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央苏区的巩固

1.打土围，扫“白点”

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之前，由于红军主力忙于应付接二连三的反“围剿”战争，其间虽然于1931年2、3月间安排红军部队拔除了兴国县“龙聚三都”等顽固反动堡垒，但对其他各地的白色据点则一时无暇顾及，未曾触动。一大批来不及逃往白区的国民党官吏、土豪劣绅及反动武装骨干，有的逃进一些设防坚固的土围山寨，等待时机；有的躲入边远山村，以深山密林或边远山村为活动据点，负隅顽抗，成为红色苏区内的“白点”。据不完全统计，中央苏区内大小“白色据点”有200多处，遍布苏区各县。如石城县南部的红石寨、李家寨、陈坊寨、烟坊土楼，宁都县的赤面寨（翠微峰）、观音寨、赖村土围、莲子塘土围，于都县的马安石土围、澄江土围、杨梅头土围、上宝土围，安远县天心乡的仰天湖土围、半边塘土围，瑞金县的新陂土围、丁陂土围等，都是当时顽固的“白色据点”。

盘踞在苏区“白色据点”内的土豪劣绅、反动官吏，蒙骗、胁迫大批贫苦群众到土围里。当国民党军大举进攻苏区时，他们窜出土围，遥相呼应，威胁红军后方，牵制红军兵力；在平时，他们造谣惑众，蛊惑人心，烧杀抢掠，甚至偷袭区、乡苏维埃政府，暗杀革命干部，严重危害着根据地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和基层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和巩固。尤其是邻近瑞金的会昌县城，还被反动靖卫团占据，对即将成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红都瑞金威胁甚大。迅速肃清苏区内的“白色据点”，彻底消灭残存在苏区的反动势力，已成为红军刻不容缓的任务。

第三次反“围剿”战争一结束，红一方面军总部就命令方面军从兴国东移闽赣边境，在休整之余，即对消灭白色据点的工作作出部署：命令红军第一军团第四军在石城县，第十二军在长汀县，红军第三军团在会昌、安远、于都3县，红军第三军在于北区，红军独立第三师（原第三十五军改编）在瑞金、于都、宁都边界地区，向豪绅地主武装盘踞的白色据点发起进攻，坚决将它们拔除。具体计划是：第一期先肃清石城、长汀、于都、会昌4县的“白色据点”，第二期完成武平、宁化、清流、归化、泰宁、建宁、寻乌、安远、信丰、南康、赣县、大余、上犹、崇义、遂川、万安16县的赤化任务。

毛泽东在领导筹备召开一苏大会的同时，对消灭苏区内白色据点的工作十分重视。1931年10月14日，他与朱德专门签发了《收集攻打土围炮楼经验的训令》，指出：“土围子炮楼是土豪最后营垒，不消灭这一最后营垒，许多的农民群众还是不敢起来。为要肃清赤白对立，夺取广大群众，并捉得土豪筹得款子，必定要完全消灭土围子炮楼。”训令还指出，必须总结攻打土围炮楼的经验，“兵力布置，工作的方法，如挖地洞的方法，用的工具，爆炸的药种药量，爆炸的效力，收效的成绩，详细的开会讨论后汇集起来报告总部，再由总部参谋处加以讨论，汇集有效的有经验的方法编为筑垒攻城教范，训练红军” 。1931年10月下旬，他亲自从瑞金去到石城县秋溪红四军军部，召集军事会议，部署红四军攻打土围山寨的计划，确定以红军主力与地方游击队相结合，政治攻势与军事斗争相结合的原则，还提出对白色据点实行“长围久困、先小后大、先易后难、逐个消灭”的方针。

按照毛泽东和红一方面军总部的部署，红军各部即刻在各自负责的地区，向白色据点发动进攻。

彭德怀指挥包围被地主武装占据的会昌县城，经过一个多月围攻并用地下坑道爆破法，于1931年11月26日和27日两次炸开会昌县城两处城墙，攻入城内，消灭盘踞城内的各县土豪1000余名，活捉国民党会昌县长史丞汉及800余名靖卫团丁，从而确保了红都瑞金的南线安全。接着，红三军团第五军和第七军迅速赤化了整个会昌县和安远县，并把苏区版图扩大到寻乌北半县。

担负扫除于都县“白色据点”的红三军，于1931年10月上旬开赴于都县北部地区。红军得到于北区苏维埃政府和人民群众的密切配合，按照先易后难、先小后大的原则，首先攻破仙下吉村和旗岭寨两个据点，迫使据守邹坑村花石寨的靖卫团匪（以下称靖匪）闻风而逃。接着，红三军兵分两路，以第七师围攻翰林头土围，第八、九师向马安石和上宝土围进攻。10月21日，攻破马安石墟附近的西汾土围，打死打伤数十名靖匪。随后，红军包围马安石（别坑）土围。当时，据守该土围的钟楷瑞、张修贤指挥的两股靖匪，还有被胁迫入围的群众四五百人，有数百支枪。红军一面加紧军事围攻，一面派于北区苏维埃政府工作团向围内群众喊话，宣传“穷人不打穷人，红军和穷人是一家”。在土围被红军围困的10多天中，许多群众经过红军宣传，偷偷出围。围内靖匪军心浮动，匪首钟楷瑞、张修贤见无法固守，利用黑夜率靖匪突围，但刚逃至围外二三华里就遭红军伏击，大部分靖匪被歼，仅钟楷瑞、张修贤两人逃入上宝土围。马安石附近还有个头巾寨石山，山中有个深洞，几十名靖匪凭洞据守，抗拒红军。红军用烟熏石洞，迫使洞内靖匪缴械投降。从1931年11月3日起至12月底，红三军第八、九两师又先后扫平了罗屋土围、新圩土围和固石坑土围。1931年12月26日开始，红九师集中兵力围攻上宝土围。该土围是于北区最顽固的反动堡垒，聚集着兴国、于都、赣县等县的土豪劣绅和靖卫团匪五六百人，还有被胁迫入围的群众5000多人。红九师采取长围久困策略，将土围严密封锁，使之与外界隔绝。经过月余的围困，围内粮尽药缺，疾病流行，每天有数十人死亡，活着的人整日提心吊胆。国民党南昌行营曾先后4次派飞机向土围空投弹药物品，但空投的物资大部分落在围外，仅小部分落入围内。被围之敌陷于绝境，被迫于1932年1月20日开围投降。红军缴枪300余支，解放围内群众5000余人。为庆祝这一重大胜利，经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批准，以原于北区为基础，新设立了胜利县。

与此同时，红军独立第三师先后攻克了于都县的澄江土围和杨梅头土围。至1932年1月，红军在于北区共攻克土围、石寨上百处，缴枪数千支，解救群众上万名，使于都全县赤化。

从1931年10月至1932年1月，红四军在石城县南部也先后攻破洋地寨、陈坊寨、李家寨、红石寨等大小山寨12处。仅红石寨战斗，红军就打死打伤地主武装100余人，活捉国民党石城县县长黄光英、靖卫团团长黄绍荣、杨子美和寨主黄太年等豪绅靖匪1500余人，缴获长、短枪1500余支，机枪13挺，台炮3门，土炮40多门，子弹300多箱。

红一方面军在中央苏区历时4个月的打土围、拔白点战斗，先后扫除了于都、会昌、石城、宁都、瑞金等县白色据点200余处，打死打伤敌人1100余名，俘敌7800名，缴获各种长短枪15451支、机枪23挺、土炮277门、台炮3门、子弹671900余发、手榴弹4箱。此外，还缴获大批金银财物。

1931年12月14日，曾遭受红军沉重打击、又受到蒋介石集团排挤的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1.7万余人，在该军中共地下特支和该军参谋长、共产党员赵博生等领导下，在邻近瑞金的宁都县城宣布起义，全体加入红军，编为红军第五军团。这不仅壮大了红军的力量，而且赤化了宁都县城，使瑞金免除了北面国民党军队的威胁。

红军打土围、拔白点胜利和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宁都起义的成功，使中央苏区乃至整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得到巩固，为苏维埃中央政府的存在创造了安全稳定的外部环境，并为后来粉碎国民党军队的第四次“围剿”奠定了坚实基础。

按照毛泽东和红一方面军总部原定计划，在消灭于都、石城、会昌、安远、长汀等县的反动白色据点后，“应接着完成武平、宁化、清流、归化、泰宁、建宁、寻乌、安远、信丰、南康、赣州、大庾（即大余—引注）、上犹、崇义、遂川、万安等16县”。毛泽东、朱德等认为，石城、长汀、会昌、于都4县加上上述16县，“这20县共有群众400万，须用一长时间去争取他（它），同时，扩大红军10万；这是建立根据地聚集力量的必要” 。

