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休闲美学的主题呈现

于光远先生指出，“休闲”是人们对可以自由支配时间的一种利用，它是人的自我支配的行为，是自己可以做主的。人们可以自由选择这种或那种休闲方式。不同的休闲方式需要不同的休闲产品和所需的服务。这就需要有为满足这种需要的休闲产业。休闲产业就是休闲得以实现的条件。同时休闲者本人也要有实现自己休闲意愿所需要支付的财力，这就是说休闲者实现他的自我做主是有条件的。 在现有的条件下发掘并充分发挥休闲美学的现实品格和应用价值，并要以休闲与审美作为体验经济、文化产业的人本基础。从这个角度出发，与其说是都市休闲经济成就了休闲美学，不如说休闲美学以人性中天然的“休闲体验”成就了都市的休闲经济。在市场经济的语境下，“休闲”已经从象征着经济特权的贵族行为，成为普罗大众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同时“休闲”也被最大限度地经济化、市场化，以休闲产业为核心产业链进而打造“休闲都市”成为不少城市为刺激经济增长、实现财政收入的手段，在休闲生活为核心所形成的休闲产业链条中，文化产业、旅游产业、会展经济、健康产业、餐饮产业以此为中心迅速得到蓬勃发展。都市休闲产业属于“无烟产业”，符合建设生态文明的基本方向，既优化了城市产业结构、带动就业、实现了经济增长，又激发了城市活力、提升了城市水平。都市的休闲文化也成为判断一个城市发达水平的主要标志。都市休闲文化，不仅给予都市生活的人们以生理上的休息、心理上的舒缓，更在休闲的文化氛围中陶冶情操、提升境界。

都市休闲文化及由此而产生的都市休闲经济，是一种内化了的经济生活方式。在传统劳动观念中，“休闲”是“劳动”的对立面，休闲并不为普罗大众所享有而是贵族的特权。马克思在论述劳动时间创造财富这一主题的时候，指出：“自由时间，可以支配的时间，就是财富本身：一部分用于消费产品，一部分用于从事自由活动。这种活动不像劳动那样是在必须实现的外在目的压力下决定的，而这种外在目的实现是自由的必然性。”在马克思看来，工业化时代人的生命被“量化”为获取劳动价值的方式，劳动就是工作，而象征着工作的劳动不代表自由，由此也不能实现生命的解放和精神的自由。马克思进而解释了何谓“休闲”时间的问题，在马克思看来，“这种时间不被直接生产劳动所吸收，而是用于娱乐和休息，从而为自由活动和发展开阔天地，时间是发展才能的广阔天地”。马克思认为休闲时间应该是被剥离于劳动时间，工作时间并不能带来休闲的快乐，休闲行为和劳动行为是对立的，休闲审美诞生于“非劳动时间”内，成为资产阶级的“特权”。马克思认为休闲的需求刺激着休闲产品的生产，“生产直接是消费，消费直接是生产。每一方直接是它的对方。可是同时在两者之间存在着一种中介运动。生产中介着消费，它创造出消费的材料，没有生产，消费就没有对象。但是消费也中介着生产，因为正是消费替产品创造了主体，产品对这个主体才是产品”。换而言之，只有人的休闲需求才能刺激休闲产业的发展，才能推动都市休闲文化的形成。

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整体经济水平的提升及五天工作制的普及，休闲时代早已到来。休闲已经成为日常生活的主要组成部分，工业革命初期作为贵族特权的休闲生活，也已融入普罗大众的生活常态中，休闲产品也成为大部分人都能够承担的日常消费产品，由此也促使着都市休闲的方式发生了转换，即从休闲经济初期提供外在化的休闲产品，转化为提供内在的休闲文化，都市休闲经济也实现了从“生产”到“生活”的飞跃。加之互联网基础服务和“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人的休闲生活开始被数据资本全面掌控：“大数据为媒介的改造世界的方法，由单纯的商业领域向广泛的社会生活渗透、拓展时，必然影响人类的生活方式和价值体系。” 大数据技术最大限度地实现了“海量娱乐”，人的生命个体实现了全面的、娱乐化的“解放”：人人可以通过手机App展示自我、释放自我，也可以通过“网上冲浪”了解别人的生活。休闲生活呈现出了新的趋势，更加个性化、生活化，“工业时代”造就的“生产审美”逐渐被“生活审美”所替代。在都市休闲文化步入到“生活”的领域时，开始摆脱审美“物化”的裹挟，审美从工业化的符号开始回归到探寻日常生活方式背后的价值。作为审美主体的人，借助于都市生活中的审美志趣，也在现实生活中追寻到个体生命的超越和提升。从某种意义上讲，进入到休闲审美的人，逐渐摆脱市场经济物化的束缚，把现实生活展示为具体化、理想化的生命实践，在喧嚣的世界中寻找到心灵安顿的场景。

