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红色政权理论的形成

1.中国共产党对政权问题的认识

科学社会主义的奠基人马克思恩格斯在论及共产党的近期目的时指出：“使无产阶级形成为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

1871年3月18日，法国巴黎无产阶级举行武装起义，建立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巴黎公社，进行了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尝试。马克思高度评价巴黎公社的革命举动，称赞说：“英勇的三月十八日运动是把人类从阶级社会中永远解放出来的伟大的社会革命的曙光。”

革命导师列宁继承并丰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俄国圣彼得堡工人阶级在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下，于1905年5月最初创造了工人代表苏维埃这一革命政权形式，随后在一些农村中又创造了农民代表苏维埃。它们在领导俄国工人和农民武装起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苏维埃”，俄文COBET的音译，意即“会议”或“代表会议”。列宁及时总结了圣彼得堡工人代表苏维埃和农民代表苏维埃的经验，在1917年十月革命中领导建立了全俄工农兵苏维埃政权，成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创造了无产阶级政权的崭新形式和崭新经验，大大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开创了人类历史新纪元。

十月革命胜利后，马克思主义传到了中国。1921年7月诞生的中国共产党，在自己的第一个纲领中庄严宣布：“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结束，即直到消灭社会的阶级区分”；“本党承认苏维埃管理制度，把工农劳动者和士兵组织起来，并承认党的根本政治目的是实行社会革命”。 这就为中国苏维埃运动的兴起准备了坚强的领导核心。

可是，中国共产党成立时毕竟理论准备不足，对中国国情缺乏足够的认识。党的纲领中只是笼统地“承认无产阶级专政”，“承认苏维埃管理制度”，却没有明确提出实现这一目标的措施。1922年7月召开的党的二大，开始认识到中国革命必须经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不同的阶段，民主革命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然而，在民主革命阶段，对于应不应该领导工农大众夺取政权这个重要问题，党的认识并不清楚，更谈不上如何在中国建立苏维埃政权问题。1922年秋冬，共产国际根据中国国情，开始酝酿推动中国共产党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合作，开展民主革命运动。1923年1月12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作出《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明确认为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中同国民党合作是必要的，合作的形式就是“中国共产党党员留在国民党内”，“只要国民党实行客观上正确的政策，中国共产党就应当在国民革命战线的一切运动中支持它” 。共产国际执委会在这个决议中，虽然强调中国共产党在与国民党合作中应当保持自己政治上的独立性，却没有提及共产党在国民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更有甚者，1月26日公开发表的《孙文越飞宣言》中写道：“孙逸仙博士认为共产党组织，特别是苏维埃制度不合中国国情，因为中国没有使共产主义或苏维埃制度成功的那些条件。越飞完全同意这个见解。”

越飞是苏俄政府驻北京全权代表，他的意见，实际上获得过俄共（布）中央和共产国际执委会领导的同意。也就是说，无论是俄共（布）中央，还是共产国际执委会，对孙中山关于“苏维埃制度不合中国国情”的观点都表示出赞同态度。

共产国际的上述态度，决定了它必然将中国国民革命胜利完全寄托在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身上，也影响着中共在国民革命运动中对革命领导权和苏维埃制度的认识。