但是，毛泽东和红一方面军总部的这一消灭白色据点计划，却因红军主力发起攻打赣州战役而被迫中断。

2.红军主力主动出击

中央苏区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红一方面军下一步如何动作、如何部署，王明等中共中央领导人一开始就与毛泽东意见相左。王明等人认为，中央苏区红军在打破了国民党军第三次“围剿”后，应该“集中力量追击敌人退却步（部）队，消灭它的一面，在政治军事（顺）利的条件下，取得一两个中心的或次要的城市。不要在（再）重复胜利后休息，致使敌人得以从容退却，以致能很快的重整他们的旗鼓，向苏区为新的捣乱” 。后来，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临时中央又先后两次致电中共苏区中央局，要求中央苏区红军乘势出击，向外发展，攻打赣州等重要城市。

这完全是无视中央苏区红军经过连续数月反“围剿”斗争已极度疲劳、伤亡减员严重急需休整补充、并且仍处于敌强我弱状态的现实，只知坐在大城市中指手画脚的瞎指挥。时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的毛泽东，此时估计蒋介石可能很快向江西苏区发动第四次“围剿”，所以他主持召开苏区中央局会议，坚持红军各部队应抓紧时机，加快消灭苏区内部由反动地主武装占据的土围白点，以便准备好反“围剿”战场。不久后，毛泽东得悉蒋介石已在南京倒台下野。于是他对形势的估量发生了改变。毛泽东认为，蒋介石即便能很快东山再起，也要用一段时间收拾残局。东北“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全国人民要求抗日救亡的呼声日高，爱国学生不断前往南京请愿示威，要求政府发兵抗日。在这种形势下，蒋介石不可能在近期组织大规模兵力再来进攻苏区。因此，中央苏区红军在消灭苏区内部白色据点后，应该抓住有利时机主动向赣东北地区出击，尽快打通与方志敏领导的赣东北苏区联系，并继续向外扩大苏区。毛泽东的这一主张，后来被一些领导人称为“东北路线”。

此时，负责共产国际东方地区书记处日常工作的总领导人米夫，在共产国际“第三时期”“左”倾错误理论指导下，对中国红军反“围剿”胜利过于盲目乐观，极力怂恿支持中共临时中央推行进攻中心城市的错误路线。1931年11月20日，米夫在莫斯科给斯大林写了一封信。信中说：“中国红军击退了敌人的第一、第二和第三次进攻。因此，关于一些中心城市的问题已经有所不同了。最近几次军事行动的有利结局给红军提供了扩大苏区，展开攻势，不停留于占领相应中心城市的可能性，而依我看还有必要性。”米夫向斯大林建议：共产国际通过指令中共和中国红军夺取中心城市的决议。

中共临时中央领导人王明、博古等在米夫的怂恿、支持下，根本听不进在苏区从事实际工作的毛泽东等人的意见，开始酝酿并提出一条充满“左”倾冒险错误的“进攻路线”。他们急于将长江南北各块苏区连成一片，急于夺取几个中心城市，急于将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从“瑞金一隅”搬迁到赣州等中心城市去。为此，1931年12月4日，他们向全国各苏区红军发出训令：“目前红军行动的总方向应该首先是使中央区（闽西在内）与湘赣边苏区完成一片，巩固赣南根据地，然后与湘鄂赣、赣东北两苏区密切的联系起来，造成包围南浔线以争取江西省首先胜利的形势；另一方面，在大江以北应以鄂豫皖苏区为中心，使皖西北鄂西密切联系起来，造成包围京汉路南段与威胁长江的整个局面。”对中央苏区，临时中央在训令中专门要求：“应以红军主力配合群众行动向西进攻，迫吉安赣州与湘赣边苏区打成一片，另以少数部队与赤卫队佯攻宁广南丰线以助势并牵制敌人。” 而对赣南寻乌、安远、信丰等10余县及闽西北各县，训令仅要求各县地方武装开展游击活动与土地革命，反对主力红军到这些地区活动。1931年12月6日，中共临时中央又给苏区中央局发去第十二号指示电，再次要求中央苏区红军应“改向西进，首取赣州，迫吉安，与赣西南打成一片，巩固赣南根据地”。

这样，以毛泽东为代理书记的中共苏区中央局和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临时中央关于中央苏区红军行动的意见分歧，就集中在是打土围拔白点、然后向赣东北方向发展，还是取赣州、迫吉安、夺取中心城市了。

1931年12月底周恩来到瑞金后，就攻打赣州问题征求毛泽东的意见。毛泽东坚决反对红军攻打赣州，因为他知道赣州城位于赣江上游章、贡二江的汇合处，3面环水，城墙高坚，素有“铁赣州”之称，向来易守难攻；赣州城虽然只驻有国民党军第十二师第三十四旅两个团，但赣南17县的地主武装大都麇集城内，兵力总计约有1.5万人，不可小视；况且赣州北面之吉安驻有国民党军罗卓英、陈诚的第十一师和第十四师等5个师和2个独立旅，南面驻有国民党粤军几个师，如果红军攻赣，他们势必前来增援，红军将腹背受敌，进退两难。周恩来对打赣州原本持积极态度，在听取了毛泽东的意见后，即致电临时中央，陈述中央苏区红军目前攻打中心城市尚有困难。但临时中央复电：原议不变，攻打城市不能动摇；如不能打下南昌，至少要求在抚州、吉安、赣州中选择一个城市攻打。 1932年1月9日，中共临时中央作出《中央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正式提出脱离苏区和红军实际的“左”倾冒险“进攻路线”，要求红军要“为扩大苏区为将几个苏区联系成整个一片的苏区而争斗，为占领几个中心城市以开始革命在一省数省首先胜利而争斗 ”。为贯彻中共临时中央的指示，周恩来主持召开苏区中央局会议，讨论攻打赣州问题。毛泽东发言再次陈述不能攻赣理由。未料，会上苏区中央局委员中除毛泽东外，其余都赞成攻打赣州。毛泽东的意见成了少数。苏区中央局正式作出攻打赣州的决定。

1932年1月10日，中革军发布《关于攻取赣州的军事训令》，对攻赣军事行动作出部署：中央苏区所有红军部队分成主作战军、支作战军和机动部队3部分。主作战军以彭德怀为前敌总指挥，由红三军团担任攻城部队，红四军担任监视部队和地方工作部队；支作战军由赣南红军独立第二师、独立第三师、独立第六师和赣东独立第四师及湘赣独立第一师等部组成，以江西军区总指挥陈毅为总指挥；机动部队由红三军、红十二军和红五军团、红十六军等部担任。此外，还安排红五军团第十三军担任总预备队。

攻打赣州城战役于1932年2月13日晚打响，历时月余，先后发起一次爬城、两次爆城，均未奏效，担负攻城的红三军团反而伤亡3000余人，仅红一师就伤亡八九百人，师长侯中英被俘遇害。1932年3月7日，中革军委只得下令攻城部队撤出战斗。

1932年3月中旬，中共苏区中央局在赣县江口塘村召开会议，总结红军攻赣经验教训，讨论红军下一步行动。毛泽东在会上严厉批评盲目攻打赣州造成严重损失的错误，但是主张积极攻赣的同志反而指责毛泽东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毛泽东提出的红军主力应向赣东北方向发展的主张，也被指责为是“东北路线”而遭到拒绝。会议决定将中央红军主力分别组成红军中路军和西路军。中路军以红一、五军团组成，由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任总指挥，红一军团政治委员聂荣臻任政治委员，其任务是沿赣江东岸北上夺取吉安、抚州、南昌等城市；西路军以红三军团组成，由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任总指挥，红三军团政治委员滕代远任政治委员，其任务是西渡赣江进入湘赣边界的上犹、崇义、桂东、汝城等县活动，随后向北发展，与中路军一起夹攻并夺取吉安、南昌。孰料此时中央苏区红军军费告罄。3月27日至28日，周恩来被迫在瑞金主持召开苏区中央局会议，重新研究红军行动方针。会上采纳了毛泽东提出的红军中路军应改成东路军入闽作战、筹集资材的意见，但会议强调待东路军任务完成后仍继续执行“夹江而下”夺取吉安、抚州、南昌任务。会上，周恩来还同意毛泽东以中央政府主席身份，随东路军入闽，指挥作战。

