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众志成城，凝聚赢得革命胜利的磅礴力量

1949年1月12日，在上海有着悠久历史的英文报纸《密勒氏评论报》转载了《纽约星报》发表的美国远东问题战略专家们关于题为“为什么中国共产党会取得胜利”的座谈会纪要。专家们认为：“中国共产党人正在取得节节胜利，因为他们将一个能够满足人民大众迫切需求的纲领付诸行动。”“共产党之所以节节胜利，因为他们比蒋政府更加关注中国人民的需要。他们的军队和政权是在一个为公众利益服务的明确思想指导下工作，更具有奉献精神和高效率。”是的，千方百计满足人民大众的需要，让人民大众过上幸福生活，给人民大众以美好的希望和期待，进而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众志成城，凝聚赢得革命胜利的磅礴力量，是中国共产党能够得到人民依赖和支持的根本原因。

中国共产党人历来关注人民群众的生活需要。早在1934年的战争年代，在极其艰苦恶劣的条件下，毛泽东就提出“要关心群众生活”。他指出：“解决群众的穿衣问题，吃饭问题，住房问题，柴米油盐问题，疾病卫生问题，婚姻问题。总之，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 他希望通过发展生产来满足人的需要，而且把能否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与能否巩固新生的政权联系起来。他强调：“农业生产是我们经济建设工作的第一位，它不但需要解决最重要的粮食问题，而且需要解决衣服、砂糖、纸张等日常用品的原料，即棉、麻、蔗、竹等的供给问题。” 如果不注重发展生产，不仅不能够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而且不能够巩固新生的政权。他指出，如果不能很快地学会生产工作，“不能使生产事业尽可能迅速地恢复和发展，获得确实的成绩，首先使工人生活有所改善，并使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那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 这实际上就把能否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联系起来，把真正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作为中国共产党各项工作的核心。

在延安流传着许多毛泽东关心人民群众生活需要的小故事。有一个村子的妇女不生小孩，毛泽东听说后，就请自然科学院的同志赶紧去进行调查研究，结果发现是当地的水质有问题。经过饮用水的改造，不久山沟里传出了婴儿的哭声，毛泽东高兴地笑了。

还有一个事例。中央医院来到延安之后，老百姓可以去看病。可是后来患者越来越多，医院忙不过来。有人就提议，把中央医院改为中央干部医院，只能给干部看病，就可以把看病的人员限制一下。毛泽东听到汇报后很不高兴地说：改什么改？那老百姓有病了找你看，你给不给看？最后医院没有改名。

然而，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农民的最大需要是什么？无疑是土地。

美国哈佛大学历史学博士龚忠武在《中国向农村的贫穷开战》一文中说：“中国广大的农村是中国社会的基础，从古到今，谁能够解决农民问题，谁就能够控制农村，谁就能够统治中国，就能使中国长治久安。当然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早就敏锐地看到了中国政治上的这个诀窍，这个千古不易的中国历史规律，所以中国共产党胜利了，国民党失败了。”