现代化的过程，同时也是物质化、货币化、技术化、数字化以及虚拟化的进程，“加之全球化带来的西方文化中的消极因素与传统中的某些不良休闲方式共同造成了休闲生活中的负面影响” 。人类历史上并不缺乏“休闲”，问题在于缺乏“健康的休闲”，或充满着审美意涵的休闲，在经济发达的今天诸如赌博、挥霍等不健康的休闲方式也开始死灰复燃——这与休闲的应有之义相矛盾，“其突出表现是将休闲当作单纯的感官享受甚或炫耀符号，因而沉沦于感性的物化世界，一味追逐和贪图感性享乐，失去对艺术和人生的理性思考与深刻把握。人们在感官快感的极度满足乃至虚荣中，心甘情愿地做了感性或物质符号的奴隶，不知不觉地丧失了判断能力、思考能力和批判能力，休闲真实意义就被物欲横流的环境雾霾遮蔽掉了” 。为了实现个体的自由与解放而选择休闲的生活，却又被“恶俗的休闲”方式所“遮蔽”，对界定休闲、界定休闲生活提出了新的要求，同时也意味着现实生活中的人要更有智慧：注意“雅闲”与“俗闲”乃至“恶闲”的区别，分析消费异化对于社会状态的负面影响，区分聪明而合理的休闲与单纯或消极的闲暇、逸乐，揭示理想的休闲境界。 “新异化”现象的出现，对休闲美学的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仅要关切休闲实践，更要“甄别”审美休闲行为和非审美化的休闲行为，以此构建完整的、求真的审美理论建构。

人类历史上从未有像今天这样能够如此大规模地利用科学技术、最大限度地实现人的解放，问题在于当借助于技术真正体验到“千里江陵一日还”、体验到“时空无隔”，体验到利用互联网技术实现神话传说中的“千里眼”“顺风耳”时，“工具理性”以其前所未有的强势开始凌驾于人的价值存在之上，人反而成为自己制造的庞大机器的奴隶。更深层的问题在于，这种“技术异化”逐渐“内化”为新的生活基础，“自然科学将失去它的抽象物质的或者不如说是唯心主义的方向，并且将成为人的科学的基础，正像它现在已经——尽管以异化的形式——成为真正人的生活的基础一样；至于说生活有它的一种基础，科学有它的另一种基础，这根本就是谎言。在人类历史中即在人类社会的产生过程中形成的自然界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通过工业——尽管以异化的形式——形成的自然界，是真正的人类学的自然界” 。换而言之，自然界的是人化的自然、同时也是“异化”的自然，自然被打上了人的烙印、工业化的烙印。

马克思并不反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带来的技术进步，相反可以在《共产党宣言》中看到马克思本人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推动生产力发展的肯定。马克思所深思的是，技术进步深化了人与人的对立，加速了人的异化过程：

个人关系向它的对立面即向纯粹的物的关系的转变，个人自己对个性和偶然性的区分，这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是一个历史过程，它在发展的不同阶段上具有不同的、日益尖锐的和普遍的形式。在现代，物的关系对个人的统治、偶然性对个性的压抑，已具有最尖锐最普遍的形式，这样就对现有的个人提出了十分明确的任务。这种情况向他们提出了这样的任务：确立个人对偶然性和关系的统治，以之代替关系和偶然性对个人的统治。这种情况并没有像桑乔所想象的那样要求“我发展自身”（没有桑乔的忠告每个人一直也是这样做的）而是严正地要求摆脱一种十分明确的发展方式。

从马克思反思技术绑架，到反观今天的“数据时代”，技术的飞速发展，已经摆脱了人类的可控范围：人类构建了几千年理性文明尝试把“宗教之魅”剔除出历史场景，最终却又以新的“造魅”而草草收场。马尔库塞笔下所谓的“单向度的人”，诠释了当前“技术化生存”的状态——生存状态、生活状态、生命状态均发生了巨大变化。这里所发生的变化，不仅是技术的进步，而且更重要的是人的自我理解，人的对自己的生存目的意识的变化。“智慧人”变成了“技术人”。 人的全面性不复存在，被技术的力量彻底击碎。这也为美学的发展和转型，提供了历史的契机。