红军东路军入闽作战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的目标是攻取龙岩县城，消灭福建国民党军张贞第四十九师的前锋部队。1932年4月3日，红四军和红五军团第十五军由长汀出发，4月8日进抵龙岩附近的大池。据守龙岩一带的是张贞部的杨逢年旅。激战10余分钟，红军攻占敌军阵地，守敌大部被俘。攻占龙岩城外据点考塘后，东路军当即从西门和北门向龙岩城发起总攻。战至下午5时，守敌旅长杨逢年弃城仓皇逃出南门，收集残部向适中、南靖方向逃窜。红军胜利攻占龙岩城。红军此役共歼敌一团余，俘敌685名，缴获步枪925支、机枪10挺、炮2门、子弹7.3万发，无线电台一部。

红军东路军攻占龙岩后，仅休整两天，便开展以攻占漳州为目标的第二阶段军事行动。1932年4月13日，红军东路军从龙岩出发，16日，全军进入离漳州城30华里的天宝山一线。当日下午，各部队分头进入攻击准备位置，拟于19日拂晓向据守天宝山的张贞部队发起总攻。

天宝山是闽南的一座大山，十二岭、风霜岭、大尖山、笔架山、五风山、玳瑁山等山岭互相连结，形成了漳州城外的天然屏障。国民党军第四十九师师长张贞把主力部署在天宝山一线，据险顽抗，企图阻止红军入漳。4月19日拂晓，红军向宝林寨、风霜岭、十二岭、杨梅岭、金沙之线的敌人发起全线攻击，并以十二岭为主攻目标。担任主攻十二岭的红四军，从宝林桥上游渡江，插向风霜岭和十二岭，夺取五风山，于上午9时突破十二岭一线之敌阵地。守敌王祖清旅溃败，红四军乘胜追歼，将其全部歼灭，占领了天宝圩。担任其他各线攻击任务的红军也相继夺取敌人阵地。据守榕子岭的敌杨逢年旅，仓皇退守南靖县城。下午3时，担任侧翼攻击的红十五军以猛烈的炮火向南靖城发起攻击，敌杨逢年旅弃城向漳州方向逃窜，红十五军乘胜追击，红四军、红三军亦从天宝之线出击逃敌。在红军前后夹击下，敌杨逢年旅大部缴械投降，一部跳下九龙河逃命，不少人被淹死。敌旅长杨逢年泅水过江，化装潜逃。天宝山一战，红军歼敌两个旅，张贞主力基本被歼，张贞率残部仓皇退出漳州，向韶安县方向逃窜。4月20日晨，红军东路军胜利占领漳州城。

漳州之役，红军共计俘敌2674人，缴获步枪2131支、机关枪9挺、炮6门、子弹13万余发、炮弹4943发、炸弹242枚、飞机2架、电话机10部。红军仅伤349人，亡103人。

红军占领漳州城后，乘胜以漳州为中心在闽南进行了为期月余的分兵活动。红四军占领了石美、角美、石码等城镇，兵力东达大海，军部驻石码。红三军先后占领漳浦、旧镇、云霄、平和等县，红十五军进占南靖、天宝两县。红军广泛发动群众，帮助闽南龙溪地区建立起小块苏区。不久，又建立闽南临时革命政权—闽南工农革命委员会，帮助组建闽南红军独立第三团，全团有600多人。红军在分兵期间，严格执行毛泽东制定的筹款政策，在保护工商业和海外侨胞利益的同时，广泛筹集资材，共筹得现款100余万元和大量布匹、粮食、食盐、胶鞋、药品、兵工机械等物资。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在长汀与中共福建省委、省苏维埃政府一起，组织3000多名民工前往漳州，用1个月时间，将这些缴获的资材和两架飞机全部运回到苏区。

在东路军闽南分兵的同时，红十二军在闽西攻占了永定城和坎市、龙漳等镇，开辟了永（永定）和（平和）埔（大埔）3县边大片新区。闽西红军独立第七师向宁化、清流两县发展，击败国民党军周志群旅，占领清流县城。到1932年7月，闽西苏区已发展到包括龙岩、永定、长汀、上杭、武平、平和、南靖、漳平、宁洋、连城、宁化、清流、归化（今明溪）等10余县的广大地区。

彭德怀、滕代远率领红军西路军，按照中革军委的既定部署，于1932年3月30日至31日，从赣县江口、田村等地出发，由赣州至万安县之间的良口、黄屋之线，西渡赣江，4月12日进抵上犹县寺下圩地域。随后，以红五军为右翼，第一师进至南康县横石井、大路坪一带向东发展，第二师、第三师进入粤北仁化县境，箝制粤军入闽；以红七军为左翼，于13日略取崇义县城，守敌独立第一旅弃城逃窜。4月14日，彭德怀率西路军总指挥部进抵上犹县营前镇。

红军西路军进入上犹、崇义县之前，这个地区已成为湘赣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并组建了中国工农红军独立第九师四十三团。为使犹崇苏区与湘南苏区贯通，4月22日拂晓，西路军总部指挥红五军第三师在地方赤卫队千余人的配合下，分4路迂回包围崇义县通往湘南汝城县的交通要道文英圩，当晚攻入圩内，与据守圩内的汝城保安团胡凤璋部500余人激战至次日，共打死打伤敌人100余人，活捉敌营长焦钊炎，缴枪450余支，缴获重机枪2挺、长短枪450余支。战斗结束后，红五军分两路向汝城县进发，追歼胡凤璋保安团残部。5月1日，红军在地方游击队配合下，向汝城县逼进。退守县城的胡凤璋保安团残部，星夜退缩至汝城西乡马桥下湾村，向国民党粤军总司令陈济棠告急求援。5月3日，红军将胡凤璋残部包围在下湾村，随即全面出击，猛攻敌阵，占领下湾村。随后，红军又围困退守到上古寨老巢的胡凤璋团部，并发起数次猛攻。红军西路军的行动，使湘、粤、赣3省敌军大为震惊。国民党湖南省主席何键急派第二十八军2个师驰援汝城；粤军陈济棠部3个旅急赴汝城，赣敌刘绍光部也骚扰赣南，企图合击红军西路军。根据敌情变化，红军西路军于5月13日主动撤出汝城，返回犹崇苏区，继续在湘赣边界与国民党军周旋。

红军西路军在军事上打击敌人的同时，对当地党组织进行了整顿和充实。1932年4月17日，在上犹县营前成立了中共河西道委 ，贺昌任书记（后陈葆元接任）。道委领导上犹、崇义、南康、遂川4县及赣县、万安、泰和3县赣江以西的苏维埃区域。道委隶属中共湘赣省委，在与中共湘赣省委建立交通联系之前，暂由红三军团政治部领导。中共河西道委还从红军和地方上选调一批有地方工作经验的同志，组成9个工作团，分派到上犹、崇义、南康及湖南汝城、桂东等县，发动群众，深入土地革命，组织群众武装，建立苏维埃政权，发展农业生产，沟通赤白区域贸易，开展经济文化建设。到1932年6月，整个河西苏区发展到有10个区、人口13万，面积达3000平方公里。中共河西道委还在上犹县营前召开了上犹、崇义两县苏维埃执委会联席会议，研究加强区乡苏维埃政权建设问题，会后还建立了营前区苏维埃政府。

红军东西两路军的分兵活动，特别是红军东路军攻克漳州，震惊了南京国民党政府。蒋介石忙抽调第十九路军入闽，并加紧策划对苏区的第四次“围剿”。1932年5月中旬，蒋介石调集约40个团的兵力，由军政部长何应钦统一指挥，首先对红军西路军进行大规模的“会剿”。被蒋介石收买利用的广东“南天王”陈济棠部也大举侵入赣南，其第一师李振球部驻赣州及其附近地区，第二师叶肇部驻南康及其附近地区，第一军军部和直属队驻大余及其附近地区，第二军第四师张枚新部驻信丰县城及周围地区，另派第二独立旅陈章部进驻粤北的南雄县。以上粤敌共16个团，统归第一军军长余汉谋指挥。入赣之粤敌在大举围攻红军西路军的同时，侵占了赣南的大片苏区，严重地威胁着中央苏区南部的安全。

为打击粤敌，巩固中央苏区，以便集中红军主力向北发展，在上海的中共临时中央于1932年6月5日发出军事训令，指示“中央苏区一、五军团主力应先与河西三军团相呼应解决入赣粤敌” 。遵照这一指示，东路军红一、五军团当即从闽西、闽南回师，准备与西路军会合，共同对付粤敌。

1932年6月初，红军东路军离开漳州、龙岩地区，回师赣南。原在福建活动的红十二军也与东路军一同西进。6月中旬，红一、五军团和红十二军到达赣南安远县天心、版石地区。这时，中共苏区中央局决定取消东路军、西路军的番号，恢复了红军第一方面军建制。红一方面军仍辖第一、三、五军团，朱德兼任红一方面军总司令，叶剑英、王稼祥分别兼任参谋长和政治部主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一职暂缺。毛泽东仍以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名义在前方主持军政大计。

