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开国大典

1.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首都的选定

中央苏区红军第一、二、三次反“围剿”战争胜利，不仅共歼敌7万余人，缴枪3万余支，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军，极大地鼓舞了苏区军民斗志；而且锻炼了红军，为毛泽东关于红军反“围剿”战略思想和红军作战原则的形成，提供了实践的舞台；还使赣南苏区与闽西苏区连成一片，为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和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创造了条件。

建国的日期已定，摆在面前的首要问题是建都的地点。1931年9月23日，红一方面军总部在兴国县鼎龙水头庄发布《开往福建工作筹款的命令》：“方面军决开到福建去工作筹款，并定于二十五日由现在地（莲塘、龙冈头、长信、水头庄之线）分七天行程（第五天休息一天）开到汀州城集中。”命令将全方面军分为左、中、右3路行军队形，规定了各路行军路线及行军日程，其中规定：“总部及直属队应于二十五日晨四时由现在地（水头庄）出发，在中路第四军前头，沿第四军之行军线前进，务于第二天（二十六号）在长沙渡河完毕，在河之南岸择地宿营。第三天到官仓下附近，第四天到瑞金城宿营，以后则沿右路第三军团之行军线到长汀。” 这个命令规定总部和方面军各部都开到长汀城集中，然后以长汀城为中心分散各地筹款做群众工作，同时休整部队。尽管这个命令中未提及一苏大会的开会地点，但是从总部的部署来判断，一苏大会的开会地点可能已酝酿初定在长汀城。也就是说，未来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首都，可能设在长汀城。

然而，1931年9月28日毛泽东、朱德等红一方面军总部领导人抵达瑞金县城东北的叶坪村宿营后，情况即发生了变化。1931年10月3日，以毛泽东为代理书记 的中共苏区中央局向上海中共临时中央发去一份长电，在详细报告了中央苏区第三次反“围剿”经过和战果，以及红军的近况后，最后一段电文说：

红军目前急切须休息，须训练，须补充，须筹款，须布置新战场，创造根据地。又因11月7日开苏大会，中央［局］不能远离，遂于红军主力分布石城、长汀、于都、会昌四县工作，总部及中央局在瑞金居中指挥。

这份电文提出“总部及中央局在瑞金居中指挥”，显然是决意以瑞金为指挥中心和驻地枢纽，开展召开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和成立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的各项准备工作。也就是说，在1931年9月28日至10月3日这几天当中，苏区中央局和红一方面军总部已经改变原定移师长汀的计划，改为选择瑞金叶坪村作为召开一苏大会的地点，并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红色首都确定在瑞金。

毛泽东等红军领导人选定瑞金作为召开一苏大会的地点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首都，有其历史的必然性与偶然性。

其具有历史的必然性，是因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经过艰苦奋斗和探索，已经确立中国革命必须走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以土地革命为基本内容，以农村革命根据地为主要依托，由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革命道路。夺取中国革命最后胜利，不可能一蹴而就，必然是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首先在革命基础较好、条件基本具备的农村革命根据地内建立临时性中央红色政权，是其题中应有之义。选择在瑞金这样比较偏僻的农村作为新成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首都，是中国革命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必然结果。

其具有历史的偶然性，是与瑞金的地理位置、革命斗争历史有关，更与邓小平在瑞金卓有成效的工作有关。

瑞金位于江西省东南端，地处武夷山脉南段西麓，坐落在赣、闽、粤3省接壤要冲。东出40公里即至长汀，顺汀江南流可直下龙岩、上杭、永定，直达广东潮汕出海；往南绵江水道直通赣江，既可直达赣州、南昌、九江，又可与赣南各县沟通水路交通，运输便利。苏区中央局和红一方面军总部进驻的叶坪村，位于瑞金县城东北6公里处，野旷阔大，古樟参天，环境优美，幽静宜人。从军事角度看，这个茂林之村便于防空。

瑞金早在汉代开始建镇，产金，沿河淘沙金者甚众。唐代天佑元年（公元914年）传说“掘地得金”“金生瑞气”，故淘金场设置瑞金监，从此有瑞金之名。南唐保大十一年（公元953年），升瑞金监为瑞金县。这里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土地肥沃，资源丰富，物产繁多，经济条件好；境内群山环抱，层峦叠嶂，地势复杂。当时的人口约24万，多系客家人后裔，勤劳俭朴，富有开拓性和正义感。因受革命影响较早，群众中有深厚的革命基础。早在1927年8月，周恩来、叶挺、贺龙、刘伯承、朱德等领导的南昌起义部队经过这里时，就在瑞金城绵江中学帮助建立了中共瑞金支部。贺龙、郭沫若就是在瑞金经周恩来、李一氓介绍入党的。1929年，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向赣南、闽西进军时，曾先后两次途经瑞金，给该县革命斗争以极大的影响。1930年4月，瑞金县党组织领导了武阳暴动、安治暴动，成立了瑞金县苏维埃政府和红二十四纵队。1931年春，在红三十五军和红十二军帮助下，全县已经赤化，并全面分配了土地。