休闲文化是一种“在场”的生活美学，一方面它既要承认大众审美、日常审美的合法性，也要摆脱审美庸俗化的倾向；如胡塞尔在考察“日常生活”的时候，认为日常生活就是一种正常的、“朴素的”生活状态，等同于胡塞尔所言说的现象世界，是现象学要研究的最初样本。但对日常生活也要持批判的态度，如不纳入审美的观赏、日常生活本身即是“常人的沉沦”：“这种不触目而又不能定居的情况中，常人展开了他的真正独裁：常人怎样享乐，我们就怎样享乐；常人对文学艺术怎样阅读怎样判断，我们就怎样阅读怎样判断；竟至常人怎样从大众抽身，我们也就怎样抽身；常人对什么东西愤怒，我们就对什么东西愤怒。这个常人不是任何确定的人，一切人——却不是作为总和——倒都是这个常人，就是这个指定这日常生活的存在方式” 。哲学尽管关注日常生活、把日常生活作为研究的对象，却是以思辨和批判的精神观察日常生活，拒斥审美泛化。

另一方面，也要在现实的物质世界和市场经济中，寻找到审美的价值和意义，寻找到人生的境界和超越的价值。都市休闲文化的诞生，诞生于工业革命早期、工业化消解了传统价值的历史时期，也是在传统场景（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独立的场景）被逐渐消解的基础上发展的，都市休闲文化不仅折射出近代人类历史发展的全貌，也体现人类不断与现实实现和解、不断“化境”的过程。都市休闲文化不是审美的庸俗化，相反它是人类与新世界沟通并进而构建新的审美体系的展示，它把当下都市人格中诸如空虚、无聊、浮躁、沮丧等负面情绪，排除出人的精神世界，在都市生活中探寻和领会到中国古代智慧所言说的审美“境界”，借助于审美而实现了人生觉悟：“人生是艺术，而且必须完全像艺术那样忘掉自己、失去自己，那里应该没有一点儿人的努力的痕迹。禅的生活，是像鸟在空中飞，鱼在水中游那样自由自在的生活，禅希望得到生命本来的自由，或者说，禅希望的是内在的生活。这是不依赖于任何律法去创造的自由的生活。” 所谓的“化境”，即是用生命的智慧、接受外在世界、实现自我的超越，把生活的场景视为“修行”之场，觉悟人生、觉解人生。

休闲文化在休闲美学的结构下，寻找到从“生产”到“生活”的审美价值；都市建设理念从“雅典”到“北京”近一百年的历史发展中，不断迎合都市人格的精神需求，在从满足“生产”需求到满足“生活”需求的过程中，逐渐认同了普罗大众休闲权力的合法性，并以都市休闲经济为载体并以此为基础衍生出都市休闲文化的审美价值。休闲，作为一种当下的日常行为，也被赋予了哲学和审美的价值与意义，在生活中寻求生命的价值、在日常中探索生命的真谛、在都市中寻觅“乡愁”精神的皈依，把都市休闲生活纳入到审美的境地，既尊重了普通人的生命权利，也实现了美学学科的最大价值。休闲美学必须走出传统的抽象领域和艺术中心论，要主动走进当代社会大众丰富活泼的日常生活审美领域，从书斋之学转换为现实之学，从抽象哲学转换为生活智慧，从“观听之学”转换为“身心之学”，充分发挥美学的社会文化功能，在喧嚣的都市中借助美学的力量寻求现居的雅致。回到生活、回归审美，是在当前休闲生活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背景下的学科发展趋势。“人们的日常态度既是每个人活动的起点，也是每个人活动的终点。这就是说，如果把日常生活看作是一条长河，那么由这条长河中分流出了科学和艺术这样两种对现实更高的感受形式和再现形式。它们相互区别，并相应地构成了它们特定的目标，取得了具有纯粹形式的——源于社会生活需要的——特征，通过它们对人们生活的作用和影响而重新注入日常生活的长河。” 日常的休闲生活，是哲学源泉的“长河”，也是审美发生的“场合”，把日常休闲审美纳入到审美的领域，拓展了美学学科的研究视野，同时把都市人格的现实价值纳入到美学的研究范围，发掘都市人格生存境地的审美价值，更有利于美学“普适性”的学科发展。

潘立勇在青年时期以中国古代美学史为研究主题，主要集中在宋明理学相关美学思想资源的发掘，并重点集中在朱熹美学的研究领域上。大体在20世纪90年代至千禧年这十年的时间，潘立勇就中国古代美学史的相关主题，发表论文近30篇（根据中国知网数据库统计），作为青年学者的潘立勇，也展开了对中国美学学科发展走向的思考。1992年，在《中国当代美学如何走向新世纪》一文中，潘立勇就新旧世纪交替的历史背景下，科技革命强化了技术力量对人心灵本质的异化，人在个体审美价值的语境下，如何协调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及人与自身主客体对象关系，成为中国当代美学走向新世纪亟待解决的问题。 科技革命事实地推动着人类的生活实践，也冲击着社会学科的认知领域，中国当代美学的进步也要迎头赶上这种历史的挑战，这种挑战主要来自三点改变，并提出了三点质疑：