在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的农业大国，农民贫，则国家弱；农民富，则国家强。能否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始终是左右中国革命成败的关键因素。而能否调动农民积极性的关键在于能否有效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自19世纪中叶以来的百余年间，中国社会的进步阶级和阶层都提出过种种方案和主张，力图解决农民问题。19世纪50年代，太平天国的农民领袖们制定了反映农民意愿的《天朝田亩制度》；19世纪末，康有为在《大同书》中绘制了一幅大同世界的图画；20世纪初，孙中山把“平均地权”作为国民党的正式纲领的重要内容，倡导“耕者有其田”的民生主义。然而，这些美好的愿望终成一纸空文，没有得到实现，中国农民依然遭受来自各个方面的剥削和压迫，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中国共产党从诞生那天起就高度关注农民和土地问题，在调动城市工人阶级参加革命斗争的同时，提出“耕者有其田”的口号，带领广大贫苦农民“打土豪、分田地”，领导农民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始终不渝地奋斗。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来看，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把土地从封建地主手中转移到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手中，把农民从封建、半封建的土地关系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为工业化和民主化开辟道路，这本应是由资产阶级领导完成的民主主义性质的任务。但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由于错综复杂的原因，这个任务历史地落在了中国共产党的身上。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曾说：“中国没有单独代表农民的政党，民族资产阶级的政党没有坚决的土地纲领，因此，只有制订和执行了坚决的土地纲领、为农民利益而认真奋斗、因而获得最广大农民群众作为自己伟大同盟军的中国共产党，成了农民和一切革命民主派的领导者。” 因此，彻底改变中国旧有的封建土地所有制，结束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和压迫，让贫苦农民翻身得解放，成为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的革命追求。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时，就把没收土地归社会公有写进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党的三大把组织农民参加革命作为党的中心工作之一，并通过了《农民问题决议案》。1925年10月10日，中国共产党发表《告农民书》，从四个方面分析农民所受到的逼迫，明确提出“解除农民的困苦，根本是要实行‘耕地农有’的办法，就是谁耕种的田地归谁自己所有”的主张。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经过火与血的洗礼，举起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独裁统治的大旗。1927年至1937年，由于中国共产党在部分地区建立了苏维埃政权，便在这些地区开展了有计划的土地改革，并颁布了相应的政策法令。在创建井冈山根据地的过程中，红军把没收的地主土豪的财产和粮食，除留下一部分解决自身给养之外，剩余部分分给当地群众，一方面帮助当地群众解决生活困难，另一方面也借此发动群众，争取群众支持和参加革命。如1928年1月初，毛泽东、袁文才率领部队打下遂川县城，城内老百姓因受反革命宣传的欺骗或是外出躲避，或是闭门不出，整个县城冷冷清清。为了扭转这种局面，工农革命军一边进行宣传工作，一边以实际的物质利益来感化群众，争取群众的理解和支持。他们把打土豪没收来的粮食、现金等群众需要而又无标志的实物，夜间悄悄送到群众家里。人民群众慢慢理解了工农革命军的主张和行动，并积极走出家门，组织群众武装，成立乡村政权。1928年5月，中共湘赣边界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宁冈茅坪召开，会议讨论了深入进行土地革命的问题。10月，中共湘赣边界第二次代表大会讨论了土地问题和毛泽东起草的《井冈山土地法》，同年12月正式颁布。这是现存的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土地改革的法律文件之一。《土地法》规定：没收一切土地归苏维埃政府所有；一切土地经苏维埃政府没收并分配后，禁止买卖；以人口为标准，男女老幼平均分配等。这个《土地法》虽然有些粗糙，甚至存在不科学的提法，但是它对土地改革的基本问题都作了规定，使土地改革有法可依，为以后各苏区制定土地法规提供了借鉴。后来，在延安时期，毛泽东编辑《农村调查》一书时为其加了按语，说明此《土地法》是1927年冬天到1928年冬天一整年内土地斗争经验的总结；在这以前，是没有任何经验的。这个《土地法》有几个错误：“（一）没收一切土地而不是只没收地主土地；（二）土地所有权属政府而不是属农民，农民只有使用权；（三）禁止土地买卖。这些都是原则错误，后来都改正了。” 中国共产党正是在土地改革的实践中大胆探索，在满足广大农民对土地的渴望中勇敢纠正错误，逐步深化对土地问题的认识。

在抗日战争期间，为了最大限度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参加抗击外来侵略者的战争，中国共产党对土地改革政策也作出相应调整，把没收地主土地改为减租减息。减租减息的基本精神是削减封建势力，改善农民的经济生活条件，以便团结各阶层人民一致抗日。1945年年底，毛泽东在《一九四六年解放区工作的方针》中指出：“一九四六年，在一切新解放区，发动大规模的、群众性的、但是有领导的减租减息运动。工人则酌量增加工资。使广大群众，在此运动中翻过身来，并组织起来，成为解放区自觉的主人翁。在新解放区，如无此项坚决措施，群众便不能区别国共两党的优劣，便会动摇于两党之间，而不能坚决地援助我党。” 1946年3月26日，《解放日报》发表了《减租减息是一切工作的基础》的文章，指出：“减租减息是我党的一个最基本的政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首先就要使广大农民从几千年的封建压迫之下翻身，并推动他们起来进行新的民主建设；而现在使农民翻身的最基本的政策就是减租减息和减租减息以后的发展生产。”“只有贯彻减租减息，才能使我们的工作打下坚固的群众基础。”减租减息运动的广泛开展，使农民生活初步得到改善。当时流传着这样一段话：“佃农好比一盏灯，油快尽了，灯快灭了，幸亏共产党给添了一股油，这盏灯就明亮了。”表达了减租后的农民对中国共产党的感激。