受共产国际影响，中共与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后，党的领导人既不去同资产阶级争夺对于民主革命的领导权，也不重视建立自己掌握的军队和政权。中共领导人陈独秀提出了“二次革命论”，认为中国民主革命的结果只能是建立资产阶级政权，而无产阶级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工农民主政权，只是将来的事情。陈独秀一再声称，共产党在国民革命中是“在野党”，强调党“不可即有对于政权的尝试，我们同志不能加入政府组织” 。北伐军占领江西之后，有4名在北伐军中担任重要职务的共产党人因工作需要加入了江西省政治委员会，受到中共中央的严厉批评，并被要求退出政府。江西的共产党人陈赞贤、师古隆、王环心、涂振农4人受组织委派，分别担任南康、九江等县县长。他们依据党的纲领，在任上充分利用手中的权力，惩治土豪劣绅，扫除社会积弊，帮助工农群众解除痛苦。这种由共产党员代表工农大众掌握政权的举动，本是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题中应有之义。然而中共中央却致信江西地委，斥责江西党的举动是“党中机会主义作官热的倾向”，要求江西党组织“对于以上严重的错误倾向必须急速纠正，这几个当县知事的同志，当立刻限期命令他辞职，如果过期不理立即登报公开开除” 。在农民运动蓬勃发展的湘、鄂、赣3省，有些地方的农民协会实际上已经夺取由豪绅地主把持的乡村政权，实现“一切权力归农会”，农民们已经提出建立乡村农民政权的要求。有些县还成立了由共产党员和工会、农协负责人及国民党左派代表组成的政务委员会或公法团联席会议，掌管全县政务。这种现象非常类似于俄国1905年10月后乡村农民自发建立的农民苏维埃组织。列宁热情支持这种组织，而陈独秀主持下的中共中央却认为：“乡村政权问题即是农民政权代替封建式的土豪劣绅政权问题。这种政治运动，在实际运用上，我们重在实际推翻土豪劣绅的政权而不必叫出农民政权的口号，以免除别的小资产阶级分子发生恐慌。” 这无异于给农民的政权要求泼冷水。

在大革命高潮时期，对于中国革命是否应建立苏维埃政权问题，联共（布）党内和共产国际内部也发生了激烈争论。托洛茨基等人认为中共应退出国民党，独立建立苏维埃政权。而斯大林和布哈林等人认为“如果当时退出国民党，就是把它拱手让给右派，并使共产党人孤立于国民党之外”，他们反对中共过早提出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口号。

正是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和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助长了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反共反人民的嚣张气焰，致其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民众。1927年3月6日，赣州国民党右派倪弼等人秉承蒋介石旨意，枪杀共产党员、赣州总工会委员长陈赞贤，揭开了血腥镇压革命的序幕。同年3月17日，蒋介石在九江授意纠集帮会流氓捣毁坚持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国民党九江市党部和总工会；3月23日，又收买流氓及青红帮，捣毁拥护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国民党安徽省党部、安庆市党部、安徽省总工会筹备处和省农民协会筹备处等革命团体。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公开发动反革命政变，组织大批青红帮武装流氓和反动军队，向上海工人纠察队发动突然袭击，镇压工人群众，杀害300多人，逮捕工人500多人，另有5000多人失踪。

蒋介石公开叛变革命，大肆推行其反共反革命政策。江西、广东、湖南、广西、福建、江苏、浙江、安徽等省都以“清党”名义，对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进行大屠杀，许多著名共产党人如萧楚女、熊雄等都被杀害，仅广东一省被杀害者即达2100多人。接着，1927年5月17日，国民党军独立十四师师长夏斗寅率部叛变，进攻武汉。夏的叛军被叶挺部击败后流窜鄂东南一带，与当地土豪劣绅狼狈为奸，屠杀工农四五千人。4天后，即1927年5月21日，湖南长沙发生“马日事变”：国民党第三十五军第三十三团团长许克祥调动军队向湖南国民党省党部、省总工会、省农民协会发起突然进攻，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100多人。此后在短短20多天时间里，国民党反动派在长沙附近各县屠杀工农群众和共产党人1万多人。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也在武汉召开“分共”会议，叛变革命。

中国共产党人从血淋淋的现实中，终于认识了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的反革命真面目。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在武汉召开的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受到批评，大会通过的《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案》开始重视政权问题，提出“应该以土地革命及民主政权之政纲去号召农民和小资产阶级” ；甚至提出党应组织革命力量在湖北、湖南、江西、广东、广西、福建、浙江诸省与反动势力作战，在这些地域上“建立革命的民主政权” 。这个设想尽管一时难以实现，但比原来的“在野党”论调毕竟好了许多。

