化的理论内涵和境界；（2）由于休闲、审美与和谐社会的关系，涉及多种边缘学科交叉，区分与梳理休闲美学边缘学科的联系与区别也是难点所在，这项研究要从多学科、交叉学科、边缘学科深入系统展开，使之获得哲学、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人类学等学科的理论支撑；（3）这个课题现实品格较强，需要大量现实社会生活的资源做理论支撑，调研的工作量会比较大，因此，需要深入开展社会实证调研，选择富有代表性的社区、城市和地区，为理论研究提供扎实的现实数据，突破仅限于思辨研究的局限。

潘立勇先生的观点，代表了学界相当一部分学者的意见：一是要明确将“休闲现象”纳入美学研究视野的立场和方向，但同时要注意“休闲”不能简单地视之为一种社会现象，而应该关注休闲的内涵发掘和哲学价值；二是，以“休闲”为中心业已形成了多个边缘交叉学科，诸如休闲经济学、休闲社会学、休闲心理学、休闲管理学等，“休闲审美”或“休闲美学”如何既以这些学科为支持为支撑、又要实现与这些学科的根本差异，都是明确“休闲审美”学科的先决条件。三是，不能仅将“休闲美学”定义为“经典美学”，或者将不能再用传统美学的研究方法来界定“休闲美学”，既要实现休闲生活的审美、又要警惕“审美泛化”的倾向。同时也要创新“休闲美学”的研究方法，诸如案例研究、量化研究等，都可以为学科的发展而服务。

当代不少学者将如此社会现象与美学相关理论结合，作为美学对生活、生命现象研究的切口，探索社会群体型休闲生活现象的背后动因、深层精神原因及当代人的生活、生命旨趣。以中西方美学的学科基础为依托，对当前休闲文化进行关照并发掘其学术研究的价值。同时，“休闲”已经内嵌到第三产业中，成为刺激第三产业发展的内在增长点，不少城市的发展也明确以“休闲”作为城市经济发展的新动力，如成都、杭州等城市都开始重视打造“休闲都市”的名片。“休闲”已经成为中国人社会生活的重要领域，休闲旅游产业的发展会成为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重头戏”。休闲产业的发展，成为绿色中国、生态中国、美丽中国建设的时代语境下，解决社会经济发展突出问题的重要手段。此外，参与休闲实践对于城乡居民而言，既能充分享受改革开放的社会经济发展成果，也是减缓压力、陶冶情操的重要方式，是在提升生活质量、生命质量的同时，探索市场经济场景下自我发现的新途径。

当前，国内不少院校、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和旅游企业社会组织等，都以休闲学、休闲美学或休闲旅游经济的应用为研究主题：一方面体现出当前中国美学学科自身的突破，从传统的“学院派”思维，开始将社会时兴的、亟待理性分析的经济现象，纳入本学科的研究领域。如不少大学纷纷成立的“旅游学院”“休闲文化研究中心”等，以休闲理念展示为具体的旅游产业基础，从休闲对国民经济发展的作用力出发，把休闲产业的发展纳入市场经济转型这一历史语境中，探索休闲产业对社会产业发展所具有的结构性作用，以及对社会主义国家软实力建设的重要意义。

另一方面则体现出中国当代美学学科与中国美学史学科的“学科分野”。作为中国哲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古代美学史涉及诸如审美、人本、生命价值、生命意义等宏观主题，已经无法应付当前日新月异的社会现象，这就意味着当代休闲美学的应用价值重于中国古代美学史的思想价值。由此，休闲文化现象纳入到美学的研究视野，事实地引发了中国当代美学学科“裂变”，传统美学的话语体系或已无可适用于当前的休闲文化现象研究，美学学科内部的新体现建设呼之欲出。特别是互联网时代，审美方式、审美受众、审美体验、审美权力等都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互联网的发展标志着人类总体生活质量的改善——它向数亿人提供娱乐服务、交流的平台，并大量丰富了人们的社会文化生活。尽管互联网提供的服务可能存在一定的风险，但它为人类提供的跨阶层式的体验是毋庸置疑的。无论贫穷或是富有，人们都一样在互联网上消磨时间：在聊天软件上与亲友联络，在社交软件上点赞，在视频软件上看新鲜事。互联网让世界的休闲、消遣模式变得多元且平等” 。这些新的审美形式构成了新的审美素材，意味着传统美学正在经受新的挑战。美学学科内不少学者早已敏锐地指出21世纪中国美学的“新动向”“新方向”，即开始和现实生活贴近、走进生活、融入生活、适应生活并审美生活。21世纪的中国美学将会走出书斋，进入广大民众的生活实际，并与之融为一体，也就是说美学将走向生活“过程”本身，生活的审美化和美学的生活化将成为不争的事实。与此相适应，美学的学科建设将向生活敞开胸怀，美学将成为生活的升华、生活的写照。 传统美学既有“保守”的一面，同时也有生活化的立场，中国美学一直秉持着“道不远人”“知行合一”的价值取向，这代表从中国哲学的土壤中，完全可以开出“现代美学”的花朵。