瑞金县党组织曾一度由中共闽西特委领导。1931年3月，中共闽粤赣苏区特委派李添富来瑞金，担任中共瑞金县委书记。李添富到瑞金时，正值闽西苏区大肃所谓“社会民主党”之时。他效仿闽西肃反委员会主任林一株在闽西肃“社党”大搞刑讯逼供的一套做法，到瑞金上任不久，就不分青红皂白，自任肃反委员会主任，在全县开展大规模错误的肃“社党”运动。由于错误的肃反政策所致，瑞金全县处于一片惊慌与恐怖之中。“全县群众不满，干部情绪低落，全县面貌死气沉沉。” 就在这时，邓小平、金维映由党中央派来中央苏区工作抵达瑞金，受到正在瑞金的中共赣东特委书记谢唯俊和苏区中央局巡视员霍步青等接待。因第三次反“围剿”战事正紧，邓小平、金维映一时难以赴苏区中央局报到，谢唯俊遂要邓、金暂留瑞金，帮助调查解决李添富乱肃“社党”问题。不久后，由党中央派到中央苏区工作的余泽鸿、吴静焘夫妇也来到瑞金。鉴于当时瑞金的复杂情况和邓小平的资深经历，大家一致推举邓小平出任中共瑞金县委书记。

邓小平临危受命，与金维映、余泽鸿等一起，冒着风险，深入瑞金城乡调查研究。一个多月后，终于查清了李添富乱肃“社党”的事实真相及其严重恶果。是年9月底，在中共赣东特委支持下，邓小平采取果断措施，召开全县党员活动分子会议和县、区、乡三级主要干部会议，以大量事实揭露了李添富在肃“社党”中的严重错误和罪行，宣布撤销李添富的一切职务，并拘捕公审，予以处决。同时，邓小平在大会上宣布3条：第一，立即停止杀人；第二，凡被怀疑是“社党分子”的一律不抓；第三，已被关押在狱的，如是贫农、中农的一概释放，回原地继续参加革命斗争，如是地主、富农的罚钱释放，罚不到钱的取保释放。于是，全县300多名无辜被关押者幸免于难。

在邓小平主政下，瑞金全县局势迅速稳定。他狠抓县、区、乡三级苏维埃政权的建立、恢复和整顿，成立了以黄正为主席的县苏维埃政府；他兴办干部培训班短期内培养了60余名本地干部；他十分重视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坚决维护分田成果，发展农业生产，特别强调不要侵犯中农利益，也不要过分打击富农；他十分注意加强党的宣传工作，创办了中共瑞金县委机关报《瑞金红旗》；他领导全县干群开展节省运动，要求每人每月节省8斤口粮，以供前线之需等。邓小平卓有成效的工作使瑞金全县一片红，形势越来越好。

毛泽东、朱德此前曾多次来过瑞金，对瑞金的情况有所了解。这次由兴国东移长汀时，于9月28日抵达叶坪村。9月29日，毛泽东主持“中央局召集十二军、赣东特委、瑞金县党的活动分子会议”。邓小平出席会议并汇报了瑞金县的情况。毛泽东等苏区中央局和苏维埃中央军委领导人通过赣东特委及邓小平、余泽鸿的介绍，对瑞金及周围各县以及闽西近况有了更多的了解。当时的情况是：宁都县城还被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占据；会昌、安远两县都还没有赤化，两县县城都被地主武装占据着；石城县南部地主武装强大，土围“白点”甚多；于都县城虽为红军占领，许多乡村还是白色，离敌军据点赣州很近；汀州虽好，但地方稍偏。从目前情况看，红军主力应分散在石城、长汀、会昌、安远、于都等县，消灭地主武装，拔除白色据点，红军总部自然以留驻瑞金“居中指挥”为宜；定于11月7日开幕的一苏大会，也只有在瑞金召开最为妥当；即将成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首都，当然也以设在瑞金为好。因此，瑞金便成为即将成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红色首都所在地。

2.一苏大会代表的选举与中央政府组成人员候选名单的酝酿

在1930年9月12日召开的“中准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曾讨论通过了《中国工农兵会议（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条例》，对出席一苏大会的代表选举作出了原则规定：

一是规定凡年满16岁的“一切靠生产劳动或公益事业的服务而生活者，以及替他们管理家务者；红军士兵、官长；没有雇用劳动者而用自己的劳力经营小商务或手工业者；军阀军队中的士兵；自由职业者（如医生、教师、著作家等）及学生；有上列资格而失业或丧失劳动能力者” ，不分男女、种族、民族、宗教等的区别，均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则剥夺其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甲、以土地、资本及私产雇用工人、店员及雇农，榨取利润，以及专靠剥削他人劳动为生活者（如地主、厂主、店主、雇用长工的富农及高利贷者等等）；乙、军阀、官僚、绅士、乡董；丙、一切公安局、民团的服务职员及其他反革命分子；丁、一切宗教的服务人（僧、尼、道士、牧师、神甫等）；戊、患神经病及吸食鸦片有瘾者；己、苏维埃政府法庭或革命团体宣布有罪而剥夺其公权者。

二是规定各苏维埃特区代表选举的名额，大致按每20万人选一代表为原则。具体名额分配如下：

三是对白区代表的产生作出了规定。

根据“中准会”颁布的选举条例、实施细则和分配的名额，一些苏维埃特区在1930年冬即进行了选举。闽粤赣特区决定在1931年1月21日召开工农兵代表会议进行选举，后因国民党军队进攻而延期进行。赣西南特区于1931年3月获知“中准会”精神后，首先进行了乡、区、县级工农兵代表大会代表和乡、区、县级苏维埃政府工作人员的选举；而出席一苏大会代表的选举工作，直到1931年6月1日中共苏区中央局作出召开一苏大会决议后才开展。

经过几个月紧张而有序的工作，各地出席一苏大会的代表终于按时选举产生。1931年11月15日，苏区中央局向中央报告说：“苏大会到中央区、闽西区、湘赣区、湘鄂赣区、赣东北区、湘鄂西区、琼崖区及红军代表二百九十人。” 与“中准会”分配名额相比，代表总数比原计划增加41人。这主要是增加了红军代表人数，“红军方面一、三军团，二、六军，十六军及各独立师，均选派代表出席。”此外，由于情况发生了变化，广西右江苏区未派代表出席大会。鄂豫皖苏区也没有派代表出席大会。“全总，海员，韩国均有代表到会。”此外还有列席代表，总计“到会代表六百一十人”。