与此同时，中共党内许多同志已开始认识到掌握革命武装的重要性。毛泽东多次强调党应保存武力，提出组织农民革命武装“上山”的建议。1927年7月20日前后，李立三、邓中夏、恽代英、谭平山等提出组织南昌暴动的建议，得到中共中央的批准。1927年8月1日，在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前敌委员会领导下，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率领由党直接掌握和影响的军队2万余人，在南昌胜利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

但是，此时无论是中共还是联共（布）、共产国际领导人，对国民党左派仍抱有幻想。斯大林仍极力主张中共只能在报纸上宣传苏维埃口号，而不赞成立即建立苏维埃政权。因此，南昌起义胜利后成立的临时政权仍称“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其主要组成人员都是国民党左派成员。起义部队也沿用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番号。

南昌起义后，在汉口召开的中共中央八七紧急会议上，彻底清算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总方针。随后，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作出了在湘、鄂、粤、赣四省立即组织和发动农民举行秋收武装暴动的决定。但是，在南昌起义和湘、鄂、粤、赣四省农民暴动中，党还没有彻底抛弃国民党的旗帜，仍以“左派国民党”相号召，建立的革命政权也仍以“左派国民党”政权面目出现。8月12日，斯大林致电共产国际驻中共代表罗明纳兹，指示说：“现在无论在叶挺的军队里还是在农村都不要建立苏维埃。” 根据共产国际指示意见，8月21日，中共中央常委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任务与策略的决议案》决定：“本党现时不提出组织苏维埃的口号—城市、乡村、军队之中都是如此。只有到了组织革命的国民党之计划，完全失败，同时，革命又确不［在］高涨之中，那时本党才应当实行建立苏维埃。”

这引起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部分中国共产党人的严重不满。1927年8月20日，毛泽东代表中共湖南省委致信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强调指出：“中国客观上早已到了一九一七年，但从前总以为这是在一九○五年，这是以前极大的错误。工农兵苏维埃完全与客观环境适合，我们此刻应有决心立即在粤湘鄂赣四省建立工农兵政权；此政权既建设，必且迅速的取得全国之胜利。……我们不应再打国民党的旗子了。我们应高高打出共产党的旗子以与蒋唐冯阎等军阀所打的国民党旗子相对，国民党旗子已成军阀的旗子，只有共产党旗子才是人民的旗子。”

毛泽东等人的要求，引起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领导人的高度重视。1927年9月19日，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正式通过了《关于“左派国民党”及苏维埃口号问题决议案》，明确宣布：“彻底的民权革命—扫除封建制度的土地革命，已经不用国民党做自己的旗帜。……现在的任务不仅宣传苏维埃的思想，并且在革命斗争新的高潮中应成立苏维埃。”

此时，严酷的现实也使共产国际和联共（布）中央决策层认识到，在中国革命过程中，左派国民党再没有号召力了，表示同意中共作出的关于建立苏维埃的决议。1927年9月27日，斯大林在共产国际执委会和监委会联席会议讲话时，说：“就让我们的中国同志自己去进行把苏维埃移植到中国的工作吧！”

从此，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一场以革命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以土地革命为主要内容、以建立各级工农兵苏维埃政权为主要目标的苏维埃运动，开始在中国大地上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2.海陆丰起义和广州起义：中国苏维埃政权的最早尝试

