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1931年11月7日在江西瑞金成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虽然存在只有几年时间，但在中共党史和中国现代革命史上，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大事，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劳动人民建立的属于自己的国家，是与一切剥削阶级掌握的旧式政权根本不同的新型人民政权。在30年代初土地革命战争猛烈发展的形势下，十几个南方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已经初具规模。中国共产党中央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将当时规模最大的赣南闽西中央苏区作为依托，建立起这个全国性的革命政权，以加强对各地苏维埃运动的集中统一领导，加速推进革命，最后达到推翻国民党政权的目的。

本来从当时革命发展的需要看，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全国出现抗日爱国运动的新高潮，团结一切爱国力量反对日本侵略的民族斗争正在成为中国各族人民的中心任务，成立苏维埃中央政府并不是当时最急迫的事情。当时国民党反动派正以重兵反复发动对各个苏区的反革命军事“围剿”，各个苏区党的领导都要集中精力指挥频繁而严酷的反“围剿”战争。战争引起社会形势的多变、地区的分割，也使得建立正规的中央政府的条件不太成熟（这从筹备成立的时间一再延期也可以看出）。尽管如此，一个新型的全国革命政权的出现，终究反映了广大革命人民敢于同国民党反动政府分庭抗礼、独立自主地开创革命新局面的英雄气概和创造精神。这一革命创举对于扩大苏维埃运动在全国人民中的影响，鼓舞革命群众的斗志，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中央政府对各苏区和各部分红军的指挥，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在以后，对党开展反对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斗争，建立与其他抗日军队和抗日力量的统一战线，以至与国民党政府进行合作抗日的对等谈判，也都有着重要的作用。因此，对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的重要历史意义是不能低估的。

但是，新的共和国从筹备到建立，都与当时中共中央推行的“左”倾路线紧密相联。这些“左”倾中央的领导者按照“城市中心论”拟定建立全国性中央政府的计划，认为红军占领几个大城市，建立了中央政府之后，革命就会迅速在全国取得胜利。随着这个计划的破产，他们不得不在农村根据地建立苏维埃中央政府，但在有关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形势、任务等基本问题上，在政权建设、军事战略、土地政策、经济政策、劳动政策等一系列方针政策上，都是贯彻执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一套。这种“左”倾机会主义在政治上的最大错误，如后来毛泽东所批判的，就是死抱着所谓“进攻路线”（即轻敌冒进、攻打大城市）不放，不惜超越革命阶段（即混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四面出击，否定一切同盟者（即打倒一切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派别）。

这条“左”倾路线全面推行的结果，使苏区和红军的力量损失90%，白区党的力量损失几乎100%。最后是多数苏区红军被迫实行长征，中国革命由此陷于极大的危机之中。

值得注意的是，这条“左”倾路线在中央苏区推行的过程，就是对毛泽东在这个区域原来的正确领导进行打击和排挤的过程。经过赣南会议（即“一苏大”举行前在瑞金召开的中央苏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宁都会议，“左”倾中央领导人错误地批判毛泽东，撤销了他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职务，让他去做政府工作。实际上对他在政府工作的权力也有很大限制，等于把他排斥在外。

值得庆幸的是，毛泽东在政府工作中，尽管所处的环境极为艰难，但仍然尽其所能作出许多真正意义上的创造性业绩。

对于中央苏区的政治建设、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从指导思想、工作方针到工作方法，毛泽东都作出许多正确的决定。毛泽东在这一时期所写的《必须注意经济工作》《怎样分析农村阶级》《我们的经济政策》《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等文章，都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典范，影响深远。在毛泽东主席领导下，当时在中央政府各部门的一大批德才兼备、奋发有为的负责干部，和省、县、区、乡的一般干部，都为新型人民政权的创建和发展进行了辛勤的工作。他们在紧张的革命战争中为新型人民政权建设所作的多方面探索，所取得的多方面经验，都是党和人民最早积累的建国兴邦的宝贵财富。在他们身上体现的艰苦奋斗、不怕牺牲、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密切联系群众的思想作风，为党和国家干部长期形成的优良传统作风树立了最早的榜样。筚路蓝缕，以启山林，革命先驱者们创业的艰辛，贡献的巨大，使我们这些后人至今还受益良多，感念殊深。

基于以上的认识，我认为，研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这段历史并写出专著出版，对于我们今天以史为鉴仍然是很有益的。江苏人民出版社为向国庆五十周年献礼，特约舒龙、凌步机同志主持撰写《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史》，于今年9月出版。作者是长期生活在赣南红土地上从事苏区史研究的专家，凭着得天独厚的条件与矢志不渝的精神，经过辛勤劳作，广泛地收集和积累了十分丰富的材料，并对这段历史的各个方面进行了完整的研究。全书涉及的范围不仅仅局限于赣南闽西的中央苏区，还包括鄂豫皖、湘鄂西、闽浙赣等其他苏区，内容不仅仅局限于国家的政权组织和军队建设，还涉及经济、文化、法制、版图、人口等。作者对史料作了细致的考证、核实，并挖掘出一些鲜为人知的史实；对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从筹备到建立到发展的全过程，有脉络清晰的叙述；对一些新生事物出现的艰难和取得的正面反面经验，也都有一定的论述。这些都是难能可贵的。如果说有不足的话，也许在历史经验的总结上还不够深入和系统。但瑕不掩瑜，从总体上看，应当说是迄今为止最为全面、详细地反映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历史的一部好书。江苏人民出版社为这部书的出版作出了很大的努力，这也是值得称道的。我衷心祝贺这部书在国庆五十周年的大喜日子里及时问世，希望它能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

郑　惠
1999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