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共中央关于建国的决定

1.中共中央召开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和全国红军代表大会

中共中央虽然在1927年8月7日召开的紧急会议上决定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统治的方针，并很快提出了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口号，但并没有料到各地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速度会有如此之快。特别是1928年4月，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纠正瞿秋白“左”倾盲动错误后，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都认为中国革命处于低潮时期，将工作重点转向城市，忽视或放松了对红军游击战争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领导。

然而到1929年下半年，共产国际对国际形势的认识发生了变化，提出了“第三时期”理论和“左”倾“进攻路线”。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共产国际认为中国革命形势已经渡过了低潮时期 ，“中国进到了深刻的全国危机的时期”。1929年10月26日，共产国际政治秘书处通过了《共产国际执委会致中共中央委员会的信—论国民党改组派和中国共产党的任务》。信中说：“我们固然不能够预言全国危机转变到直接革命形势的速度，然而，现在已经可以并且应当准备群众，去实行革命的推翻地主资产阶级联盟的政权，而建立苏维埃形式的工农独裁。”

共产国际远东局根据国际执委会对中共中央的上述指示精神和中国苏维埃运动发展形势，遂于1930年1月建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适当时候召开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 1930年1月30日，远东局致信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汇报说：“我们向同志们提出了召开中国各苏区代表大会的问题。近来我们的苏维埃根据地扩大了，并在组织上得到了加强。党的影响以及它在城乡的组织基础也加强了。在每个苏维埃根据地按照当地条件贯彻执行革命路线，吸引农民参加苏区的管理，通过召开地区苏维埃代表大会，各苏区的苏维埃代表大会将加强各苏区之间的思想联系，将在各根据地确定我们的工作方针，并从组织上统一各个苏区，最后，中国各中心城市应通过自己的革命组织派代表出席这次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经过精心筹备、认真举行，将有助于消除现有的缺点，对群众运动的发展产生影响，并加强苏区在党内和劳动群众中的作用。由于根据地彼此相隔甚远，代表们要穿过军阀控制的地区，召开这样的代表大会要经过努力才能克服种种困难。中国各苏维埃根据地的这次代表大会应在一个最强大的苏区举行，万不得已才可以在非苏区举行。”

在共产国际执委会和远东局的推动下，1930年1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根据远东局的建议” ，决定着手筹备召开一次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共商苏维埃革命和政权建设大计。为筹备召开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以下简称全国苏代会），中央政治局于2月3日专门就此召开了一次会议，研究部署。会上，周恩来提议：全国苏代会以中共中央和中华全国总工会名义发起，组成四五人的筹备委员会，全总、军委、农委、组织部、《红旗》杂志编辑部及共青团各派一人为委员，以任弼时为主席。会议同意周恩来的这一建议。

于是，中共中央于1930年2月4日发出由周恩来起草的《中央通告第六十八号—关于召集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通告向全党通报了自中共八七会议以来全国苏维埃运动蓬勃发展的有利形势，宣布中央将在1930年5月1日召开一次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以联系全国苏维埃区域与红军，以统一中国革命的指导与行动”，“这一大会的召集将以全国总工会、中国共产党为主要的发起者，各地苏维埃区域及红军亦将被邀请列名” 。关于这次大会的任务，通告说：“这一大会首先要解决的是全国苏维埃区域与红军之更一致的联合行动，他要在无产阶级坚决的领导之下实行工农联合，实行彻底的土地革命，没收一切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耕种，肃清一切反动武装，坚决反对富农，根本消灭豪绅地主的乡村统治，普遍的建立农民苏维埃政权。” 关于这次大会的参加人数，通告规定：除工会代表外，各苏维埃区域应有两个以上的参加人员，红军每军应有一人以上之主要代表，其他游击区域及农民斗争区域亦应有一人以上之主要代表，其他群众代表农民赤卫队代表则由各地酌选，但每区最多不得超过5人。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领导下，全国苏代会筹备委员会很快成立。1930年2月7日，筹委会召开会议，周恩来出席并作报告，对会议日期、代表名额分配、会议议程和决议草案等作了说明。会后，筹委会主席任弼时带领工作人员迅速开始了全国苏代会筹备工作。2月15日，中央政治局又开常委会，讨论提交给全国苏代会的决议草案，并以中共中央、中华全国总工会名义发表了《为召集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宣言》。

1930年3月初，周恩来受中共中央委派前往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报告工作，并决定周恩来离开后由政治局常委、中央秘书长兼宣传部长李立三参加中共中央组织局，实际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任弼时也由中共中央派往武汉巡视湖北省委工作，后留武汉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全国苏代会筹委会主席由全国总工会的罗章龙担任。中共中央另从武汉调原中共湖北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林育南到上海，担任全国苏代会筹委会秘书长。林育南化名李敬塘，装扮成从南洋回国做生意的富商，与从济南调来上海协助他工作的张文秋（化名李丽娟）结成假夫妻。经中共中央同意，他们以高价租下上海英租界卡德路（现石门二路）和爱文义路（现北京西路）的交叉口两栋红色砖木结构的宽敞俄式二层洋房，用作筹委会的办公地点。同时参加筹备工作的还有彭砚耕等人。

正当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紧张有序进行之时，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负责人米夫，在1930年4、5月间，进一步提出了在中国成立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的问题。米夫当时在其所写的题为《中国的苏维埃运动和共产党的任务》文章中认为，“成立一个管辖所有苏区的临时革命政权机关”，应该成为中国共产党“最紧迫的任务”。但是米夫认为，在中国成立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必须具备先决条件，就是“在最近期间红军部队有可能占领某个大的工业和行政中心城市，使之成为进一步扩大和巩固苏维埃运动的基地。同时，由于苏维埃政权已影响到国内一些工业中心，共产党在苏区的领导作用就将会有一个坚强的靠山。我们对红军的领导也将更有保证”，在这种形势下，“成立工农苏维埃政府才是严肃的举动” 。米夫在文中提出的在中国成立苏维埃临时政府的条件近乎苛刻，这表明此时无论是他本人，还是共产国际东方书记处，对中国苏维埃运动的指导，都还没有脱离“城市中心论”影响。但不管怎么说，在中国召开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成立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这件大事，已被提上了共产国际的议事日程。

按照中共中央原定计划，全国苏代会“拟于5月1日召开预备会议，而5月30日正式召开苏维埃代表大会。但是5月16日当代表们到达后才发现，这一拟议中的计划大部分苏区没有收到，代表们只是听说有这个计划，因此出席代表大会的代表很少，甚至没有区分预备会议和正式会议。加之这时各苏区在贯彻中央关于进攻策略的指示，正与军阀作残酷的斗争，因此不可能派出大量代表参加大会。根据这些情况，中央决定宣布预备会议为正式会议，因为否则就无法通过决议并加以贯彻” 。