确定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组成人员的候选名单，是一苏大会筹备工作中最重要、最核心的问题。即将成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机构，仿照苏俄模式，由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央人民委员会组成。中央执行委员会为最高权力机构，中央人民委员会为最高执行（行政）机构。中共中央政治局曾于1931年2月20日开会讨论，提出了党内30人左右参加政府的名单。这份名单已交任弼时带来苏区，只是因为时机不成熟，任弼时一直没有向外透露。1931年10月11日，苏区中央局就几个组织问题，致电中共中央：“全苏大会在十一月七日开，苏区党代表大会在十一月一日开，中央政府名单，请讨论决定。苏维埃组织法及宪法大纲，请电告或寄来。望派人领导两个大会。现苏区党务干部很缺乏，因为很多分子加入AB团，多在斗争中牺牲了，望多派得力同志来苏区工作。” 数天后，中央回电：“政府执行委员名单，在弼时处有。但须除去向忠发、周逸群、邝继勋。加徐锡根、陈绍禹、关向应、瞿秋白及各地苏维埃政府主席。”

任弼时根据中央指示，将他带来的名单交了出来。这份名单中包括：毛泽东、项英、张国焘、周恩来、向忠发、卢福坦、朱德、邓发、王稼祥、方志敏、孔荷宠、任弼时、贺龙、沈泽民、黄平、陈郁、罗登贤、夏曦、刘少奇、屈登高、段德昌、周逸群、邝继勋、何叔衡、周以栗、胡均鹤、卢德光、徐特立、阮啸仙等人。向忠发于1931年7月被捕叛变，周逸群已牺牲，邝继勋由洪湖苏区调鄂豫皖苏区工作，所以中央在电报中说要除去他们3人；而徐锡根、陈绍禹、关向应、瞿秋白4人因先未提到，中央决定予以补充。

根据中央指示的原则，毛泽东主持苏区中央局会议讨论，决定补充彭德怀、林彪、曾山、范乐春、谭震林、邓子恢、古大存、韦拔群、胡海、滕代远、罗炳辉、陈毅、卢德光、邵式平、李宗白等各苏区红军和苏维埃政府负责人，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候选人。后来提交给一苏大会的63名候选人名单，就是这么确定的。

谁来当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开国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曾于1931年2月20日开会对此进行讨论。有人提议向忠发，立即遭到反对。政治局成员一致认定：共和国的“开国元首”，必须在全国有威望，同时必须在苏区工作，此人非毛泽东莫属。至于副主席人选，有人提名项英，有人提名张国焘。中央政治局认为，主席人选名单，必须报共产国际远东局审批，最后由谁来充任，经政治局与远东局商量后决定。会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将毛泽东拟任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提议报到共产国际远东局。远东局同意后又报到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很快得到批准。

然而，中央政治局当时只确定毛泽东任中央政府（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而中央人民委员会主席是否由毛泽东兼任，未曾明确。苏区中央局为此于1931年10月致电中共临时中央提出：“望派一政治局委员，最好是工人同志来苏区主持中央政府工作。” 临时中央回电答复：“人民委员会主席一人决定毛泽东，副主席二人张国焘与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

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时为曾山。从中共临时中央电报可看知，即将成立的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中，未安排项英任副主席。这可能与项英在处理富田事变问题上与中央政治局及毛泽东等人的看法不一致有关。毛泽东主持苏区中央局开会，对临时中央复电进行研究后，致电临时中央说：“中央政府名单，我们提议项英为副主席，江西省政府主席曾山为土地部长。” 临时中央接受了这个建议。这才有后来正式选举毛为主席，项、张为副主席的结果。

苏维埃中央人民委员会各部门的设置和各部部长（即人民委员）名单，苏区中央局与中共中央之间，也进行了反复磋商。根据苏俄中央政府的模式，按原来设想，中央人民委员会下应设立外交、军事、劳动、财政、土地、司法、卫生、教育、工农检察、内务、交通邮电、经济、粮食、社会保证、国内外贸易、中央政治保卫处16个人民委员职位，即16个政府工作部门。 最后确定人民委员会之下暂设外交、军事、劳动、土地、财政、司法、内务、教育、工农检察和国家政治保卫局9部1局。1931年10月，中共临时中央在致苏区中央局第一号电中通知：“稼祥任总政治部主任兼外交部长，教育部长秋白。” 10月31日，苏区中央局向临时中央提议：“江西省政府主席曾山为土地部长，过去闽西特委书记邓子恢为财政部长，请讨论并电告。” 11月15日，一苏大会行将结束，苏区中央局致电临时中央：“中央临时政府组织……下设人民委员会，以十人组织之……外交、劳动、土地、财政、军事、工农检查、内务、教育，除前由中央指定接任人外，土地张鼎丞，内务周以栗，工农检查刘少奇，最高法院长何叔衡。”

苏区中央局与中共临时中央经反复磋商，最后确定了各部部长（人民委员）人选，并确定卫生、交通邮电、粮食、经济、社会保证、国内外贸易等部暂不设立，有关工作由内务、财政、劳动等部暂时代管。

