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少年励志

一

钱学森的父亲钱家治（1882—1969）是位教育家，对钱学森的一生影响很大。钱家治在日本学的是现代教育，回国后从事的也是现代教育，是位具有新思想的教育家。因此，虽然工作很忙，但他对钱学森的教育一直甚为用心。

钱家治对钱学森的教育，循循善诱，重视打好基础。他注重培养钱学森对读书的兴趣。他的书房里藏书颇多，钱学森常常在那里翻阅。众多书籍中的精彩故事和广博知识，帮助幼年的钱学森进入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此后，读书成为钱学森一生中最大的爱好。

钱家治很注重培养钱学森对大自然的热爱。大自然是本永远读不完的书。闲暇之时，钱家治经常带钱学森去公园和郊外游玩。躺在山坡上，闻着花草树木的阵阵清香，听着小河溪水的潺潺流淌，看着蓝天上大鹏展翅飞翔，他给钱学森讲具有生活哲理的故事。有一次，钱家治带钱学森去香山。满山的红叶如火如荼，湛蓝的天空盘旋着一只雄鹰。钱学森童心使然，对父亲说，“我要是大鹰多好啊，也能飞上天空了。”这可能是钱学森最早的航天情结。

热爱大自然，才会热爱生活；热爱生活，才会热爱祖国。对父亲的良苦用心，成人后的钱学森自然明白。钱学森曾深情地说：“我的第一位老师是我的父亲。”

钱学森的母亲章兰娟生于1888年，是大家闺秀，性格温柔，处事谦恭。她的这些优良品质对幼年的钱学森，有着重要影响。

钱学森在回忆母亲时曾说：“我的母亲是个感情丰富、淳朴而善良的女性，而且是个通过自己的模范行为引导孩子行善事的母亲。母亲每逢带我走在北京大街上，总是向着乞讨的行人解囊相助，对家中的仆人也总是仁厚相待。”

章兰娟喜爱中国古典诗词，从小就培养钱学森背诵唐诗宋词，从历史文化里吸取营养。在母亲的熏陶下，小小的钱学森会背诵许多诗词。虽然并不很懂得诗词里的深远意境，但天长日久，潜移默化，渐渐长大的钱学森，显得仪态大方、文儒清雅，对文学艺术情有独钟。

章兰娟还颇有数学天赋，心算很快。她经常跟钱学森做一些心算游戏，寓教于乐。心算游戏既给钱学森带来了童年的欢乐，也逐渐培养了钱学森对数学的爱好。后来，钱学森成为大科学家，尤其在数学方面十分杰出，应该和小时候母亲的培养密不可分。

二

1917年，不满6岁的钱学森，进入国立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附属小学校，即今天的北京第二实验小学学习。在班上，钱学森是年龄最小的学生，学习成绩却名列前茅。

当时的小学学制是初小4年，高小2年。钱学森在国立北京女子高师附小读了3年初小后，又转入国立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属国民学校高等小学校（简称国立北京高师附小），即今天的北京第一实验小学继续学习。

国立北京高师附小是当时教育部一所具有研究和试验性质的小学，创立于1912年。首任校长是当时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校长陈宝泉。大学校长兼任小学校长，足见对这所学校之重视。陈宝泉提出附小的办学方针是：“吸纳世界最新学理加以试验，为全国小学改进之先导。既为实验，须敢为前人所不为之事，创前人所未创之先。”

晚年的钱学森曾亲笔写下一份珍贵文件，回忆他一生中给予他深刻影响的人，总共17位。按时间顺序，父亲钱家治、母亲章兰娟之后就是于士俭。钱学森这样写道：“小学老师于士俭——广泛求知，写字。”

钱学森回忆这位老师时说：

于士俭老师教我们书法课。小学生可以按照自己的爱好，选择颜真卿、柳公权、欧阳修、赵孟 等人的字帖临写。于老师如果看学生写得不太好，就坐下来，照着字帖临写一个字，一笔一画地教。他写什么体的字，就极像什么体的字，书法非常好，使你不得不喜爱书法艺术。

在国立北京高师附小，当时还有一位老师，就是后来成为周恩来总理的夫人，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邓颖超。她是附小的第一位女教师，虽然没有教过钱学森，但许多年后有一次相见时，谈起同在这所学校的经历，彼此甚为亲切，钱学森恭敬地执学生之礼，尊称邓颖超为“邓老师”。

钱学森晚年在一封写给友人的信里，充满感情地说：“我曾经就读的师大附小，我的老师有级主任于士俭先生和在校但未教我们班的邓颖超同志。我想念他们！”

1923年，钱学森12岁时，从国立北京高师附小毕业，升入国立北京高等师范大学校附属中学校，即今天的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北京师范大学的前身是北京高等师范学校，1923年7月，改名为国立北京师范大学校。

钱学森入学时，校长是著名的教育家林砺儒。林砺儒生于1889年，1912年就读于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这也是当年钱学森的父亲钱家治就读的学校，算起来是钱家治的学弟。1919年4月，林砺儒到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任教；1922年，任附中主任（即校长）；新中国成立后，先后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教育部副部长。