5月20日上午9时，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在上海英租界卡德路和爱文义路交叉处的俄式洋房中正式开幕。同时开幕的还有全国红军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代表共49人。他们是：代表中共的3人，代表全国总工会的2人，代表赤色工会的有以下各处的代表：铁总，海总，香港工代，广州工代，南京、武汉、太原、唐山、厦门、上海等地的工联，上海产业工人，纱厂男女工。代表苏维埃区域的有以下各区代表：闽西、赣西南、鄂东、鄂西、闽北、湘鄂赣、鄂豫边、沔阳、皖南、东江、左右江。代表游击战争区域的有以下各区代表：文台、赣东北、赣北、徐海、霍山、南阳、满洲。红军的代表有第一军、第四军、第五军、第六军、第七军、第八军。代表革命团体的有下列单位的代表：少共、自由大同盟、左翼作家联盟、上海反帝大同盟、济难总会。他们代表全国8省的苏维埃区域、6省的游击战争区域、红军6个军和全国所有的赤色工会，代表有组织的基本群众500万，能影响的群众2000万，有组织的基本武装50万，红军的武装将近10万人。 中共中央原本通知毛泽东代表红四军出席大会。毛泽东因故未能从命，另派红四军政治委员熊寿祺代表红四军出席；红五军代表为滕代远，红八军代表为何长工，赣西南苏区代表为李文林、曾山，闽西苏区代表为郭滴人。

大会开幕式由中国共产党主持。到会代表一致推举史达林（斯大林）、加李（里）宁、罗作夫斯克、马洛夫氏克、武洛夫氏克、瞿秋白、毛泽东、彭德怀、贺龙、朱德10人为名誉主席团成员；推举项英、向忠发、周恩来（实际未到会）、李立三、徐锡根、王宏业等13人为大会主席团成员。李立三致开幕词，大会提出的决议草案共9个：（一）全国政治形势及苏维埃区域的任务；（二）暂行土地法；（三）扩大红军与武装农民；（四）苏维埃组织法；（五）告农民书；（六）劳动法；（七）告全国工人书；（八）告劳动妇女书、青年书；（九）援助东方被压迫民族革命决议案，以及宣言等11份文告。

全国苏代会正式会议共开3天。在5月23日召开的最后一次会议上，大会主席团作出一项重要决议：在1930年11月7日正式召开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以集中革命的指挥力量，统一全国各苏区的政权和法令。这个重要决议的作出表明，中国共产党已将建立全国性的中央苏维埃政权，列入重要议事日程。

这次全国苏代会的召开，对于沟通全国苏维埃区域和红军之间的联系，统一苏维埃的政策法令，动员全国人民投入土地革命、建设苏维埃政权的斗争，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由于这次大会是在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已在党中央占据统治地位的情况下召开的，整个大会事实上成为宣传、贯彻、推行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主张的大会。大会精神通过各地代表回去传达贯彻后，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便迅速泛滥，致使许多苏区本来蓬勃发展的大好形势受到破坏，革命力量遭受不应有的损失。

2.全国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初步筹备

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和全国红军代表大会结束后，出席大会的代表立即回到各苏区，传达、贯彻大会的内容和精神。1930年6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第八十一号通告《扩大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的宣传运动》。《红旗》周报同时发表《全国第一次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的宣传纲要》，并且陆续刊发大会讨论通过的《土地暂行法》《劳动保护法》及《中国苏维埃的政纲》等文件，为筹备召开第一次全国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和成立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开展舆论宣传。中共中央在第八十一号通告中要求宣传的重点，应突出苏维埃政权与国民党政权的根本区别，突出宣传劳动保护法和土地暂行法。

为筹备召开第一次全国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在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期间，大会主席团决定邀请45个单位派代表，组成中国工农兵会议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准备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准会”）。拟邀请的45个单位是

中共中央　少共中央　全国总工会

铁路总工会　海员总工会　革命互济总会

上海总工会　天津总工会　湖北省总工会

广东总工会　哈尔滨总工会　赣西南苏区

赣东北苏区　闽西苏区　闽北苏区

鄂东北苏区　鄂西苏区　鄂东苏区

东江苏区　海陆丰苏区　琼崖苏区

湘赣边苏区　通海苏区　左右江苏区

皖西苏区　京东苏区　直南苏区

延吉苏区　红一军　红二军

红三军　红四军　红五军

红六军　红七军　红八军

红十一军　红十二军　反帝大同盟

自由大同盟　左翼作家联盟　社会科学家联盟

上海革命学生会　北平革命学生会　哈尔滨革命学生会

这些被邀请的单位，本拟于1930年8月20日在上海集中，召开“中准会”成立大会。可是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主席团认为，第一次全国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非常重要，时间紧迫，遂又决定在“中准会”正式成立之前，先由中共中央、少共中央、全国总工会等9个团体派代表，组成“中准会”临时常务委员会，先行开展一苏大会的筹备工作。

中共中央关于召开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的有关材料，于1930年6月送达莫斯科。共产国际东方书记处领导人库西宁和米夫等人收到并阅读这些材料后，于6月16日拟写了一份致中共中央政治局的电报草稿，呈送给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审阅。 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审定电报文稿时作了修改。修改后的电文说：“我们认为，只要保证我们在苏区中央（临时）革命政府内的影响，就可以成立这样的政府。苏维埃政权要扩展到一个大工业中心城市和行政中心城市，这样的城市应成为运动进一步开展的基地，同时也是我们在政府中领导作用最可靠的保证。根据军事政治形势的发展，必须将注意力和力量集中在夺取这样一个据点上。” 很明显，斯大林和莫洛托夫都认为，在中国红军夺取大工业中心城市和行政中心城市之前，就可成立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的决议，最终获得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批准同意。1930年6月19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给中共中央发出了这份电报。

6月22日，共产国际远东局致信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召开一苏大会的准备工作若干问题提出建议：“为了实施最近几个月党的极其重要的活动，即召开中华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我们根据我们口头交换的意见，提出以下具体建议：（1）以筹备会议 的名义立即发表号召书；具体通知三个月后召开中华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这一号召书的草案我们将于星期二寄给你们。

（2）组织召开苏区和红军的扩大代表会议，由会议选出代表。（3）在企业特别是大企业中加紧开展活动，选举‘召开苏维埃代表大会委员会’和选举代表，包括没有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农村在内。（4）在报刊上加紧开展宣传活动，印发传单，组织集会和示威游行。（5）每一个行动都应与这一活动的口号联系起来。为了使这一活动真正进行好并避免近几个月来的失误和缺点，在一位政治局委员负责领导下成立从政治上和组织上开展这一活动的专门委员会。动员全党、青年、红色工会、反帝大同盟、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活动的政治方针仍是原定的方针，因为我们现在的任务是使群众都知道筹备会议通过的决议。”

根据远东局建议，1930年7月23日，由中共中央、少共中央、全国总工会等9个团体代表组成的“中准会”临时常委会，在上海举行第一次“中准会”临时常委会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准会”工作计划大纲、“中准会”临时常委会组织大纲，以及“中准会”及临时常委会的全部预算开支，议定了“中准会”临时常委会职责。为便于开展工作，第一次临时常委会还推举中共中央代表为临时常委会主席，全国总工会代表为秘书长，少共中央代表为组织部长，左联代表为宣传部长，社联代表为机关报编辑主任，上海工联、反帝大同盟、自由大同盟与互济总会代表为编辑委员。“中准会”临时常委会的秘密办公地点，设在上海愚园路庆云里31号（现51号）一座石库门的三层楼房里。林育南为秘书长，李星月（李平心）、张文秋、彭砚耕、胡毓秀、冯铿等为工作人员。

“中准会”临时常委会成立后，一苏大会的筹备工作便紧锣密鼓地开展起来。

3.李立三盲动错误的发展及其被纠正

此时，在中共中央领导层内，李立三的“左”倾盲动错误急剧地发展起来。1930年6月11日，李立三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正式通过由他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决议案。这个决议案，实际上就是李立三在三四月间写的一系列文章的翻版。除了再次重申“中国新的革命高潮已经逼近到我们的面前”等论调外，决议案还认为：“革命胜利的开始，革命政权建立的开始，就是革命转变的开始，中间决不会有丝毫间隔的。” 决议案强调：“注意促进全国革命高潮，注意武装暴动的组织上和技术上的准备，注意布置以武汉为中心的附近省区首先胜利，是目前党的策略总路线。”