按照中共中央的设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在中央人民委员会之下成立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原先在苏区成立的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即行撤销。1931年10月，中共临时中央在致苏区中央局第一号电中通知说：“革命军事委员会设主席团，决定朱德、王稼祥、彭德怀，朱德为主席。稼祥任总政治部主任兼外交部长。” 军委会的名单只提到主席团的3个人，毛泽东认为不妥。10月31日，他指示苏区中央局致电中共临时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来电只提朱德、王稼祥、彭德怀，我们提议加周恩来、毛泽东、贺龙、林彪（四军军长）、谭震林（十二军政委）、孔荷宠、叶剑英、邵式平，请讨论电告。” 中共临时中央对苏区中央局的意见颇重视，充实了各苏区军事领导人为革命军事委员会成员。

3.一苏大会各项文件的起草与会务准备

1930年5月在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上，曾讨论并通过了由筹委会起草的《暂行土地法》《苏维埃的组织法》和《劳动法》。在1930年9月12日召开的“中准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上述文件再次获得通过。

共产国际远东局对一苏大会文件的起草颇为重视，直接代为起草了《土地法》《劳动法》《经济政策》《苏区组织法》和军事训令等5个文件草稿，于1931年2月交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经由周恩来、王明、任弼时、沈泽民、刘峻山5人组成的苏区委员会讨论定稿后，已派人送到中央苏区，待提交一苏大会讨论通过。

一苏大会文件中最重要的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宪法大纲。在1930年9月12日召开的“中准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讨论通过了由中共中央提出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根本法（宪法）大纲草案》，全文共9条，阐述了制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根本法的若干重要原则。然而，这个文件及后来据此起草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草案》，苏区中央局都未曾收到，也未曾见到。1931年10月11日，苏区中央局电告中央：“全苏大会在十一月七日开……苏维埃组织法及宪法大纲，请电告或寄来。” 数天后，苏区中央局再次电告中央：“中央全苏大会十一月七日开，闽西赣东南代表可按期到会……苏维埃组织法及宪法大纲，请中央起草电拍。” 1931年11月5日，中共临时中央给苏区中央局发出第七号电报，郑重电告了由周恩来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起草的《宪法大纲》。 该大纲提出了17条原则要点。电报中说：“望提此原则要点在苏大会通过。全文即补送上。” 苏区中央局接到这个电报后。即在一苏大会开幕后的11月11日，经大会主席团决定，组织了由毛泽东、任弼时、王稼祥等组成的宪法大纲起草委员会，根据中央来电原则，加紧起草完稿工作。1931年11月15日，苏区中央局电告临时中央：“宪法此间根据中央来电原则，参考苏联宪法起草，正讨论中。” 这才有在一苏大会上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这个宪法大纲共17条，基本上是按中共临时中央致苏区中央局第七号电文内容制定的。

在一苏大会及大会闭幕后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除讨论通过宪法大纲外，还讨论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对外宣言、抗日宣言、土地法、劳动法、经济政策、少数民族问题决议案、红军优待条例、婚姻条例、地方苏维埃政府暂行组织条例等法律、法令、条例。这些文件有的是由中共中央在上海组织人员起草的，多数是苏区中央局组织人员在苏区瑞金起草的。

一苏大会确定在瑞金叶坪村召开后，苏区中央局成立了一苏大会筹备处，下设秘书股、会务股、宣传游艺股、保卫股等工作机构。中共苏区中央局常委项英负责会务准备，任弼时负责人事工作。

1931年10月15日，中共临时中央致电苏区中央局，对大会的会务提出了明确而具体的要求。指出：“党现在必须动员一切力量，准备苏大会的开幕。苏维埃的意义与它的一切法令，必须为广大民众周知……大会开幕时，必须举行全苏区的庆祝大会与群众示威，赤少队、少年先锋队、童子团等必须全体参加，在可能条件之下，举行一部分红军阅兵式，各地党团以至工会等群众组织，必须选派大批代表，列席旁听与庆贺。大会通过一切法令与决定，必须很快的传达［到］群众中去。出版苏大会日刊……”

根据中央要求，一苏大会的会务准备工作紧张而有序地进行。

首先是会场的选定。叶坪村中的明代建筑“谢氏宗祠”，被选作一苏大会会场。项英遵照毛泽东指示，与村中谢氏长辈商议，妥善处理了有关事宜，随后请来泥木工匠进行改建，并组织人员精心布置，成为一个庄严的会场。

红军阅兵场的辟建。大会筹备处圈划了叶坪村东北一片刚收割完稻子的稻田，开辟平整为阅兵场，并用竹木临时搭建了一个红军阅兵台。

妥善安排五六百名代表半个月的食宿。这是一件大事。大会筹备处为此专门成立了一个代表接待组，由毛泽民、康克清、贺子珍、彭儒等参加。更主要的是瑞金县委、县苏维埃政府给予全力支持配合，动员叶坪、洋溪、黄埠头、合龙、沙洲坝等乡村群众腾出自己的住房，取下家中的门板，抱出家中的稻草，为代表们安床搭铺。大会所需粮食、蔬菜、肉类等食品，全部由叶坪附近区乡政府筹集供给。为支持开好一苏大会，中共瑞金县委书记邓小平率领县委、县苏维埃政府干部倾注心力，殚精竭虑，做了大量工作。

宣传娱乐活动的准备。大会筹备处艺文组邀请红军学校的钱壮飞、胡底、李伯钊等文艺精英创作排练了话剧《最后的晚餐》，于都、瑞金、赣县等县的地方剧团创作排练了《活捉张辉瓒》等剧目，并将毛泽东、朱德等红军将领形象首次搬上舞台。部队和机关的文艺宣传骨干也准备了活报剧、采茶戏、歌舞、魔术等丰富多彩的节目。军委总政治部将红军在反“围剿”战斗中缴获的战利品集中起来，在叶坪村找了一处房子，举办了一个“红军战利品陈列室”，展出了缴获的敌师长张辉瓒的呢军裤、公秉藩的私章和各式武器装备。邓小平和瑞金县苏政府还动员各区、乡组织了龙灯队、秧歌队、锣鼓唢呐队等群众祝贺队伍，以备提灯晚会之用。