6月21日，红一方面军总部在安远县天心圩下达了“迅速的坚决的消灭入赣粤敌”的命令。红一、五军团遵照命令，经信丰县急行军分路西进，6月29日下午到达南雄县界址圩，30日到达南雄县乌迳地区，完成了军事部署。红三军团主力约5000人也奉命从上犹县营前出发，经过崇义县城，28日抵达崇义县长龙圩，先头部队当天到达崇义县东部杨眉寺，占领大余县新城水西的蔡屋，并向南康县唐江方面警戒。从7月1日开始至7月10日，红一方面军先后在大余县的池江和南雄县的水口等地，击溃粤敌15个团，毙伤敌人共3000多人，给粤敌以沉重打击。水口战役后，粤军主力龟缩在大余、南雄两地，不敢再向赣南冒进，中央苏区南部边界得到了较长时间的巩固，并使红军后来在反“围剿”作战中消除了后顾之忧。这次战役红军也受到重大损失，自身伤亡2000余人，尤以红三军团损失最大，伤亡团长7名，连、排长半数伤亡。

水口战役结束后，红一方面军于1932年7月中旬在信丰、龙南、全南等地休整了10余天时间，筹集了一批款项。1932年7月底8月初，红一方面军主力离开信丰等地向北转移到兴国一线集结。中共苏区中央局在兴国坝南召开军事会议，分析了当前的敌我态势，决定采纳毛泽东的意见，放弃原定西渡赣江攻打吉安的计划，8月中旬发起攻打宜黄、乐安战役。根据这一战役计划，红一方面军随即从兴国、于都两地出发，挥戈北进，经过8天行军，8月中旬到达乐安县南部的招携一线，开始攻打宜黄、乐安两座县城。

当时，宜黄、乐安两城由国民党军孙连仲部高树勋的第二十七师据守。在乐、宜二县东面的南丰、南城一线，驻有国民党军朱绍良部之毛炳文、许克祥、李云杰3个师，西面驻有国民党军陈诚、罗卓英、吴奇伟3个师。根据这一敌情，红一方面军决定首先消灭敌第二十七师，取得乐、宜两城，再乘胜东击毛、许、李等师，取得南丰城；然后西进攻击陈、罗、吴等师，调动敌人分兵南下，以减轻鄂豫皖、湘鄂西苏区的压力。根据这一作战方案，红一军团、红三十一师、红二十二军第六十五师及总部特务营，于8月15日从招携出发，夜行军60里，16日凌晨5时向乐安城守敌第二十七师第七十九旅两个团发起攻击。经一天一夜的激战，17日上午9时攻占乐安城，全歼高树勋师1个旅2个团并1个营，俘敌3000余人，缴获长短枪约2000支，机枪10余挺，迫击炮10余门，无线电台1部。

红军攻占乐安城后，随即挥师围攻宜黄之敌。宜黄城守敌为第二十七师第八十、八十一旅（4个团欠1个营），其主力守城，一部驻守城外工事。红军于8月20日晚将宜黄县城攻克，俘敌近1000人，缴枪1000余支，机枪10余挺，迫击炮10门，无线电台2部，还有其他大批辎重。守敌一部弃城北逃。红一军团第三军第七师和第四军第十一师尾敌追击，22日在通往抚州的大道龙骨渡追上敌人，俘敌1000余人，缴枪1000余支。至此，高树勋第二十七师被全歼。宜、乐两城攻克后，红军又迅即东进，攻打南丰、南城两县之守敌毛、许、李3个师。毛、许两师慑于红军声威，退守南城。8月23日，红十二军乘虚进占南丰城，缴获敌遗弃的大米、面、汽油等物资。红军按原定计划进至南城附近，准备攻取南城。这时，侦知国民党军已集结17个团的兵力坚守城内工事，城外地形对红军作战又极为不利，国民党军正企图待红军疲惫后，对红军实施前后夹击。红一方面军总部遂决定撤围南城，就近分兵发动群众，伺机歼敌。在此期间，闽西红军独立第七师于8月19日占领了宁化县城。

红军在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王稼祥等领导下，从8月16日开始，一周之内连克乐安、宜黄、南丰、宁化4座县城，不但大量歼灭了敌人有生力量，而且大大拓展了苏维埃共和国的疆土。

3.毛泽东被迫离开党和红军的领导岗位

中央苏区红军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王明和中共临时中央秉承共产国际东方地区书记处负责人米夫的旨意，提出并极力推行一条以集中红军主力夺取中心城市、“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为主要内容的“进攻路线”。毛泽东对这条严重脱离苏区实际的“进攻路线”予以坚决抵制，坚决反对和严厉批评红军冒险攻打赣州，坚持主张红军主力应向闽浙皖赣边境敌人力量薄弱地区发展。鉴于自己的主张得不到苏区中央局其他成员的支持，加上身体欠佳，1932年1月底，毛泽东被迫辞去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职务，请假前往瑞金东华山古庙休养。毛泽东的主张和态度被苏区中央局其他成员指责为是“右倾机会主义”和“失败情绪”，因而在江口会议上遭到批评。江口会议后，苏区中央局原代理书记、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项英，赴上海向中共临时中央汇报工作。他乘机状告毛泽东对执行中央“进攻路线”“消极怠工”，犯有严重“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致使临时中央领导人对毛泽东亦十分不满。

1932年4月14日，中共临时中央向各苏区党部发出《中央为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瓜分中国给各苏区党部的信》，认为：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东北，是进攻苏联的具体危险步骤，国民党也正向苏维埃与红军作全线的新的总进攻，要求全党和全国苏区红军要以坚决积极的民族革命战争来拥护和支持苏联，并且强调：“右倾机会主义的危险是各个苏区党目前的主要危险。”毛泽东却认为“中央的政治估量和军事战略，完全是错误的”。他认为，第三次“围剿”苏区的失败和日本出兵东北，给了国民党南京政府很大的打击。目前无论是南京国民党政府，还是国民党粤军，对苏区和红军都只能取守势防御。我们不应过分夸大敌人力量，而使自己犯战略错误。他主张：“在三次战争以后，我们的军事战略，大规模上决不应再采取防御式的内线作战战略，相反要采取进攻的外线作战战略。我们的任务是夺取中心城市实现一省胜利，似要以消灭敌人做前提。在现时的敌我形势下，在我军的给养条件下，均必须跳出敌人的圆围之外，采取进攻的外线作战，才能达到目的。”

毛泽东对临时中央指示的这种态度，令以周恩来为首的苏区中央局深感失望。1932年5月上旬，在毛泽东缺席的情况下，苏区中央局在长汀城召开会议，“决定同毛泽东的错误进行斗争，并在党的机关报上进行批评”。 5月11日，苏区中央局作出《关于领导参加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瓜分中国与扩大革命战争运动周的决议》，不点名批评以毛泽东为代理书记的苏区中央局“自去年三次战争胜利以来对于目前政治形势的估量，犯了极严重的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表示要“彻底纠正中央局过去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将“主要的火力应向着右倾机会主义做最坚决最残酷的斗争”。

毛泽东此时还在漳州，没有参加苏区中央局长汀会议。1932年6月，毛泽东率东路军从漳州回师赣南抵达长汀，才看到这个决议。事过9年，他在延安提起这个决议时，曾写道：“六月回到长汀，见了这个皇皇大文，茅塞为之顿启。知道是采的缺席裁判办法，一审终结，不许上诉的。”

从1932年5月中旬起，对毛泽东所谓“右倾机会主义”的批判不断升温。此时，前往上海汇报情况的项英于5月间回到长汀，带回了中共临时中央对毛泽东新的批评指责。邓颖超也从上海来到苏区，带来了博古等临时中央领导人对毛泽东的批评与对苏区工作的意见。苏区中央局还收到了临时中央于1932年5月20日发来的电报。临时中央在这份电报中批评苏区党大会（即“赣南会议”）没有充分开展自我批评，“两条战线的斗争，尤其非常薄弱”，认为党大会以反对毛泽东的狭隘经验论代替了反对毛泽东的机会主义的斗争，是大会最主要的“错误与缺点”。