为此，李立三下令全国红军主力攻打中心城市。他要求：朱毛的红四军和黄公略的第三军在完成赣西南割据后，立即向南昌、九江推进，攻下这两座城市，以截断长江交通；要求彭德怀的红五军和红八军攻占长沙、岳阳，占领武长路，然后向武汉进攻；鄂豫皖的红一军和湘鄂西的红二军、红六军分别向武汉进攻，最后形成全国红军“会攻武汉”的态势。此外，还要求广西左右江苏区的红七军北上攻打桂林，要求东江红军和琼崖红军攻打广州、海口。1930年7月13日，李立三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关于南京问题与全国工作布置的报告》，要求南京党组织立即组织南京兵暴，并且必须以占领南京为目的。为此，要求兵暴后必须攻打南京国民党政府，推翻国民党最高统治机关，建立苏维埃政权。而事实上，中共在南京当时仅仅掌握一个学兵营和一个宪兵连，而李立三却主观地认为南京兵暴完全有胜利可能，红军打下长沙、武汉后，可直接出兵北上，进攻冯玉祥，然后沿陇海路东征，夺取整个中原，配合北京、天津各地的起义，实现全国胜利。8月1日和3日，李立三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进一步部署南京兵暴。他甚至要求：“苏联必须积极准备战争”；“蒙古在中国暴动胜利时，应在政治上立即发表宣言，与中国苏维埃政权联合，承认蒙古是中国苏维埃联邦之一，紧接着大批出兵进攻北方”；“西北利亚十万中国工人迅速武装起来，加紧政治教育准备与日本帝国主义的作战。” 同时，他要求实行“全党军事化”，将中共中央、共青团中央和中华全国总工会合并成立中央总行动委员会，省、县、区、乡乃至支部各级也按中央办法成立各级行动委员会，作为领导暴动的指挥机关，完全打乱了党和青年团、工会的领导体系和工作秩序。

李立三的目的就是要夺取南昌、长沙、武汉、南京甚至北京、天津、上海等大城市，在武汉或者长沙、南昌建立苏维埃中央政府，夺取全国胜利，并进而使中国革命迅速转变到社会主义阶段。对于这个计划，李立三后来检查说，它表现了十足的主观、武断、狂热和空想的精神。

李立三的“左”倾冒险思想，受到毛泽东、朱德等红四军领导人的抵制。1930年2月7～9日，毛泽东在吉安县陂头村（今青原区渼陂村）主持召开中共红四军前委，红五、六军军委和赣西特委联席会议（史称“二七陂头会议”），对加快赣西南革命斗争步伐和强力推进红四军前委原先提出的“一年争取江西”计划，作出部署。会上成立了统一领导红四、五、六军和赣、闽、粤、湘、鄂边区红色区域的中共红军共同前委（下称“红军前委”），毛泽东任书记。会后，毛泽东与朱德一起指挥红四军和红六军第二纵队并肩作战，在吉水县施家边一举歼灭进犯苏区的国民党军唐云山第十六旅。随后，红四军和红六军第二纵队从吉安南下赣南，利用3个月的时间在赣南的南康、大余、信丰、会昌、安远、寻乌、于都以及广东南雄、平远、闽西武平等县分兵游击，发动群众，帮助这些县建立红色政权；红五军和红六军第一、三、四纵队则在湘、鄂、赣边分兵游击，发动群众。红军前委的目标是：通过这3个月的分兵游击，打通赣西南苏区与闽西苏区和广东东江苏区的联系，使赣闽粤三省边区红色区域连成一片。

就在这时，红军前委收到李立三以中共中央名义于1930年4月3日写来的指示信。这封指示信批评朱毛红军：“‘造成闽粤赣三省边境的红色割据’，或者是‘争取江西一省的政权’，这是你们历来的观念，在目前这是极端错误的了！前者是割据政策，是保守观念。” 指示信要求红四军应该向以武汉为中心的湘鄂赣三省发展，“以争取这三省的先胜利” 。信中指定毛泽东须赴上海参加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强调毛泽东“务须执行中央这一决定” 。

毛泽东没有执行中央的这一决定，也没有去上海参加全国苏代会。他觉得中央最近对全国形势的分析和对红军的指导，有许多地方脱离中国的实际，为此感到担忧。他认为自己对于中国的富农问题还没有全面了解，对于商业状况是完全的门外汉，决定利用红军在赣闽粤边各县分兵游击的机会，到寻乌县城去作些调查，通过解剖一个县城的状况了解中国当前地方工商业和农村的实情。毛泽东的寻乌调查从1930年5月上旬开始到5月20日前后结束，一共进行了10多天时间。通过调查，他不仅了解了城市商业状况，为制订正确对待城市贫民和商业资产阶级的政策，为确定土地分配中限制富农的“抽肥补瘦”原则，提供了实际依据。寻乌调查结束后，他写下《反对本本主义》（当时题为《调查工作》）一文，对党内存在的盲目执行共产国际指示和机械搬用苏联做法的教条主义作风提出了批评。

李立三对毛泽东拒绝到上海出席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十分不满。1930年6月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李立三在会议报告中严厉点名批评毛泽东说：“在全国军事会议中发现了妨害红军发展的两个障碍，一是苏维埃区域的保守观念，一是红军狭隘的游击战略，最明显的是四军毛泽东，他有他一贯的游击观念，这一路线完全与中央的路线不同。……他对红军的发展，则完全是游击战争的观念。这一问题必须要根本解决。”

为了督促毛泽东、朱德尽快“转变观念”，李立三先委托蔡申熙向红四军前委口头传达中央指示。1930年6月15日，李立三又专门就执行新的中央路线问题，再次以中央名义致信红军前委，对毛泽东进行严厉批评。信中说：“中央过去曾经屡次把新的路线传递给你们，写了几次信，同时又委托蔡申熙同志口头传达，虽然我们的信都比较简单，蔡同志口头传达又不充分，但完全都是根据中央的路线，可是这一个路线，直到现在你们还没有完全懂得，还是在固执你们过去的路线。”信中批评说：“你们过去的路线是对的，的确也获得了成功，但是你们在今天还固执过去的路线，完全是错误了！因为革命形势已经转变。同时你们过去也有错误，这些错误在今天表现着尤为严重：你们现在完全反映着农民意识，在政治上表现出来机会主义的错误。”指示信最后严厉指出：“你们应当深刻的了解自己的错误，按照中央的指示转变你们今后的路线。你们一定要坚决地猛烈的扩大红军，要决心歼灭军阀力量。……中央新的路线到达四军后，前委须坚决按照这个新的路线转变，四军的路线转变对于全国有极大的意义，希望四军能坚决的执行，如果前委有谁不同意的，应即来中央解决。”

这封指示信还没发出，李立三委派的中央特派员涂振农就来到福建长汀，向正在召开的红军前委和闽西特委联席会议传达半个多月前召开的全国红军代表会议和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精神。涂振农还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对全国红军整编的决定。根据整编命令，1930年6月19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一路军（几天后改称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在长汀城宣布成立，毛泽东任军团政治委员、军团前委书记，朱德任军团总指挥，朱云卿任军团参谋长，辖有第三军（原红军第六军改称）、第四军、第十二军，共近万人。6月25日，又成立中国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为主席，朱德、曾山、林文林、方志敏等16人为委员。红一军团由毛泽东、朱德率领，6月22日离开长汀，西进江西，7月中旬沿着赣江向南昌推进。