以浙江大学人文学院为例，在20世纪末，借助江浙沪地区经济迅速发展而最先进入普通居民的休闲生活现象为研究素材，建立起诸如浙江大学亚太休闲教育研究中心、浙江大学休闲美学研究中心等机构，以潘立勇教授为代表的学术群体即开始致力于研究“休闲美学”社会现象，并涌现出体系化、理论化的学术成果。潘立勇基于中国休闲文化和当前美学研究的现状和问题，通过其相关学术研究成果的呈现，进行了长达近二十年的休闲美学研究，从传统美学学科中对人的审美本质定义，过渡到结合当前社会发展的实际成果，如何既把握人的审美旨趣又和谐人的精神困境，在传统美学文化肥沃的土壤上“开出”中国特色和中国话语的当代休闲美学学科。于光远先生认为，可以从马克思主义有关人的全面发展角度出发，探索一条适合中国休闲理论研究的道路，“尽管我国是一个休闲文化历史非常悠久的国家，但是将休闲作为一门学问，特别是作为社会进步的大事来研究还很欠缺。马克思在休闲与人的全面发展和促进社会进步方面有相当深刻的论述，已经为我们指明了一条光明的大道” 。

从于光远先生开始，休闲美学问题正式提出。该学科的构建是对当代休闲美学的研究与批判，不仅具有传统美学学科相关主题的研究意义，更具有中国本土、中国特色、中国话语学科如何开展的探索性价值。从这个角度出发，如果说于光远先生是“休闲”范畴的提出者和休闲美学的缘起者，那么潘立勇等人则更类同于是一个“中国当代休闲美学”学科思考者的身份：假如以时间发展为线索，考察潘立勇的相关学术成果，则刚好反映了“中国当代休闲美学”的发展历程。“中国当代休闲美学”问题的提出，从侧面反映了新世纪、新时代美学发展的新场景：“21世纪的中国美学将会有更加宽松的学术环境，门派之争虽不会消失但必将被淡化，代之而起的主要倾向则是各种流派的融汇以及各种美学体系的并存共处，包括目前备受关注的实践美学和后实践美学之争，也将以其尽可能存在的合理性而共存互补” 。无论是学术环境，或是学科发展的历史背景，都可以看出当前是休闲美学发展的黄金时期。

进入21世纪，经济发展、政治稳定、社会和谐、生态美丽的新时代，为美学学科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普罗大众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需要生活审美、都需要艺术鉴赏、都需要审美感受；同时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美学学科如何从高高在上的“书斋之学”，步入寻常百姓的日常生活，从严谨规范的学科范式适应现实生活的审美需求，是美学研究的当务之急。休闲主题纳入美学学科的研究视野之内，“美学提升休闲，引导当代健康的休闲文化；休闲文化丰富美学，推动审美切入人本生存，使美学拥有更多的现实话语和功能。两者相得益彰，共同提升国民的生活品质，助益实现美丽和谐的中国梦，这也就是相关学科学者的使命所在。因此，通过休闲、审美与当代生活品质、和谐社会关系的研究，构建当代中国休闲美学，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它有助于促进美学更现实地走向生活，丰富构建和谐社会的精神家园，提升以人为本社会的生存境界。走向休闲、深入休闲、引导休闲文化是当代中国美学不可或缺的现实指向，休闲美学应当为当代中国美学重要、必要的组成部分，深入系统地构建中国休闲美学已是历史和现实的必然要求” 。

伴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进入21世纪后普通群众可供支配的消费资金越加充沛，中国休闲旅游市场也随之迅猛发展，成为当前支撑国民经济的主要经济板块。按照文化和旅游部公布的《2018年文化和旅游发展统计公报》显示：