根据中共临时中央的指示精神，中共苏区中央局认为有必要加大对毛泽东批评的力度。正好6月上旬红军东路军从漳州回师赣南，毛泽东回到长汀城。于是苏区中央局立即召开全体委员会议。这次会议的情况，苏区中央局于6月9日在发给中共临时中央的电报中汇报说：“1.毛泽东已从前线返回，全会已结束，取得很好结果，一致同意中央的指示信，坚决揭露了以前的错误，进行了深刻的自我批评，确定了当前政治工作的积极进攻方针和在江西省取得首先胜利的行动方针。在全会上，毛泽东同志表现出很好的态度，深刻承认了自己以前的错误，完全放弃了自己向东北扩张的意见。所有问题都迎刃而解了。2.我们的讨论是在同志式的气氛中进行的，只限于中央局委员之间。这并不妨碍毛泽东的领导工作。目前我们正齐心协力地执行中央的指示，不会再有任何冲突。” 1932年6月17日，苏区中央局又作出《关于争取和完成江西及其邻近省区革命首先胜利的决议》，以大量篇幅“批评和揭露”了毛泽东任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期间的所谓“严重错误”，强调要集中火力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要采取更积极的进攻策略，对毛泽东的所谓“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再次给予批判。至此，毛泽东已被临时中央与苏区中央局完全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代表人物。

为更好地贯彻执行临时中央的“进攻路线”，1932年7月下旬，周恩来以苏区中央局全权代表身份，亲赴前方，成立由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4人组成的“最高军事会议”。周恩来任“最高军事会议”主席，直接领导前方军事行动。8月8日，根据周恩来的意见，中革军委发布通令，任命毛泽东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但是，毛泽东的权力仅“限于指挥作战战术方面”，在战略方针决策与战役战斗计划的制定、决策方面，他只能参与“最高军事会议”研究，没有最后决定权。红军军事行动战略方针的决策与战役战斗计划的最后决定权，集中在周恩来身上。

毛泽东以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身份，与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朱德一起，从1932年8月15日至23日，指挥红一方面军获得乐安、宜黄战役大捷，歼敌万余人。此时，蒋介石正指挥40万国民党军向苏区发动大规模进攻，并即将对中央苏区发动第四次大规模“围剿”。在制定反“围剿”作战方针时，毛泽东从中央苏区和红军的实际出发，极力主张红军应在宁都北部和宜黄、乐安南部苏区准备好反“围剿”战场，采用“积极防御”“诱敌深入”的战略战术，集中兵力在运动中歼灭敌人。毛泽东的主张得到周恩来、朱德、王稼祥的支持和赞同，却遭到苏区中央局在瑞金的同志（任弼时、项英、邓发、顾作霖）的反对。在前方中央局成员的要求下，瑞金的中央局成员和准备接替叶剑英担任中革军委总参谋长的刘伯承，于1932年9月30日下午从瑞金出发，星夜兼程赶赴宁都，10月2日傍晚抵达红一方面军总部驻地宁都县东山坝乡小源村。

1932年10月3日至8日间，中共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在宁都县东山坝乡小源村榜山翁祠召开。出席会议的有来自后方中央局成员任弼时、项英、顾作霖、邓发，在前方的苏区中央局成员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刘伯承列席了会议。会议由周恩来主持。根据《苏区中央局宁都会议简报》等文献资料记载，这次会议的主要内容，有以下4个方面：

（一）传达讨论中共临时中央于1932年7月21日发出的《中央给中区中央局及苏区闽赣两省委信》（即“中央长信指示”）。中共临时中央在这封长信中，对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以来中央苏区所犯的所谓“政治错误”，进行了系统、严厉的批评；不点名指责毛泽东在红军占领漳州的一个多月里，“没有能够充分的利用这个时机与良好环境进行充分的群众工作，而集中一切注意力于筹款，这种教训必须深刻地注意到” 。宁都会议“一致同意中央长信指示” ，同时认为苏区中央局在1932年6月17日作出的《关于争取和完成江西及其邻近省区革命首先胜利的决议》的全部精神，与中共临时中央的指示信和指示电是相吻合的。这次宁都会议追议这个决议，实际上是对毛泽东的所谓“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再次进行批判。

（二）以中共临时中央的“进攻路线”为尚方宝剑，对1932年2月以来红军的几次战役进行评估和总结。会议“认为攻赣（州）和南雄、宜乐战役，依据当时情况都是绝对需要的。进占漳州虽获胜利，有很大政治影响，但往来延缓了北上任务之实现” 。对攻打赣州失败造成的严重损失，会议避重就轻地认为“攻赣（州）本有克城可能，惟因对敌必坚守中心城市的估计不足，遂未坚决布置解决增援敌人，在轻敌之下，造成增援之敌已入城而不能攻以及爆炸技术有缺点未能克城而撤围” 。会议期间，后方中央局成员任弼时、项英等及周恩来在发言中，都批评毛泽东在南雄水口战役中“对敌迅速增援估计不足，特别是犯了分兵错误。宜乐战役后，又重犯了分兵筹款错误，未能达到圆满胜利，且遭敌在宜黄之袭击”，并批评“在南雄宜乐之间分兵赤化的计划也是错误的”；还批评“以前三军团过河西也犯对形势估计不足及分散主力的错误”。

毛泽东在会上发言，不同意上述评价和批评。他坚持认为中央苏区红军自攻赣撤围后，就应该北上向赣东北和闽西北发展，在敌人力量薄弱之处发展新苏区，红军在过去7个月的行动，总体来说都是错误的。后方中央局成员和周恩来都不同意毛泽东的观点，“指出这是动摇并否认过去胜利成绩，掩盖了领导上所犯错误” ，批评了毛泽东过去提出并一再坚持的“向赣东发展路线”。后方中央局成员还批评毛泽东“不尊重党领导机关与组织观念的错误” 。所谓“不尊重党领导机关”，实际就是批评毛泽东不尊重以任弼时为代理书记的苏区中央局。

（三）讨论了对付敌人第四次“围剿”的战略方针。会议传达并讨论了临时中央关于第四次反“围剿”军事行动方针的指示电。周恩来在会上报告了前方的有关军事部署，认为是符合中央“进攻路线”精神的。毛泽东在发言中坚持认为红一方面军总部9月26日的训令符合当前实际，是正确的。后方中央局成员却认为，前方同志表现出对革命胜利与红军的力量估计不足，存在“以准备为中心”的观念，不同意周恩来在报告中对“以准备为中心”的解释，说他的报告连“积极进攻”的字眼也没有。后方中央局成员更是反对毛泽东关于第四次反“围剿”军事行动方针的主张，认为这是“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 。面对后方中央局成员的批评，周恩来发言并作结论，表示接受中央关于军事行动的指示电，承认前方同志确有“以准备为中心”的观念，也温和地批评了毛泽东，同时指出了后方同志对毛泽东有过分的批评。

（四）讨论决定了前方战争领导问题。会上，任弼时等后方中央局成员首先提出：“过去前方领导不能统一，认为战争领导必须求得专一独断，迅速决定问题，提出由周恩来同志负战争领导总责，泽东同志回后方负中府（央）政府工作责任。” 周恩来表示同意取消前方“最高军事会议”机构，但不同意将毛泽东调回后方，“坚持要毛同志在前方助理或由毛同志负主持战争责任，恩来同志在前方负监督行动总方针责任” 。后方中央局成员则坚持认为“毛同志承认与了解错误不够，如他主持战争，在政治与行动方针上容易发生错误” ，不同意周恩来提出的方案，既反对毛泽东留在前方协助周恩来，更反对让毛泽东负战争总责。个性极强的毛泽东，认为周恩来所提的两种办法，他都得不到中央局全权信任，实际上都削夺了自己对军事行动的最高决策权，即使留在前方也难以发挥作用，所以对周恩来所提两种办法他都不赞成。他愤而同意离开前方，回后方请假治病休养。会议就此问题表决，“最后是通过了恩来同志第一种意见” 。但毛泽东坚持要求请病假回后方休养。会议“最后批准毛同志请病假，必要时到前方”。

会议还讨论了其他有关人事问题，批评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对有政治问题的人采取了组织上自由主义与组织观念的错误”等。

宁都会议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是一次有严重错误的会议。其最直接的严重后果，就是排斥了毛泽东对中央苏区红军的领导权。宁都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带着警卫员离开小源，回瑞金后方住了两三天后，便前往长汀福音医院治病休养，同时看望即将分娩的妻子贺子珍。毛泽东刚离开宁都，中革军委便于1932年10月12日发出通令：

当此革命猛烈向前发展的同时，苏维埃政权的巩固与发展，是十二万分重要的。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毛泽东同志，为了苏维埃工作的需要，暂回中央政府主持一切工作，所遗总政治委员一职，由周恩来代理。特通令各军，希转饬所属知照。

毛泽东所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职务，就这样被正式解除。1936年9月中旬，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一次会议中曾重提宁都会议一事，说，当时撤掉军职，“是缺席裁判，并且不通知”，完全是一种“高傲的宗派主义”。