一是，科技革命促使人的实践世界发生了改变，人的认知世界也被更新为今天所不曾经历，故传统美学学科有关人的本质、美的本质等根本性问题，是否可以作为新美学的研究主题？或者讲，传统的研究方法，是否可以作为今天新的生活主题的研究路径？二是，科技革命事实地带来了人类生活场景改变，这些改变发生在传统美学的研究领域内，不仅成为当代美学研究的新课题，也有可能成为美学的新学科。潘立勇提出质疑，中国传统美学的本质论、心理论、艺术论三大格局，是否有足够的张力，可以应付新的审美现象？三是，科技革命带来了新的科技研究手段，美学的研究方法也应当与时俱进。美学史中的研究方法，如哲学思辨、历史归纳、心理分析和现象描述，已经不足以应付美学现象，那么中国美学学科的方法论应当如何建设？此外，潘立勇就20世纪末期技术革命、科技革命本身内在的美学审美现象，也做了总结归纳，认为中国美学学科应该开眼看世界、认同分析更多的美学实践。如黑格尔在《美学》中写道：“艺术表现的普遍需要所以也是理性的需要，人要把内在世界和外在世界作为对象，提升到心灵的意识面前，以便从这些对象中认识他自己。当他一方面把凡是存在的东西在内心里化成‘为他自己的’（自己可以认识的），另一方面也把这自为的存在实现于外在世界，因而就在这种自我复现中，把存在于自己内心世界里的东西，为自己也为旁人，化成观照和认识的对象时，他就满足了上述那种心灵自由的需要。这就是人的自由理性，它就是艺术以及一切行为和知识的根本和必然的起源。”

在对这中国美学学科未来发展之路，长达近十年的思索上，2005年潘立勇撰文《休闲与审美：自在生命的自由体验》，探索借助“休闲”的社会现象，借此作为中国美学学科发展瓶颈的一个突破口。 彼时，江浙沪地区民营经济迅速发展，杭州作为浙江大学的所在地，其西湖景区自古就有休闲文化滥觞的美誉，同时借助于马云互联网等一系列科技革命的符号，极大促进了杭州本土休闲文化的繁荣。这些都促成了潘立勇在中国美学学科体系内较早地认识到，休闲可以作为中国美学发展的新突破。在这篇文章中，潘立勇指出，休闲活动本身就是一种生活审美。休闲是人的自在生命和自由体验的状态，对于人来讲，是传统文化中所讲的逍遥、西方哲学中的自由，休闲就是最本真、最真实、最直接的生活方式，也是人接触美学的“方便法门”。潘立勇对“休闲”这一生活行为，赋予了高度的哲学审美意义，他认为休闲是生存境界的审美化，休闲与审美具有高度内在的统一性，这两者是人的理想生存状态，也是哲学意义上自在生命的自由体验。

黑格尔在《美学》中阐述了外在世界和审美意涵之间的关系，他指出，“一般地讲，象征是外界存在的某些形式直接呈现给感官。它的价值，并不在于它的本身，在于它呈现给我们的直接性；而是在于它给我们的思想所提供的更为广阔、更为一般的意蕴。因此，象征一词，包括两个明显不同而又可以同样适用的部分：第一，意蕴；第二，意蕴所借以表现的样式”。潘立勇在这个基础上，对“休闲”进行了界定。他认为，休闲可以分为两个层面，一个是体力劳动的解放，二是精神上的自由。休闲唯有进入精神的层面、文化的层次，才能够成为一种满足人的心灵建设、生命状态的范畴，是人的自在生命的自由体验。同时，从中国美学史的研究范式出发，潘立勇借助“无为”“曾点之乐”“游于艺”等具体美学体验来解释“休闲”。

从这个角度出发，中国当代生活的“休闲”状态就是一种审美式的超越体验，人在休闲的状态中，也可以感受中国古人所倡导的天人合一、浑然一体的空明、空灵，进而进入到自由自在的生命体验中。休闲的生命体验，是人对本真自我的体验。这种体验，也是克服物质主义、强化个体心灵、应对科技异化的强大文化武器。以潘立勇为代表的中国美学学者对于当代休闲美学的学科研究主题进入较为深入地研究和探索，并不断缩小、明确当代休闲美学的研究领域，将休闲这一生活行为，提升到生命本质哲学探索的高度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