截至2018年末，全国各类文化和旅游单位31.82万个，从业人员375.07万人。艺术表演团体17123个，比上年末增加1381个；全年演出312.46万场，比上年增长6.4%；国内观众13.76亿人次，增长10.3%。公共图书馆3176个，比上年末增加10个；图书总藏量10.37亿册，增长7.0%；全年全国公共图书馆流通总人次8.20亿，增长10.2%；全年共为读者举办各种活动179043次，增长15.1%；参加人次10648万，增长20.2%。群众文化机构44464个，比上年末减少57个；全年共组织开展各类文化活动216.48万场次，比上年增长10.9%；服务人次70553万，增长10.3%。全年国内旅游人数55.39亿人次，增长10.8%，入境旅游人数14120万人次，增长1.2%，出境旅游人数14972万人次，增长14.7%。文物机构10160个，比上年末增加229个；全年接待观众122387万人次，比上年增长6.6%。2018年全国文化事业费928.33亿元，比上年增加72.53亿元，增长8.5%；全国人均文化事业费66.53元，比上年增加4.96元，增长8.1%。文化事业费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为0.42%，比重与上年持平。

这些都是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引发的积极文化现象，旅游休闲成为居民生活的常态，既推动了经济发展，也实现了良好的社会效应。与之相应的是，中国美学或美学史学科内也在社会现实的基础上成长起休闲美学的研究领域。中国“学院派”休闲美学基地也在各个人文高校建立基地，呼应社会现实，研究热点问题。如以潘立勇教授为代表的浙江大学休闲学研究中心最近几年一直致力于中国当代休闲美学的学科建设，并陆续在学科建设、学科话语、学科规范、学科研究范式等深层次方面呈现出不少成果。“中国当代休闲美学”的主题研究，已经呼之欲出，在社会需求与人文价值的双重导向下，成为当前学界的热点。同时，中国当代美学学科也面临着来自多元思潮冲击、多元文化交流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带来的发展现实问题。总结起来，当代美学及当代休闲美学，必须面对三大问题：

第一，传统审美主体的消解。或者可以说是，传统审美主体人群的消解。中国传统美学史研究的对象是文学史、艺术史及哲学史的美学问题，其审美的主体也只能发生在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群体中，这个审美主体尽管是“以人为本”，是人在美中行走，美在人生命历史中的呈现，但说到底，中国封建社会的艺术审美、生活审美，和劳动人民无关。《诗经·伐檀》 中哀叹：

“坎坎伐檀兮，置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涟猗。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县貆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坎坎伐辐兮，置之河之侧兮。河水清且直猗。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亿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县特兮？彼君子兮，不素食兮！

坎坎伐轮兮，置之河之漘兮。河水清且沦猗。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囷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县鹑兮？彼君子兮，不素飧兮！”

“不稼不穑、不狩不猎”，却能“取禾三百廛”，尽管《诗经·伐檀》能够谱曲伴唱，但无论如何歌唱不出劳动人民的喜悦。换而言之，传统审美主义及休闲美学中的休闲者，都是有闲阶层，或是“竹林七贤”侃侃玄风，或是“北宋五子”坐而论道。再如沈复在《浮生六记》中写到自己日常的休闲生活：

时方七月，绿树阴浓，水面风来，蝉鸣聒耳。邻老又为制鱼竿，与芸垂钓于柳阴深处。日落时登土山观晚霞夕照，随意联吟，有“兽云吞落日，弓月弹流星”之句。少焉月印池中，虫声四起，设竹榻于篱下，老妪报酒温饭熟，遂就月光对酌，微醺而饭。浴罢则凉鞋蕉扇，或坐或卧，听邻老谈因果报应事。三鼓归卧，周体清凉，几不知身居城市矣。篱边倩邻老购菊，遍植之。九月花开，又与芸居十日。吾母亦欣然来观，持螯对菊，赏玩竟日。

这些隶属于士人知识分子群体特有的休闲生活，在传统社会不可能进入到寻常百姓的生活视野中。而今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背景下，普通人已经成为休闲经济或旅游经济的主要消费群体。而传统审美主体，对人的知识结构、对人的认知水平、对人的经济基础各方面的要求都近乎“苛刻”，休闲方式也无非“六艺”、诗书酒茶。由此可见，传统审美的主体已经被社会现实所消解，同时这种消解也是现实的。