宁都会议以贯彻推行“左”倾“进攻路线”为宗旨，以批判毛泽东的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和“消极等待”“观望”为借口，“开展了中央局从未有过的反倾向的斗争”。毛泽东在会上处于孤立困境。这次会议加速了“左”倾“进攻路线”在中央苏区的贯彻执行。特别是会后毛泽东被迫离开前线，剥夺了他对中央苏区红军的指挥权，这就为“进攻路线”的推行者们后来滥用职权胡乱干涉前方军事行动提供了理由和便利，使中央苏区红军在后来的军事行动特别是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中，遭受不应有的惨重损失，最终导致中央苏区的丧失。

4.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

1932年7月，国民党调集重兵对各苏区和工农红军发动了空前规模的第四次军事“围剿”。

在这次“围剿”中，国民党军队利用各苏区间不易联系的弱点，采取逐次转移重点、实施各个击破的策略。其“围剿”苏区的整个计划分两步：首先集中兵力进攻鄂豫皖、湘鄂西两苏区，以解除红军对武汉的威胁；得手后，再将进攻的重点转移到中央苏区。根据这个计划，1932年下半年，国民党军队以何应钦为闽粤赣“剿匪”总司令，陈济棠为副总司令，刘建绪为湘军总指挥，余汉谋为粤军总指挥，陈诚为赣军总指挥，赵观涛为赣东北“剿赤”总指挥，在闽粤赣湘地区对中央苏区和湘赣、湘鄂赣、赣东北苏区形成包围防守的态势。

对于国民党军进攻苏区的策略，中共临时中央和中革军委在一开始即有所了解。1932年6月21日，中共临时中央作出《中央关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四次“围剿”与我们的任务的决议》，要求：“必须向敌人采取积极进攻的策略，消灭敌人在一方面的主力，以根本击破敌人的‘围剿’计划。各苏区的红军必须更有计划的互相呼应，互相配合，坚决执行中央最近军事计划，以造成占领南昌包围武汉的形势。 ”红一方面军从1932年8月起在中央苏区采取的一系列军事进攻行动，就是执行中共临时中央的指示，以配合鄂豫皖、湘鄂西苏区红军作战，力图打乱国民党军的“围剿”部署。

1932年10月，蒋介石在进攻鄂豫皖、洪湖苏区得手后，将“围剿”的重点转移到中央苏区。11月中旬，蒋介石重新部署对中央苏区的“围剿”：以朱绍良为右翼总指挥，指挥在湘鄂赣边及湖南的8个师；以蒋光鼐、蔡廷锴为左翼正、副总指挥，指挥在闽西的第十九路军及毛炳文、刘和鼎、卢兴邦、赵观涛等8个师和戴岳的1个旅；以陈诚为中路军总指挥，指挥第十八军及吴奇伟、孙连仲、李云杰、许克祥等8个师，分左、中、右3路对中央苏区形成包围态势。在赣粤边境的粤军陈济棠部亦配合行动。

为打破敌人的“围剿”计划，红一方面军在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周恩来的统一指挥下，于1932年10月14日从广昌出发，发动了建黎泰战役。从10月16日起，在10天之内连克黎川、建宁、邵武、光泽等县城，取得北线战役的重大胜利。接着，红军在建宁、黎川、泰宁地区分兵分动群众，建立红色政权，征集资材，筹措给养。经过1个多月的艰苦工作，恢复和扩大了建黎泰苏区，初步打通了中央苏区与赣东北苏区的联系，使中央苏区得到了发展和巩固。

建黎泰战役后，国民党军在抚河流域集结重兵，寻找红军主力决战。为了挫败国民党军在金溪西、南两面夹击红军的计划，红军继建黎泰战役后又进行了金溪战役。1933年1月4日至8日，红一方面军分别向驻守南城县黄狮渡和金溪县浒湾之敌发起进攻。这两役，红军共俘敌4000余人，缴枪4000余支，全歼敌军1个旅，击溃敌军3个师，使国民党军在金溪夹击红军的计划落空，并调动了贵溪之敌，减轻了国民党军对赣东北苏区的压力。

1933年1月末，蒋介石亲到南昌，重新布置对中央苏区的“围剿”。2月6日，蒋介石自任江西省“剿匪”总司令，任命陈济棠为副总司令，重新设置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召开一系列军事会议，布置对中央苏区红军的第四次“围剿”。蒋介石以陈诚的中路军10个师为主攻部队，采取分进合击战术，寻求红军主力决战。中路军分3个纵队：第一纵队由罗卓英指挥，辖第十一、五十二、五十九师，集结在乐安、宜黄；第二纵队由吴奇伟指挥，辖第十、十四、九十师，集结在抚州附近；第三纵队由赵观涛指挥，辖第五、六、九、七十九师，集结在金溪、浒湾一线。蒋介石企图以3个纵队同时推进，对红一方面军形成围歼之势。

红一方面军结束金资战役后，周恩来、朱德本拟指挥红军主力乘胜北上贵溪，与闽浙赣红十军密切配合，调动临川、抚州等地敌军，在运动中歼灭抚、赣流域敌军有生力量，使中央苏区与闽浙赣苏区完全连成一片。可是，后方中央局成员项英、任弼时却于1933年1月16日、24日先后两次以苏区中央局名义致电周恩来、朱德、王稼祥等，先要求红军进攻南城，后又要红军集中主力攻取南城、黎川、广昌，然后再攻占南丰，并强调要稳固地占领南丰城。

南丰城位于盱河西岸，敌军视其为进攻中央苏区的中心基地，驻有毛炳文第三十八军第八师的5个主力团，兵力计2万余人，城郊筑有坚固工事，是一座防守严密的坚城。

周恩来和朱德等认真分析敌情后，反对红军主力贸然过河西攻打坚城。1933年1月27日，周恩来电复瑞金苏区中央局、中央政府并转临时中央，陈述主力暂不宜过河西攻打南城、南丰的理由。1月30日，周恩来深感战事重大，再次致电瑞金中央局并转临时中央，陈述强攻南城、南丰的不利条件，说：“攻城如前电所述，一暴露企图，二易受夹击之不利外，还有三损伤大，四不能筹款，五耗费时日的不利。在大战前如蒙此不利，而坚城又攻不下，增援军三个师并进又不便打，则不仅未破坏敌人进攻部署，且更便利于敌人的进攻。因此，在敌人部署完毕前，如能在抚河东岸连续求得运动战解决敌人，我都不主张立即过河攻城。”

这时，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等人已从上海来到瑞金，成立了以博古为总负责人的新的中共中央局（对外仍称苏区中央局）。博古和项英、任弼时等中共中央局成员根本听不进前方红军指挥员意见，于2月4日电告周恩来、朱德、王稼祥，指令红军先攻南丰，并乘胜威胁南城、抚州，并声色俱厉地说：“此新计划经中央局全体通过，请立即讨论并电告执行的具体部署。” 电文咄咄逼人，不容周恩来、朱德等再作任何变更。

无奈，周恩来、朱德只好于2月7日作出攻打南丰的部署。2月12日傍晚，红军向南丰城守敌发起总攻。果不出所料，敌人凭借坚固工事固守待援。主攻西门的红三军团和主攻北门的红五军团激战一昼夜，城外敌堡被摧毁不及一半；敌堡后面又是一片开阔地，攻城红军完全暴露在敌强大火力之下，伤亡400余人，仅红三军团就牺牲了第三师师长彭遨和两名团长。更为严重的是，增援敌军已纷纷出动，其中敌第一纵队第十一师已开至宜黄；第五十二师、第五十九师已由吉安开向乐安；第三纵队也有1师从南城前出至新丰街。敌人企图从三面合围攻城红军，与红军主力决战。

面对攻城红军将面临敌内外夹击的危险，周恩来、朱德审时度势，当机立断，不待请示后方中央局，于2月13日命令部队立即撤围南丰，将强攻改为佯攻，主力秘密西移至宁都县北部的东韶、洛口一线隐蔽休整，伺机歼敌。这才使红军由被动转为主动。

红一方面军南丰撤围后，为掩护主力秘密西移休整，方面军总部令红军第十一军佯装成红军主力东向黎川运动，以迷惑敌人。国民党军果真中计，陈诚令其第三纵队由金溪出黎川，第二纵队由南城东进，第一纵队由乐安、宜黄进攻广昌县，企图在黎川南部三面合围红军。2月下旬，敌第二、第三纵队东向黎川运动后，西面驻乐安、宜黄的敌第一纵队第五十二、五十九师行动已完全暴露在红军主力面前，态势突出，且又孤立。根据这一情况，红一方面军总部决定集中优势兵力，在运动中先围歼敌人的第一纵队。