林砺儒任北师大附中校长后，率先在全国仿欧美学制对当时的中学学制进行改革，推行“三三”新学制（即3年初中，3年高中）；并实行文理分科，自编教材，自定新的课程标准。这些在当时开创了中国教育史的先河。

北师大附中在林砺儒及一批具有新思想的教师的培育下，有着极好的校风和学风。学校的校训是“勤、爱、诚、勇”，办学宗旨是“培养健康身体、发展基本知能、培植高尚品格、养成善良公民”。学校弥漫着浓厚的民主、开拓、创造风气，这在当时的社会，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优良环境。在这个环境里，钱学森受到了良好熏陶，对他人生观的确立有着重要影响。

北师大附中分为理科部和文科部，钱学森在理科部。在附中的6年里，钱学森养成了良好的学习习惯，明白了读书是为了掌握知识而不是为了考试的道理。钱学森后来多次谈道：“当时的校长林砺儒先生能把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办成质量上乘的第一流学校，实在难能可贵。他实施了一套以提高学生智力为目标的教学方法，启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和自觉性。”

在钱学森提到的17位对他一生有深刻影响的人中，北师大附中就多达7位——

教几何课的傅仲孙老师，经常向学生说：“公式公理，定义定理，是根据科学、根据逻辑推断出来的，在课堂如此，到外面如此；中国如此，全世界如此，即使到火星上也是如此！”钱学森说，这是他第一次领悟到什么是严谨的科学。

教矿物学的李士博老师，把矿物的10级硬度，编成了合辙押韵的口诀：“滑、膏、方、莹、磷、长、石英、黄玉、刚、金刚”（“滑”是滑石，“膏”是石膏，“方”是方解石，“莹”是萤石，“磷”是磷石，“长”是长石，“刚”是刚玉），轻松之中就记住了。到了晚年，钱学森还能背得烂熟。

教生物学的俞君适老师，经常带领学生去野外采集标本，教他们解剖青蛙、蚯蚓。有一次，俞老师将钱学森叫去，给了他一条蛇，笑着说：“将它制成标本不挺好吗？这事第一要胆量，第二要技术。”钱学森后来回忆说，这是他第一次制作标本，锻炼了实践能力，让他永远铭记。

教化学课的王鹤清老师，课后对学生开放化学实验室，谁有兴趣做化学实验，随时都可以去做。

这样的教学理念和教学方法具有先进性、开放性，对学生的成长非常有帮助。钱学森说：“那时，每次临考前，大家从不紧张备考，不会因为明天要考试了，而临时开夜车背诵课本。大家重在理解，不在记忆。不论什么时候考、怎么考，都能得到七八十分。”钱学森还说，那时学生们还有这样的想法：“明天要考试，今天要备考，那是没出息。要考试，就是不做准备的考，那才叫真本事。学校也提倡这个风气。”反思我们今天的教育状况，我们的学校、老师乃至家长，应该从钱学森的成长经历中，获取更多的启示。

北师大附中还开设了许多选修课：音乐、绘画、文学、诗歌、外语……学生想修什么都可以。因此，学生的兴趣点很多，知识面很广。

钱学森虽然上的是理科部，但对文学也很感兴趣。他曾回忆在高中一年级时，喜欢上了写作，用文言文写文章小品。他还迷恋上了音乐。他说：“我们的音乐老师也非常好，上课时，他用一部手摇的机械唱机（当时没有电唱机）放些唱片，教我们学唱中外名曲，欣赏各种乐曲，如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等。后来，贝多芬憧憬世界大同的声响一直在我心中荡漾。”

钱学森的英语基础也是在北师大附中打下的。到了高中二年级，钱学森又选修了德语。

在北师大附中的日子里，钱学森接受了革命思想的启蒙和熏陶。钱学森说，当时“在附中上学，都感到一个问题压在心上，就是民族、国家的存亡问题”。

北师大附中有位董鲁安老师，教语文课。钱学森把他视为在附中期间对他影响最大的一个人。钱学森回忆说：“我们班上，给我们同学印象最深的是教语文（那时叫国语）的董鲁安老师。董老师实际上把这个课堂变成了思想政治教育课，讲了许多大道理。我们这些学生也就是从那个时候懂得了许多道理。”

北师大附中有一个小图书馆，虽然不大，却是学生们经常去的地方。图书馆主要有两类书。一类是中国古典名著，另一类是科学技术图书，钱学森经常去借来阅读。

钱学森一直对母校北师大附中，对在母校所受的教育念念不忘。1955年底，钱学森回国后不久即回到北师大附中看望母校老师。1981年11月2日，钱学森参加北师大附中80周年校庆大会。他回忆说：“中学时代的老师在知识、智力及能力方面都给我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我高中毕业时，理科课程已经学到我们现在大学的二年级了。我对师大附中很有感情，六年的师大附中学习对我的教育很深，对我的一生，对我的知识和人生观起了很大的作用。这是我一辈子忘不了的六年。”