第二，传统美学发展的转向。西方的休闲学或休闲美学诞生于工业革命之后，工业生产力的发展带来了社会劳动力的解放及“工业贵族”资产阶级，这些接受了现代教育、拥有工业资产和自由时间的人，更是西方自由主义的拥护者，休闲学成为这个群体的“专利”。事实上，最早追溯到古希腊时期，柏拉图就曾提出人类的美德，只有通过休闲的生活方式才能体现。与中国传统文化中所强调的“玩物丧志”不同，古希腊文化更重视“休闲”所带来的幸福感受，如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提到，“休闲才是一切事物环绕的中心”。不少同时代的哲学家也认为，休闲和闲适才能实现自身的解放、精神的自由。古希腊人把“休闲”等同于“自由”和“解放”，所以工作并不是生活的目的，只能充当实现幸福的手段。古希腊人认为，“休闲”是“接近神性”的重要方式，如通过体育竞技可以感受生命的真谛，所以古希腊举办奥林匹克运动会；构建大规模的神庙，人在神庙中冥思、冥想，实现人与神明的“亲近”，并把这种“休闲”行为视为人与动物区别的标志。

“古希腊人们的休闲活动更多的表现为人与神的亲近、聚集，古希腊的神庙就是人与神亲近的场所；奥林匹克运动会，也是古希腊人常见的一种休闲现象，它所体现的是对英雄的亲近和崇拜。古希腊人认为，只有通过智慧的参与，才能使动物意义上的‘休闲’上升到人的意义上的‘休闲’。也就是说对于智慧的追求，是贯穿古希腊人休闲活动的主线——‘爱智慧’，古希腊人通过对智慧的爱，实现了人和动物的区分。人是一个动物，但不是一般的动物，而是特别的动物，在古希腊，人与动物通过理性相区分。正是有了这种区分，使得古希腊人相信人的自然生活是一种集体生活，一种社会生活。他们的理想是完善的市民生活和政治生活——城邦中的市政生活。尽管在当时，古希腊人的市政生活是古代世界中最发达的，但并不是无可挑剔，古希腊人仍然追求休闲生活的最高境界：爱智慧。”

休闲，促成了人的智慧思考。亚里士多德被称为“休闲学之父”，更是声称休闲是贵族的品质，人世间所有一切的美，也只有在休闲中呈现。休闲与现实生活，存在一定距离。同时美学是继续留在书斋，作为有闲阶层或有闲阶级的“精神特权”，还是成为体验生活、审美生活的生活哲学，都成为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原子弹毁灭生命、震撼人类文明的同时，在意识形态领域也发生了根本性转向：宏大的历史主题，愈加远离人类的生活。在现象学的潮流下，哲学开始关注生活现象、生命表层，并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哲学的主流。在现实和哲学源流导向的双重压力下，传统美学发展趋势也发生了转向，即开始关注生活本身。生活既是美学的主题，也成为美学的主体。古希腊人从世俗生活中解放出来，实现了生命的闲适，在群体的休闲生活中促成了哲学流派的形成和古希腊哲学的繁荣。

“古希腊人的休闲生活具有十分普遍的群体性特征，很难找到哪一种休闲生活不是在群体活动中实现的，作为一个自由的公民，古希腊人没有在狭隘的家庭环境中度过他的闲暇时间，而是在街头、运动场、剧场、庙宇、广场等场所度过空闲时间。古希腊人好动求变、标新立异的外向性格使他们总是参加到群体生活中，在公众活动中寻找休闲的乐趣。比如，在体育竞技方面，希腊城邦都有健身场，每个健身场其实就是一个公共体育场，人们可以随意进入健身场，可以锻炼身体，也可以旁观其他人锻炼，当然也可以谈话散步，就某些问题展开辩论，因此有些哲学流派在健身场一带产生。”

古希腊人传统的休闲生活，促成了人类“文明轴心期”对德性、天道的思考。哲学因休闲而诞生，因闲暇思考而发展，今天的“休闲美学”学科构建，也因关注“休闲”而诞生、以研究“休闲”而发展，既实现了对哲学的思辨精神，也反映了哲学应有的创新精神。休闲美学因关注生命休闲这一新现象而成就了传统美学发展的动力源泉，为扩展美学研究视野、支撑美学新发展提供素材和资源。