假会场的布置。为防敌机空袭，大会筹备处根据毛泽东等人的提议，安排长汀县委在长汀城郊搭建了一个一苏大会的假会场，以迷惑敌机。同时将阅兵式、授旗授章式等大型户外活动安排在早晨7时前结束，以确保大会安全。

代表证章的印制。大会筹备处秘书股除为大会准备好各种文件、文告外，还为出席大会的所有代表印制了一枚精美的代表证章。

4.毛泽东受到“左”倾教条主义者的打击

1931年11月1～5日，中国共产党苏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史称赣南会议）在叶坪召开，为一苏大会的召开作最后的准备。就在这次大会上，毛泽东受到“左”倾教条主义者严厉打击。

1931年5月间，中共中央曾发出《中央关于苏维埃区域党的组织决议案》，要求中共苏区中央局须“在全国苏维埃大会前开一闽粤赣湘鄂党的代表大会，讨论苏维埃大会的工作，并产生联省的党委”，联省党委的组成人员“主要的成分应是闽粤赣、江西、湘东南、湘东南 、湘鄂赣各省委与其管辖下的各县代表。联省党委与省委的当选人，应是群众中最有威信而政治坚定的党员，特别是要有工农成分。这些代表会要统在五六月内完成，他们的经过与关于组织上的改变，统须报告中央批准” 。因蒋介石调集30万大军对江西中央苏区进行第三次军事“围剿”，一苏大会推迟至1931年11月7日开幕，这次党大会也就随之推迟了。

1931年8月30日，中央政治局在听取了中共苏区中央局秘书长欧阳钦关于中央苏区情况的汇报后，发出了《中央给苏区中央局并红军总前委的指示信》。这封指示信一方面肯定了中央苏区在反“围剿”斗争、没收和平分地主土地、建立地方苏维埃政权、建立并锻炼出铁的红军以及党的建设等方面，都“获得了他伟大的成功”，并称赞“他的成功成为中国革命危机来到的主要标志，成为殖民地苏维埃运动的旗帜” ；另一方面，指示信又严厉批评中央苏区存在“最严重错误”，就是“缺乏明确的阶级路线与充分的群众工作” ，认为这种“最严重的错误”表现在：苏区和红军不巩固；土地分配中实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而不是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一苏大会至今未开，在苏维埃政权建设中存留着极浓厚的国民党工作方式的残余；忽视工人运动和反帝斗争；在党内和群众中缺乏思想斗争和教育工作，尤其在反AB团斗争初期更为严重；等等。指示信说：“根据上述许多错误的存在，证明苏区同志对于立三路线的错误，尤其是国际路线的正确，还缺乏全部的深刻的了解。你们要明白，不仅江西省委二全会 是执行了立三路线，便是汀州会议 一直至吉安大会 的总前委都还在执行立三路线，三中全会后的中央局还在执行对立三主义的调和路线，立三路线不仅表现在‘左’的盲动主义的错误上，同样表现在右的富农路线的错误上，并且富农路线在土地问题上不仅表现在以生产工具为分配的标准上，同样表现在将土地分配给‘一切’人（全民）和不没收富农的剩余工具上，所以不用说二全会是露骨的富农路线与立三路线的领导了，即有正确路线的去年‘二七’

会议，与今年中央局扩大会议 你们还犯有富农路线的某些错误。” 中共中央在这封指示信中对中央苏区所谓“最严重的错误”的批评，有的是不顾事实（如指责苏区和红军不巩固、政权建设中存留着极浓厚的国民党工作方式的残余等），有的是将原本正确的（如在土地分配中实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按人口平均分配政策）说成是错误的，这都是主观唯心主义的批评。尤其是批评以毛泽东为书记的红四军前委和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犯有“富农路线的某些错误”，更是毫无事实的推断。显然，这封指示信批评的矛头是对准毛泽东的。在这些批评之后，指示信对中央苏区今后的工作，提出了许多错误主张和要求。

中央的八月指示信刚发出不久，中共中央又于1931年9月20日通过并发出《由于工农红军冲破第三次“围剿”及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党的紧急任务》决议案。这是王明离开上海去莫斯科之前亲自执笔起草的文件。1941年毛泽东在延安写作《驳第三次“左”倾路线（关于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期间中央路线的批判）》长文时，称它是王明路线时期“从文件到实际在全国大打所谓‘右倾机会主义’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 。王明等人在这个“纲领性”的决议案中认为，由于红军取得第三次反“围剿”胜利，革命危机在中国已经成熟，“很明显的映出了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前途”，因此红军“要扩大苏区至中心城市”，要开展“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反对“目前主要危险”的“右倾机会主义”等等 。毛泽东指出：“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从此形成，并以此为起点，向前发展为一条比立三路线更加完备的系统路线。