1933年2月27～28日，红一方面军主力在宜黄县南部登仙桥以东至黄陂之间的摩罗嶂山区设伏，对行进中的敌第一纵队五十二、五十九师进行伏击。经过一天半的激战，歼敌五十二师全部和五十九师大部，活捉敌师长李明、陈时骥，缴枪万余支，俘敌万余人，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决战的首战胜利。

黄陂战斗后，红一方面军主动撤回到宁都县东韶、南团、小布地区隐蔽集结，伺机再次歼敌。敌判断红军主力在广昌，令吴奇伟指挥的第十、十四、九十四师为前纵队，以罗卓英指挥的第五、九、十一师为后纵队，于3月17日开始轮番向广昌推进。红一方面军总部侦悉国民党军新的部署后，即令红十一军于3月18日进至广昌县西北，配合独立师、团和地方武装，牵制进攻广昌之敌前纵队；主力则转移到宜黄县南部隐蔽集结，以待机侧击敌之后纵队。

1933年3月20日，敌后纵队的第十一师进至宜黄县南部的草台冈、徐庄地区，第九师尚在东陂，中间隔着一座雷公嵊大山，难于互相策应。红一方面军总部及时抓住这一良机，于3月20日发出围歼第十一师的作战命令。3月21日拂晓，红军一、三、五军团和红二十一、二十二军分左右两翼，同时向草台冈之敌发起全线攻击。激战至当日黄昏，将该敌基本歼灭。前往救援的第五十九师残部和敌第九师1个团，遭到红军第十二军的有力阻击，狼狈向北溃逃时第五十九师残部和敌第九师1个营又被红军歼灭。红军在草台冈战斗中俘敌6000余人，缴获步枪、机枪近5000支。敌第十一师师长肖乾被击伤，后在南昌死亡，该师参谋长和1名旅长亦被击伤，3个团长被击毙。

经过黄陂、草台冈两役，红军第一方面军共歼灭蒋介石嫡系部队3个精锐之师，俘敌1万余人，缴枪1万余支，并缴获300余挺新式机关枪、40门大炮，活捉两名敌师长，毙、伤敌16名师、旅、团长，消灭了敌人“围剿”苏区的有生力量。特别是在草台冈战斗中，蒋介石的王牌军第十一师覆灭，使各路敌军为之胆寒。敌后纵队基本瓦解，敌前纵队迅速退守南丰城。黄陂、草台冈战斗的胜利，沉重地打击了敌人。蒋介石在给中路军总指挥陈诚的手谕中写道：“惟此次挫失，惨凄异常，实有生以来唯一之隐痛！” 陈诚更是羞愧交加，无地自容，在此手谕后面写了“诚虽不敏独生为羞”的字句。担任后纵队指挥的罗卓英，则因该梯队的王牌军第十一师被歼灭，不得不向蒋介石请罪：“英在今日已成党国之大罪人。”至此，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围剿”，被红军彻底粉碎。

随着红一方面军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中央苏区进一步巩固扩大，沟通了与赣东北苏区的联系。1933年4月26日，经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人民委员会第46次常会批准，以第四次反“围剿”前恢复的建黎泰苏区为基础，将闽赣边的建宁、黎川、泰宁、金溪、资溪、光泽、邵武7县及闽北苏区与信河、抚河间的一大片地区组建为闽赣省，成立中共闽赣省委和省革命委员会，同时设立闽赣军区。同月，中革军委决定以会昌县为中心新设立粤赣军区。1933年9月，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又决定将会昌、门岭、西江、于都、赣县、信康等县苏区划设粤赣省，成立了中共粤赣省委和省苏维埃政府。至此，中央苏区发展到包括有江西、福建、闽赣、粤赣4个省级和60个县级苏维埃政权、面积达8.4万平方公里、人口达450万人、红军部队达10余万人的鼎盛时期。

5.“左”倾路线在中央苏区进一步贯彻

1933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领导机关和博古、张闻天等从上海迁入瑞金，中央苏区的政治局势开始日益恶化。在瑞金沙洲坝下霄村成立的以博古为总负责人的新领导机构中共中央局，开始对中央苏区实行直接领导。他们为扫除“左”倾“进攻路线”在中央苏区贯彻执行的障碍，进入苏区后干的第一件事，就是开展反“罗明路线”斗争。

罗明是中共福建省委（又称闽粤赣省委）代理书记。1932年冬，毛泽东在长汀福音医院养病期间，罗明也在这所医院医治腰伤。他向毛泽东详细汇报了福建苏区的情况，毛泽东对福建苏区的工作谈了许多建议。罗明认为毛泽东的意见符合福建苏区实际，未等病愈，就召开省委会议传达毛泽东指示。随后，罗明又以福建省委代理书记兼省委全权代表身份，前往上杭、永定、龙岩等县，领导赤白边界的游击战争，稳定了这一地区的局势。罗明还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和福建苏区的实际情况，于1933年1月21日在新泉县写了《对工作的几点意见》寄给省委。接着，他又在上杭县的旧县写了《关于杭永情形给闽粤赣省委的报告》送省委。同时，中共新泉县委书记杨文仲也给省委写信，对工作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可是，博古、张闻天等却认为这几份报告对革命是“悲观失望的”“机会主义的”“取消主义的”“退却逃跑路线”。从1933年2月开始，在福建苏区开展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反“罗明路线”斗争。中共苏区中央局 于1933年2月15日作出《关于闽粤赣省委的决定》，改组福建（闽粤赣）省委，罗明被撤销省委代理书记职务。这场错误的党内斗争迅速蔓延，由上而下，扩展到基层党支部及乡苏维埃政府。福建省苏区先后被撤职的省委书记3人、省苏维埃政府主席3人、省军区政委1人、军分区领导6人、团省委书记1人、县委书记和县苏维埃政府主席等县级干部14人，受到错误处分和点名批判的省、县级领导干部14人，其中包括刘晓、谭震林、张鼎丞、陈潭秋、李坚真、郭滴人、杨文仲等。

继福建反“罗明路线”之后，博古等“左”倾领导者又在江西苏区开展反“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对所谓的“江西罗明路线”代表人物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等进行错误的批判斗争。

邓小平原任中共瑞金县委书记，1932年5月调任中共会昌临时县委书记，同年6月任中共会（昌）寻（乌）安（远）中心县委（又称中共会昌中心县委）书记，1933年2月底调任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长。他在任会寻安中心县委书记期间，拥护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从会昌、寻乌、安远3县边区实际出发，采取了一系列正确的斗争策略和工作方法，使中央苏区南大门的安全得到保障。

毛泽覃是毛泽东的小弟，1929年随红四军到赣南游击，因负伤留在吉安东固疗养，伤愈后任中共东固区委书记、红六军政治部主任、中共吉安县委书记、中共永吉泰特委书记、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秘书长和公略中心县委书记等职。他领导的公略、万泰、永丰地区，与吉安的国民党驻军隔江对峙。他对毛泽东的军事思想领会深刻，灵活运用游击战争的“十六字诀”，不仅保卫了永（丰）公（略）（万）泰苏区，而且给了进犯苏区的敌人以狠狠打击。

谢唯俊也是井冈山斗争时期的老红军，原任中共赣东特委书记，1932年后任江西军区宜乐军分区司令员。他领导部队运用灵活的游击战术，不断地打击骚扰进犯宜乐苏区的敌人。

古柏曾任红四军前委和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秘书长，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他到会昌县任临时县委书记，后调任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党团书记兼内务部长，后又任省苏维埃政府文化部长。

邓、毛、谢、古四人都曾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过，对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王明“左”倾错误领导不满，在赣南会议上公开为毛泽东鸣不平。宁都会议以后，毛泽东虽然受到批评并被免去军职，而邓、毛、谢、古“他们互相通讯，谈话和讨论，所谈的，写的，讨论的，并不是一般的政治问题，而是……与党的路线绝对相反的机会主义的策略，口号以及反对领导机关等” 。在博古等“左”倾领导者们的高压下，中共江西省委于1933年4月16～22日在宁都县七里村召开了“江西党三个月工作总结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江西省苏区各县县委书记和中心县委书记、省直机关党的负责人共200多人。博古亲自指定罗迈（李维汉）代表中共中央局出席会议并作主题报告。报告中说：“江西的罗明路线，是一条反共产国际的路线，是一条与党的进攻路线没有丝毫相同而完全相反的路线”；还说邓、毛、谢、古“是罗明路线在江西的创造者，同时是反党的派别和小组织的领袖”。四人均被撤销了所有职务。中共宜乐崇中心县委书记胡嘉宾、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教育部副部长聂昭良等也被撤职批斗，甚至被杀害。