与红一军团成立的同时，由红五军和红八军组成的红军第三军团，也于1930年6月下旬在湖北大冶的刘仁八成立。红三军团由彭德怀任总指挥，滕代远任政治委员，邓萍任参谋长，全军团有一万多人。李立三交给他们的任务是切断武汉至长沙铁路，然后向武汉进攻。可是彭德怀没有贸然进攻武汉，而是先扫清鄂东南各县地主武装，占领岳阳市，并于1930年7月27日乘长沙守军力量空虚之机一举攻占长沙城，获得空前胜利，俘敌4000余人，缴枪3000多支，筹款40余万元，扩军7000余名。7月30日，宣布成立湖南省苏维埃政府，由李立三任主席。可是几天后形势便急转直下，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何键调集兵力向长沙城反扑，帝国主义停泊在湘江的炮舰也向城内开炮轰击。彭德怀只好率红三军团从长沙城内退出，开往平江、浏阳一带。

毛泽东和朱德没有机械地执行中央关于攻打南昌、九江的命令，只派少量部队向南昌城试探了一下，便率全军团主力西进湖南浏阳，于1930年8月20日在浏阳县文家市全歼国民党军戴斗垣旅，俘敌3000多人。8月23日，红一军团与红三军团在浏阳县永和镇胜利会师，当日宣布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朱德任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委、总前委书记，彭德怀任副总司令，朱云卿任参谋长。

但李立三却仍然一心想在武汉或长沙、南昌“立国建都”。1930年8月6日，中共中央致信中共中央长江局，要求长江局迅速抽调大批干部准备到南昌去，以便红军攻下南昌后在那里建立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待武汉攻下后再建立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8月10日，李立三得知红三军团撤出长沙的消息后，十分恼怒，急忙以中共中央的名义指令长江局，要求红三军团“积极反攻长沙，猛烈的扑灭何键，采取进攻策略，迅占岳州，向武汉进迫”。

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的膨胀和发展，引起共产国际远东局的高度关注。李立三在1930年6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决议案的第2天，即以中共中央名义，致电已在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汇报的周恩来，要求共产国际确认中共中央已定路线。几天后，共产国际远东局得到了中共中央上述决议的英译本。6月20日，远东局致信中共中央政治局，认为中共中央这一决议所提出的路线、方针、政策，与共产国际正在讨论的有关中国革命、中国党的决议内容严重分歧，存在“一些政治问题”，因而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建议：“决议在进一步澄清之前不在党内发表”，如果政治局不同意远东局的建议，那么就此问题请求共产国际执委会来解决。 6月23日，远东局成员埃勒斯又致信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报告了远东局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围绕决议等问题产生的分歧，建议东方书记处支持远东局作出的“停止发表决议的决定”。埃勒斯甚至在信中建议，不应让李立三继续留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岗位上。

中共中央政治局丝毫不买远东局的账。接到远东局来信的第二天，即6月21日，便复信远东局，坚持认为“中央的这一决议完全符合共产国际执委会、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的指示”，对远东局关于暂不发表这一决议的建议“提出严肃的政治抗议” 。为争取共产国际执委会对6月11日决议的支持，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于6月25日给在莫斯科的周恩来写信，详细介绍中央政治局与共产国际远东局意见分歧后，指责“远东局的观点丝毫没有估计到全中国革命高潮到来的速度及其可能性，否定党有必要为争取中国革命胜利而斗争。这个观点接近右倾机会主义的观点，因为远东局只看到一省或几省，从而鼓吹地方割据的观点。这是极其错误的路线，不仅如此，还是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的路线”。信中要周恩来“就这一问题向共产国际执委会作详细的说明”，并要周恩来“以政治局的名义坚决要求解除罗伯特（即埃勒斯—引注）在远东局的工作” 。李立三等中共中央领导人不顾共产国际远东局的坚决反对，不仅正式发表了6月11日决议案，而且竭力推动“会师武汉”“饮马长江”计划的实施。7月18日，中共中央致电共产国际执委会，通报说：“中国共产党为坚决将军阀战争变为国内战争，决定在南京组织士兵起义，在上海准备总罢工，在武昌举行暴动，同全国广泛的群众运动「建立」联系。”

共产国际执委会察觉到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已发展到十分危险的程度，必须采取紧急措施予以制止。7月23日，经反复讨论，通过了《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秘书处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对中国革命运动形势、中国共产党当前的主要任务、中国革命的前途及其任务等重大问题，进行了阐述，对李立三的错误进行了不点名批评。同一天，共产国际执委会致电中共中央，明确指出：“我们坚决反对在目前条件下在南京、武昌举行暴动以及在上海举行总罢工。” 7月29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召开会议，听取了周恩来和远东局成员雷利斯基关于中共中央政治局与远东局意见分歧情况汇报后，专门作出决议，对远东局在中国的工作给予充分肯定，批评中共中央“无视远东局的禁令发表自己的政治决议，从而破坏了共产国际的纪律”。

不料李立三等根本听不进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意见。8月1日和8月3日，中央政治局连续召开会议，李立三在会上表示坚决不接受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反对在南京、武昌组织暴动和在上海举行总罢工的建议。8月初至8月中旬，又宣布成立中央总行动委员会，作为领导全国武装暴动的最高指挥机关；要求各级党、团、工会组织停止正常工作，合并成立各级行动委员会；甚至要求苏联、蒙古都要“积极准备战争”，准备与日本帝国主义作战，支援中国总暴动，从而使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发展到顶点。

8月3日至7日，共产国际远东局鉴于中共中央李立三等人不顾共产国际劝阻，决意立即要在武昌举行暴动，遂连续致电共产国际执委会报告中共中央的决定。8月6日，远东局邀请李立三、向忠发、罗登贤和团中央书记袁炳辉4人，与远东局的4位同志一起召开联席会议，试图说服中央政治局接受共产国际意见。不料会议一开始，向忠发便责问远东局是否承认中央政治局还存在？是否承认中央政治局仍然在领导中国革命？是否认为中央政治局已经“破产”？向忠发咄咄逼人的态度，引起双方激烈交锋，远东局成员埃勒斯反问向忠发：“政治局是否承认共产国际的存在及其领导？”埃勒斯在会上提出5条建议：“（1）政治局要执行共产国际的一切决议。（2）在共产国际下达新的决议前南京和武汉的暴动暂缓。（3）事态发展要求作出的一切决议由政治局和远东局共同作出。（4）停止争论。（5）集中党的一切力量去发动群众。” 会后，埃勒斯还冒险亲自前往武汉考察研究当地局势，防止出现任何冒险行动。 但是，李立三、向忠发等人坚持己见，根本听不进远东局的批评意见。8月8日，向忠发亲自给斯大林写信，请求斯大林对中共中央的冒险举动“给予支持”，说“这不仅对于中国革命，而且对于世界革命都是十分重要的问题”。 同日，向忠发还向共产国际执委会发出电报，指责共产国际不理解中国革命的具体形势，强烈要求共产国际同意中共中央组织全国总暴动的决定，并请求共产国际动员各国保证给中共以“最大的支持”。