为了敦促苏区中央局和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改正所谓“严重的错误”，1931年10月，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临时中央又给苏区中央局发出编号为第4号的指示电（即十月指示电）。电文说：“1.苏区伟大的成功在冲破围剿，平分土地，建立政权，巩固红军，提高党的指导，AB团活动失败，而成为中国革命危机主要标志。”“2.但苏区最严重错误是缺乏明确的阶级路线与充分的群众工作；党还未尽一切可能动员广大群众巩固根据地和红军，对消灭地主阶级和抑制富农政策还动摇，苏大会久未准备，临时政权组织又取消，忽视工人运动反帝斗争，党内更缺乏思想斗争和教育工作；这都使阶级战争的进行遇到困难。”“3.中央过去路线错误，是造成苏区错误之主要来源，但苏区只在中央局扩大会后，才向国际路线转变。二全会、汀州会议、吉安大会都在执行立三路线，三中后，中央局是调和路线，即扩大会后也有某些富农路线的错误。”“4.目前全国世界形势都有利中国苏维埃运动发展，中区中心任务是最大范围发动群众，巩固扩大红军，支持长期艰苦阶级战争，冲破敌人围剿，向外发展，扩大苏区，建立巩固根据地；在这根据地上建立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最大限度实施苏维埃政纲，以争取一省几省革命首先胜利……分配土地，大致以人口劳动力作混合标准，不能租土地给地主种，分坏田给富农，不动摇中农土地，贫农雇农分得好田。必须实行八小时工作制。红军扩大，要肃清富农商人分子，要吸引工农分子及俘虏士兵，红军编制政治工作条例须逐步施行，红军学校须集中办学……”这份十月指示电的基本内容，就是中共中央八月指示信的那些东西。指示电最后说：“中区党大会应根据这一指示原则进行工作，成立决议案，交中央批准，并电告讨论经过。”

由于中共中央八月指示信和十月指示电已经为中共苏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定下了基调，任弼时、王稼祥等在为这次代表大会起草的《政治决议案》《党的建设决议案》《红军问题决议案》《苏区工会运动决议案》《青年团工作决议案》等文件时，就不能不贯彻临时中央的指示精神。他们在肯定红军粉碎敌人3次“围剿”和中央苏区工作成绩的同时，亦表示完全同意中央指示信中对中央苏区工作的全部批评，甚至把中央苏区一些正确的东西说成是错误的，加以批评指责。如在《政治决议案》和《党的建设决议案》中，都不点名地将毛泽东注重调查研究、反对本本主义的正确思想，指责为是“一种否认理论否认政治的狭义的经验论的落后思想” ，是“反理论的倾向而形成一种事务主义的现象” ；提出“党的两条战线的斗争必须发展到最高度，集中火力反对党内目前的主要危险—右倾” ；又说：“红军中狭义的经验论，在实际工作中生了不小影响，根本（否）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单凭自己的狭小经验和短小眼光来分析各种问题，这完全是农民的落后思想，事实上会走到错乱的非阶级路线的前途上。” 还指责红军至今还保留着“游击主义的传统”，忽视“阵地战”等。

1931年11月1日至5日，经过6个月酝酿准备的中共苏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即赣南会议）在瑞金叶坪村谢氏宗祠召开。出席这次大会的代表共约70人。苏区江西临时省委及各特委、县委负责人，闽粤赣（福建）省各县委负责人和中共闽粤赣临时省委书记卢永炽，红军中的代表等出席了会议。赣东北省派了一位代表到会。湘赣、湘鄂赣省代表尚在路途中，未赶上会议。

这次大会的主要任务，就是讨论通过《政治决议案》等5个文件。但在讨论决议案尤其是涉及批评、指责中央苏区过去工作的内容时，会上出现了争议。瑞金县委书记邓小平、永吉泰特委书记毛泽覃、赣东特委书记谢唯俊、总前委宣传部长古柏等，对文件中涉及不点名批评、指责毛泽东和中央苏区的内容，表示不同意见。作为担任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又是大会主席团成员之一的毛泽东本人，当然不会同意大会决议案中对自己的无端批评和指责，但因为出席大会的多数代表都认为决议案中所写的批评指责之词均来自临时中央，有“来头”，所以《政治决议案》等5个文件最后还是被表决通过。据现有资料判断，这次党大会没有按原定计划选举成立“中央区党委”，也没有重新选举苏区中央局成员。会后，仍由中共苏区中央局直接领导江西、闽粤赣（福建）、湘赣、湘鄂赣、赣东北等省委；毛泽东仍然担任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

中共苏区第一次代表大会（赣南会议）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消极作用十分明显。这次大会自始至终是在王明“左”倾错误路线指导下进行的。大会不点名地批评毛泽东，将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在创建和保卫中央苏区斗争中形成的许多正确的方针和政策，都予以指责和否定，说成是“右倾”“富农路线”等等，这是违背苏区实际的。大会所通过的5个决议案中，虽然也有一些合乎中央苏区实际的正确内容，但从总体上说是贯彻执行中共临时中央“左”倾错误的产物。会后，王明“左”倾错误对中央苏区斗争的干扰和影响便日渐严重起来。这次大会的“中心领导思想”，是批评毛泽东的“狭隘经验论”，这显然是错误的。毛泽东后来多次提及和批评此事。

5.一苏大会的召开

1931年11月7日，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叶坪村隆重开幕。出席大会的代表分别来自中央苏区，闽西、赣东北、湘赣、湘鄂西、琼崖等苏区，红军部队，以及设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全国总工会、全国海员工会，共610人。越南、朝鲜来宾也应邀出席大会。

大会首先举行隆重的红军阅兵典礼。黎明时分，接受检阅的中央红军各军团的代表、红军随营学校和警卫部队的代表、闽赣两省附近县的赤卫军和模范少年先锋队队员早就到了广场。瑞金及闽西长汀的数千名群众打着火把来到广场，参加庆祝活动。晨6时左右，各代表团列队进入叶坪广场。毛泽东、朱德、项英、彭德怀、任弼时、王稼祥、张鼎丞、周以栗、叶剑英、曾山等登上检阅台。7时整，阅兵开始。当阅兵总指挥彭德怀指挥部队通过检阅台时，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向英勇的中国工农红军部队挥手致意。