1946年5月4日，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中共中央召开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这就是著名的“五四指示”。“五四指示”决定将抗日战争以来实行的减租减息政策，改变为实现“耕者有其田”的政策。其基本内容是，要坚决地支持和引导广大农民群众，采取各种适当方法，使地主阶级剥削农民而占有的土地转移到农民手中；用一切方法吸收中农参加运动，决不可侵犯中农土地；一般不变富农土地，对富农和地主有所区别，等等。“五四指示”的提出，标志着解放区在农民土地问题上开始由抗日战争时期的削弱封建剥削，向变革封建土地关系、废除封建剥削制度的过渡。这是中国共产党土地政策的重大转变。

随着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的新形势，要求解放区更加普遍深入地开展土地制度的改革运动，以充分调动广大农民的革命和生产的积极性，为正在胜利发展的解放战争提供源源不断的人力和物力支持。1947年7月至9月，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在西柏坡召开全国土地工作会议。与会者回顾中国土地改革的历史进程，总结土地改革取得的经验教训，围绕着土地改革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展开热烈的讨论，于9月13日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草案）》。10月10日正式颁布。《中国土地法大纲》明确规定，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废除一切地主的土地所有权；废除一切祠堂、庙宇、寺院、学校、机关及团体的土地所有权；废除一切乡村中在土地制度改革以前的债务；等等。很显然，《中国土地法大纲》是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共产党公开颁布的第一个关于土地制度改革的纲领性文件。它向全中国和全世界人民表明：中国共产党高举反封建的战斗旗帜，为在全国彻底消灭封建剥削的土地制度提供了一个基本纲领，对于新老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运动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并在国民党统治区产生了广泛的政治影响。

全国土地工作会议结束后，各大解放区按照《中国土地法大纲》的规定，进行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猛烈地冲击着几千年来的封建制度。特别是在解放区，约有一亿农民获得了土地，基本消灭了封建土地制度，打碎了几千年来套在农民身上的封建枷锁，改变了农村旧有的生产关系。翻了身的人民群众，劳动热情空前高涨，农业生产迅速发展，生活状况得到很大改善。他们决心保田保家，推翻蒋介石把持的国民政府，提出了“支援大反攻，参加胜利军；打倒蒋介石，拔掉老祸根”的口号，积极参军参战，支援前线。解放区天天锣鼓喧天，年轻人披红骑马光荣入伍，亲人眼含热泪送儿送郎争上前线。三年中，晋冀鲁豫解放区参军农民累计达148万人。

当时，中国的交通运输条件十分落后，主要依靠人力和相当落后的运输工具，用肩挑、车推、驴驮、船运等方法，从千里外将军粮、弹药等军需物资源源不断地送到前线，并将伤员运到后方医治。据不完全统计，在辽沈、淮海和平津三大战役中，动员民工达880余万人次，支前大小车辆141万辆，担架36万副，牲畜260万头，粮食4.25亿公斤。很多家庭全家出动推着一辆小车，父亲倒下了，儿子继续推车前行；儿子中弹牺牲了，老父亲抹抹眼泪，毅然驾车前行；全家出动驾驶一只木船，在敌人炮弹炸起的巨浪中，曲折前行把解放军运到对岸。车流滚动，船流浩荡，民心所向，势不可挡。时任华东野战军司令员的陈毅深情地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

几十年后，当年的国民党高级军事指挥官们的后代不断寻解父辈成为共产党手下败将的原因，当他们看到千百万农民自愿参加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和热情支前的史料时，感叹不已，不得不承认，共产党胜在顺民意、得民心，而民心尽失的国民党注定挽救不了失败的命运。

国际上对国共两党胜负的原因也均有定论。

哈佛大学历史系教授费正清认为，中国共产党正在取胜，是因为它将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贫苦农民组织起来了。国民党有过20年的时间去做这件事，但是它却没有抓住这个机会。共产党组织农民确有一套，泼辣、坚决，但是有利于群众、极具号召力。共产党的成功，恰恰反映出国民党在组织农民成为国家政权基础的无能和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