基于李立三的固执态度，埃勒斯在给共产国际东方书记处的信中提议：“应该解除李立三的领导职务，我们越早这么做，带给我们的痛苦就越少。” 鉴于中国革命出现的紧急情况，共产国际和联共（布）中央果断决定，立即派周恩来、瞿秋白动身回国，传达贯彻共产国际指示精神。8月13日，斯大林在索契致电苏联人民委员会议主席莫洛托夫，十分严厉、果敢地指示说：“中国人的倾向是荒诞的和危险的。在当前形势下，在中国举行总暴动，简直是胡闹。建立苏维埃政府就是实行暴动的方针。但不是在全中国，而是在有可能成功的地方。中国人急于攻占长沙，已经干了蠢事。现在他们想在全中国干蠢事。决不能容许这样做。”

8月25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根据斯大林指示，召开会议专门讨论并原则通过了共产国际执委会给中共中央的电报。电报严厉批评李立三“根本不想尊重事实”，明确指出：“现在号召工人在汉口、上海、北京、奉天等大城市举行武装暴动（就像李立三所希望的那样）是最有害的冒险主义”，并说“我们已在建议政治局坚决放弃这样的计划。必须一天也不迟疑地集中一切力量去组建坚强的、装备精良的、清除了富农分子的和真正置于共产党领导下的红军，并在业已占领的地区为它建立哪怕一两个真正牢固的据点，而不要热衷于试图立即扩大苏维埃根据地”，“不要在上海、汉口等地进行冒险主义的盲动”。电报重申支持远东局的意见和所采取的行动，要求中共中央“立即恢复党、工会和共青团的正常领导机构”；要求将此电报和共产国际7月23日通过的《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秘书处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及共产国际执委会7月23日给中共中央的电报内容，“传达到全体中央委员和区委会”。共产国际执委会在电报中要求，“李立三同志务必尽快”到莫斯科去。

但是，共产国际关于停止和纠正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的指示精神，没能及时传达到红一方面军。红三军团部分官兵对从长沙撤退不甘心。红一方面军成立当天，他们就纷纷要求返回去再打长沙。毛泽东不赞成再打长沙，但考虑到红三军团可能会单独行动，为避免刚组建的红一方面军出现分裂，加之来自中央的压力，权衡再三，毛泽东与朱德于8月24日联名签发了《向长沙推进的命令》。

1930年8月28日，红一方面军打响了第二次攻打长沙的战斗。第二天，中共中央致信长江局并湖南省委和湘鄂赣前委，要求红军占领长沙后立即召集群众大会，宣告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工农革命委员会，并在一个月之内召集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正式中央政府。中共长江局已派关向应前往湖南省委，准备转到红一方面军总部督战。不料攻打长沙的战斗先胜后败。9月12日凌晨，毛泽东和朱德果断下令攻城部队撤出战斗，离开长沙，随后退往江西萍乡、株洲一带。毛泽东耐心地向红三军团指战员解释撤围长沙的道理，又说服前来督促红一方面军返回去再打长沙的长江局军委书记周以栗，让他转而赞同红军不打长沙而打吉安。1930年10月4日，毛泽东、朱德指挥红一军团在赣西地方武装配合下一举攻占吉安城。1930年10月7日，在吉安城召开10万人参加的庆祝大会，宣布成立江西省苏维埃临时政府，曾山任主席。这不仅使红军避免了盲目执行立三指示而可能遭受的更大损失，还使赣西南广阔的红色区域连成一片，基本上实现了毛泽东原先提出的“一年争取江西”的计划。

1930年8月19日，周恩来受共产国际执委会委派回国抵达上海。随后不久，瞿秋白也从莫斯科回到上海。他们迅速向中共中央传达了共产国际相关指示精神。经过严肃批评和耐心说服，李立三承认了自己的错误。1930年9月8日，中共中央致电共产国际，正式承认错误。9月24～28日，瞿秋白、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共扩大的六届三中全会，正式在全党停止了李立三的“左”倾冒险错误。在周恩来主持下，解散了原先成立的中央总行动委员会和各级行动委员会，恢复中央至地方各级工会、共青团组织，对各地苏维埃区域的工作发出了一系列指示。1930年10月24日，中央政治局在讨论通过了《关于苏维埃区域目前工作计划》，决定将全国苏维埃区域划分为赣西南、湘鄂赣、赣东北、闽粤赣、鄂豫皖、湘鄂西、左右江7个特区，“确定湘鄂赣联接到赣西南为一大区域，要巩固和发展它成为苏区的中央根据地”；并“决定在中央苏区立即设立中央局”，“同时，并在苏区成立军事委员会以统一各苏区的军事指挥”。 至此，中央苏区初步形成。

4.一苏大会中央准备委员会成立后的筹备工作

值得注意的是，共产国际虽然对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表示了坚决反对的态度，但并不反对中共中央关于召开一苏大会成立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的决策。1930年7月23日通过的《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秘书处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中明确指出：“苏维埃的运动，已经对于党提出组织苏维埃中央政府，以及调节这一政府的行动的任务。这个任务是有第一等重要意义的。” 共产国际在这个决议案中还提醒中共：必须将苏维埃中央政府建立在较为巩固的苏维埃区域，而不是在大城市；必须建立一支真正的红军，使其成为苏维埃政府的支柱。同时对苏维埃区域的土地问题、经济政策问题、无产阶级领导权等问题提出了意见。

根据共产国际意见，1930年9月9日，中央总行动委员会主席团（中央总行动委员会到9月底才解散）开会，周恩来在会上作苏区军事报告。这次会议正式决定召开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9月12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中央准备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上海英租界爱文义路和卡德路的交叉口俄式小洋楼召开。“中准会”正式成立。这次会议讨论了“中准会”临时常委会工作报告、政治宣言、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代表选举条例及议事日程；讨论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根本法（宪法）大纲草案》（中共中央提出）、《劳动保护法》（全国苏代会通过）、《土地暂行法》（全国苏代会通过）等文件；规定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名称为“中华工农兵会议（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中央政府的名称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平民委员会” 。

这次“中准会”全体会议选举成立了中央准备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以向忠发、关向应、毛泽东、袁国平、徐怀茂和当地一群众代表组成之，以向忠发为主席，关向应为代主席，毛泽东为组织部长，袁国平为宣传部长。

这次“中准会”全体会议还讨论通过了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各级准备委员会组织大纲，要求中央及各地区与各团体均需成立“准备委员会”，分别处理代表选举等事宜。各级准备委员会组织系统如下图：

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原定于1930年11月7日在上海召开。而共产国际在1930年7月23日通过的《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秘书处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中，却建议中共将这次会议开会地点改在苏维埃区域，即将成立的苏维埃中央政府亦设在苏维埃区域。共产国际的这个建议，十分重要，也是十分正确的。根据共产国际的意见，同时鉴于一苏大会的准备工作尚未就绪，1930年9月12日召开的“中准会”成立大会决定：一苏大会推迟到1930年12月11日广州暴动三周年纪念日开幕，开会地点移至朱毛红军活动的江西中央苏区。会上还决定：“中准会”也移到赤色区域去继续工作，在白色区域设立中央办事处，负责中央指定区域的准备工作。这是一苏大会召开时间第一次延期。

“中准会”成立后的第13天，即1930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在《红旗日报》发布《加紧准备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积极做好召开一苏大会的准备工作。“中准会”上通过的宪法草案等文件，也陆续在《红旗日报》公布。9月26日，“中准会”又根据“中准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的全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选举条例，制定并颁布了《中国工农兵会议（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苏维埃区域选举暂行条例》。

