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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后，我又一次站在了她家门口。

这一周来，我试着不去想她。可我无事可做，没有叫我占用的时间，没有叫我分心的事情。医生还不允许我去上学，书看了几个月之后，我都看厌了，小伙伴们虽然顺便过来看望我，但我生病时间太久，他们的来访因而无法在我和他们的日常生活之间架起一座桥梁，他们看望我的时间也就变得越发短暂。我应该出去散散步，每天要多散步一些，又要不让自己感到疲倦。如果能让自己感到疲倦，那该多好啊。

青少年时代那些生病的日子，是多么着魔的日子！那个外部世界，在院子里或者在花园里或者在大街上度过业余时间的那个世界，只是带着沉闷的声响侵入病房。病人阅读的那些故事和人物的世界在病房里出没。高烧削弱了知觉，增强了幻想，使病房变成了既熟悉又陌生的崭新空间。那些怪物在窗帘和台布的图案里露出它们狰狞的面目，那些椅子、桌子、台架以及橱柜堆积成高山、大楼或者船只，它们近得触手可及，却又远得遥不可及。陪伴病人度过漫漫长夜的，是教堂塔楼大钟的钟声、偶尔从身旁驶过的汽车轰响以及汽车前灯投射到墙上和天花板上的反光。那是没有睡眠的时刻，但并非无法入眠的时刻，不是匮乏的时刻，而是丰满的时刻。渴念、回忆、恐惧、欲望形成了迷宫，病人在那里迷失、找回然后再度迷失。那是不论好或坏，一切都有可能的时刻。

病人身体好转，这种情况就会渐隐渐弱。可要是久病不愈，那么这间病房就被浸染上这样的氛围，而痊愈者虽然不再发烧，却依然会迷失在那些迷宫里。

每天早上，我怀着内疚醒来，有时睡裤上湿漉漉的或是污渍斑斑。我梦见了不恰当的画面和场景。我知道，母亲、指导我接受坚信礼并且令我敬仰的牧师以及我的大姐——我将童年的秘密透露给她，他们虽然并不想责骂我，而想以温柔体贴而又忧心忡忡的方式提醒我，可是这样的方式要比责骂更令人讨厌。尤其不恰当的是，如果不能被动地梦见那些画面和场景时，我就会主动地幻想到它们。

我不知道自己的勇气从何而来，竟然要到施密茨女士那里去。道德教育在某种程度上难道会反受其害吗？假若这种贪欲的目光和那种欲望的满足一样很恶劣，假若这种主动的幻想和这种富有幻想的行动一样很恶劣——那为什么不去满足它，不去采取行动呢？我日复一日地明白自己无法放弃邪恶的念头。我也想采取邪恶的行动。

我还有其他的考虑。去看她可能会有危险。可其实不可能存在危险。施密茨女士虽然感到奇怪，但一定会欢迎我，倾听我对自己的失礼所作的道歉，然后向我友好告别。不去看她才更为危险。我可能冒着无法摆脱自己的幻想的危险。那么说，如果去看她，我就是做对事了。她一定会表现正常，我一定会表现正常，一切都会恢复正常。

因此，我当时似乎用理智的方式提出论证，将我的欲望变成不寻常的道德考虑，也使我的良心不安保持沉默。但它并没有给我勇气到施密茨女士那里去。给自己事先想好托辞是一回事，我的母亲、尊敬的牧师以及我的大姐，如果他们真是彻彻底底想过的话，为什么他们不阻止我反而鼓励我到她那里去？而真的到她那里去，却完全是另一回事。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这么做。可如今，我认识到在当时的事件中有一种模式，即在我的一生中，思想和行动彼此听从还是不听从这种模式的安排。我思考然后得出结论，将这个结论保留在一个决定里，才获知，行动是另外一个问题，行动可以跟着这个决定走，也可不必如此。在我的一生中，没决定要做的事我往往做得够多，而决定要做的事却又往往没有做。不管可能是怎样的情况，行动开始了：它带我到了不想再见到的那个女人那里；它使我在上司面前说三道四，使我命运堪忧；它让我继续抽烟，尽管我已经决定戒烟，但在我认识到自己曾经是并且始终是烟民之后，我又戒烟了。我不是说思考和决定不会波及行动。可行动不是简单地执行一个人之前思考过和决定过的东西。它有着自己的由来，并以同样独立的方式成为我的行动，正如我的思想成为我的思想，我的决定成为我的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