1933年夏以后，反“罗明路线”的斗争在整个中央苏区和红军部队中全面展开。闽赣省开展了反对以建黎泰中心县委书记余泽鸿为代表的“罗明路线”斗争，粤赣省开展了反对以粤赣军区第三作战分区司令员吕赤水为代表的“退却逃跑路线”的斗争，在红军中开展了反对以闽赣军区司令员肖劲光为首的“红军中的罗明路线”的斗争。在毗邻中央苏区的湘赣苏区，开展了反对以中共湘赣省委书记王首道等为首的“湘赣罗明路线”的斗争，改组了湘赣省委，撤销了王首道和省委常委、宣传部长甘泗淇，省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张启龙的职务；以“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罪名逮捕了湘赣省苏维埃政府主席袁德生，批判了湘赣军区政治部主任于兆龙。这场错误的反“罗明路线”斗争，一直延续到1934年10月主力红军长征前夕。

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统治全党后，在土地改革方面，强制推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和“以人口和劳动力混合为标准”分田的“左”倾土地政策，并写进提交一苏大会的土地法中。

第一次全苏大会通过并颁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后，中央苏区迫于中共临时中央的压力，为贯彻“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政策，从1932年3月开始酝酿发动查田运动。但是，违背苏区实际的“左”倾土地政策，并不受苏区干部群众欢迎，苏区的查田运动迟迟开展不起来。1933年1月，博古、张闻天等来到瑞金后，立即下令在整个中央苏区开展大规模的查田运动。他们将领导查田运动的责任交由临时中央政府负责，并将在长汀福音医院养病的毛泽东召回瑞金，让他具体负责这项工作。1933年6月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发出《关于查田运动的训令》。6月2日，中共中央局博古等人听取了毛泽东和土地部的查田试点情况汇报后，也作出《关于查田运动的决议》。1933年6月17～21日，临时中央政府在瑞金叶坪召开有瑞金、会昌、于都、胜利、博生、石城、宁化、长汀8县区以上苏维埃负责人员参加的查田运动大会。6月25日至7月1日，又召开上述8县贫农团代表大会，进行查田运动动员。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也于7月21～24日召开了兴国、赣县等9县区以上苏维埃工作人员查田运动大会。

查田运动大会后，中央苏区的查田运动大规模开展起来。领导查田运动的毛泽东，由于受到“左”倾错误领导者的排斥，没有充分的决策权力，很难对查田运动进行有效的控制。运动迅猛开展起来后，“左”倾错误迅速占了上风，各地出现了乱划阶级成分、严重侵犯中农利益、消灭富农经济的现象。如将中农上升为富农、将富农上升为地主加以打击，在查阶级时往上查到二、三代甚至三、四代，因而将一些贫农搞成破产地主而没收其财产，有的贫农出身的干部、党员因此被开除工作、开除党籍。有的地方不是以剥削量去区别地主、富农或高利贷者，而是以剥削的种类（即土地剥削、劳动剥削、经济剥削）多寡去区别地主、富农或高利贷者。这样就“把稍微放点债，收点租，而大部分靠出卖劳动力为一家生活来源的工人当地主打了” 。据统计，查田运动开展后的7～9月三个月内，江西、福建和粤赣3省，就查出所谓的地主6988家、富农6638家。这些新查出的地主、富农中，有相当大一部分是中农，甚至是贫雇农和工人。尤为严重的是，“左”倾领导者们还将查田运动与肃反运动及“洗刷”阶级异己分子搅在一起，将大量新查出的“地主富农分子”洗刷出革命队伍。这样乱划阶级成分的结果，使苏区群众产生反感，甚至引起恐慌。不少地方查田运动难以进行下去。

毗邻中央苏区的湘赣苏区，在查田运动中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有些地方甚至采用开群众大会由大家举手表决的方法，提出名单来问群众某人是否是地主、富农或阶级异己分子。不少到会群众怕被戴上与地主富农搞妥协的右倾帽子，便随意举手同意，致使乱划阶级成分的错误愈演愈烈。仅在1933年10月后短短月余时间，吉安县便新查出地主富农230余家，莲花县新查出地主富农327家，安福县新查出地主富农130家，万泰县新查出地主富农15家，新峡县新查出地主富农25家。茶陵县仅在高坑区就查出地主18家、富农24家。全省共新查出地主富农2000余家。有些地方查阶级甚至查到了五代、七代以上。闽浙赣（原赣东北）苏区的查田运动，也有类似的情况。

博古等领导人也察觉到查田运动中犯了某些错误，责成毛泽东纠正。毛泽东在大量调查研究和总结过去经验的基础上，与中央土地部的同志经反复研究商量，起草了《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1933年10月10日，这个决定以中央人民委员会第49号命令的形式颁布执行；同时颁布的还有毛泽东领导制定的《怎样分析农村阶级》。这两个文件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结合苏区农村的实际，对于准确划分阶级成分提出了正确意见。中央人民委员会在第49号命令中宣布：凡在1933年10月10日以前各地处置之阶级成分有不符合本决定者，应即根据本决定予以变更。命令颁布以后，各地对照文件，很快将错划的阶级成分予以纠正。可是，“左”倾错误领导者却不能容忍这种“纠偏”继续下去，把各级苏维埃政府贯彻执行《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和《怎样分析农村阶级》两个文件批评为“右倾机会主义”。1934年3月15日，中央人民委员会发布了《中字第一号命令—关于继续开展查田运动的问题》，在事实上宣布毛泽东起草并颁布的《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和《怎样分析农村阶级》两个文件无效。

查田运动陷入“左”倾泥坑中，产生了严重恶果：严重伤害了苏区农民的革命积极性，同时造成了人心的混乱，许多人害怕查到自己头上，惴惴不安。一些在查田运动中失去土地和财产的农民，被迫逃出苏区，逃往白区，“反水”事件到处发生。地处边区的于都县小溪、会昌县筠门岭、万泰县及闽西上杭县、永定县、龙岩县等地，甚至数万人或整村整乡地逃往白区，增加了敌对营垒的力量。有些地主、富农则上山为匪，使苏区内部的社会秩序不得安宁，给正在进行的中央苏区的对敌斗争增加了许多困难。

在军事上，1933年3月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后，红军本应在休整补充之后，集中优势兵力抓住时机向东北方向发展，诱动敌军在运动中歼灭之，同时依托赣东北苏区向闽浙皖边发展，巩固中央苏区。可是，博古、项英等却命令红一方面军去进攻敌人固守的乐安、永丰、宜黄县城，与敌人争夺一城一地之得失，致使红军主力在永、乐、宜地域徘徊两个多月，毫无战绩。1933年6月，共产国际远东局军事顾问为中央苏区红军制定了一份所谓“夏季作战计划”。这一计划的主旨，是在整个夏季将红一方面军主力分成东方军和中央军两个部分，在东、西两个方向、两条战线上“分离作战”。具体规定以红五军团（后改为红三军团）为主编成东方军，入闽作战；方面军主力第一、三两个军团，仍在抚河、赣江之间北线活动。这是一个完全脱离苏区和红军实际的军事战略方针和行动计划。毛泽东后来评价说：实行这个计划，“两个拳头打人”，“把红军主力分割为二，企图在两个战略方向同时求胜。那时的结果是一个拳头置于无用，一个拳头打得很疲劳，而且没有当时可能取得的最大胜利。照我的意见，在有强大敌军存在的条件下，无论自己有多少军队，在一个时间内，主要的使用方向只应有一个，不应有两个”。

可是，中共中央局总负责人博古和中革军委代主席项英，对共产国际远东局制定的这个“分离作战”计划却奉若圣旨，坚决拥护。他们不顾红军前方指挥员周恩来、朱德等一再反对，强令由彭德怀、滕代远指挥东方军，从1933年7月上旬开始入闽作战；令红一、五军团留在抚河、赣江间，配合东方军行动。东方军冒着酷暑入闽作战历时4个月，打了许多胜仗、恶仗，取得了歼敌万余、赤地千里、筹款百万的胜利。但是正如毛泽东所分析的那样，由于红军主力“分离作战”，不能集中兵力使用，使东方军打得很疲劳，未能取得更大的胜利。由红一、五军团等部组成的红军中央军，由于共产国际远东局和博古、项英等赋予其任务是配合东方军行动，所以从1933年7月至9月间，这两支红军主力在抚赣地区日趋被动，基本处于无用状态，只进行过一些小的游击活动，仅8月31日的乌江战斗获得全歼敌第八十师的胜利。“分离作战”计划的提出和实施，是共产国际东方部米夫和中共临时中央博古等人早前提出与推行“左”倾“进攻路线”的必然结果。它对中央苏区即将到来的第五次反“围剿”准备工作，造成了严重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