这时，国内的军事形势已发生变化。蒋介石已结束中原大战，打败了对手冯玉祥、阎锡山。1930年10月10日，蒋介石在南京发表《告父老文告》，将“肃清共匪”列为其施行的“五项整治措施”之首。与此同时，他开始从中原抽调兵力南下湘、鄂、赣3省，准备对这3省苏区进行大规模“围剿”。

鉴于形势变化，1930年10月18日，“中准会”召集上海12个革命团体代表开会，决定将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推迟到1931年2月7日（二七惨案纪念日）开幕，开会地点不变，仍在江西中央苏区；同时决定“中准会”秘书长林育南携带为一苏大会准备的文件，秘密前往中央苏区，协助中央苏区红军领导人做好大会召开的筹备工作。这是一苏大会召开时间第2次延期。

1930年10月24日，中共中央向全国各苏区发出指示，要求各苏维埃特区必须在1930年11月前将各县苏维埃政府完全建立起来，各特区也必须在同年12月11日之前召开苏维埃代表大会，推选出席第一次全国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代表。中共中央要求：“各特区的代表选出后，须立即送达中央区，交通的路线另附图表说明，各地亦得依照实际情形自行变更，惟目的必须使各地代表能够全数到达中央区。中央区亦必须在各要隘多设大会代表招待处，以便引导代表到会。” 1930年12月28日，中共中央又发出第九十二号通告，要求白区党组织要积极发动工农群众展开斗争，反对国民党军阀向苏区和红军进攻，“在各种革命斗争中，又必须以拥护苏维埃政权，选派代表到第一次苏维埃大会中去为中心工作之一” 。这些措施表明：尽管国民党军队即将对江西中央苏区发动大规模“围剿”，但中共中央关于1931年2月7日在江西中央苏区召开一苏大会、成立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的决心没有改变。

可是，原赣西南苏区派往出席9月12日召开的“中准会”第一次全体会议的代表萧道德、胡家珍、戴辰生3人，会后滞留上海，直到1931年3月才回到中央苏区；党中央与红一方面军的交通联络从1930年10月起又已中断，在江西中央苏区的毛泽东、朱德等红一方面军领导人，对中共中央的上述决定、指示和“中准会”关于一苏大会召开时间、地点的决定，都一无所知。江西中央苏区因此没有着手召开一苏大会的任何准备，而是集中精力忙于应付第一次反“围剿”战争。1930年12月30日，红一方面军在毛泽东、朱德指挥下，运用“诱敌深入”战术，终于在永丰县龙冈一举围歼国民党“围剿”军主力第十八师两个旅，俘敌9000余人，缴枪9000余支和无线电收报机1部，活捉第十八师师长张辉瓒，还击毙敌副旅长、团长各1人，俘敌代参谋长、旅长、团长各1人。1931年1月3日，红一方面军又在宁都县东韶歼灭国民党军第五十师1个多旅，俘敌3000多人，缴枪3000多支，电台1部。两次战斗共击毙、击伤、俘虏敌人1.3万余人，缴获各种武器1.2万余件，打破了国民党军发动的第一次大规模“围剿”。

反“围剿”胜利后，毛泽东、朱德率红一方面军总部回到宁都县小布赤坎村。这时，由中共中央派到江西中央苏区来组建中共苏区中央局的项英也从上海来到小布，与毛泽东、朱德等会合。此时，毛泽东、朱德等方得知1931年2月7日要在中央苏区召开一苏大会、成立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的消息。他们希望中准会秘书长林育南早日赶到苏区，可是直到1931年2月7日，仍无林育南的音讯。原来，林育南因前来苏区途中在浙江衢州受阻，被迫返回上海，不久就被国民党当局和公共租界巡捕逮捕，1931年2月7日被国民党杀害于上海龙华。一苏大会的筹备工作被迫停顿，只好再次延期。

5.王明“左”倾路线的强制推行

1931年1月7日，中共中央召开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这次会议在共产国际远东局书记米夫的控制与操纵下，使王明一跃而升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六届四中全会闭幕后，中共中央的领导权实际上由得到米夫支持的王明等人所操纵。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王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时，就因组织小宗派集团和思想严重“左”倾冒险而受到时任中山大学校长米夫的器重。从苏联回国后，王明于1930年冬将自己打扮成反立三“左”倾错误的英雄，纠集党内一些人打着反对“调和路线”的旗号，积极开展旨在夺取中共领导权的宗派活动，并且得到米夫的支持，从而实现了他的图谋。

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者上台后，推行了一条比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更“左”，形态也更完备的错误路线。王明等人认为“立三路线”的错误不在“左倾”，而是“右倾”，是“否认了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可能”。他们认为直接革命的形势最近可以包括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因而强调“进攻路线”，主张在湘、鄂、赣各省真正实现首先胜利，主张以城市为中心，组织工人暴动，进而推进与争取全国范围内的胜利。他们夸大资本主义在中国的比重，夸大现阶段革命中反资产阶级斗争、反富农斗争的意义，否定中间营垒的存在。在土地革命问题上提出“坚决打击富农”“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等“左”的主张。由于王明等人的主张比“立三路线”有更多的理论粉饰，所以造成的危害也更大。

为了加强对各苏维埃区域的领导，同时也为了将六届四中全会精神尽快推向各个苏区，共产国际远东局向中共中央提出：中共中央从政治局起，以60%的干部派去加强苏区的领导；军事干部不论是从莫斯科回国的，还是在国内做过军事工作的，90%以上应派到苏区去充实红军领导，并要求尽快成行，同时还要求在各苏区成立党的中央分局。

1931年2月6日和2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两次开会，讨论贯彻共产国际指示的措施。会后，中共中央将张国焘派往鄂豫皖苏区担任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军委会主席，将陈昌浩派往鄂豫皖苏区任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委员兼少共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后又任鄂豫皖苏区主力红军第四军（后为第四方面军）政治委员；将夏曦派往湘鄂西苏区任中共中央湘鄂西分局书记；将曾洪易派往赣东北苏区任中共中央代表。

张国焘向来“左”倾思想严重，1931年1月从莫斯科回国后曾连续发表文章，称赞六届四中全会和王明等人，表示坚决拥护六届四中全会决议。陈昌浩则像王明一样，虽然读了一些马克思主义书籍，却对中国社会实际尤其是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情况一无所知。张国焘和陈昌浩到鄂豫皖苏区正式成立中共鄂豫皖分局后，于1931年6月28～30日在河南新集召开了中央分局第一次扩大会议。这次会议在张国焘的主持下，完全接受了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关于反“右倾”的政治纲领，无端指责以曾中生为首的原中共鄂豫皖边特委执行了“富农路线”，犯了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号召苏区党组织要在四中全会路线指导下同右倾机会主义作斗争；在组织方面，对鄂豫皖苏区党、政、军、群领导机关全面“改造”，打击了坚决抵制立三“左”倾错误而坚持正确主张的同志；在军事方面，接受了六届四中全会关于红军应采取“进攻策略”的错误主张，完全不顾红军力量仍然弱小、敌军力量仍然强大的客观实际，规定红军必须执行“坚决进攻策略”，从而为后来鄂豫皖红军第四次反“围剿”失败埋下了祸根。更为严重的是，张国焘等按照六届四中全会后王明等“左”倾领导者的要求，在鄂豫皖苏区开展大规模的“肃反”运动，制造大量冤假错案，杀害一大批深受鄂豫皖苏区军民爱戴的党和红军领导人，使红军和苏区革命斗争受到惨重损失。在鄂豫皖苏区红军第四次反“围剿”斗争中，张国焘被红军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冲昏了头脑，将七八倍于红军的国民党30万大军说成是“偏师”，盲目轻敌，死打硬拼，最后变成畏敌如虎，导致鄂豫皖苏区丧失。