11月7日下午，一苏大会开幕式在叶坪村谢氏祠堂隆重举行。在项英的精心指导下，经过工匠们半个多月的紧张施工，谢氏祠堂已改建成了一苏大会理想的大会堂。原来安放谢氏祖宗牌位的神龛，已经改建成大会主席台。大厅内原来用木板隔成的正栋房和正厅的花格屏风，统统拆除。天井上方加盖了玻璃瓦雨棚，下方铺上了木板。两百多张长条木凳，整整齐齐地摆放在大厅里可供六七百名代表就座。为利于透光，祠堂前厅的双合大门已经拆除，改成木栅栏门，大门上方悬挂着一颗1米直径的金黄色五角星。整幢祠堂变得宽敞明亮。会场布置得庄严辉煌。主席台正面墙上贴着马克思、列宁画像，画像中间挂着的镰刀铁锤红旗，格外鲜艳夺目。主席台两侧贴着一副对联，散发着墨香。左联为：“学习过去苏维埃运动的经验”；右联为：“建立布尔什维克的群众工作”。主席台上方悬挂着横幅标语“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主席台前沿，放着一块横匾，上书“工农砲垒，民主专政”8个大字。它将苏维埃国家政权的性质说得清清楚楚。大厅内的16根柱子之间，拉起了五彩缤纷的三角小旗。

当日下午2时，全体代表入场。大会选出37位大会主席团成员，毛泽东、项英、任弼时、朱德、周以栗、曾山、陈正人、张鼎丞、邓广仁等主席团成员在主席台上就座。大会主席团执行主席宣布一苏大会正式开幕。会场内外立时土炮轰鸣，鞭爆齐放，鼓乐喧天，口号动地，整个叶坪村沸腾起来了。欢呼声中，大会执行主席项英致开幕词。

毛泽东为大会题词：“苏维埃是工农劳苦群众自己管理自己生活的机关，是革命战争的组织者与领导者。”

整个开幕式隆重、简短、热烈，很快结束。

果不出毛泽东等所料，“苏大会开幕之日，有十余机轰炸长汀瑞金，投弹百余枚，烧屋百余栋，死伤数十人，但大会无恙”。

一苏大会隆重开幕，标志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诞生。当天晚上，叶坪村和瑞金城同时举行提灯晚会，欢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到会群众，人山人海。红光满天，庄严热烈空前未有。” 提灯庆祝晚会一连进行了3晚，节目精彩纷呈，军民欢乐无比。

因参加大会的湘赣苏区、湘鄂赣苏区联合代表团尚未赶到瑞金，大会主席团决定11月8日休会一天，等待湘赣、湘鄂赣苏区代表团到来。

11月9日上午，一苏大会主席团举行第一次会议，推举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组成常务主席会议常驻主席团；推举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负责审查代表资格；选举提案审查委员会，负责审查代表的提案。会议讨论通过大会议事日程与议题：一、决定接受中共中央向大会提出的苏维埃宪法、劳动法、土地法、军事问题、经济政策、工农检察处等决议草案；二、决定由毛泽东代表中共苏区中央局作政治报告，由项英作劳动法报告，张鼎丞作土地法报告，朱德作红军问题报告，周以栗作经济政策问题报告，邓广仁作工农检察处问题报告；三、选举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组成中央执行委员会，并产生临时中央政府。

9日下午，召开全体代表大会。大会秘书处宣读中共中央和少共中央给大会的贺电以及各处送来的贺信，宣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告全中国工人与劳动民众书》及《反对日本出兵东三省通电》等。

大会通过议事日程后，毛泽东在热烈的掌声中代表苏区中央局向大会作政治报告。他首先祝贺大会隆重召开。接着，充分肯定了全国各苏区特别是中央苏区取得的重大成绩；认为中央苏区是全国最大的革命根据地，是全国红军主力的所在地，它的巩固和发展，在全国苏维埃运动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指出目前中国的政治形势是有利于苏维埃运动发展的，为发展苏维埃运动，为进行革命战争，必须建立巩固的苏维埃区域，必须巩固和扩大铁的红军，必须使苏维埃政权真正变成工农群众的政权，必须彻底解决土地问题，必须加强反帝运动及职工运动的工作，必须纠正过去肃反工作中的错误，等等。

因仍须等待尚在途中的湘赣省和湘鄂赣省联合代表团，大会继续休会1天半。11日下午，湘赣省和湘鄂赣省代表团终于赶到瑞金，大会继续举行。

11月12日至18日，按照大会议程，大会代表先后听取了项英、张鼎丞、王稼祥、邓广仁分别作的《劳动法》《土地法》、少数民族问题、工农检查处问题等报告。大会代表对以上报告进行了热烈、认真的讨论。18日，大会主席团致电中共中央报告说：“大会圆满的召集，完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胜利。大会已热烈讨论你们所提出的劳动法，土地法，红军问题，经济政策，宪法大纲，并一致通过。现正选举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委员。知你们关心大会，特此电闻。”

按大会预定日程，11月19日上午，大会选举苏维埃政府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经过充分酝酿，大会以举手表决的方式，对63名候选人逐个表决，结果63名候选人全部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经过全体代表的努力，完成了会议议程规定的各项任务。11月20日，大会举行闭幕式。闭幕前，举行授旗授章典礼，分别给建立苏区功劳卓著的红三军团与红一、二、四、六、七、十、十二、十六军颁发了奖旗；给领导苏维埃运动的毛泽东、朱德、彭德怀、方志敏、徐向前等8人颁发了奖章。