中国共产党最早领导建立的苏维埃政权，是广东陆丰、海丰二县苏维埃政府和广州苏维埃政府。

海陆丰位于广东省东部，这里的农民深受帝国主义和封建豪绅地主的压迫剥削，生活极为悲惨。早在1922年7月，共产党人彭湃便在海丰县成立“六人农会”。1923年11月又在汕头发起组织潮惠梅农会，1924年7月在广州创办“农民运动讲习所”，1925年和1926年7月在海丰县和汕头创办“海丰农民运动讲习所”和“东江工农运动养成所”，为党领导开展工农革命运动培养了大批骨干。在国民革命军两次东征的推动和周恩来等的支持下，东江地区的工农革命运动迅速开展起来。共产党组织在东江地区建立，同时建立了共青团、工会、农会、妇女会等组织，组建了初具规模的农民自卫军。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东江地区的局势仍为共产党和工农革命团体所掌握。同年4月中共东江特委成立后，曾于4～5月间先后发动和组织普宁、澄海、海丰、陆丰、五华、梅县等县农民武装起义，攻占海丰、陆丰、紫金、梅县等县城和广大的乡村，成立普宁、海丰、陆丰、梅县等县临时人民政府。这些起义虽然受挫，但极大地鼓舞了东江各县人民的革命斗志。

1927年八九月间，南昌起义的消息和中共八七会议精神迅速传到东江，中共广东省委和新成立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加强了对东江地区革命斗争的领导。9月上旬和中旬，中共东江特委负责人张善铭等发动组织了第二次海陆丰武装起义，再次攻占海丰、陆丰县城，并再次成立两县临时革命政府。1927年9月25日，国民党军队反扑，两县革命力量只得撤出县城，退往农村。

这时，南昌起义军已进入潮汕，1927年10月初不幸失败。被打散的起义军叶挺部第二十四师第七十团和第四军余部共1000余人，由第七十团团长董朗带领转移到海丰县境，与中共东江特委取得联系。随后，这支部队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二师（后改称工农红军第二师）第四团（后改称工农红军第二师第四团）。10月下旬，工农革命军第二师扩编第四、五两个团。各县也相继建立地方工农革命武装，其中海陆丰农军除编入工农革命军第二师第五团外，还另外组建了两个团队，有320余人。

中共中央南方局和中共广东省委根据中共中央关于组织湘、鄂、粤、赣四省农民秋收起义的决议，决定再次发动和组织东江地区各县农民举行起义，建立工农革命政权。彭湃直接领导指挥海陆丰起义，红二师成为起义的骨干力量。1927年11月1日凌晨，起义军首先攻占海丰县城。11月5日，红二师第四团一个营在农军配合下又攻占陆丰县城，海陆丰第三次武装起义取得胜利。

1927年11月13～16日，中共东江特委书记彭湃主持召开陆丰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民主选举产生了陆丰县苏维埃政府，选出张威等15人为县苏维埃政府主席团执行委员。紧接着，彭湃又前往海丰县，于11月18～21日在海丰县城红宫主持召开海丰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民主选举产生了海丰县苏维埃政府，选出杨望、陈舜仪等13人为县苏维埃政府执行委员，另选出林彬等14人为县苏维埃政府裁判委员会委员。

1927年12月11日凌晨，在中共广东省委领导下，张太雷、叶挺、叶剑英等指挥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教导团、警卫团一部和广州工人赤卫队共6000余人，在广州举行起义。起义当天，即宣布成立广州苏维埃政府，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著名的工人运动领袖苏兆征任主席，因苏兆征暂未到任，由张太雷代理主席。广州苏维埃政府设内务、军事、劳动、土地、教育、外交、经济、司法、肃反等委员会，以张太雷兼任人民军事委员，恽代英任政府秘书长，叶挺任工农红军总司令，杨殷任人民肃反委员，周文雍任人民劳动委员，彭湃任人民土地委员（由赵自选代理），陈郁任人民司法委员，何来任人民经济委员。

广州苏维埃政府成立当天还发表宣言，公布革命政纲。其总的政纲是：一切政权归苏维埃—工农兵代表会议；打倒反革命的国民党；打倒各式军阀；保证劳动人民之集会、结社、言论、出版和罢工的绝对自由。同时还分别公布对工人、农民、兵士和一般劳苦贫民的政纲及对外政纲。此外，还颁发组织工农红军、严厉镇压反革命等命令。

由于国民党反动军队反扑，广州起义后第三天就失败了。广州苏维埃政府只存在3天时间，起义总指挥张太雷壮烈牺牲。海陆丰革命根据地也在1928年6月间失守，海陆丰苏维埃政府被打散，一度停止活动。