派往湘鄂西苏区任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的夏曦，同样不遗余力地贯彻六届四中全会决议精神，全盘否定湘鄂西党组织经过长期艰苦斗争取得的成绩和经验，在湘鄂西的党、红军和苏维埃政府中，进行所谓“向国际路线的彻底转变”，使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湘鄂西苏区得到全面贯彻执行。尤其是夏曦发动和领导的湘鄂西苏区反所谓“改组派”斗争，以莫须有的罪名，将湘鄂西党、政、军的各级负责人的90%打成“改组派”，予以逮捕杀害，甚至作出解散党、团组织和湘鄂西省苏维埃政府的决定，使湘鄂西苏区的革命斗争受到无可挽回的损失，最终导致湘鄂西苏区全部丧失。

派到赣东北苏区的中央代表曾洪易（又名曾弘毅），“左”倾错误思想一贯严重。他一到赣东北苏区，就改组了中共赣东北省委，让“左”倾错误思想同样严重的万永诚任省委书记，将一大批坚持执行正确路线的同志排挤出省党、政、军领导岗位。1931年7月，曾洪易主持召开赣东北省第一次党代表大会，“说闽浙皖赣党是保守主义、封建主义、立三路线残余，富农路线。要执行国际路线的彻底转变，甚至提出列宁在社会主义时期农民问题的口号—反对富农、中立中农，团结贫农” 。在军事行动方针上，曾洪易反对方志敏、邵式平关于向敌人力量薄弱的皖浙赣边发展的正确主张，“在打通中央苏区的口号下，提出向西南（贵溪、余江、信江以南）发展的方向和持久围攻堡垒的战略方针。” 把方、邵的正确主张说成是“退却逃跑的右倾机会主义”，撤销邵式平的军委主席职务。结果使赣东北苏区的第三次反“围剿”斗争遭受严重挫折。组织路线方面，曾洪易打着“明确阶级路线”的旗号，在党内无情打击忠于革命的同志，凭主观想象和臆测，开展大规模的肃反运动，无端杀害了大批党和红军领导干部和革命群众，给赣东北（闽浙赣）苏区的革命斗争造成严重损失。

派往中央苏区的是由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3人组成的中央代表团。代表团于1931年4月中旬到达中央苏区后，立即传达贯彻六届四中全会精神，按中央决议的调子处理“富田事变”问题，并在中央苏区贯彻推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左”倾土地政策。值得庆幸的是，他们到中央苏区后较长一段时间内，对中央苏区的工作没有过多地指责和干涉，而是有力地支持毛泽东、朱德等的正确领导，并推举毛泽东代替项英担任苏维埃中央军委主席和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职务，使红一方面军得以胜利粉碎国民党军的第二次和第三次“围剿”，使江西中央苏区得到巩固并与闽西苏区连成一片，为一苏大会能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召开提供了保障。

6.一苏大会因中央苏区第二、三次反“围剿”而一再延期

共产国际远东局对召开一苏大会、成立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一事，非常重视。不仅于1930年6月22日对一苏大会的筹备工作给中共中央提出了具体指导意见，还为一苏大会起草了劳动法、土地法、经济政策、苏维埃组织法和红军建设决议案等法律草案，呈报给共产国际执委会审查后，交予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修改定稿，然后派人将其送到中央苏区。

可是，由于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一次大规模军事“围剿”以及一苏大会“中准会”筹备工作被迫中断等原因，召开一苏大会、成立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的时间已两度推迟，这令共产国际领导人甚感不悦。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不久，共产国际执委会于1931年1月15日给驻上海的共产国际远东局发来一份电报，远东局负责人很快将电报内容向中共领导人作了传达。电报内容如下：

我们认为继续推迟成立苏区中央局和苏维埃文职政府是极其危险的，这会影响建立根据地和建立纪律严明的红军。你们要采取果断措施立即在赣南组建有较高威信的中央局，并责成它：1.举行苏维埃代表大会；2.在会上选举中央人民委员会；3.成立在中央局监督下工作的隶属于人民委员会的军事委员会；4.成立隶属于人民委员会的工农检查机构和隶属于（直至地区）党委的，由工人、雇农和贫民组成的监察委员会，以便同混入党内的分子、官僚主义、暗中破坏行为和腐蚀党和苏维埃工作人员的行为作斗争。在确保党对苏维埃政府的绝对领导的情况下，应该避免相当多的中央委员和高级军事指挥人员参加政府。政府的大多数成员应当由工人、农民和红军战士中有影响的积极分子组成，其中包括一些无党派人士。你们要尽快召开苏维埃代表大会，尽可能直接参加这次会议，你们要制定一些措施加强苏区无产阶级的领导。

你们特别要制止不选城市工人贫民代表苏维埃和将其作用同工会的作用混为一谈的做法。

在苏维埃代表大会上，你们要提出一个声明：不承认帝国主义者向南京和军阀提供的贷款，主张中国完全独立和统一。

共产国际执委会这一电报所指示的内容和原则，基本上是正确的。尤其是强调反对中央政府工作人员的腐败行为，确保党对苏维埃政府的绝对领导，政府的大多数成员应为工、农和红军中有影响的积极分子组成，其中还应包括“无党派人士”等，这些原则都是值得肯定和赞赏的。

1931年2月6日和2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两次开会，讨论贯彻共产国际指示的措施。在这两次会上，中央政治局还研究了召开一苏大会和成立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问题。中共中央原已成立了一个由任弼时、沈泽民、刘峻山3人组成的苏区委员会，专门负责指导全国苏区的工作。在这两次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周恩来和王明两人也参加苏区委员会，负责讨论由共产国际远东局代为起草的土地法、劳动法、经济政策、苏区组织法和军事训令5个文件稿，同时提出苏区军委和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组成人员名单。会上还初步确定了临时中央政府工作部门设置、政府委员名单和共和国主席人选。中央政治局责成任弼时等3人到苏区后，要尽快筹备一苏大会，争取顺利召开。

1931年4月中旬，任弼时等3人抵达江西中央苏区宁都县青塘，与项英、毛泽东、朱德等会合。可是，此时蒋介石已调集20万大军正准备向中央苏区红军进行第二次大规模“围剿”。面对这一严峻形势，中央苏区军民当务之急是集中精力反“围剿”。筹备召开一苏大会的工作只能搁置一边。

在任弼时等到达中央苏区之前，红一方面军总部已通过电台侦知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的“围剿”部署。毛泽东、朱德等领导苏区军民开始了紧张的反“围剿”准备工作。3月7日，苏维埃中央军委总参谋部发布了“关于争取第二次战争胜利的意义及地方武装的任务”的《第一号通令》，对苏区地方革命武装的建设及其在反“围剿”中的任务作出布置。3月17日，毛泽东、朱德联合发出红一方面军红字第一号训令《为争取第二期作战胜利军事上应准备的工作》，总结红军第一次反“围剿”作战的经验教训，对红军部队做好第二次反“围剿”军事上的准备工作提出明确要求。3月20日，苏维埃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主任毛泽东又在宁都县黄陂发布了总政治部第四号通令：《二次战争的意义、目前敌我的形势和争取二次战争胜利的准备工作》，对第二次反“围剿”深入进行政治动员。4月18日，苏区中央局在宁都县青塘召开扩大会议，与会同志经过激烈争论，对毛泽东提出的继续采用“诱敌深入”战略战术、在苏区内粉碎国民党军进攻的第二次反“围剿”战略方针，表示赞成。会后，红一方面军总部率领全方面军隐蔽集结在东固地区20余天，耐心等待时机，终于捕捉到战机。5月16日至31日，毛泽东、朱德指挥红一方面军从吉安县东固、富田由西向东横扫，16天连打5个胜仗，歼敌3万余人，痛快淋漓地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第二次“围剿”。