在大会闭幕式上，毛泽东在热烈的掌声中微笑着走到讲台前致闭幕词：他说：“临时中央政府在目前时局之下，在大会所付托的使命之下有三个大的任务：第一是组织革命战争……第二是巩固扩大革命根据地，扩大到一省几省地区内首先胜利……第三，是创造一支大而有力的红军……”最后，毛泽东满怀激情地高呼：“革命战争胜利万岁！”“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万岁！”

雷鸣般的掌声中，一苏大会胜利闭幕。

6.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成立

一苏大会选出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委员是：毛泽东、项英、张国焘、周恩来、卢福坦、朱德、瞿秋白、张鼎丞、邓发、王稼祥、徐锡根、范乐春、陈绍禹、彭德怀、关向应、孔荷宠、方志敏、任弼时、贺龙、沈泽民、谭震林、黄平、曾山、林彪、陈郁、罗登贤、夏曦、邓子恢、刘少奇、刘大朝、陈正人、袁德生、崔棋、屈登高、段德昌、葛耀山、彭轨、陈福元、古大存、韦拔群、张华先、何叔衡、黄甦、胡海、滕代远、肖恒太、罗炳辉、陈毅、张云逸、周以栗、卢德光、胡均鹤、徐特立、邵式平、洪紫清、刘光万、余汉朝、吴致民、刘建中、李宗白、刘生元、王永盛、阮啸仙。

一苏大会闭幕后，1931年11月27日，在叶坪村外一片浓密的樟树林里，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最高权力机关—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会议按照苏维埃组织法规定的程序，选举毛泽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和中央人民委员会主席；项英、张国焘分别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副主席和中央人民委员会副主席。由此，毛泽东第一次走上管理全国政务的岗位，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和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重任。过去，红军官兵和根据地群众，都习惯称毛泽东为“毛委员”“毛党代表”“毛总政委”。从这时起，人们改称毛泽东为“毛主席”。这不单是对毛泽东称呼的改变，还是广大工农群众对中国共产党、对新生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热爱和期望！

按照苏维埃组织法的规定，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人民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任：

王稼祥为外交人民委员；

朱德为军事人民委员；

项英为劳动人民委员；

邓子恢为财政人民委员；

张鼎丞为土地人民委员；

周以栗为内务人民委员；

瞿秋白为教育人民委员；

张国焘为司法人民委员；

何叔衡为工农检察人民委员；

邓发为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

因瞿秋白在上海“左联”工作，暂不能到临时中央政府视事，张国焘在鄂豫皖苏区担负领导工作，周以栗患肺结核病住院治疗，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由徐特立代教育人民委员，梁柏台为副司法人民委员并主持司法部工作，何叔衡兼代内务人民委员。

1931年11月25日，又在瑞金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以朱德为主席，彭德怀、王稼祥为副主席，还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1932年2月改为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

大会结束后，瑞金改名为“瑞京”，瑞金县划为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直辖县。瑞金由此成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红色首都，叶坪村成了全国苏维埃运动的心脏和枢纽。

曾作为一苏大会会场的叶坪村谢家祠堂，用木板分隔成15个房间，国家各人民委员部分别在里边办公。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和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壮举，在当时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第一，它为极大地鼓舞全中国工农劳苦大众的革命斗志，树立了一面旗帜。在近代中国，深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压迫剥削的中国人民，尤其是中国的劳苦工农大众，早就渴望翻身解放，建立独立、民主、富强的新中国。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孙中山先生，建立国民党，奔走呼号，百折不挠，领导辛亥革命，创建资产阶级的中华民国。可是，他的强国富民之梦却被袁世凯的复辟砸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立即领导中国人民开展了反帝反封建斗争。1923年开始，中国共产党与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国民党携手合作，共同担负起领导中国人民推翻封建军阀统治、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历史使命。然而，1927年以蒋介石、汪精卫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却背叛孙中山遗愿，公然叛变革命，屠杀工农。他们与共产党决裂后，虽然仍然打着“中华民国”旗号，代表的却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建立的是封建阶级与官僚主义资产阶级相勾结的反动政权，使中国仍然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国人民仍然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主义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压迫和统治，仍然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全国劳苦大众对国民党及其领导的南京国民党政府深感失望和痛恨。正是蒋介石、汪精卫等国民党右派叛变革命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工农大众团结城市小资产阶级，开展革命武装斗争，深入土地革命，开始为建立工农民主专政的苏维埃共和国而奋斗。经过艰苦探索和浴血奋战，终于盼到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诞生，工农劳苦大众终于翻身做了主人，开始掌握自己的命运，参与国家政权的管理。在这面鲜艳的旗帜下，全中国劳苦大众的革命斗志无不受到极大鼓舞，他们从中看到了新中国的曙光和希望。

第二，它为中共对全国红军和苏维埃运动实行统一领导和指挥，创造了条件。党的八七会议后各地建立的红军和苏维埃区域，分散各地，互相之间很少联系，更谈不上在斗争中相互配合。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革军委成立后，尽管受当时交通和通讯条件限制，但它还是有利于中共对全国红军和苏维埃运动实行统一领导，统一指挥，有利于全国各苏区政令的统一和实施。

第三，它推动了苏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领导苏区军民开展了大规模的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建设，颁布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和经济文化政策，尽管在某些方面推行了王明“左”倾错误，但总体来说，苏区建设对根据地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无疑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第四，它对今后的斗争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在以后对张国焘斗争中的意义不可低估，而且对尔后与东北军西北军开展统一战线，发表‘八一宣言’和在与蒋介石谈判中取得一定的对等地位和成立各地边区政府、八路军新四军自成系统也有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