第三，相对审美价值的重建。借助于科技革命和互联网的力量，当前人类的生活境遇和生命状态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科技美学、生命美学、生物美学等一系列“边缘美学”也层出不穷。尽管这些改变，都是建立在巨大科技力量和物质世界对人心灵震撼基础上，但是在审美价值上也折射出与传统审美价值完全不同的体系。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世纪到来，为传统产业带来了新机遇、新发展，互联网技术带来了全新的变革，把“实体世界”拖拽到“虚拟世界”中，颠覆了传统世界的基本结构，同时前所未有地高扬了“工具理性”的作用，消解了传统世界以人为主体的整体架构，也冲击了传统美学所构建的“主体—客体”结构。

传统世界所构建的审美结构，一方面被虚拟世界冲击，当代社会的审美呈现被虚拟化、“后现代”化。按照西方哲学的“心物二分”的认知结构，意识是认识主体、外在世界是认识客体，认知主体反映认知客体——审美亦如是，审美主体所产生的审美觉悟是建立在对审美客体的观察之上。问题在于，数据时代到来所形成的“虚拟世界”产生了不再依托于实体而构建的客体世界，是否能继续纳入传统审美的视野之内？抑或是，虚拟化的审美感受（如VR审美、网络游戏审美、数据审美等）可否作为传统审美体验所关照的对象？因此而诞生的“体验式”审美，借助“用户体验”的消费价值形式来呈现审美价值，以“代入感”替代深层的审美感受，这些新的审美现象都给传统审美带来挑战。

另一方面，互联网技术带来了新的美学发展机遇，借助于互联网技术实现了“大众传播”、大众传媒，促进了审美形式的多样化、生活化，换而言之“后美学主义”的倾向已从“潜流”走向“显学”。碎片化、娱乐化、冲击性的短视频，互动社交、消费导向、体验为主的审美呈现方式，都意味着互联网时代的审美，打破了传统审美的范畴，消解了传统美学的“主体垄断”，把审美拉入到普通大众的现实生活领域，超越了传统美学的局限，成就了新的哲学之美。

问题在于，互联网技术为代表的新时代技术理性，在极大地成就今天便利生活的同时，也残酷地禁锢了人的情感和社会生活。它使人类对自然的奴役进一步加深，这些都促使了人类对生存境遇的美学之思。今天进入“大数据时代”，技术开始凌驾于世界之上，成为桎梏人性的“工具理性”，不少哲学家试图通过艺术审美、诗歌审美等途径构建人的精神家园。如海德格尔提出以“诗性”来“救赎”精神生活的堕落，探索人类寻求“诗意”栖居的世界：“在思想与诗歌中，上帝之出现准备或者为在没落中上帝之不出现做准备；我们瞻望着不出现的上帝而没落。” 哲人所谓的“诗歌”，并非是单纯意义上诗人所著的诗歌，而是“以诗载道”，诗歌成为超越现实的文化力量。如海德格尔所言：“诗并非对什么东西的异想天开的虚构，并非对非现实领域的单纯表象和幻想的游荡飘浮。作为澄明着的筹划，诗在无蔽状态那里展开的东西和先行抛入形态之裂隙中的东西，是让无蔽发生的敞开领域，并且是这样，即现在，敞开领域才在存在者中间使存在者发光和鸣响。”

海德格尔借助诗歌实现人的审美之境，在现实生活中普通人则选择了以休闲的方式来消解无可抗拒的物质力量，并折射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发生在现实生活中，即是都市的建筑美学审美价值，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中国传统建筑美学，讲究中正、和谐，北方的四合院和苏州园林，都是传统审美价值或审美标准的典范。但是今天的都市建筑，在现有空间、建筑成本、居住人群等方面，综合考量之后，只能以“宜居”为标准。这个“宜居”和中国传统美学中体现的“天人合一”也不同，当前的“宜居”更是建立在经济的标准上，即是经济、实惠。此外社会观念和评价标准也发生了改变，人对具体行为的审美价值评判也随之改变，如当前许多国家和地区包含中国大陆本土，对同性之爱的态度即是个明证，最起码已经不再是道德绑架的“原罪”审判的立场。这些都意味着，哲学之美学还是要关注审美，而“美在何处”或“何处是美”是当前美学必须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