第二次反“围剿”胜利结束后第二天，即1931年6月1日，中共苏区中央局即发表宣言，正式宣布：

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已决定在今年8月1号召集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及产生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来领导全国的革命斗争，来对抗反革命的中央政府—南京政府—来统一各苏区及全国红军的革命行动，来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来建立全国的苏维埃政权。

这是一苏大会召开时间第三次延期。

中共苏区中央局在“六一宣言”中要求，各苏区要努力做好一苏大会代表选举工作，“在全苏大会的选举中，党、团、工会、贫农团一定要切实的领导群众，要使忠实的积极的分子能够当选为代表，要严防富农AB团的捣乱，或钻入这次选举来进行反革命的破坏工作”。

这个宣言迅速发至赣西南苏区各县、区，并送往邻近各苏区。中共赣西南特区委在接到这个宣言的第2天，就开会对此进行专门讨论。1931年6月7日，中共赣西南特区委发出第三十四号通告，要求各县在6月底以前召开各种动员会议，广泛宣传一苏大会召开的重大意义，同时做好选民登记工作；在7月15日以前，要按选举规划，民主选举产生出席一苏大会的代表，并对各级苏维埃政府进行改造（整顿、健全组织，改进工作方式、方法）。这个通告还特别规定：“各级党部应推动政府群众团体自选举日起举行庆祝拥护全苏大会，如欢迎欢送代表举行群众大会，领导群众做激励演说，表示群众对苏大会的热望，在八月一号各群众团体共产党部政府机关应悬灯结彩举行广大群众提灯庆祝演新剧等。” 邻近的闽粤赣苏区、湘鄂赣苏区、湘赣苏区，都按苏区中央局要求，加紧选举代表，准备前来江西中央苏区参加大会。

中共苏区中央局召开一苏大会的“六一宣言”发表后第六天，蒋介石又开始调集30万大军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三次大规模军事“围剿”。原定1931年8月1日召开的一苏大会无法如期举行。根据这一突如其来的变化，1931年6月20日，以毛泽东为主席、朱德、项英为副主席的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果断发布第十四号通令，决定将一苏大会再次推迟到1931年11月7日开幕。通令说：

本会前曾决定八月一日召集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成立中央政府，现因各地选举代表需要长时间才能竣事，加以交通困难，各地代表一时不能到齐，因此特决定将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改在十月革命纪念节（公历十一月七日）举行，各地代表应在十月十五日以前选举完毕，听候通知出席。特此通令，希各政府，各红军部队，各革命团体，一体知照，并转知全体革命群众为要。此令。

这是一苏大会召开时间被迫第4次延期。

为坚决粉碎国民党军队对中央苏区红军的第三次“围剿”，毛泽东、朱德立即下令全方面军停止筹款，紧急行动，冒着酷暑从赣闽边境地区千里回师赣南，于7月底集结于于都县北部和兴国县苏区，投入反“围剿”作战。留在后方的中共苏区中央局，于1931年7月4日发出“动员准备三次战争问题”特别紧急通知；苏维埃中央军委也于同一天发出第一号训令《为第三次反“围剿”胜利的准备工作》，要求苏区军民全力投入到反“围剿”的动员和准备工作之中。8月12日，苏维埃中央军委又专门给兴国、于都、赣县、万安、泰和等县地方革命武装下达训令，要求他们积极行动，以游击战术破坏敌军后方交通线。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也发出通告，要求苏区群众卖便宜米、菜给红军，支援红军作战。

1931年7月31日，红一方面军总部在兴国县高兴圩发布《准备攻击富田、新安的命令》。红军各部依令从兴国高兴地区隐蔽向富田出击。8月1日晚，红军进至泰和县沙村、固陂一带，忽然发现国民党军第十一师、第十四师已先到富田，正在抢修工事。面对突然变化的敌情，毛泽东、朱德经缜密考虑，当即决定改变原作战计划，命令各部队连夜返回兴国高兴圩隐蔽。此时，红军已三面受敌，仅高兴地区方圆几十里地可供集结，西面又有赣江阻隔，处境十分危险。毛泽东冷静分析了当前敌情，发现高兴东面有一个宽20公里的缺口。红一方面军临时总前委召开紧急会议研究，果断决定秘密穿过这个空隙地带，采用由西向东、中间突破、袭击后方的反“围剿”作战方针，以图出奇制胜。

8月6日拂晓，3万红军安然转移到兴国县东部的莲塘地区。当夜，红军在莲塘十万洲峡谷将向莲塘进犯的国民党军第四十七师谭子钧旅严密包围，7日上午10时将其全歼。当日下午，红军乘胜向良村之敌第五十四师、第四十七师发起攻击，消灭敌两个团及两个师的辎重队。8日，毛泽东、朱德派出红三军佯攻永丰县龙冈，命令主力连夜转向宁都县黄陂，11日中午冒雨向黄陂守敌毛炳文第八师发起猛攻，歼敌两个团。敌师长毛炳文来不及收拾机密文件，率残部4个团仓皇向洛口、宁都城方向溃逃。红一方面军总部从缴获敌毛炳文师部的机密文件中得知在吉安富田、东固的敌两个师和在兴国的全部敌军已朝黄陂扑来，敌之前锋距黄陂仅20华里。毛泽东、朱德再次采用奇兵穿插战术，命令红十二军军长罗炳辉率两个师佯装主力，诱敌主力北进乐安方向；而红军主力却利用夜暗悄然穿过敌第一军团和第二路进击军之间仅10公里的间隔地带，再次跳出敌军重围，安全转移到兴国县西北的白石、城岗和枫边地区隐蔽休息，并与隐蔽在兴国县高兴山区的中共苏区中央局和苏维埃中央军委会合。8月底，方面军主力再次西移兴国、赣县边境地区休整。

9月初，蒋介石为应付粤桂军阀发动的两广事变，下令各路“进剿”赣南苏区的部队全线退却。毛泽东、朱德指挥红一方面军乘胜追歼逃敌。9月7日，红三军在红军独立第五师配合下，于兴国县与泰和县交界的老营盘，全歼敌蒋鼎文独立旅3个团。同日，红三军团与红四军与敌军第一军团两个师和敌第七十八师两个团共5万余人在高兴圩遭遇，激战至次日下午，双方都伤亡惨重，打成对峙，被迫后撤。9月15日，红一方面军主力在兴国县崇贤方石岭白石村，全歼向吉安方向撤退的敌第五十二师和第九师1个炮团和1个辎重营，俘敌第五十二师师长韩德勤（韩被俘后冒充伙夫被释放）。

红一方面军第三次反“围剿”，苦战两月，六战五捷，以3万兵力打败30万国民党军的进攻，歼敌3万余，终于获得胜利。令人悲痛的是，方石岭战斗结束后，红三军军长黄公略在指挥部队防空疏散时遭敌机扫射，壮烈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