尽管广州苏维埃政府和海丰、陆丰苏维埃政府存在的时间都很短暂，但揭开了中国苏维埃运动的序幕，正如《海丰全县工农兵代表大会开幕通电》所说：“我们这种举动是中国前古所未有，即在全世界上除苏俄以外亦是第一次，我们这种壮举实开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先声。我们以后还要加倍努力在共产党正确的领导之下去奋斗，尽力帮助各县各省以至于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务使世界革命能达到最后成功。”

3.毛泽东的红色政权理论

中共八七会议后，中共中央在部署湘、鄂、粤、赣四省农民秋收武装暴动的同时，派遣毛泽东回湖南协助改组中共湖南省委，领导秋收起义。

毛泽东于1927年8月12日从武汉回到长沙后，很快完成了湖南省委的改组，协助省委制定了秋收起义的行动纲领和计划。他提出：秋收起义必须抛弃国民党的旗帜，实行军事力量与农民力量相结合，依靠枪杆子夺取政权，起义胜利后建立苏维埃式的工农兵政府。同时，他还提出“没收一切土地”，以区为单位，由农协按“工作能力”与“消费量”为标准，将土地公平分配给农民。湖南省委完全采纳了他的意见。1927年9月9日，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正式爆发。参加起义的原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及湘赣鄂边界各县工农自卫军5000余人，在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毛泽东、起义军总指挥卢德铭指挥下，分头行动。

按原定计划，起义军攻占浏阳、平江等城镇后，应立即集中向长沙进军，与长沙城内革命力量互相配合，占领长沙。不料起义军在分头向长沙推进时，先后在平江县长寿街的金坪村和浏阳县失利。毛泽东果断决定停止执行进军长沙的计划，指挥起义部队退往浏阳县文家市集中。1927年9月20日，早就主张农民武装应该“上山”的毛泽东，冷静地分析当前形势，提出起义部队必须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湘粤赣边境农村去，建立根据地，同农民结合，坚持斗争。前委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决定起义部队沿湘赣边界向南转移，前往湘南，与粤北、湘南农军会合，执行湖南省委原定的湘南暴动计划。

在毛泽东、卢德铭率领下，秋收起义部队于1927年9月20日从浏阳县文家市出发南进。途经江西萍乡芦溪时，部队遭敌袭击，损失很大，总指挥卢德铭牺牲。9月25日，起义军攻占莲花县城。9月29日，到达永新县三湾村，对部队进行了改编。

此时，毛泽东已收到江西省委派人送来的信，得知宁冈县还有共产党组织和由共产党员袁文才领导的农民自卫军，遂决定向宁冈前进，并与袁文才部取得联系。1927年10月3日，工农革命军到达宁冈县古城。毛泽东主持召开前敌委员会会议，确定就在以宁冈为中心的罗霄山脉中段建立根据地，并确定对袁文才、王佐两支农民自卫武装实行团结、改造的方针。10月7日，工农革命军进驻宁冈茅坪，受到袁文才农民武装欢迎。在袁文才协助下，工农革命军在茅坪设立留守处和后方医院，开始了开辟、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接着，毛泽东率工农革命军沿湘赣边界游击，绕井冈山转了一圈，10月27日到达茨坪，在大井与王佐会见，互赠礼物，然后于11月上旬初回到茅坪。1927年11月上旬，毛泽东在茅坪象山庵召开宁冈、永新、莲花3县党组织负责人会议，对发展湘赣边界各县革命斗争作出部署。1927年11月中旬，毛泽东派出工农革命军第2次攻占茶陵县城，随后成立边界第一个县级革命政权—茶陵县工农兵政府，谭震林任主席。1928年1月5日，毛泽东又率工农革命军攻占遂川县城，帮助建立中共遂川县委和县工农兵政府。1928年1月9日，临近遂川的万安县农民自卫军，受工农革命军攻占遂川县城胜利的鼓舞，在共产党员曾天宇、张世熙等领导下，攻占万安县城，于1月11日宣布成立万安县工农兵苏维埃人民委员会。1928年2月18日，毛泽东又率部从遂川北上攻打宁冈县新城，全歼守敌1个营和1个靖卫团，活捉宁冈县县长张开阳，成立中共宁冈县委和县工农兵政府。

至此，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初步建立。1928年4月下旬，朱德、陈毅、王尔琢等率南昌起义军余部和湘南起义农军1万余人来到井冈山，4月28日与毛泽东率领的工农革命军在宁冈砻市胜利会师。

在毛泽东领导下，1928年5月20～22日，在宁冈茅坪召开了中共湘赣边界第一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湘赣边界特委会，毛泽东任书记。接着又在茅坪仓坪村成立湘赣边界工农兵苏维埃政府，袁文才任主席。边界各县在中共党组织和苏维埃政府领导下，开展了没收和分配土地工作。

1928年10月4～6日，毛泽东在宁冈县步云山主持召开湘赣边界第二次党代表大会。会上，毛泽东代表特委作政治报告并通过了决议案；选举产生了第二届特委领导机构，谭震林任特委书记，陈正人任副书记；1928年11月6日，特委召开扩大会议，根据中共中央“六四指示信”精神，组成了中共井冈山前敌委员会（1929年1月后改称中共红四军前敌委员会），毛泽东任书记；同时重新选举了中共红四军军委，朱德任书记。

在开辟和创建井冈山根据地斗争中，红军和群众既有胜利的喜悦和经验，也有失败的痛苦和教训。在白色政权包围之中，井冈山小块红色区域能否长期存在和发展？红军队伍中有人在询问：“红旗到底能打多久？”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也是一个关系到中国革命前途的重要理论问题。在领导井冈山斗争的实践中，毛泽东也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在起草湘赣边界第二次党代表大会政治决议案时，对这个问题作了阐述。毛泽东认为：“一国之内，在四围白色政权的包围中，有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红色政权的区域长期地存在，这是世界各国从来没有的事。这种奇事的发生，有其独特的原因。而其存在和发展，亦必有相当的条件。”

在同年11月25日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毛泽东更明确地指出，工农武装割据的存在和发展，除了中国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和军阀混战这一客观条件外，“还需要具备下列的条件：（1）有很好的群众；（2）有很好的党；（3）有相当力量的红军；（4）有便利于作战的地势；（5）有足够给养的经济力”。

毛泽东还及时总结了井冈山斗争的经验和教训，指出：实行工农武装割据时，必须区分不同时期的政治环境。在统治阶级内部发生破裂时期，红军的战略可以相对地冒进，依傍着割据区域的中心迅速向周围扩展；在统治阶级政权比较稳定时期，则必须稳步地逐渐推进，注意集中力量巩固内部，以应付敌军的进攻。同时，毛泽东指出，割据区域必须十分注意军事，加强红军建设，实行正确的游击战术；必须十分注意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切实加强红色政权建设和党的建设。1928年12月，毛泽东根据党的六大决议精神和井冈山土地斗争实践，领导制定和颁布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部土地法—《井冈山土地法》，解决了根据地建设的一个重大问题。

当然，毛泽东摆脱“城市中心论”的影响也有个过程。他在写给中央的报告中，强调湘赣边界割据“一举一动可以影响两省的下游。……比较湘南赣南等处只影响一省，且在一省的上游和僻地者，政治意义大不相同”。 所谓“影响两省的下游”，即影响南昌、长沙这样的大城市。也就是说，毛泽东认为建立罗霄山脉中段政权，更有利于促进南昌、长沙等大城市的斗争。直到1929年1月初，为打破湘赣两省国民党军向井冈山发动的第三次“会剿”，他才同意红四军向赣南游击。而正是在游击赣南、闽西的过程中，毛泽东对中国革命实际情况有了新的认识，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和红色政权理论又向前推进了一大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